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烈药 作者：阿瑟·黑利 内容简介 小说以美国医药工业为背景，描写一位年轻有为的女强人，从一个药品推销员起家，遍历艰辛，几经浮沉，终于成为公司总裁的曲折故事。小说生动介绍了美国制药界的众多内情，还揭露了企业内的种种明争暗斗，以及弄虚作假、吸毒渎职、贪赃枉法等社会现象。小说不仅保持了作者一贯的情节引人入胜的特色，而且比以往的作品更有深度和更富有人情味，即便在今天，仍然能给人以启示。 序幕 1985年 一架波音747客机离开伦敦已经半个小时了，坐在头等舱的医生安德鲁·乔丹伸出手去，紧握住妻子的手。 “别担心，”他劝道，“不会出事的。” “会出点儿事儿，”她说，“丹尼斯·多纳休会着手调查的。” 一听到这个带有新英格兰民粹主义思想的美国参议员的名字，安德鲁就做了一个鬼脸。“我在等午餐，”他抗议道，“你用得着败我的胃口，让我这么恶心吗？” “严肃点儿，安德鲁。记住，出了不止一条人命，还是跟药物相关的命案。” “那跟你也没有丝毫关系。” “还不都一样，如果要进入司法程序，也会牵扯到我。我也会进牢房的。” 他想让她从这颓废的情绪中振作起来：“不是什么都还没发生呢！就算你真进了牢房，我也保证每天去看你，我还会带上内藏钢锯条的蛋糕。” “嘿，安德鲁！”她把头转向他，她的笑容里交织着爱和悲伤。 他想，在结婚28年后，还能欣赏自己的妻子，这种感觉真好。她美丽、智慧，而且坚强。 他自言自语道，他可没有被感情所左右。妻子的优点还不止这些，而所有这些优点已经在他面前展示了上千遍。 “好甜蜜哦。”身边突然飘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安德鲁抬头看去。是一个年轻漂亮、活泼可爱的乘务员，她正看着他们紧握在一起的手。 他淡然地告诉她：“老年人那里也有爱情。” “是吗？”配合他那种口气，乘务员小姐也开玩笑说，“我还从来没体会过呢。再来点儿香槟？” “好的，谢谢。” 他发觉那个女孩在打量他。不夸张地说，即使在一个年纪小得足够做他女儿的女人眼里，他依旧风度翩翩。上个星期，伦敦报纸的专栏作家是怎样描述他的呢？“……的丈夫是一位满头银发，英俊潇洒，医术精湛的内科医生……” 安德鲁嘴上从来不说，心里却一直很受用。 香槟已经倒上，安德鲁往后靠了靠，他很享受在头等舱所能享有的特权。而比起往日，今天这些服务享受起来似乎没那么令人舒爽。当然，这花的都是他妻子的钱。虽然作为一个忙碌的内科医生，他的收入很可观，但是他还要考虑在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班上，要不要坐头等舱。至少，他从没想过花钱弄一架私人飞机在北美各地旅行，不过他妻子经常这么做，他自己偶尔也会沾点儿光。 需要更正一下，他自忖道：“只是以前这么旅行过，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真的是难以预测。” 钱从来不是他们婚姻中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为钱争吵过一次，从最开始，他的妻子就强调，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共有的。他们的银行账户都是联名的，尽管安德鲁现在的贡献要小得多，但他们谁都不计较这些数字的高低。 在这架飞行在大西洋上空的轰然作响的波音747客机上，安德鲁思绪翻涌。他们的手还是紧紧地握在一起。 “安德鲁，”他的妻子说，“你真暖心。总在我的身边，总是这么坚强。” “真有意思，”他答道，“我刚刚在想，坚强的人是你呢。” “坚强有很多种，而我需要你的那种坚强。” 为准备让他们用午餐，机舱里的乘务员忙碌起来。折叠桌被打开来，上面还搭配着放置好了的亚麻餐巾和银器。 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去抗争。” “难道你以前不这样吗？” 她像往常一样，仔细地想了想，说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要选一个律师。他必须踏实，不能夸夸其谈。如果只是个绣花枕头，会误事。” 他捏捏她的手：“这才是我的宝贝。” 她报以微笑：“在法庭上，你会坐在我旁边吗？” “我每天都会的。病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等我们把这件事了结，我再去照看他们。” “你可别这么做，尽管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 “还有其他的医生，可以安排一下。” “也许，”妻子说，“也许，找一个合适的律师，我们就能创造奇迹。” 鱼子酱刚被送到面前，安德鲁就用餐刀蘸了一下。遇到天大的麻烦，也没理由错过美味。 “很有可能，”他一边说，一边把鱼子酱抹在吐司上，“我和你因为一个奇迹走到一起，之后，又经历过不少你所创造的奇迹。为什么它不会再来一次？这一次，奇迹只为你而出现。” “可能会出现奇迹吧。” “是一定会出现奇迹的。”他轻轻地纠正她。 安德鲁合上了眼睛。香槟和高空飞行让他昏昏欲睡。但是在半睡半醒之间，他想起了第一个奇迹。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第一部 1957~1963年 1 乔丹医生平静地说：“约翰，你的妻子快不行了。她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乔丹面前这位瘦小的年轻人还穿着工作服，乔丹看着年轻人苍白而痛苦的脸，补充道：“我希望能跟你说点儿别的，但我认为你想要了解实情。” 这里是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的圣比德医院。傍晚降临，医院外面的噪声——小镇上的喧闹声——穿墙而过，但也没有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 在医院昏暗的灯光下，安德鲁看到病人丈夫的喉结痉挛着抖动了两下。然后这个男人才说出话来：“我只是没法相信。我们的生活才开始，刚刚开始。你知道，我们刚有了一个孩子。” “是的，我知道。” “这太不……” “不公平？” 那个年轻人点点头。他看上去是一个勤勉正派的好青年。约翰·罗，25岁，他只比乔丹医生小4岁。他很难接受这件事也在情理之中。安德鲁希望自己能够多安慰一下这个男人。尽管安德鲁经常与死亡打交道，他所受过的训练也使他知道死亡的征兆，但是他却不知道怎样与一个垂死病人的朋友或家属沟通。一个医生应该直言不讳、直截了当吗？还是说，要用一些更委婉的方式。他们在学校里面没有学过这些东西，离开学校之后也没有学过。 “病毒是不公平的，”他说，“而大多数病毒不会表现得像玛丽感染的这种病毒一样。通常病毒对治疗会有所反应。”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也许有的药物能够……” 他回答得太详细，其实也毫无意义，于是摇摇头：还没有。到现在为止，由晚期传染性肝炎导致的急性昏迷还无药可医。告诉约翰其他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作用。今天早些时候，安德鲁已经咨询过诊所的高级合伙人[1]诺亚·汤森医生，汤森还是这家医院的内科主任。 一个小时之前，汤森就告诉安德鲁：“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如果转送到我这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就是在那时，安德鲁通知了在工厂上小夜班的约翰·罗，工厂在布恩顿镇附近。 真该死！安德鲁看了一眼那支起的金属床上一动也不动的躯体。这是房间里唯一的床，走廊外面有醒目的标示：“隔离室”。静脉输液瓶挂在床边的架子上，葡萄糖，生理盐水和复合维生素B溶液正一点一点地通过针头输入玛丽·罗的上肢静脉。天已经黑尽了，外面风雨大作，时不时地传来风的呼啸声，雨下得很大。这是个糟糕的夜晚。这也是那个年轻的妻子和母亲的最后一个晚上，而她在上个星期还身体健康，充满活力。真该死，这不公平！ 今天是星期五。玛丽·罗是星期一来到安德鲁的诊所的，尽管当时她带着病容，但身形娇小的她依然可爱。她说自己不舒服，很虚弱，吃不下东西。她的体温是38.06摄氏度。 玛丽·罗还告诉他，4天前，她出现过相同的症状，还呕吐过，但是第二天便感觉好多了，于是她就误以为疾病——不管是什么病——已经离她而去。但是，现在它又回来了。她感觉很糟糕，比之前更糟。 安德鲁检查了玛丽·罗的眼白，看到了些许黄色。她的一部分皮肤也显示出了黄疸[2]。他对玛丽的肝部进行了触诊，发现肝脏柔软，有些增生。问诊时，安德鲁发现她上个月曾与丈夫一起去墨西哥短期旅行。他们当时住在一个小的不太正规的旅店，因为那里便宜。是的，她吃了当地的食物，也饮用了当地的水。 “你得马上住院，”安德鲁说，“还得验血来确诊，但是，就我的经验来说，我确信你染上了传染性肝炎。” 因为看到玛丽·罗像是被吓到了，他便向她解释：“很可能是你在墨西哥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或喝了不干净的水，病毒则很可能来自一个已经感染病毒却仍然在处理食物的人。在卫生条件差的国家经常发生这种事。” 至于治疗，多半是辅助性的，通过静脉往身体里输入一些适当的药物。安德鲁又补充，95%的病人完全康复需要三四个月，但住几天院之后，玛丽应该就可以回家了。 玛丽无力地笑笑，她问道：“另外5%呢？” 安德鲁大笑着告诉她：“不用担心！那不过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例外而已，你不在此列。” 这一点，他却说错了。 玛丽·罗的病情恶化了，她并没有好转。她血液里的胆红素含量变得越来越高，黄疸也日益严重，皮肤已经显现出令人担忧的黄色。更严重的是，星期三的化验结果显示，她血液中的氨浓度已经达到危险级别。这些氨是由肠道产生的，而由于肝脏功能衰退已无法将其代谢了。 紧接着，从昨天开始，她的精神状态恶化。她开始神志不清，失去方向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她认不出安德鲁医生了，也认不出自己的丈夫。安德鲁就是在那时告知约翰·罗，他的妻子病危。 星期四一整天，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折磨着安德鲁。在诊所看病的间隙，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一点儿也不起作用。他意识到，康复的障碍就在于病人血液中骤增的氨。怎样清除它？他知道，在现有的医药水平之下，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 最后，就是他刚刚想到的“不公平”，他竟然通过对推销员发火来摆脱这种挫败感，昨天下午那个该死的医药公司女推销员到他的诊所来了。她是“新药推销员”，或者应该叫她“女新药推销员”？他可不管这些。他甚至都没记住她的姓名和模样，只记得她戴眼镜，很年轻，只是一个孩子，也许刚入行不久。 这位推销员来自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事后，安德鲁也奇怪为什么那天前台说她在外面等候时，他会同意见她。反正他是同意了，大概是想着他可能了解到什么新东西，尽管当她开始说到她所属的公司刚推广上市的最新抗生素时，他的思绪就已经开始游走，直到她的那句话打断了他的思绪——“你根本就没听我说话，医生。”就是这句话使他失去控制。 “或许是因为我有更值得考虑的事，而你却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 这句话很粗鲁，但平时他不是这样的。只是在他对玛丽·罗病情担忧的同时，刚好碰上了他一向讨厌的医药公司，还有他们强行推销的做法。那些大公司也确实制造过一些良药，但他们不仅为推销药品而自吹自擂，还奉承医生，这实在让安德鲁厌恶。当他还在医学院读书时就碰到过这种事。医药公司的代表深知这些学生就是将来具有开处方权的医生，于是不断地奉承、谄媚。不提别的，当他们送学生听诊器、出诊包时，有的学生还是会欣然接受的，不过安德鲁可不是其中之一。尽管他没有多少钱，但他希望保持独立性，所以自己花钱买这些东西。 “医生，也许你可以告诉我，”昨天那个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推销员说，“到底有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 然后，他把玛丽·罗由于急性氨中毒而生命垂危的情况告诉了她，接着他又挖苦了她几句，说他指望菲尔丁–罗斯这样的公司能制造出一种阻止氨过量的药物，而不是来推销一些“me-too”[3]抗生素，这些抗生素比起市面上现有的那几种，也就那样了…… 他刚讲完，就已经为自己的失态感到惭愧了，推销员收拾好说明书和样品，只说了一句“午安，医生”，就径直走了出去。如果她再待一会儿，他说不定已经向她道歉了。 昨天就是这样。面对玛丽·罗的病情，安德鲁到现在还是一筹莫展。 今天早晨，他接到楼层护士长勒德洛太太打来的电话。 “乔丹医生，你的病人玛丽·罗真叫人担心。她已经失去知觉，对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了。” 安德鲁赶往医院。一个住院医师已在玛丽·罗身旁，她此时已完全昏迷。虽然赶着去医院，但安德鲁在路上就知道，他已经回天乏术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输液，以及期待奇迹。 现在，一日将尽，希望显然也已经落空。玛丽·罗的病情似乎不可逆转。 约翰·罗强忍着眼泪问：“她还会清醒过来吧，医生？玛丽会知道我在这里吧？” “很抱歉，”安德鲁说，“不太可能。” “我要就这样一直守着她。” “当然可以。护士会待在附近，我也会知会住院医师。” “谢谢你，医生。” 离开时，安德鲁还感到奇怪：谢我什么呢？他想喝杯咖啡，于是便朝着他知道的有现煮咖啡的地方走去。 医生休息室是一个像箱子一样的地方，里面只放着几把椅子，一个信架、一台电视机、一张小书桌，还有主治医生们的衣物柜。但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它很私密，还有持续供应的咖啡。安德鲁到那儿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然后陷进一张老旧的扶手椅中。没必要再待在医院里了，但他本能地想迟一点儿再回他所住的单身公寓。那是诺亚·汤森的妻子希尔达替他找的公寓，很舒服，但是他有时觉得有些孤单。 咖啡有点儿烫。在等咖啡凉下来的当口，安德鲁拿起《纽瓦克明星纪事报》扫了一眼，头版显眼的位置上是一篇关于“史普尼克”的报道。“史普尼克”，管它是什么意思呢，反正是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对了，这是苏联人在“新太空时代的开端”的炫耀声中刚刚发射到外层空间去的卫星。这篇报道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预计会下达命令，以加速推进美国的空间计划。苏联人在科技方面的领先使美国的科学家感到“震惊、羞愧”。安德鲁倒是希望这样的震惊能波及医学界。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这12年以来，医学领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存在太多令人沮丧的空白区，有太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扔掉报纸，拿起一期《医学经济学》。这份杂志有时让他开怀大笑，有时让他着迷。据说这是医生们最爱读的杂志，就连久负盛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也不如它引人注目。 《医学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功能：指导医生们如何尽可能多地赚钱，在赚到钱后又如何投资、如何管理开销。安德鲁开始读一篇名为“个人执业医师尽量降低税额的8种办法”的文章。他觉得自己应该了解一些类似的事，在多年的专业训练之后，一个医生最终总要开始挣一些钱，可是医学院里却不曾有老师教学生们如何理财。自从一年半以前安德鲁加入汤森医生的诊所后，他常常对每月流入银行账户的现款数额感到吃惊。这是一种新的体验，而且也不会让人不高兴。尽管他从来不想做金钱的奴隶，就像…… “打扰了，医生。”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安德鲁转过头来。 “我去过你的诊所，乔丹医生。你不在那儿，我就决定到医院里来碰碰运气。” 真见鬼！是昨天去他诊所的那个医药推销员。她穿着一件雨衣，已经湿透了，她褐色的头发还滴着水，眼镜镜片也被雾气笼罩着。脸皮这么厚——竟然闯到这里！ “你可能不知道，”他说，“这是一个私人休息室，我也没见过推销员——” 她接过话头：“到医院来。是，这我都知道。但我想这件事太重要了。”她放下公文包，摘下眼镜擦了擦，又开始脱雨衣，这一套动作进行得非常迅速。“外面的天气糟糕透顶，我从停车场过来，全身都湿透了。” “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他又一次注意到，这是一个年轻的推销员，很可能不到24岁。推销员把雨衣扔到一张椅子上。她语速很慢，话说得很小心。 “氨，医生。昨天你告诉我，说你有一个肝炎病人，因为氨中毒快死了。你说你希望——” “我说过的话，我自己知道。” 女推销员用清澈的灰绿色眼睛凝视着他。安德鲁意识到这是一个要强的人。她不是那种你会夸她漂亮的女人，他想，尽管她有一张讨人喜欢的高颧骨的脸。要是头发干了，梳理一下，她看起来可能会好些。脱掉雨衣之后，他发现她的身材也不错。 “你当然知道，医生。我敢肯定，你的记性要好过你的态度。”他刚想说点儿什么，她便用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我昨天没有也没法告诉你的是：我们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4年来一直在研制一种减少由肠道细菌产生的氨的新药，一种你的病人在那种危急情况下可能刚好用得着的新药。我只知道这些，但是我还不知道我们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进展。” “我很高兴听到有人正在尝试，”安德鲁说，“但我还是不懂——” “如果你继续听，你就会懂。”推销员用手把掉落在脸上的几绺湿漉漉的头发别到耳后。“他们试制的药叫作洛特霉素（Lotromycin）[4]，动物试验已经成功，现在已经做好了进行人体试验的准备。我能弄到洛特霉素。我带了一些过来。” 安德鲁离开座椅，站起来。“我没听错吧，小姐……”他想不起她的姓名了，头一次感到窘迫。 “我可没指望你记得，”又是那种不耐烦的语气，“我叫西莉亚·德格雷。” “德格雷小姐，你是在建议我给我的病人用一种我从没听说过的、只在动物身上试验过的药吗？” “不管是什么药，都得有第一个用它的人。” “希望你不要介意，”安德鲁说，“我可不想做这种先驱。” 推销员疑惑地扬起一条眉毛，声音也变得尖利了。“即使是你的病人要死了，同时又没有任何别的药可用，你也不试一试吗？你的病人怎么样了，医生？就是你昨天跟我说到的那位。” “比昨天还糟糕，”他犹豫了一下，“她现在已经昏迷了。” “就是说，她就要死了？” “喂，”安德鲁说，“我知道你是好意，德格雷小姐，你进来时我对你说话的态度不好，我也很抱歉。但不幸的是，太晚了，现在才开始用试验药已经太晚了。而且即使我想尝试，你对剩下来还要办的手续，要签的协议有概念吗？你知道我们还要经受多少其他的考验吗？” “我知道。”推销员说。这时她目光如炬，盯着安德鲁。安德鲁突然觉得他开始喜欢这个直截了当、生气勃勃的年轻女子了。她继续说：“是的，要办哪些手续，要签哪些协议，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事实上，从昨天离开你之后，我几乎什么都没干，除了尽全力搞清楚这些流程，再有就是劝说我们的研究部主任，让他给我一点儿目前还非常少的洛特霉素。但是，3个小时以前，我才在卡姆登那边的实验室里拿到药。然后，我马不停蹄地在这样糟糕的天气里，开车赶到这里。” 安德鲁开口刚说“感谢你——”但是，推销员不耐烦地摇摇头。 “还有，乔丹医生，所有必需的文件都处理好了。用药之前，你还需要得到医院和病人直系亲属的同意。但是，也仅此而已。” 他只能对着她干瞪眼。“我真该死！” “我们在浪费时间，”西莉亚·德格雷说着，把公文包打开，取出文件，“请你从这一份开始。这是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研究部为你准备的洛特霉素的说明书。还有，这是我们医学部主管写的一份备忘录，里面是用药指南。” 安德鲁接过这两份东西，看来要看的东西还蛮多。他一读起来，就完全被吸引住了。 快两个小时过去了。 “你的病人已经不行了，安德鲁，我们还有什么更多的会失去呢？”电话那头是诺亚·汤森的声音。安德鲁联系上了正在参加私人宴会的内科主任，并向他说明了制药公司提供的试验性药物洛特霉素的情况。 汤森继续道：“你说病人的丈夫已经同意了？” “是的，书面同意。我把一个行政主管从家里叫来医院，他已经让人把表单打好了。文件上都签了字，还有证人。” 签字之前，安德鲁还和约翰·罗在他妻子病房外的走廊上谈过话，年轻的丈夫充满渴望、非常激动。事实上，他太激动了，以至于安德鲁还劝他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也不要想太多。因为约翰·罗的手一直在发抖，他签的名字也歪歪扭扭。但毕竟是签好了字，而且在法律上有效。 现在，安德鲁对汤森说：“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送来的其他文件也符合程序要求，行政主管很满意。显然，因为这不是跨州生产的药物，程序就简单多了。” “你先要确保把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在病历上。” “我已经记上了。” “这么说，你只是缺少我的批准了？” “代表医院的批准，是的。” “我批准。”汤森医生说，“不过，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安德鲁。我认为你的病人实在病得太重了，不过还是让我们做一次学院式的试验吧。现在，你不介意我接着去吃美味的烤野鸡吧？” 安德鲁刚才一直在护士站打电话。他放下电话后，问道：“都准备好了吗？” 夜班护士长是一位已经不上全日班的年长的注册护士。她已准备好皮下注射器，将其放在一只托盘里。接着她打开冰箱，取出由那个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推销员带来的药，把那只透亮的玻璃药瓶也放进托盘里。“准备好了。” “那我们走吧。” 当安德鲁和护士走进病房时，看到今天早晨照看玛丽·罗的同一位住院医师奥弗顿在病人床边，约翰·罗在另一侧徘徊着。 安德鲁向住院医师解释了洛特霉素的相关事宜。他是一个粗犷而又外向的得克萨斯人。他用南方人的腔调说：“你在指望出现点儿奇迹吗？” “不。”安德鲁简洁地回答。然后转向玛丽·罗的丈夫说：“我想再强调一遍，约翰，这就像是一次远距离投射，是非常没有把握的事情。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懂。”约翰声音低沉，却充满感情。 护士正挪动着毫无知觉的玛丽·罗，准备在她臀部进行肌肉注射。这时，安德鲁向住院医师交代道：“医药公司方面说，这药得每4个小时注射一次。我已经写好了医嘱，不过我希望你……” “我会待在这儿的，主任。我也记住了，q–4。[5]”接着，住院医师把声音压低说：“嗨，打个赌怎么样？我和你的赔率一样，要是——” 安德鲁瞪了他一眼，让他闭了嘴。这个得克萨斯人在医院里受了一年的训练，这期间，他在工作上表现得极为称职，但他有一点却惹人嫌弃，那就是他对别人缺乏同情心。 护士注射完毕，查了脉搏，量了血压。她报告说：“没有反应，医生。生命体征没有变化。” 安德鲁点点头，暂时松了口气。他并没指望真的能有什么好转，而产生不良反应倒是更有可能，特别是这种处于试验阶段的药物。他的疑问是：玛丽·罗能活到明天早晨吗？ “如果她的病情更糟了，打电话到我家里。”他交代道。然后轻声对病人的丈夫说了句“再见，约翰”，就离开了。 回到公寓，安德鲁才想起来，他忘了把情况反馈给那个待在休息室里的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推销员了。这次，他记住了她的名字——德格雷。是叫辛迪吗？不，是西莉亚。他正准备打电话，又觉得过了这么久，她大概也已打听到这药没什么用了。明天再跟她谈吧。 [1] 美国的私人诊所需要挂靠一家或两家综合性医院，如果需要进行手术或遇到其他处理不了的情况，医生会将患者转诊到所挂靠的医院里。——译者注 [2] 黄疸的主要病因是胆红素代谢障碍，在临床上表现为巩膜、黏膜、皮肤及其他组织被染成黄色。——译者注 [3] me-too, 汉语直译为“我也是”，中文中一般直接称为me-too药，特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仿制药。例如，针对胃溃疡患者胃酸分泌过多的病症，研究人员发明了西米替丁。之后通过采用相同原理，改造西米替丁这种药物的结构而制造出来的雷尼替丁、法莫替丁等胃药就是me-too药。这种药的创新成分较少。——译者注 [4] 除了青霉素（penicillin）作为首创的药物之外，之后发现的抗生素在命名时大都有一个相同的词缀-mycin，如土霉素（terramycin），链霉素（streptomycin），红霉素（erythromycin）等。所以此处将Lotromycin翻译为“洛特（Lotro的音译）霉素”。这是作者虚构的药物。——译者注 [5] “q–4”的全称应该为“q–4H”，为医学上常见的用药时间简写，意为每4小时一次。类似的还有q–N（每晚一次），q–H（每小时一次）。另外此句中的“主任”英文原文为chief，译为“长官”“老大”“头儿”皆可，都是调侃的语气，对应奥弗顿医师说话的特征，并不表示安德鲁是医院的主任。——译者注 第一部 1957~1963年 2 通常在星期六的上午，安德鲁会从上午10点开始在他的诊所办公室接诊，然后在午间去一趟医院。今天，他颠倒了以往的行程，上午9点就赶到了圣比德医院。 今晨，清新的空气已经替代了昨夜的暴风雨，温度虽低，但是阳光明媚。 安德鲁正走上医院正门前的台阶，面前的大门猛地开了，住院医师奥弗顿医生从里面冲了出来。奥弗顿看起来很激动，他的头发乱糟糟的，像是起床太匆忙而忘了打理头发。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把抓住安德鲁的手臂。 “给你打过电话，你已经出门了。你公寓的门卫说，你往医院的方向来了。我得最先截住你。” 安德鲁把胳膊抽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住院医师使劲地咽了一下唾液。“不说了，跟我来。” 奥弗顿匆匆地走在安德鲁前面，他们穿过走廊进了电梯。在电梯向4楼上升的过程中，他不说话，甚至和安德鲁都没有眼神的接触。这位住院医师快步走出电梯，安德鲁一直跟着。 他们在那间病房外停下来。昨晚当安德鲁离开时，那里只留下了毫无知觉的玛丽·罗、她的丈夫、护士，还有住院医师。 “请进！”奥弗顿急不可耐地打了个手势，“快进去！” 安德鲁跨进门，然后站住了。他目瞪口呆。 身后的住院医师说：“你真该跟我打赌，乔丹医生。” 他又补充道：“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 安德鲁轻声说：“现在，我也不敢确信这是真的。” 玛丽·罗此刻已恢复了意识，穿着一件带蓝色蕾丝边的睡衣，靠坐在床上，对着他微笑。尽管她的微笑和整个人一样虚弱，但她目前的情况跟昨晚的深度昏迷相比，简直像是奇迹。她拿着一只塑料杯子，抿了几口水。昨天颜色变得更深的黄色皮肤，现在黄色明显变淡了。安德鲁进屋时，她的丈夫站起来，大笑着伸出双手。 “谢谢你，医生！谢谢你！”约翰·罗的喉结上下抖动。安德鲁握住他的手。病床那边的玛丽·罗热情地轻声加了一句：“祝福你，医生！” 轮到住院医师了。奥弗顿抢着握过安德鲁的手说：“祝贺你！” 然后他不同寻常地补了一声：“先生。”安德鲁惊奇地发现，这位粗犷的得克萨斯人眼中竟然闪烁着泪光。 楼层护士长勒德洛太太也赶过来了。平时，她总是表情严肃，显得心事重重，今天却笑容可掬。“医院里都传开了，乔丹医生。每个人都在说你的事情。” “你瞧，”安德鲁说，“那是一种试验中的药，洛特霉素。别人带给我的。我没有——” “在这里，”护士说，“你是英雄。我要是你，就不争辩。” “我为她验了血，”住院医师汇报说，“结果表明，氨含量已经下降到毒性水平以下。而且，胆红素没有上升。所以，接下来就全是常规疗法了。”他又自言自语道：“真难以置信！” 安德鲁对病人说：“我替你高兴，玛丽。”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有谁看见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那位小姐吗？那位德格雷小姐？” “她刚刚还在这附近，”勒德洛护士说，“她也许在护士站那里。” “失陪了。”说着，安德鲁走了出去。 西莉亚·德格雷正在走廊上等着。她已换掉昨晚的衣服，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 当他们对视时，安德鲁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种局促不安的空气。 “你头发干了，看起来好多了。”他说。 “你也不像昨天那样严厉暴躁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你听说了吗？” “嗯。” “那里……”安德鲁示意了一下病房的方向，“在那里，他们都感谢我，但你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感谢的人。” 她笑着说：“你是她的医生！” 忽然之间，好像冰释前嫌，他们共享着喜怒哀乐。片刻之后，安德鲁自己也吓了一跳，他竟把西莉亚搂在怀里，吻了她。 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两人喝着咖啡，分享着一块丹麦式糕点。西莉亚·德格雷摘下眼镜说：“我已经给我们公司的医学部主管打过电话，告诉他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跟研究部的一些人也说了。大家都很开心。” “他们应该高兴，”安德鲁说，“他们研究出了一种好药。” “他们还让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写一篇讲述你对洛特霉素使用情况的病例报告发表在医药杂志上？” 他答道：“乐意效劳。” “自然，这对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有好处，”推销员俨然是谈公事的语气，“因为我们期望洛特霉素成为一种很重要的药品，一种畅销药物。同时，这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安德鲁微笑着承认：“也许不会。” 品着咖啡，安德鲁陷入沉思。他知道，凭着对面坐着的这位出色而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给他创造的机会，或者说是一次侥幸，他参与到了医学史的进程中。内科医生很少有这种机会。 “喂，”安德鲁说，“我有话要跟你说。昨天，西莉亚，你说我没礼貌，你说的是对的。我之前对你很粗暴，我向你道歉。” “没必要，”她欢快地说，“我喜欢你昨天的样子。你担心你的病人，别的什么也不关心。你对病人的关心，大家都看得出来，而且，你总是如此。” 这个看法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你怎么知道？” “因为别人告诉过我。”她脸上又现出那温暖的微笑。她把眼镜戴上又摘下，摘了戴，戴了摘，这似乎是她的习惯。西莉亚继续说：“关于你，我知道很多，安德鲁·乔丹。一部分是因为我的工作，我得认识一些医生，另一部分是……好吧，以后再说。” 他心想，这个与众不同的姑娘有很多不同寻常的方面。他问道：“你还知道些什么？” “比如说，我知道你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求学时，成绩名列前茅。还有，你在麻省总医院做过实习生和住院医师；我还知道，只有最优秀的毕业生才有这种机会。另外，汤森医生从50个申请人中选择了你进入他的诊所，因为他知道你很优秀。你还想听更多的吗？” 他笑出了声。“还有吗？” “没别的了，都是说你优秀的，安德鲁。每个人都这么说。当然，我已经发现了你的一些缺点。” “我很震惊，”他对她说，“你是想说，我毕竟不完美，是吧？” “你在认知上有一些盲点，”西莉亚说，“比如对医药公司。你对我们有非常深的偏见。哦，我同意有些事情——” “先停一下！”安德鲁举起一只手，“我承认我有偏见。但我也要告诉你，这个上午，我已经准备好改变我的看法了。” “那很好，但不要都转变。”西莉亚又回到谈公事的语气上，“我们医药行业做了许多好事，你刚刚也看到其中一件好事起了作用。但也有些事情不那么好，那是一些我不喜欢，并且想改变的事。” “你想改变它们。”他扬起眉毛，“单枪匹马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是一个女人。” “既然你直说了，那么，是的，我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西莉亚严肃地说：“女人能做很多她们从来没做过的事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事实上，它已经到来了。” “现在，连这一点我也相信，我特别相信你。”安德鲁又加了一句，“你之前说过还有话要告诉我，又说以后再谈，是什么事。” 第一次，西莉亚·德格雷犹豫了一下。 “是的。”她灰绿色的眼睛坚定地直视着安德鲁的眼睛，“我本打算等我们下次见面时再说，但是也许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嫁给你。” 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如此富有生气，如此个性鲜明，更不用提她那一系列令他惊讶的言语了。他从没碰到过一个像她这样的人。安德鲁笑起来，突然也转变了他的旧观念。 一个月之后，在少数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安德鲁·乔丹医生和西莉亚·德格雷悄悄地举行了婚礼。 第一部 1957~1963年 3 在度蜜月的第二天，西莉亚对安德鲁说：“我们的婚姻会很美满。我们要让它美满。” “要是你问我……”他们躺在海滩浴巾上，安德鲁翻身去吻妻子的后颈。“要是你问我的话，我们的婚姻生活已经很美满了。” 他们在巴哈马群岛的伊柳塞拉岛上。现在是上午10点左右，温暖的阳光洒下来，天空中有几片淡淡的云彩。白色的沙滩似乎无边无际，沙滩上除了他们，没有别人。离岸而去的微风，刚逗弄完棕榈树叶，接着又在那平静而清亮的海面上激起一层层涟漪。 “如果你指的是性，”西莉亚说，“我们的结合还不坏，是吗？” 安德鲁用手肘支起头部说：“仅仅是不坏吗？你好到让人沉醉。你从哪儿学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还是别告诉我了。” “我也可以问你这样的问题！”她挑逗道。她的手轻抚着他的大腿，舌头轻轻探索着他的唇线。 他一把抓住她，对她耳语道：“来！咱们回房间去吧。”“为什么不在这儿享受一下？要不去那边茂盛的草丛里？” “你想吓唬当地人吗？” 他拉起她，跑过海滩，她一边大笑一边说：“假正经，你真是假正经。真看不出来。” 安德鲁拉着她进了那个别致的茅草屋。他们昨天才搬进来，接下来还要住10天。 “我不想跟蚂蚁和螃蟹分享你。如果这让我看起来是假正经的话，那就是假正经吧。”说着，他脱掉了泳裤。 但西莉亚在他之前，已经脱掉了比基尼，赤裸地躺在床上，她仍在欢笑。 一个小时后，他们又回到海滩，西莉亚说：“我之前说到我们的婚姻……” “会幸福美满，”安德鲁抢着说完，“我同意。” “要实现婚姻的幸福，我们都必须满足自己的愿望。” 安德鲁满足地躺着，双手交叉着枕在脑后。“我也同意。” “因此，我们得有孩子。” “要是我能帮上什么忙的话，请让我——” “安德鲁！严肃点儿。” “不行。我太高兴了。” “那我就代表我们俩人多严肃一点儿。” “要几个小孩？”他问，“什么时候？” “我想过了，”西莉亚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两个——第一个尽快，第二个两年之后再要。这样的话，30岁以前，我就完成生育的事了。” “很好啊，”他说，“也很利索。不过我好奇的是，你年纪大了之后，有什么计划吗？我是指30岁以后。” “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不记得了。不过，亲爱的，如果你还记得，以我们跳进婚姻的速度，哪有时间讨论什么人生哲学。” “好吧，”西莉亚说，“我跟山姆·霍桑谈过我生孩子的计划，他认为这很好实现。” “山姆是对的！不管他是什么人。” 安德鲁眉头一皱，问道：“等等，是代表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参加我们婚礼的那个人吗？” “对。山姆·霍桑是我的上级，是地区销售部经理。他是和他的妻子莉莲一起来参加婚礼的。” “知道了。想起来了。” 现在，安德鲁回想起来：山姆·霍桑是一个和气的高个子，35岁左右，过早地秃了顶，宽大而坚毅的脸使安德鲁想起那些雕刻在拉什莫尔山上的总统雕像。霍桑的妻子莉莲是一个有着黑色头发的漂亮女人。 安德鲁把三天前的事重温了一下，说道：“你别怪我，当时我乐得有点儿魂不守舍。” 现在想来，他魂不守舍的一个原因就是西莉亚头戴半遮面的面纱，身穿雪白的婚纱出现在婚礼上时的动人模样。婚礼在他们选定的一家当地酒店的会客厅举行，由一位友善的法官主持，他也是圣比德医院董事会的董事。汤森医生挽着西莉亚，把她送进会客厅。诺亚·汤森的气质正合适，一副经验丰富的家庭医生的派头，两鬓微霜，神色庄重，看起来就像是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由于英美两国前一年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矛盾，最近这位首相的照片经常配以缓和两国关系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 西莉亚的母亲从费城赶来参加婚礼。她是一个瘦小的，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寡妇。西莉亚的父亲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所以才由汤森来充当父亲的角色。 在巴哈马群岛的太阳下，安德鲁闭上眼睛避免阳光的直射，但当他闭上眼时，却更真切地回味起汤森把西莉亚带进来时的情景…… 自从在那个值得纪念的上午西莉亚在医院自助餐厅宣称要嫁给他以来，这一个月中，安德鲁除了被西莉亚的魅力所吸引以外，他还越来越感受到有一种和西莉亚的魅力一样吸引着他的东西。他猜想这就是“爱”，但又好像和所谓的爱情不太一样。比如，他一直奉行的独身生活现在就要放弃了，婚姻把两个人的生活与个性完全缠结在一起，这既让他困惑，又让他高兴。他找不出和西莉亚十分相似的人。和她在一起，他从没觉得乏味。她的表现经常出人意表。见多识广、足智多谋、聪明伶俐——这些都源自她无拘无束、多姿多彩、独立自主的性格。几乎从一开始，他就觉得自己很走运。好像通过摇奖机器，让他摇中了人人都想得到的大奖。当他把西莉亚介绍给他的同事时，他感觉到别人也对西莉亚充满爱慕之情。 安德鲁曾交过女朋友，但时间都不长，他也从没有认真考虑过结婚的事。这使他与西莉亚的相遇显得更加非同寻常。因为当西莉亚——用传统的说法——“求婚”时，他毫不迟疑、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一点儿想要拒绝的念头都没有。 但是……直到安德鲁看见西莉亚穿着白色婚纱时，他才真正爱上了她。她光彩照人，活泼可爱，既年轻又性感，任何男人想从女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她都有。直到这时，安德鲁心里才像有一团火球爆炸似的顿时敞亮了，他真正爱上了她，而且坚信不疑地知道——这种坚信不疑在人的一生中碰不到几次。他知道自己交了难以置信的好运，知道这正在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变更，还知道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许多人都玩世不恭，但他和西莉亚将来绝对不会分居两地，也不会离婚。 安德鲁在想起当时的感受时觉得，正是“离婚”这个词使他此前一直不想结婚，尽管同龄人都在20岁出头就结婚了。当然，是父母的离异使他产生了这种想法。在安德鲁看来，他母亲参加婚礼，带着的是不受欢迎的离婚人士的身份。她像一只年老的花蝴蝶从洛杉矶飞来，逢人便说她最近一直在忙于摆脱自己的第四任丈夫的纠缠，但是她放下了这件事来参加儿子的“第一次婚礼”。安德鲁的父亲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当安德鲁问起父亲时，她说：“哦，亲爱的，我都快记不得他长什么样子了。20年来我都没和他见过面。我之前倒是听说：这个老流氓和一个17岁的妓女住在巴黎。” 多年来，安德鲁尝试过理解自己的母亲，想为她的行为找一个适当的理由。但悲哀的是，他总是得到同一个结论：她是一个没有头脑、浅薄自私的美丽女人，只能吸引和她同类型的男人。 他邀请母亲参加婚礼——尽管之后他希望自己没这样做——是出于责任感，也出于一种信念：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亲生母亲总得有点儿感情。他也根据他所知道的父亲的最后一个通信地址，发去了一封信，通知父亲他就要结婚了，但杳无音信。以后还会不会收到回信，安德鲁都感到怀疑。每隔两三年，他和父亲会互相寄一张圣诞贺卡，仅此而已。 安德鲁是他父母短暂婚姻中仅有的孩子。安德鲁希望西莉亚见的他的另一个亲人在两年前去世了。那位亲人是他没结过婚的姑姑，安德鲁童年的大多数时光是和她一起度过的。这位姑姑不算富裕，可以说是攒着钱供安德鲁读书直至他从本科学校和医学院毕业，殊为不易。安德鲁的父母都没有资助过他。在她死后，安德鲁才在律师事务所看到她的遗产——可怜巴巴的，只有几百美元。也是在她死后，安德鲁才发现，姑姑为他做了多大的牺牲。 事实上，婚礼那天，西莉亚对安德鲁的母亲应对自如。不需要安德鲁解释，她便明白了眼前的状况。她对安德鲁的母亲很真诚，甚至很热情，同时避免了那种假惺惺的过分亲热。之后，当安德鲁为他母亲古怪的言行表示歉意时，西莉亚回答道：“亲爱的，是我们两个人结婚，又不是我们两个家庭结婚。”接着，她又说：“现在，我就是你的家，你从我这里得到的爱会比你此前得到的所有爱都多。” 今天在海滩上，安德鲁已体会到西莉亚的话的意义。 “要是你同意，”西莉亚继续着他俩刚才的对话，“我准备在怀第一胎时，大部分时间还继续工作，生产后离开一年，当一个全职母亲。接着再去工作，直到怀上第二个孩子，随后再这样循环一次。” “我当然同意，”他说，“在享受爱情和让你怀孕期间，我计划只看几个病人。” “你得多接诊，继续做一个关心病人的好医生。” “但愿如此。”安德鲁幸福地叹着气说。没过几分钟就睡着了。 他们用接下来的几天了解对方，结婚之前，他们可没时间这样做。 他们每天的早餐都由一位叫雷蒙娜的黑人妇女送到房间里来。她乐观开朗，非常慈爱。西莉亚在一天吃早餐时说：“我喜欢这里，喜欢这个小岛，喜欢这里的人，这里的安静。你选的这个地方真让我开心，安德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里。” “我也开心。”他说。 安德鲁最初建议去夏威夷度蜜月。可是，他感觉西莉亚有点儿不情愿，就提出了这个备选方案。 现在西莉亚说：“我之前没告诉你，要是去夏威夷的话，我会很难过。” 当他问她为什么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往日的画面来。 1941年12月7日，当时西莉亚只有10岁，和她的母亲住在费城，身为美国海军士官的父亲——威利斯·德格雷——正随军驻扎在夏威夷，他是珍珠港内停泊的美军战舰“亚利桑那”号上的军士长。日本人进行突然袭击的那天，“亚利桑那”号被击沉。船上有1 102名水手丧生。大多数人困死在舱内；他们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威利斯·德格雷是其中之一。 西莉亚接着回答安德鲁的问题：“是的，我记得父亲。当然，他那时经常出海。但只要他回来休假，家里就会很热闹，大家会很开心。知道他即将回家时，我们总是很激动。连我的小妹妹珍妮特都安静不下来。尽管她对他的印象不如我深刻。” 安德鲁问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回答之前，西莉亚想了想。“他的个子很高，说话声音响亮，他会让周围的人很开心，他也喜欢小孩。他很强——不只是形体，尽管他确实也身强体壮，但他的精神力量更强大。我的母亲就不一样，你可能看到了。她完全依赖父亲，甚至当他不在家时，他还得写信告诉她该怎么做。” “现在，她就依赖你了吧？” “看起来是这样。事实上，我父亲刚去世时她就这样了。”西莉亚笑道，“当然，我太过早熟，现在可能也一样。” “是有一点儿早熟，”安德鲁说，“但我确信我能接受。” 之后，他温柔地说：“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愿去夏威夷度蜜月了。难道你去过珍珠港？” 西莉亚摇摇头。“我母亲一直不想去。虽然我自己搞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至今也不准备去。”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听说，人们可以到‘亚利桑那’ 号沉没的地方去，往海面之下看也能看见那条船，但是一直没办法把它打捞上来。安德鲁，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到我父亲牺牲的地方去，但不是一个人去。我想带着我的小孩一起去。”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安德鲁说：“没有，这念头一点儿也不奇怪。我向你保证，等我们有了小孩，等他们到了能明白事理的年纪，我会安排这件事的。” 另一天，在一只渗水的斑驳的小划艇上，安德鲁一边笨手笨脚地努力划船，一边和西莉亚谈论她的工作。 安德鲁评论说：“我总以为医药公司的新药推销员都是——呃，都是男人。” “不要划得太远，我感觉这破玩意儿要沉了。”西莉亚说，“对，你是对的——尽管有一些女人，但大部分都是男人；有些女人以前还做过军队的护士。不过，我是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第一个女新药推销员，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 “这可是一个成就。你是怎么做到的？” “兜兜转转。” 西莉亚回忆起来，1952年她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取得了化学学士学位。她靠奖学金以及晚上和周末在药房打工，读完了大学。 “在药房工作的时候，一只手根据医生的处方给顾客拿药，另一只手要给顾客拿卷发器、除臭剂之类的，我学会了许多后来对我有用的东西。对了，有时我也私下卖一些东西。”她解释道。 男人，大多数是年轻人，有时来到药房时会不自在地走来走去，想引起男售货员的注意。西莉亚一看他们这样子总能明白，她就问：“请问您要买什么？”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他什么时候忙完？” 西莉亚会亲切地说：“如果你需要避孕套，我们有不少品种供你挑选。”然后，她就从柜台下面拿出各种品牌的货品，把盒子堆在柜台上。那些男人羞红了脸，买后马上就走。 偶尔也会有人无礼地问西莉亚，能不能帮他试一下这种产品。她对这种问题准备好了回答。“好啊，你说什么时候吧。我想现在我的梅毒已经好了。”有些人可能意识到这是玩笑，但显然没有人想冒险，因为凡是提过这种轻薄问题的人，往后再也没有露过面。 安德鲁大笑着把桨放在一边，让小艇随波漂流。 西莉亚又说，获得学士学位后，她向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申请了一个助理药剂师的职位。她被录用了，然后在实验室工作了两年。 “我在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主要是，除非你有志于献身科学，否则你会发现实验室的工作很单调，而且总是重复，让人厌烦。我感兴趣的是销售和市场。当时，我就很感兴趣，现在我仍然对这两件事情感兴趣。”她又加了一句，“而且销售部门可以做出重大决策。” 可是，想从实验室转到销售部门去工作，实施起来很困难。起初，她按常规流程提交报告，被拒绝了。他们说：“由于公司的政策，销售部门只会雇用女性当秘书。” 她不愿接受上级的这个政策，于是想出了一套办法。 “我想到，如果公司改变政策，那么提出这项改变的人应该是山姆·霍桑。你在我们的婚礼上见过他。” “就是你的那个上级，地区销售部的领导，”安德鲁开玩笑说，“那个批准我们生两个孩子的人。” “对，他点头了，我才能继续工作。我当时想清楚了，想影响霍桑，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他的妻子。这要冒风险。这个办法差点儿行不通。” 西莉亚发现，霍桑太太在一些妇女团体中很活跃，这样看来，她也许会同情另一位有事业心的女性。于是，在山姆白天去公司上班的时候，西莉亚去他家里拜见了他的妻子。 “我从没见过她，”西莉亚对安德鲁说，“我也没有预约。我直接摁响了门铃，然后闯了进去。” 霍桑太太的接待充满敌意。她30岁出头，比西莉亚大7岁，是个强势、干练的人。当西莉亚说明来意时，她不耐烦地把乌黑的长发向后拨弄。最后，莉莲·霍桑说：“真有趣，我跟我丈夫的工作没有关系。还有，他要是知道你来这里，他会发火的。” “我知道，”西莉亚说，“我可能还会失去工作。” “你来之前，就该考虑到这点。” “我考虑过，霍桑太太。但是，你的思想进步，你相信女性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你相信女性不应该由于她们的性别而受到不公正的惩罚，这让我想过来冒一次险。” 有那么一刻，莉莲·霍桑似乎要爆发了。她声色俱厉地对西莉亚说：“你真是放肆！” “没错，”西莉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推销员。” 霍桑太太盯着她，突然笑出声来。“天呐！”她说，“我确实相信你可以。” 过了一会儿，霍桑太太说：“你来的时候我正要去煮咖啡，德格雷小姐。到厨房来吧，咱们聊聊。” 这是一段友谊的开端，这段友谊会年复一年地延续下去。 “之后，”西莉亚对安德鲁说，“她费了好些工夫劝说山姆。他总算接见我了。我想他对他所看到的比较满意，同时莉莲也不断地对他吹‘枕边风’。然后，他还要得到他的上级的批准。不过最后，一切都实现了。”她低头看了看小艇里渗进的水。这时，水已没过了他们的脚踝。“安德鲁，我说对了！这玩意儿快沉了！” 他们笑着跳到艇外，拖着小艇向岸边游去。 西莉亚在和安德鲁共进晚餐时说道：“在销售部门当上新药推销员以后，我就知道了，我不能只是做得和男推销员一样好，我需要更优秀才行。” “我记得最近的这次经历，”安德鲁说，“你做得不止比男推销员好，你做得比我这当医生的都好。” 她欢快地笑了，摘下眼镜，伸手越过桌子，摸了一下丈夫的手。“我在那儿运气很好，还不单是靠洛特霉素救活了病人。” “你老是摘下眼镜，”安德鲁问，“为什么？” “我近视，离不开眼镜，但是我又知道摘下眼镜自己看上去会更漂亮。这就是原因。” “你戴不戴眼镜都好看，”他说，“如果你觉得眼镜碍事，可以考虑用隐形眼镜。很多人都开始用了。” “等回去了，我再去查查有关隐形眼镜的事，”西莉亚说，“说到我现在这样子，还有哪里要改的？” “你现在的一切，我都喜欢。” 他们是手牵着手从住的地方走到这里的。路程有1.6公里，弯曲的小路是随意铺设而成的，他们一路走来也没看见几个人。夜晚依旧暖和，能听得见的只有浪打礁石和小虫唧唧叫的声音。现在，坐在这家简陋的、叫作“旅客之家”的小饭馆里，他们正在吃带有当地特色的饭菜：油炸石斑鱼、青豌豆和米饭。 “旅客之家”的食物虽然上不了《米其林指南》，但对于饿着肚子的人来说，这就是美味佳肴。店主把刚捕到的鱼放在一口有年头的长柄平底锅中，点燃柴火，把鱼煎熟。店主名叫克利欧法斯·莫斯，是一个高大干瘦的巴哈马人。他把安德鲁和西莉亚引到一张能俯瞰大海的桌子边，将一个瓶口插着蜡烛的啤酒瓶摆放在他们中间。他们眼前是四散的云朵和一轮近乎完满的明月。西莉亚提醒安德鲁道：“新泽西恐怕已经是多雨的湿冷天气了。” “我们很快就要回去。还是多跟我说说你自己以及卖药的事情吧。” 西莉亚说，她当上新药推销员后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内布拉斯加州。在她之前，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在那儿没有销售代表。 “这对我有好处。我很清楚我的处境，因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没有组织，没有资料，也没有人告诉我该去找谁，没人告诉我该去哪里找。” “你的朋友山姆是否故意这样做来考验你？” “有可能。我没问过他。” 西莉亚什么也没问，而是马上开始工作。在奥马哈，她找了一套小小的公寓作为根据地，然后开着汽车一个城镇接着一个城镇地跑遍了内布拉斯加州。每到一个地方，她就将黄页电话号码簿上写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的部分撕下来，然后用打字机打出来，登记好了入档，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她发现，这个辖区里有1 500名医生；之后，她把精力集中在其中的200名医生上，她估计这些医生是开处方开得最多的。 “你离家那么远，”安德鲁说，“有没有感到孤单？” “没时间去想，我太忙了。” 她很早就发现要见一个医生有多难。“有时，我要在候诊室里等上几个钟头，但是等我终于进去了，医生也许只给我5分钟时间。有一天，在北普拉特市，一个医生把我从办公室里撵了出来。不过，他同时也帮了我一个大忙。” “怎么帮忙的？” 西莉亚尝了尝油炸石斑鱼，说道：“油放太多了！我不该吃，但是这太好吃了，不吃怪可惜的。”她放下叉子，靠在椅背上回忆起来。 “安德鲁，和你一样，他也是一个内科医生。我看他大概有40岁，可能他那天过得不太顺心，反正我刚准备推销药品，他就打断了我。‘小姐，’他说，‘你是想跟我谈专业的药物问题吧，让我先说。我花了4年读医学院，又花了5年做实习医生和住院医师，我行医也有10年了。虽然我并不是什么都懂，但比起你，还是懂得更多，这一点不算奇怪吧！刚才你想凭你那点儿浅薄的知识给我讲的东西，我在任何一本医药杂志的广告页里，不用20秒钟就可以看完。所以，请你出去！’” 安德鲁苦着脸说：“真狠！” “不过这对我有帮助，因为他是对的。”西莉亚说，“尽管我当时像是地上的垃圾一样被人扫了出去。” “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没为你做一点儿培训吗？” “哎，有一点儿。但是时间短，教的东西很浅，学的都是一些推销方法。我的化学背景对我有帮助，但帮助不大。我跟那些日理万机、经验丰富的医生打交道，确实不够资格。” “既然你说到这个问题，”安德鲁说，“这正是一些医生不想见新药推销员的原因。除了听他们自卖自夸进行推销的废话，还会得到危险的错误信息。一些新药推销员为了让你开处方的时候用他们的产品，什么都能跟你讲，即使误导你，也在所不惜。” “亲爱的安德鲁，我想要你在这方面帮我。以后，咱们再讨论这事。” “行，只要我可以帮忙。被那医生撵出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我懂得了两件事。首先，我一定不能再像推销员那样考虑问题，不能再像推销员那样做，急于把药品推销出去。其次，既然医生们懂的东西比我多，那么我就需要找到一些医生们不知道的关于药品的特殊知识，这些知识可能对他们有用。这样，我就会成为有用的人。这样做之后，我偶然发现，虽然医生对于疾病知道得很多，但是他们在药物方面的消息很不灵通。” “对，”安德鲁表示同意，“医学院里学到的关于药物的知识不算什么，执业以后，单纯想跟上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都很难，更别提药物了。所以，开处方有时候就是不断试错、不断摸索。” “然后，我还有其他发现，”西莉亚说，“我知道了，我永远只能告诉医生们确凿的事实，绝对不能夸大，也绝对不要隐瞒。要是医生问起竞争对手的药物，如果这种药物真的比我们的好，我就会实话实说。” “你是怎么做出这种重大转变的？”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只睡4个小时。” 西莉亚描述起她在做完日常的工作之后，是怎样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用来读各种药物说明的。能找到什么，她就读什么。每一份文件她都读得很仔细，她会做笔记，还会背下来。如果有问题，她就去图书馆找答案。 她回了一趟位于新泽西州的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总部，追着科研部的老同事问他们一些药物说明上没有的东西；她还缠着他们问公司正在试制什么药，哪些药即将上市。没过多久，她给医生进行的药品展示就有了改进；有的医生还进一步要她提供具体信息，然后她就照办。过了一段时间，她就发现自己的工作开始逐见成效。在她负责的区域里，向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订购药品的订单数量增加了。 安德鲁钦佩地说：“西莉亚，你真是出类拔萃，独一无二。” 她笑道：“你这是偏爱，不过我很高兴。反正，仅仅过了一年，我们公司在内布拉斯加的订单就变成了原来的三倍。” “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把你从外地调回来的吗？” “他们派了一个比我晚进公司的推销员到内布拉斯加州，是一个男的，而把我调到新泽西州的一个更重要的地区来。” “你想一想，”安德鲁说，“要是他们把你调到别处，比如说调到伊利诺伊州或者加州，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相遇了。” “不，”她信心满满地说，“我们会相遇的。如果不是这种相遇就是另外一种。‘婚姻是命。’” 他接着说出下半句：“‘在劫难逃。’” 两人都笑了。 “有意思！”西莉亚欢快地说，“一个满脑子都是教科书的内科医生竟然背得出约翰·海伍德的诗句。” “这位16世纪的作家海伍德还给亨利八世唱过歌、奏过乐。”安德鲁也同样欢快地卖弄起来。 他们离开餐桌，站起身来，老板在炉灶旁问道：“度蜜月的年轻人，鱼好吃吗？一切还好吧？” “非常好，”西莉亚答道，“鱼很好吃，我们的蜜月也很愉快。” 安德鲁打趣道：“小岛上真是藏不住什么秘密。”他拿出一张巴哈马10先令的钞票付了账——折合成美元没有多少钱，然后，挥挥手表示不用找零了。 外边现在凉快了一些，海风轻拂，格外怡人，他们挽着胳膊，愉快地沿着僻静曲折的小路走了回去。 到了蜜月的最后一天。 仿佛是要和他们的离别哀愁保持一致，巴哈马群岛的天气也变得阴沉了。早晨阴云密布，还下过几场雨；海水被强劲的东北风吹打得浪花飞溅，猛烈地冲击着海岸。 安德鲁和西莉亚准备在中午从罗克桑德乘巴哈马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巴哈马首都拿骚，然后转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北上，当晚抵达纽约。按计划，第二天他们就可以到达莫里斯敦。在找到合适的房子之前，安德鲁在南街上的公寓就是他们的家。西莉亚已经搬离了以前在布恩顿镇租住的带家具的房子，把一些自己的东西也存放好了。 他们不到1小时就要离开这间度蜜月的房子了。西莉亚正在收拾，她的衣服都摊在双人床上。西莉亚对着在浴室里刮胡子的安德鲁喊道：“在这里过得真梦幻，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呢。” 他对着开着的门回答道：“叹为观止的开始！不过即使这样，我已经准备好回去工作了。” “安德鲁，你知道吗？我想你和我都因为工作而充满活力。这一点我们很相似，我们都雄心勃勃。我们会一直这样吧。” “嗯，嗯，”他用毛巾擦着脸，裸着身子从浴室里走了出来，“不过，如果一直工作也不应该。只要有一个好理由，偶尔停一下也好。” 西莉亚刚发问：“我们还有没有时间？”但是，话都没能说完，安德鲁就吻起她来。 过了一会儿，他耳语道：“能请你把床清理一下吗？” 西莉亚一只手搂着安德鲁，另一只手在背后摸索，把床上的衣服都扔到了地板上。 “这样好多了，”他们躺到之前被衣服占满的地方时，他说，“这才是床的作用。” 她咯咯地笑道：“我们会错过飞机的。” “谁管它呢？” 很快，她满足地说：“你说的对，谁管它呢？”接着，她温柔并且愉快地说道：“可是……”随后又说：“哦，安德鲁，我真的好爱你！” 第一部 1957~1963年 4 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206次航班上提供了几份当天的《纽约时报》。在翻阅报纸时，西莉亚评论道：“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一切都没有多大变化。” 莫斯科方面发出了一则电讯，其中引用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话，他们将向美国发起挑战，要进行“导弹发射竞赛”。这位苏联领导人夸口说，将来的世界大战会在美洲大陆上打响，他还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以及共产主义世界性的胜利”。 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人民保证说，美国的国防开支会及时增加以应对苏联的挑战。 黑手党首领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枪杀的事件仍处于调查之中，现在还没有结果。他在纽约帕克–喜来登酒店的理发室椅子上遇刺。 安德鲁快速浏览了一下报纸，然后将其放下。 这架推进式螺旋桨DC–7B飞机要飞行4小时才能到纽约。起飞后不久，飞机上就开始提供食物。用餐后，安德鲁提醒他的妻子：“你之前说有什么事想要我帮忙。是一些关于医药公司新药推销员的事情吧。” “嗯。”西莉亚·乔丹往后一靠，舒服地坐在座椅里，然后伸手握住了安德鲁的手。“从你用洛特霉素使你的病人好转之后的那一天说起吧。你跟我说，你在改变你对制药业的看法，你对它的印象好了很多。我说别改变太多，因为有些事情制药者们做得不对，而且我想改变这些不对的地方。有印象吗？” “我怎么忘得了？”他笑道，“那天的所有细节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很好！那么，让我补充一点儿故事背景。” 安德鲁侧过脸看着妻子，心里又一次感叹起来：在这娇小可爱的躯体里，究竟有多少精力和智慧！他想，以后他得时刻提醒自己，要注意学习，要在知识方面跟上西莉亚。现在，他要全神贯注地聆听。 西莉亚开始讲起1957年的制药业，她表示跟它的初创阶段相比，这一年的制药业在某些方面依然停滞不前。 “我们这行是在乡村集市上卖万金油起家的，同时还卖治疗不孕症的药，以及包治百病的药——从头痛到肿瘤，无所不包。推销药品的人对他们自己说过的药物疗效、做过的保证从来都不在乎。他们只想把药卖掉。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对药的效果做各种保证。” 接着，西莉亚还说了些关于民间偏方和祖传秘方之类的事情，这些药通常在最开始是一些家族的人在售卖，这些家族的人后来就开起了早期的药房。然后，他们的后辈子承父业，开起了制药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药厂逐渐变成了大型的现代医药企业；同时，早期那种原始的推销方法也开始变得更加体面。 “但是，有时候方法还是不太得当，有一个原因就是家族承袭制还在，所以公司的血液里还有那种强行兜售万金油的传统。” 安德鲁评论道：“能存活下来掌舵大型医药公司的家族，想必已经不多了。” “虽然还是有些家族控制着大量的股票，不过这样的家族确实不多了。但是，在这个行业中，即便是雇用了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那些陈旧的、不顾伦理的强行兜售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大多在推销员到医生那里推销新药的时候发生。” 西莉亚继续说：“你知道的，一些新药推销员为了让医生在开处方时用上他们要卖的药，会信口开河，甚至撒谎。虽然不是所有的推销员都是这样，但是这样的推销员其实特别多。医药公司会对外声称它们不会容忍这样的行径，但是它们却心知肚明这种事正在不断发生。” 乘务员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她说飞机40分钟后就会在纽约着陆。飞机上的酒吧间即将关闭，她问他们是否想喝点儿什么。西莉亚点了一杯她最爱的代基里酒，安德鲁要了一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酒送来之后，他们又交谈起来。安德鲁说：“关于你刚才提到的情况，我亲眼见到过几例。我也听其他医生讲过，病人用药后病情加重，甚至在用药后死去。在有的病例中，完全就是因为医生信了新药推销员的鬼话。”他抿了一口威士忌，继续说：“还有医药公司的广告问题。药物广告泛滥，但许多广告都不提那些内科医生应该知道的事——特别是药物的副作用，甚至连非常危险的副作用也不提。但问题是，医生很忙，除了要诊治病人，脑袋里还有一大堆别的事情要考虑。他们很难相信医药公司来的那些人，或是医药公司本身，会故意欺骗他们。” “但这些的确发生了，”西莉亚说，“随后，这种事就被掩盖起来，谁也不会提。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曾经想在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谈起这种事。” “那你是怎样打算的？” “我先建立档案，保存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资料。然后，等到适当时候，我就会使用它。” 她接着解释道：“安德鲁，我不会再去找你，这是公司的政策，菲尔丁–罗斯会派其他人到你和汤森医生那里去推销药品。只要有一个新药推销员来找你，不管什么时候，也无论男女，也不管他来自我们公司还是其他公司，只要你发现他说了假话，或者发现他没提醒你注意新药的副作用，或是发现其他你应该知道的，但是他却没告诉你的事，就麻烦你写成报告交给我。已经有一些医生在为我做这件事了，都是一些相信我的医生。内布拉斯加州有，新泽西州也有。我的档案簿已经变得越来越厚了。” 安德鲁轻声吹了一个口哨：“你真是揽了一副重担，而且这还有不少风险。” “如果这里有风险的话，总得有人冒风险。我不害怕。” “你当然不会害怕，”他说，“我相信，你永远也不会害怕。” “我跟你说，安德鲁。如果那些大的医药公司自己不清理门户，如果他们不能快点儿行动的话，我相信政府就会来帮他们清理。国会已经传出不少风言风语了。如果等到国会对医药公司举行听证会，等到他们通过了有各种严格限制的新法案，到那时候这些公司就会恨自己没有先行动。” 安德鲁沉默着，仔细品味着他刚听到的话，同时思索着其他的事。然后，他说道：“我以前没问你这个问题，西莉亚，或许现在倒是我进一步了解你的好机会。” 妻子盯着他的眼睛，表情严肃。安德鲁小心地斟酌着字句：“你说要干一番事业，我没有意见，我也知道你如果不干出一番事业，你不会感到幸福。可是，通过我们在一起的这几个星期，我的感受是，你想得到更多东西，你不满足于只当一个推销员。” 西莉亚平静地说：“是，我的确想要更多。我要做到最高层。” “一直做到最高层？”安德鲁吃了一惊。“你是说，你要管理一家大的医药公司吗？” “前提是我能一直升到那个位置。即使我不能升到最高职位，我也要尽力接近那个位置，以使我有权力，传递影响力。” 他怀疑地问道：“那么，你追求的就是这种东西？权力？”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安德鲁——权力会让人着魔、会让人堕落。我不想变成那种人。我只是要过圆满的一生，除了有婚姻、孩子之外，我还要一点儿别的，要一些实实在在的成就。” “那天在医院自助餐厅……”安德鲁停顿了一下，改口道，“在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你说女性能做她们从没做过的事，你说这样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点我也相信。在许多领域，这已经是事实了，包括医生这一行。可是对你所在的行业——制药业，我却感到怀疑。制药业很保守，而且都是男人在掌控——你自己也这样说。” 西莉亚微笑道：“确实是这种糟糕的局面。” “那么，现在它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接受像你这样的人了呢？西莉亚，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受到伤害，不想看你难过。你可能会耗尽心血，但是却一无所获。” “我不会难过的，我向你保证。”她捏了一下安德鲁的胳膊，“以前从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我，亲爱的，我真高兴。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不管是我，还是其他雄心勃勃的女人，制药业确实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她们。但是，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我早该知道，你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首先，”西莉亚对他说，“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得极其出色，以至于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发现不得不提拔我。” “这一点我敢跟人打赌，你准能成功。但是你说‘首先’，难道受到提拔了还不够吗？” 西莉亚摇摇头。“我研究过其他的公司，研究过它们的历史，还有管理那些公司的人，我发现了一件事。大多数做到高层的人，靠的是别人的帮助。哦，别误会我的意思——他们也必须吃苦耐劳，非常出色。但是在早期，他们得选择一个人——一个职位比他们高一点儿，通常年岁还比他们大一点儿的人，他们选中的这个人通常会比他们自己提前得到升迁，这个人会一直升到最高职位。然后，他们就会让自己对这位上级有用，向他表忠心，跟在他后面。重要的是：上级领导被提升之后，通常喜欢他熟悉的人，如果这个下属又能干又能信得过，领导就把这个下属也提拔上去。” “那么，”安德鲁问道，“你已经选好了你要紧跟的人了？” “我已经选好一段时间了，”西莉亚说，“是山姆·霍桑。” “好吧，好吧，”她的丈夫扬起眉毛，“山姆好像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是这里，就是那里。” “那都是公事。所以，你不要吃醋啦。” “嗯。不过，山姆知道你的决定吗？他知道你的命运同他挂上钩了？” “当然不知道，不过莉莲·霍桑知道。我们私底下讨论过，她应允了。” “在我看来，”安德鲁说，“这是女性在密谋。” “这种密谋为什么不能有？”西莉亚内心刚强的那面闪现出来，“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用不上。只是现在，企业界就像是一个只许男人参加的俱乐部，所以，一个女人才必须千方百计地先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然后再前进。” 安德鲁听完没开口，思索片刻之后说道：“我之前倒是没想过。我想绝大多数男人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你的话在理。那，就这样吧，西莉亚，你一步步往高处走——我真的相信你能做到，我就在你的身后，一路跟着你。” 妻子从座位上靠过来，给了他一个吻。“我知道你会一直支持我的。这也是我要嫁给你的一个原因。” 他们感到飞机在减速。“系紧安全带”的信号灯也亮了。通过左边的舷窗，他们能看到夜幕降临的曼哈顿区那摇曳的灯光。“几分钟之后，”一位乘务员播报着，“我们就要在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降落了。” 西莉亚又伸手去握安德鲁的手。 “我们会共度此生，”她说，“我们怎么会失败呢？” 第一部 1957~1963年 5 回到各自的工作单位时，安德鲁和西莉亚各自发现自己以不同的方式成了名人。 像许多重大的医药学突破一样，安德鲁成功使用洛特霉素的消息也需要一段时间来传播。现在，在玛丽·罗那奇迹般的康复过去了6个星期之后，这个消息终于引起了全国媒体的注意。 莫里斯敦的小报《每日纪实报》是最早登载这件事的报纸，当时报道的标题是： 医生巧施灵药，病人奇迹康复。 《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编辑显然浏览了报纸发行范围内的地方小报，它转载了这一消息，接着它的转载又吸引了《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科学专栏作家们的注意。等安德鲁返回时，他发现这两家媒体的编辑部都有紧急的电话留言给他。安德鲁回拨了电话。在报道这件事时，《时代周刊》比《纽约时报》更浪漫一点儿，它还加上了安德鲁和西莉亚已经结婚这件事，所以这则新闻更加轰动了。 除此之外，《新英格兰医学期刊》通知安德鲁，他之前提交的关于洛特霉素的文章，只要稍作修改，即可适时发表。编审建议修改的只是一些细节问题，安德鲁马上表示同意。 在安德鲁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事告诉诺亚·汤森医生时，汤森说：“我得承认，我现在正在嫉妒中煎熬。”接着，这位年长的搭档说道：“不过，你给我们的诊所增光添彩了，这一点倒是使我很安慰。” 后来，汤森那风韵犹存的妻子希尔达向安德鲁透露：“尽管诺亚不会这么直接跟你说，但是他以你为荣，以至于如今都把你当作他的儿子了——我们都想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儿子，但是一直没能如愿。” 虽然对西莉亚的报道相对少一些，但她发现自己在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地位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之前，她是一个与潮流格格不入的人。对公司的一些人来说，她让人好奇，人们暗地里拿她寻开心——因为她是公司里唯一的女推销员。尽管她在内布拉斯加州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开拓性的成就，但她还是得在今后的长期表现中去证明自己。仅此而已。但是如今，她对洛特霉素的处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报道让公司很高兴，这一切直接把洛特霉素和西莉亚都推上了成功之路。 在公司里，连最高层的管理者都知道她的名字了，包括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总经理，伊莱·坎珀当。他在西莉亚回来上班后的第二天，就召见了她。 坎珀当先生身形瘦长，面色苍白，穿着永远是那么讲究，纽扣眼上总是插一朵红玫瑰。他已到了65岁左右的年纪，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他的办公室装修豪华，位于布恩顿镇菲尔丁–罗斯大厦的第11层，那是公司领导人的办公楼层。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见了西莉亚。 他先恭喜她，说道：“乔丹太太，祝你新婚快乐，祝你幸福。”他微笑着加了一句：“我相信，从今以后，你丈夫只会在处方上开菲尔丁–罗斯的药品了。” 西莉亚向他表示了感谢。她认为关于安德鲁开药的事只是一句玩笑话，就自动忽略了，也没提她丈夫在用药和治病方面非常独立。 “你已经变成传奇人物了，年轻的女士，”总经理接着说，“你成了一个范例，说明有些时候，一位杰出的女性也可以做得同男人一样好。” “先生，我希望，”西莉亚甜甜地说，“有一天，你会觉得没有必要加上‘有些时候’这个词。我相信你在制药行业还会看到很多女性，她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比男人做得还要好。” 有那么一刻，坎珀当像是被吓了一跳，他皱起了眉头。然后，他又恢复了亲和，说道：“我想，我想也许发生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以后再看吧，以后再看。” 他们继续交谈，坎珀当向西莉亚问起她推销药品的经历。她的回答直截了当，有理有据，坎珀当似乎对她印象很好。然后，他从背心口袋里取出表，看了一眼，说道：“乔丹太太，我等会要在这边开一个会，会上要讨论一种新药，我们准备在推出洛特霉素之后马上就推出这种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参加这个会。” 6个男职员在总经理的秘书办公室等候开会。在西莉亚表示愿意留下来之后，他把那些人叫了进来。一番介绍之后，大家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套间的会议室，坎珀当坐在上首，其他人围绕会议桌就座。 适才进来的人中，有刚刚招聘的年轻的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博士，有即将退休的年迈的销售部副总经理，还有其他4个人，其中包括山姆·霍桑。只有山姆见过西莉亚，其余5个人看她时都充满好奇。 坎珀当特地为西莉亚做了解释：会上要讨论的新药不是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专利，而是从联邦德国的格伦塔尔化学公司买到专利权后生产的。 “它是一种镇静剂，是迄今所知最安全的一种，”总经理说，“它能让人舒舒服服地睡上一晚，第二天早上也不会产生不舒服的宿醉感。”他接着表示，这种药没有明显的副作用，非常安全，甚至儿童都可以服用。除了美国，几乎所有的世界大国都在卖这种药，它非常流行。现在，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幸运地获得了该药在美国的专利产销权。 坎珀当先生补充道，药的名字是沙利度胺。 尽管沙利度胺有很好的安全记录，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这种药必须先在人身上试用，然后才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出售。“目前已经有外国的上佳数据资料，但是管理局就是不理会，”坎珀当抱怨道，“这是愚蠢的要求，这是官僚主义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只能照办。” 接着，大家就讨论在美国的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进行沙利度胺的试验。研究部主任洛德博士建议，找50名左右开私人诊所的医生，让他们给病人开这种药，接着再由公司把服药效果报告交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其中应该包括全科医生、内科医生、精神科医生、产科医生等。”洛德说。 销售部副总经理提问道：“这些烦琐的流程需要多长时间？” “可能得三个月。” “你能不能只用两个月？我们得尽快把它投放到市场上去。” “我想是可以的。” 但也有几个人担心开展试验的范围太大。如果试验集中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就在一家医院里做，岂不是更简单，报告不也可以出得更快吗？ 争论了几分钟之后，坎珀当微笑着插话道：“也许我们的客人，这位年轻女士对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想法。” “是的，我有些想法。”西莉亚说。 所有人都转向了她。 她把话说得很小心，她知道自己能参加这场会议已经很不寻常了，甚至是一种殊荣。所以，如果让别人对自己留下武断或轻率的印象而浪费了一次发言的机会，就太蠢了。 “有一点让人担心，”西莉亚说，“就是你们建议让产科医生也开这种药。那就是说，孕妇会吃这种药。通常人们总是建议孕妇不要吃任何药。” 洛德博士急躁地打断了她的话：“你说的情况在这件事情上不适用。沙利度胺早就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广泛使用，服这种药的人也包括孕妇。” “那又如何，”山姆·霍桑平静地插了一句，“乔丹太太的话有道理。” 西莉亚继续说：“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失眠而最为苦恼的是哪些人，哪些人最需要服用安眠药？根据我在医院、私人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生那里推销新药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最需要安眠药的是老年人，特别是那些年迈的患者。” 她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几个围桌而坐的人在她说完话时点头表示同意。洛德博士则板着脸，没有点头。 “所以，我的建议是，”西莉亚说，“我们只需要在一两个老人疗养院试验沙利度胺就行了。说点儿题外话，我就知道两家这样的疗养院。一家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一家在我们州的普兰菲尔德的郊区。这两家疗养院都还不错，工作效率也高，能做好记录。我见过主管这两家疗养院的医生，若需要的话，我可以去联系他们。” 西莉亚说完以后，屋里是一片不置可否的寂静。伊莱·坎珀当打破了沉默。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总经理的声音里满是惊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反正对我而言，乔丹太太的建议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领导表态之后，其他人跟着表示同意，只有洛德博士一声不吭。西莉亚即刻有一种预感，她和研究部主任之间的矛盾会一直持续下去。 接着，与会者马上就做出了决定：西莉亚明天就打电话，跟她在两家疗养院的熟人联系；如果他们看起来愿意合作，那再由研究部接手。散会后，西莉亚最先离开，大家用微笑和友好的握手来欢送她。 在西莉亚完成她的任务大约一星期之后，她从山姆·霍桑那里听说，在那两家老人疗养院进行沙利度胺的试验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当时看来，这段小插曲已然结束了。 安德鲁和西莉亚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空儿寻找待售的房子。西莉亚发现了在康文特车站的一栋房子，位于莫里斯敦的郊外住宅区，相邻的房子之间留有开阔的空间，到处是草地和树。她很喜欢。她打电话给安德鲁时说，房子离他的诊所只有3.2千米，离圣比德医院更近。“这很重要，”西莉亚说，“因为我可不想你每天开那么久的车，尤其是半夜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很累了，却仍然还会有电话叫你出诊。” 从那儿到布恩顿镇的菲尔丁–罗斯大厦有16千米的路程。不过，西莉亚平日里多半在新泽西州的其他地方推销新药，所以这段距离的远近对她来说不那么重要。 不过，这栋大房子通体呈白色，没有人住，年久失修，还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样式，安德鲁见到房子时吓了一跳。他反对道：“西莉亚，这样一栋破旧的房子不适合我们住！它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整修，就算我们修葺好了，我们要5间卧室做什么？” “一间给咱们用，”他的妻子耐心地解释道，“两个孩子一人一间，他们出生之后我们要在家里雇人照顾他们，这又是一间。第5间卧室，当作客房。我妈妈可能偶尔到我们这里来，你的妈妈也可能会来。” 西莉亚还设想道：“楼下有一个安静的书房，我们俩能一起用，如果把未做完的工作带回家，还可以在那里一起工作。” 虽然安德鲁不打算同意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他还是笑道：“你想得真远。” “我们谁也不会愿意，”西莉亚争辩说，“只是因为之前没预料到，没有事先做出安排，而在后来会嫌房子小，所以每隔几年就要打断正常的秩序，被搬家的事搞得焦头烂额。”这是一月的星期天下午，他们在这栋房子的一楼四处查看，脏兮兮的窗户隐约透进来一点阳光，四周蛛网密布，满是灰尘。她说：“这地方需要擦洗、粉刷，用心打理一下，才能变得漂亮，才能成为那种只有万不得已我们才会离开的家。” “我现在就要离开，”安德鲁说，“因为这个地方最需要的是一台推土机。”他很少这样不耐烦，他又加了一句：“你在很多事情上都对，但这次不对。” 西莉亚没被吓着，她伸出双臂把安德鲁搂住，踮起脚尖吻了他一下。“我还是认为我对。我们回家再说。” 到了下半夜，安德鲁才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第二天，西莉亚就和人谈定价钱，低价买了那栋房子，贷款手续也办好了。首付没有什么困难。过去的这几年，她和安德鲁都攒了点儿钱，而且把他们目前的收入放在一起，也很不错。 他们在4月底迁进新居。安德鲁几乎马上就承认，在房子的问题上他错了。“我已经喜欢它了，”在第一天搬进去时他就说，“说不定我还会爱上它。”翻修房子的花费比他预估的要少，而且效果很好，甚至可以说成果很漂亮。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莉亚已有了5个月的身孕。 第一部 1957~1963年 6 安德鲁喜欢对他医院里的同事们说，西莉亚和他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完全是照着西莉亚的时间表来的”。 1958年8月，在他们结婚9个月又一个星期之后，西莉亚生下了一个女婴，7磅半重（约合3.4千克），很健康。那是一个总是感到满足的婴儿，几乎从来不啼哭。他们给她取名丽莎。 在西莉亚怀孕期间，她对于如何分娩坚持己见，这让她很早就与她的产科医生——同时，也是安德鲁在圣比德医院的同事——保罗·基廷医生产生了矛盾。他是一个易发牢骚、爱摆架子的中年人。有一次他对安德鲁说：“你太太真让人受不了。” “我懂你的意思，”安德鲁同情地说，“不过，这会让生活变得更有趣。最有趣的是：一些常人解决不了的难题，西莉亚却应对自如。” 在西莉亚分娩前一两天，她对基廷医生说：“我正在学自然分娩法，并且已经开始进行配套的锻炼了。”产科医生宽容地笑了笑，她又说：“生孩子时我要积极参与，我要很清醒。就是说我不用麻醉，也不要挨剪子助产。” 基廷医生脸上的微笑转变成了皱起的眉头。“乔丹太太呀，这两件事只能在分娩时让你的产科医生来做主。” “我不同意，”西莉亚平静地轻声说，“如果我让步，那么很可能在我还没有尽全力时，我就任人摆布了。” “要是有紧急情况呢？” “那另当别论。如果有紧急情况，当然要你下决心，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事后你和安德鲁都得跟我说清楚，当时的确到了紧要关头。” 基廷医生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然后说：“对于是否动剪子，你可能不知道，用手术剪刀在会阴部剪一下可以防止这个部位在婴儿露头以后的撕裂。这种撕裂比利索地挨一剪更痛，更难以愈合。” “我知道，”西莉亚说，“我想你肯定也知道，持有不同意见的医生和助产护士越来越多。” 西莉亚不理会产科医生越来越难看的表情，接着说：“有很多记录在案的病例说明，自然撕裂愈合快，因剪刀而留下的伤却难以愈合，而且要么容易感染，要么就是产后会痛好几个月，甚至两者都有。” 基廷医生板着脸注视着她。“看来你什么都知道。” “不是，”西莉亚说，“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事关系到我的身体和我的孩子。” “说到你的身体，”产科医生说，“我得告诉你，缝上几针后，可以使阴道保持紧致，尽管最开始动剪刀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对，”西莉亚承认道，“我知道，阴道紧致是为了将来进行性生活时可以给另一半快感。医生，我也不愿意丈夫抱怨我阴道松弛，所以，孩子出生之后，我会通过锻炼来强化骨盆的肌肉。” 这次谈话之后，经双方同意，西莉亚换了产科医生，转由尤妮斯·纳什曼医生来负责。这位医生的年纪比基廷医生大，但思想很与时俱进，西莉亚的很多想法她都赞同。 丽莎出生以后，尤妮斯·纳什曼向安德鲁透露了生产时的情况：“你的妻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有几个时刻，她痛得厉害，我问她有没有改变主意，要不要用点儿麻药。” 他很好奇地问：“她怎么说呢？”之前，安德鲁本想守着妻子分娩，但是因为他的一个病人出现了紧急情况，他被那个紧急电话叫走了。 纳什曼医生回答：“她只是说：‘不用，麻烦叫个人扶我一把。’于是，助产护士中的一位用双臂搂住她来给她安慰，她只需要这些。等你的女儿生下来之后，我们没有按惯例把刚出世的婴儿抱走，而是让她躺在西莉亚旁边，母女俩偎依在一起，安静祥和，那景象美极了。” 西莉亚照她之前说的那样，一年没去工作，全力照料丽莎，给她关爱。西莉亚也利用这段时间继续收拾他们在康文特车站的房子，一切都按照西莉亚当初设想和许诺的那样逐步实现。“我现在真的爱上它了。”安德鲁有一天神采飞扬地说。 同时，西莉亚还和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保持着联系。霍桑已升任销售部经理，他许诺西莉亚，等她准备好回来时，会给她一个职位。 这一年，对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来说是顺利的。在安德鲁·乔丹医生试用洛特霉素获得戏剧性成功的消息传开的几个月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批准该药上市了。洛特霉素很成功，获得了世界性的赞誉，它也成为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历史上获得高利润的几种药品之一。西莉亚在推动洛特霉素占领市场上所做的贡献，使公司领导批准了山姆·霍桑让西莉亚重新回来工作的请求。 在公司之外，从历史角度来看，1959年的世界并没有什么标志性事件。在那年1月和7月，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先后成为美国的州。4月，美国北部的圣劳伦斯海道通航。5月，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向世界做出保证，以色列将与其相邻的各阿拉伯国家共创和平。当月晚些时候，被美国陆军的火箭送上太空的两只猴子在约483千米的高空中进行了航天飞行，还活了下来。人们希望，有一天人类也可以遨游太空。 有一件事吸引了西莉亚的注意：从12月开始，美国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在其主席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的主持下，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在早前的几次有关犯罪问题的听证会上，一位想参选总统的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他还渴望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在最近几次听证会上，他攻击的目标是制药行业。 大多数制药行业的相关官员都对基福弗嗤之以鼻，不过还好，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们认为，在华盛顿游说的制药业人员神通广大，因此不会对这一行业有什么深重影响。西莉亚不同意这个观点，尽管她只跟安德鲁说过自己的想法。 1959年年末，西莉亚终于重新回到公司做新药推销员，依旧是在新泽西州推销药品。她通过圣比德医院联系到了一个退休的老护士，让她每天去他们家照看丽莎。按西莉亚的作风，她已经考验过这个人的能耐了。之前她和安德鲁离开了莫里斯敦一次，把一切都托付给那位老护士，最后一切顺利。 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偶尔会从费城过来看望他们；她很喜欢和外孙女在一起，如果恰逢老护士不在，她也乐意临时代为照管一下外孙女。 米尔德里德和安德鲁相处得非常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莉亚也觉得母亲越来越亲切，这种感觉之前倒是很少有。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嫁给了在一家石油公司任职的地质学家，她的丈夫正忙于海外工作，她和她的丈夫已经远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了。 在多方的帮助下，西莉亚和安德鲁又可以从他们各自的事业中获得乐趣了。 在安德鲁的事业上，只有一点让他心里有些阴影。安德鲁自己也不清楚，他所担心的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这事与诺亚·汤森有关。 在几个不同的场合，安德鲁这位年长的搭档看起来都好像有点儿情绪不稳定。安德鲁事后回忆，或许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他有点儿异常。让安德鲁感到困惑的是：无论是情绪不稳定，还是行为异常，都与安德鲁所熟知的这位老医生的高贵气质格格不入。 安德鲁记得发生过三次这样的事。 一次是诺亚在他的会诊室里跟安德鲁谈话，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他的话，他表现得很不耐烦。他粗鲁地回答了来电者，然后就猛地把墙上的电话线拉下来，把电话机扔向房间另一头，往对面的病历柜上砸去，把电话机都摔烂了。之后，诺亚继续和安德鲁说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诺亚的办公桌上放了一部新电话；旧电话机是怎么坏的，再也没有被提起。 大约过了6个星期，安德鲁坐在诺亚的车里，是诺亚开车。忽然间，诺亚把油门踩到底，车子在莫里斯敦的大街上飞驰，拐弯时车轮都侧滑了，遇上红灯他也不停，这一切吓坏了安德鲁。安德鲁大叫着警告诺亚，但是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真是幸运，还好没出什么交通事故。他们开进了圣比德医院的停车场，伴随着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刺耳声音，汽车停下了。安德鲁向诺亚抗议，诺亚也只是耸耸肩。之后，安德鲁观察诺亚驾车，发现他能保持车速适当，也注意安全。 第三次的情景和前两次大不相同，但也最让人不安。这次事件涉及他俩诊所里的接待秘书，维奥莱特·帕森斯，她和诺亚一起工作了不少年，比安德鲁的年头要长得多。帕森斯太太65岁左右，做事已经不那么利索了，偶尔也有点儿健忘，但在要紧事情上则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她对病人友善，病人也都喜欢她；她和安德鲁也相处融洽。她对诺亚很忠心，这种忠心几乎达到了崇拜的程度，这也是医院里大家说笑的话题。 直到发生了一次支票事件，改变了这一切。 在为诊所用品填写付款支票时，维奥莱特出了差错。发票上的金额是45美元，她却把数字弄反了，在支票上写成了54美元，并把支票留在诺亚的桌上让他签字。实际上，这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多支出的部分会成为下个月开销的预付款。 但诺亚却拿着那张支票，大步流星地闯进候诊处，对维奥莱特·帕森斯大叫：“你这个蠢货！你把我的钱乱花，是想毁掉我吗？” 那一刻，安德鲁刚好走进诊所，几乎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维奥莱特看上去也一样。她站起身来，保持风度回答说：“汤森医生，还没有人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过话，我也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了。我现在就走，再也不会回来了。” 安德鲁刚想调解一下，诺亚叫道：“你别管！”维奥莱特说：“谢谢你，乔丹医生，不过，我不会在这里工作了。” 第二天，安德鲁刚想和诺亚谈谈这件事，但这位长者只是大叫：“她自己不称职。我另外又雇了一个人，新的员工明天就来上班。” 如果这几件事不是这样毫无关联，或者它们发生得更频繁一些的话，安德鲁可能会更上心一点儿。但他为诺亚开解道：人越是上了年纪，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压力便越会让人神经紧绷以至于最终崩溃。归根结底，这也是人类的本性。安德鲁有时也会感到那种让人想发火的压力，但他还是能控制住自己。而诺亚似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不过，这几件事还是让他感到不安。 西莉亚在事业上的发展较为顺利。 1960年2月的一天，当西莉亚离开她负责的辖区，回菲尔丁–罗斯总部去办事时，山姆·霍桑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山姆心情不错，热情地招呼西莉亚。看来他在全国销售部的新担子并没让他疲惫，她感到，这是一个好兆头。根据她自己的长期计划，这也是一个可喜的迹象。但山姆的头发显然越来越少；再过一年，等他40岁生日时，他可能就会秃顶了，但那看上去倒蛮适合他的脸型。 “我见你是为了全国销售部开会的事。”他说。 西莉亚已经知道，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两年一度的销售会议，将于4月在纽约的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酒店举行。会议是内部的，不对外，与会者包括公司所有在美国本土的推销人员和国外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头面人物都会出席。 “我也想参会，”西莉亚说，“我希望，你不是准备来告诉我，这会议只允许男人参加。” “会议允许女性参加，不但如此，最高领导层还希望你在会上发言。” “我愿意。”西莉亚说。 山姆冷冰冰地说：“我知道你愿意。现在，要看看你讲什么题目。我已经和伊莱·坎珀当谈过了，他还有其他人都想听你说一说你推销药品的经验体会——从女性的角度来阐述。关于你的发言题目，有一个建议：‘一个女性如何看新药推销’。” “我可从来没看过电影院的牌子上有这种标题，”西莉亚说，“不过，我会按这个题目准备的。” “你的发言内容要轻松一些，尽可能幽默一点儿，”山姆继续说，“不要讲沉重的或严肃的事。不要讲会引发争议的事。10~15分钟就够了。” 西莉亚若有所思地说：“……我知道了。”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提交一份草稿，我仔细看看，再提点儿意见。” “我会记住你这个建议的。”西莉亚说。她已经对自己的发言有些想法了，但根本不打算把任何东西交给别人过目。 “你负责的那个区的销售情况一直非常棒，”山姆赞赏地说道，“保持这个势头！” “我也这样想，”她承认道，“不过，要是有些新产品的帮助就更好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叫沙利度胺的新药，就是坎珀当先生一年前提过的那种药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们放弃它了，把它退给格伦塔尔化学公司了。我们跟他们表达了谢意，但真实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它了。” “为什么？” “按照我们研究人员的说法，”山姆解释说，“这药的效果并不怎么样。他们在你安排的那两家老人疗养院试验过了。看起来，它作为安眠药并不起作用。” “这事儿就此结束了吗？” “对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来说，就是这样。但是，我刚刚听说，梅里尔公司把沙利度胺拿到他们那边去了。他们还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反应停（Thalidomide），准备在美国和加拿大为这种药的上市做大范围宣传。”他又补了一句，“既然沙利度胺在欧洲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梅里尔公司这样做也不奇怪。” “你好像不大高兴，”西莉亚说，“你认为我们公司犯了错？” 山姆耸耸肩。“可能吧。不过，我们只能出售我们研究部门批准的药，而这个药他们没有批准。”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还是告诉你吧，西莉亚，其实公司有些人批评你，因为我们试用沙利度胺只局限在老人这一群体，而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试验——像文森特·洛德最初要求的那样。” “你也是那些批评者中的一个吗？” “不是，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我同意你的建议。” “我确实记得。”西莉亚思索了一下，然后问道，“那些批评很犀利吗？” “对你的批评？”山姆摇摇头，“我想那没有多大关系。” 之后的好几个晚上和周末，西莉亚都在家里准备销售会议的发言。在她和安德鲁共用的安静、舒适的书房里，她的身边摊满了纸张和笔记。 在一个星期天，安德鲁看她在那儿忙碌，便问：“你在准备什么东西，对吧？” “是，”她承认道，“我在写东西。” “能跟我说说吗？” “以后再说，”西莉亚说，“如果我现在跟你说，你就会劝说我不要写了。” 安德鲁微微一笑，明智地不再往下问。 第一部 1957~1963年 7 “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都结了婚，”西莉亚看着台下清一色的男人说，“所以，你们知道我们女人有什么特点。我们往往优柔寡断、在做事时犯糊涂，有时候干脆把事情都忘了。” “你可不是哦，犀利的姑娘。”前排中有人轻声说了一句。西莉亚以微笑回应了一下，又接着往下讲：“我也会忘事，此刻我就忘了今天我该讲多久。我隐约记得，好像有人跟我提过，要我讲10~15分钟。但是，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吧？毕竟，哪个女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500个男人都熟悉她？” 会场内一阵哄笑，后排一个带有浓重中西部口音的人说：“你想占用我多少时间都可以，宝贝！”继而，传来更多的笑声、口哨声，还有人叫道：“我这儿也一样！”“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小姑娘！” 西莉亚往前倾了倾身子，靠近讲台上的麦克风，回应道：“谢谢大家！我希望有人会这样说。”她避开山姆·霍桑的目光，他隔着几个座位，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正是山姆在会前对西莉亚说过：“在销售会议刚开始时，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总是情绪高涨。我们要把所有人的情绪都调动起来——告诉那些今天到场的一线员工，他们有多出色；菲尔丁–罗斯是家多么顶尖的医药公司；有他们在这个团队里我们有多高兴。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天，我们才谈一些严肃点儿的事情。” “我是‘高潮’的一部分吧？”西莉亚问道。她已经从会议日程表上看到她得在第一天下午的会议上发言。 “当然是，为什么不是？我们这里做推销的女人只有你一个，许多人都听说过你，他们都希望能看到和听到点儿不同寻常的事。” 西莉亚说：“我一定尽力不让他们失望。” 那时，她刚在沃尔多夫饭店和山姆以及公司的其他人吃完早餐，正和山姆在派克大街上漫步。1个小时之后，销售会议就要开始。此时，他们正享受着4月里阳光正暖的清晨。清爽的微风拂过曼哈顿的街区。派克大街中间的林荫道上那密集的郁金香和水仙花宣告着春天的到来。道路两旁和往常一样，是喧闹的、川流不息的车辆。人行道上，人潮涌动，匆匆忙忙赶着去上班的人，不时从漫步的山姆和西莉亚身边绕过去。 西莉亚是当天清晨驱车从新泽西州赶来的，接下来她要在沃尔多夫饭店住两个晚上。为了这次会议，她刻意打扮了一番。她穿的是新定做的西服，里面一条深蓝色裙子，配上白色褶边短衬衫。西莉亚知道自己这样的装扮很合宜，把职业人士的干脆利落和女性的特点做了结合。她也为自己摘掉了她曾经一直不愿意配戴的眼镜而感到高兴：在度蜜月时，安德鲁建议她配戴的隐形眼镜现在已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山姆忽然说：“你已打定主意不让我看你的发言稿了，是吗？” “哎呀，亲爱的！”她承认道，“我好像把这事给忘了。” 山姆提高嗓门，盖过车辆的喧闹声。“要是别人，可能会认为你忘了。但我不会，因为我知道，你几乎什么事都不会忘。” 西莉亚刚要回答，他做出手势制止了她。“不用解释。我知道你和我手下的其他人不同，我的意思是，你按你自己的方式处理事情，而到目前为止，你做的事情大多是对的。但我还是要告诫你一句，西莉亚——做事不要过头。不要把谨慎小心完全抛在脑后；不要因为想一次做成太多的事或者急于求成，而最终前功尽弃。我要说的就这些。” 他们趁绿灯时穿过派克大街，转身返回朝沃尔多夫饭店走去。路上，西莉亚沉默不语，一直思索着：她今天下午要说的话是否会太过头？ 现在，会议正在进行，在沃尔多夫的阿斯特大厅里，西莉亚面对的是菲尔丁–罗斯的整个销售大军。她意识到，是否过头，她马上就能知道答案。 她的听众主要是推销员——新药推销员——以及他们的主管和各地区的经理。这些人来自总公司在各地的分支机构——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南、北达科他，得克萨斯，新墨西哥，缅因，以及这些州之间的那些地方。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在每两年中，唯一可以与总公司领导人接触的机会。这是用来增进同事情谊，激发干劲的时刻，是引进新思想、新药品的时刻，对有些人来说，这甚至是唤起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时刻。这里也有人对酒精和女人表现得非常亢奋——这在所有地方、所有行业的销售会议中，都是少不了的。 “让我发言时，”西莉亚对听众们说，“有人建议我谈谈作为女性新药推销员的体会，这一点我准备照办。但是，有人还提醒我不要讲任何严肃的或任何会引起争议的事情，这一点，我觉得不可能。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严肃的行业。我们公司是一家销售重要的、治病救人的药品的大医药公司，而我们是这个公司的成员。所以我们应当严肃，我也准备这样。另外我还认为，我们这些一线的推销员应该诚实坦率，在必要的时候，还要互相批评。” 西莉亚发言时，不仅注意着大多数听众——各地的推销员，也注意着坐在前两排保留座位上的一小批听众：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高层领导人——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销售部副总经理，还有其他十余人。山姆·霍桑是这十余人中的一个，他近乎秃顶的头如灯塔般显眼。 伊莱·坎珀当，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坐在前排正中。他身旁是董事长弗洛伊德·范霍顿。范霍顿已年老体衰，然而不过10年前，正是他领导着这家医药公司并使它有了今天的规模。目前，尽管他的职责主要限于主持董事会事务，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大。 “我用‘批评’这个词，”西莉亚对着麦克风说，“尽管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不喜欢，但这却是我要做的。原因很简单。我想对会议做点儿积极的贡献，而不只是来当一个装饰品。我要说的一切都在我的演讲当中，题目已经印在会议日程表上了：‘一个女性如何看新药推销’。” 现在，她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她知道自己做到了。会场很安静，人们都在侧耳倾听。 她之前还担心她能不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今天早上，西莉亚从派克大街回来，踏进拥挤的、喧闹的、乌烟瘴气的推销人员休息室，这时她才感到有些紧张，从她同意在会上发言以来，她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她心里也承认，至少从目前看来，菲尔丁–罗斯的销售会议还是男人的天下。他们聚到这里来，无非是友好地勾肩搭背，粗野地开玩笑，无聊地哄笑，但这都是些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交谈。西莉亚觉得自己已经数不清今天听到多少次“好久不见！”了。大家都说“好久不见！”——好像这是一句新鲜出炉的台词。 “与你们一样，”她继续说，“我非常关心我们的公司，也非常关心我们作为其中一员的制药业。无论是我们公司，还是制药业，都做了很多好事，将来还会做更多好事。但是也有一些事做得不对，非常不对，特别是在新药推销方面。我想就我个人的角度说一说，在哪些事情上我们犯了错，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西莉亚扫了一眼前两排的要员，她发现有几张面孔上闪过一丝不安，还有一两个人有点儿烦躁。非常明显，她刚才说的话跟他们期望的不一样。她把目光转向别处，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厅的其他地方。 “今天上午进会场之前，还有下午进会场之前也一样，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着重介绍洛特霉素的横幅和展台。它是一种了不起的药物，是医药史上重大突破中的一个。而我作为亲历者之一，以能推广销售这种药而感到自豪。” 会场里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西莉亚停了一下。外面的休息室里，菲尔丁–罗斯展出了十几种重要产品。西莉亚选洛特霉素做文章，是因为这个药和她本人直接相关。 “如果你从那种药的陈列台上取出一本小册子——你们中也许有人已经这样做了，那么就会看到洛特霉素的用法，那是我丈夫写的。我丈夫是内科医生，医学博士。他对这种药还有其他一些药的使用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也有用得不称心的药，他对于向他吹嘘那些药的推销员也觉得忧虑。并不只是他一个人这样。从那些写给我的报告来看，有这样感觉的医生太多了。制药行业的这一面，能够改变，而且应该改变。” 西莉亚意识到她已然踏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她面对听众，小心地遣词造句。 “根据我丈夫当内科医生的经验，他跟我说，在心里他把到他那儿去的新药推销员分成三类：第一类人，能够如实介绍公司的药品，他们也会讲到有害的副作用；第二类人，对他们要推销的药品知之甚少，也不能给医生适当的建议；第三类人，为了能让医生开处方时用他们要推销的药品，便信口胡说，甚至撒谎。” “我希望自己能说，这三类人中的第一类——既了解情况又诚实的新药推销员——是大多数，而另两类人是少数。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比第一类人多得多。从掌握药品的全面和准确信息这两个角度来看，推销新药者的工作素养很糟糕，这种情况出现在包括我们公司在内的所有制药公司中。” 这时西莉亚看到，大家脸上都是惊慌失措的表情，不仅前排领导是这样，后面的人也一样。在一连串不满的抱怨声中，有人高喊道：“喂，这是什么意思？” 她料到听众会有这样的反应，也提前预估过自己这样讲话的风险。她继续讲下去，她的声音清晰而坚定。 “我敢肯定，你们心里一定有两个问题。第一，‘她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她有什么证据？’第二，‘为什么现在提这种问题？要知道现在我们还很快活、很舒服，不想听扫兴的事情。’” 听众中又一个声音叫道：“你还真猜对了，我们就是想问这些！” “你们也确实该这么问！”西莉亚立即回应道，“而且你们有权得到回答。我会给出回答的。” “最好回答得漂亮点儿！” 今天，西莉亚还在一件事上赌了一把，她希望，不管大家对她的话反应如何，至少大家能让她把话讲完。看来她赌对了。尽管前两排的领导不满地皱着眉头，但没有人起身用自己的权力阻止她说话。 “我了解自己刚才说的那些情况，有一个原因就是，”西莉亚说，“我本来是第二类人中的一个，对药品知之甚少。因为我向医生推销药品的时候，我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事实上，我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过什么训练。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她描述了那次遭遇——度蜜月时，她还给安德鲁讲过。北普拉特市的一个内科医生骂她只有“浅薄的知识”，粗暴地把她赶出了诊所。她讲得很真切，大家都在倾听，会场安静下来。她看到台下的听众零星地点着头，听见有人嘟囔着表示同意。西莉亚猜想，会场中的许多人大概都有过和她相同的难过经历。 “那个医生没错，”她接着说，“我对新药的了解很少，可以说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给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进行宣传。而在我去做推销之前，本来应该有人教会我这些知识。” 她回身在后面的桌子上拿起一个文件夹。 “刚才我提到，医生们为我写的报告，内容有关新药推销人员提供的虚假信息。在我为菲尔丁–罗斯推销药品的近4年时间里，我一直在积累这样的报告，就是这个。请让我来引用几个例子。” 西莉亚从文件夹里抽出一页。“你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种处方药叫作帕纳同（Pernaltone，此为作者虚构药物）。它是治疗高血压的一种特效药，也是菲尔丁–罗斯的畅销药中的一种。但是，它绝对不能在患有风湿病或糖尿病的人身上使用，如果用了会很危险。这两类禁用患者就写在说明书上。然而……4位新泽西州的医生，以及另外两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医生就听到我们公司的新药推销员向他们保证过，说这药适用于所有病人，包括患有上面提到的那两种疾病的高血压病人。我这里有这6位医生的名字，如果你们想看看的话。当然，这些只是我认识的医生。很明显，还有更多的医生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许这样的医生有很多。” “我刚提到的6位医生中有两位在听到错误的介绍以后，核实了一下，发现了错误。还有两位医生信以为真，给患有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开了帕纳同的处方。这些病人中有几个人病情变得极其严重，其中一个几乎濒临死亡，还好最后好转了。” 西莉亚挥了挥文件夹中的另一页纸。“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有一种抗生素——氯霉素，也是一种一流的好药，但是只适用于严重感染，因为它有可能产生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包括毁坏性甚至致命的血液病。然而——我也有时间、姓名、地点——那家公司的新药推销员向医生保证氯霉素没有任何危害……” 西莉亚讲完了氯霉素，接着说：“现在，回头再谈谈菲尔丁–罗斯……” 随着她的发言向下进行，确证越来越多。 “我还可以往下讲，”过了一会儿，西莉亚说，“但我不会再讲了，因为文件夹就放在这里让我们公司的任何人检查。现在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我要提出这个问题？”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用别的方式无法引起大家对它的注意。从去年开始，我还试过请总公司的人听听我的想法，看看我收集的资料，但是没有人愿意。我从人们那里得到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我搜集的都是坏消息，没人想听。” 这时，西莉亚盯着前两排的领导人。“或许有人会说，今天我做的事很任性，甚至很愚蠢。说不定就是这样。不过我想说的是，我这样做是出自——对我们的公司，对我们的制药界，对这二者的声誉的——坚定的信念和深切的关心。” “这些声誉正在遭受玷污，但是我们却没采取什么措施，也可以说我们根本就没采取行动去挽回它们。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知道，国会正在举行关于制药业的听证会，这些听证会对我们不利，但是制药界看上去好像没有人重视这件事。不过，它应该受到重视。报纸已经把各种批评意见登在显著的位置了；很快，公众就会强烈要求改革。我相信，除非我们自己主动改善推销风气，挽回我们的声誉；要不然，就会由政府来代替我们做这件事——它会用我们大家谁都不会喜欢的方式来做，而那种方式对我们所有人都会造成伤害。” “最后，综上所述，我恳请我们自己的公司来带头——第一，制定推销新药的道德规范；第二，推出一个训练并能提高我们这些新药推销人员素质的方案。我已经把关于这个计划的想法，整理出来了。”西莉亚略作停顿，微笑道，“如果谁有兴趣想看一看，文件夹里也有。” 结束时她说：“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午安。” 在西莉亚收拾起文件，准备离开讲台时，有几声稀稀拉拉的掌声，由于没有多少人响应，那声音几乎马上就停了下来。显然，大多数人都等着前两排那些要员的暗示，可是他们那里不但没有掌声，连他们脸上的神情都在表示着不赞成。董事长看上去很生气——他压低声音对伊莱·坎珀当激动地说着什么，这位菲尔丁–罗斯的总经理边听边不断地点头。 新被提拔的销售部副总经理是一个名叫欧文·格雷格森的纽约人。这时，他正走近她。格雷格森身体强壮，有运动员一般的体格，平时和蔼可亲，讨人喜欢。但现在他瞪着双眼、红着脸。“年轻的女士，”他高声说，“你刚才出言不逊、大胆放肆、方向错误，你那些所谓的事实全不可信。你会因为这些而后悔的。你的问题有待处理，而现在，我命令你马上离开会场，不准再回来。” “先生，”西莉亚说，“难道你不先看看我带来的那些材料——” “我什么也不看！”格雷格森提高了嗓门，全场都听到了他的声音，“滚出去！” “午安，格雷格森先生。”西莉亚说着，转身朝一个出口走去。她步伐稳健，昂着头。她想，等会儿她有的是时间后悔，说不定还会垂头丧气；不过，此时此刻，在男人的集会上，她不打算让他们看到她像一个弱者那样败退。但是，她内心深处还是承认，她失败了。当然，她事先也想过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也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对西莉亚来说，她指出的错误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让改革显得刻不容缓。很难想象，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当事者怎么可能不同意。 但是，那些人就是不同意。几乎可以肯定，她在菲尔丁–罗斯的推销员生涯算是结束了，或者很快就要结束了。真可惜！山姆·霍桑可能会说，她不该不听他的告诫去做不该做的事——想一下子实现太多的事，而把话说过头。安德鲁也提醒过她——那是在他们度完蜜月回来的路上，当她告诉他自己在搜集医生们为她写的报告时，她记得安德鲁的原话：“你真是揽了一副重担，而且这还有不少风险。”他的话多么正确呀！但是，这涉及原则问题，涉及她自己的诚信问题。西莉亚很久之前就下定决心，在这一点上永不妥协。在学校里读的名著《哈姆雷特》中的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这一点高于所有：对你自己要忠实……”尽管为了这一点你要付出代价，有时还是很高昂的代价。 在穿过会议厅时，她发现在座的男人中间有几个向她投来了同情的目光。在受到这样的批评之后，还有人同情她，这她可没有料到。但现在，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请等一等！” 忽然，音箱里传出来很响亮的声音，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把她吓了一跳。“乔丹太太，你可以等一等吗？” 西莉亚犹豫了一下，当声音再一次出现时她才停下脚步，“乔丹太太，请等一下！” 她转过身，吃惊地发现声音是山姆·霍桑的。山姆已经离开座位登上了讲台，正俯身对着麦克风。其他人也吓了一跳。欧文·格雷格森喊道：“山姆……你搞什么呢？” 山姆把手从秃顶上拂过，在台上强光的照耀下，他的秃顶显得更亮了；每当他思考问题时，他就不自觉地要这样做。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十分严肃。“欧文，在乔丹太太离开之前，我想说几句话，也想让大家都听见，可以吗？” 西莉亚不知道他想讲什么。当然，山姆不至于把他们今天早晨的谈话以及他的告诫抛出来，以表示他也赞成把她撵走。这不是山姆的性格。但是，野心会对人有奇怪的影响。有没有可能是山姆以为，这时上来表个态，会让在场的大人物们赏识他呢？ 望着讲台，销售部副总经理急躁地问：“说什么？” “嗯，”山姆凑近麦克风，这时，鸦雀无声的会场再次响起他的声音，“我想你可以这么说，欧文，我站在这里，是要你把我也算上一个。” “什么算上一个？”这次是伊莱·坎珀当提问，现在他也站了起来。 山姆·霍桑面对着总经理，又往麦克风前凑了凑：“把我算到乔丹太太那边去，伊莱。我得承认，即使其他人看上去都不愿意承认，但是她说的都是事实。尽管我们都在装糊涂，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 会场静得可怕。只听见外面偶尔传来的轻微声响——远处车辆驶过的声音、厨房里玻璃器皿碰撞的声音、外边走廊里传来的窃窃私语。每个人都钉在原地，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生怕稍微一动就会漏掉一个字。在一片沉寂中，山姆继续说道： “我也想像乔丹太太那样继续做记录，我希望我能有她那样的机智和道德感，我希望能发表她刚才的那篇演讲。我还要说点儿别的。” 欧文·格雷格森打断了他。“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已经够多了吗？” “让他把话说完，”伊莱·坎珀当命令道，“把一切都摆出来也好。” 销售部副总经理不出声了。 山姆·霍桑接着说：“我特别同意她的看法：如果我们的企业自己不改过自新，民众将会通过立法迫使我们改进。而且，比起我们刚才听到的好建议——让自己人进行内部整顿，那些法律会严苛得多。” “最后再说一下乔丹太太。她已经多次证明了，她对我们公司有多么大的价值。在我看来，她刚才又证明了一次。所以，如果我们让她以这种方式离开这间大厅，我们就都是目光短浅的傻瓜。” 西莉亚简直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话。她为自己曾怀疑山姆的意图而感到羞愧。她意识到，他刚才做的，是拿他自己的工作、他的雄心，还有他在菲尔丁–罗斯的远大前程为她冒险。 会场里仍然是可怕的沉默。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场面的戏剧性，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伊莱·坎珀当首先采取了行动。他回到董事长旁边的座位上，两位领导人再次低声地交流起意见来。这一次主要是坎珀当说话，像是在努力劝说对方，而年长的范霍顿在听。起初，董事长坚决地摇着头，接着像是缓和了一些，最后他耸耸肩膀。坎珀当招呼欧文·格雷格森也参与进来。 显然，高层领导就要做决定了，其他人便等着，不过这时会场里到处都是窃窃私语声。 副总经理离开另外两人，他刚一登上讲台，讲台底下的声音顿时变小了。山姆·霍桑把麦克风递给格雷格森，回到下面的座位上。对着全场一张张好奇的面孔，格雷格森扫了一眼。他先是不说话，故弄玄虚，接着就大笑起来。 “不管你们对我们的销售会议有什么看法，”他大声说，“至少有一条，我们还可以向你们保证：会议从来不会枯燥。” 这句话正合时宜，会场上响起一阵赞赏的笑声，连脸色阴郁的范霍顿也笑了。 “我奉我们董事长和总经理之命，”格雷格森说，“也代表我自己来声明，可能刚才我们表现得太仓促了，甚至有点儿不明智。”这位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又笑了，停顿了一下，接着往下讲： “多年以前，在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跟所有的男孩子一样，我也经常闯祸。我母亲教导我说：‘欧文，要是你做了蠢事而且到了你该向别人道歉的时候，你就得像个男人的样子，直起身板，大大方方地向别人道歉。’我亲爱的母亲已经去世，愿她的魂灵，得到安息。但是不知怎的，我依然能听见她的声音，她说：‘欧文，我的孩子，这样做的时候到了。’” 西莉亚一边看着格雷格森听他讲话，一边想：格雷格森很有风度，很明显，把他提拔到销售部门的决策层也绝非偶然。她发现他正指着自己。“乔丹太太，请到这里来。你也过来，山姆。” 当他们三个人都站到讲台上时——西莉亚有点茫然，甚至不敢相信，格雷格森说：“乔丹太太，我说过我要道歉，现在我向你道歉。不管怎么样，我们会仔细考虑你的建议。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把你的文件夹交给我。” 格雷格森转向听众说：“我想你们刚才都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我们公司为什么是一个了不起的公司，而且它一直会是……” 他后面的话被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淹没。没过多久，公司领导人和其他人围绕着西莉亚，和她握手，向她表示祝贺。 “你为什么要冒险？”山姆·霍桑问道。 “如果这就是冒险，”西莉亚回答说，“那你那样做又是为了什么？” 两人的这段对话，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后。那天，西莉亚和安德鲁受邀去霍桑夫妇家做客。莉莲·霍桑做了晚餐，她的烹调水平很高。就餐时，他们避开销售会议的话题，说了一些别的事。几天前，苏联人说他们击落了一架U–2型飞机，抓获了驾驶员加里·鲍尔斯。莫斯科方面指控驾驶员驾驶飞机进行间谍活动。美国政府开始否认这项指控，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很快就红着脸承认了，说那是事实。霍桑夫妇和乔丹夫妇都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会为这件事感到难堪。 在英国，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与一个职业摄影师结了婚，摄影师的名字叫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人们惊得目瞪口呆，没完没了地议论。根据报纸的描述，婚礼在一种“狂欢的气氛”中举行。大家都感到疑惑：这段婚姻会降低英国女王的威信吗？安德鲁断然否认，不会。 晚餐后，他们听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的一张新唱片，其中有一首叫作“名望与财富”的流行民谣。普雷斯利在美国陆军服役了一年后又重返歌坛，而他离开演艺圈的这一年并没影响他受欢迎的程度。那两个女人喜欢听这首《名望与财富》，两个男人却不喜欢。 最后，在霍桑夫妇宽敞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客厅里，大家喝着白兰地。这时，山姆率先提起了有关工作的话题，说起了大家都关心的事。 他回答了西莉亚的问题：“当时，我在你之后登上讲台，可能我就是忍不住地想在那个戏剧性的场景里亮个相。” 她反驳道：“你心里明白，远远不只是那样。” “我们都明白。”安德鲁插话道。此刻，他靠在一张舒服的扶手椅上，品尝着白兰地。到他诊所来的病人数量增长得很快，今天他接诊了许多病人，有些疲惫。“你拿你所有的东西在冒险，山姆，你冒的险远比西莉亚的大。” “那是当然，我很感激——”西莉亚刚开口，山姆就打断了她的话。 “你不用谢我。如果你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自己正在经受考验。”他又朝着安德鲁说道：“你妻子比那天会场上其他所有人都更尊重事实，也更有胆量。我不想在这方面表现得比她差。”山姆又转向西莉亚，笑着说：“特别是在你还想跟着我在菲尔丁–罗斯步步高升的情况下！” “你知道了？” “我告诉他的，”莉莲·霍桑说，“请原谅我没有信守承诺，西莉亚。但是，我和山姆之间没有什么秘密。” “我有一个秘密，”山姆说，“有关西莉亚的。”看到其他人都好奇地盯着他，他接着说：“她不会再做新药推销员了。” 安德鲁咯咯一笑：“你们还是把她解雇了？” “不是，是提拔她。我们公司要设立一个推销业务训练部，就像西莉亚建议的那样。她会参与筹建工作——她会被任命为这个部门的副主任。” “太好了！”莉莲举起酒杯，“那些男人还算讲点儿道理。我要为这干一杯。” “要是所有的事情都公平合理的话，”山姆说，“西莉亚应该当上主任。但是，公司里有的人接受不了，他们现在还没法接受。顺便说一句，明天这项任命就会宣布。” 安德鲁站起身，穿过房间走到西莉亚跟前去亲吻她。“我真替你高兴，亲爱的。这是你应得的。” 西莉亚对大家说：“我没觉得不好。谢谢你，山姆，我就安心当个‘副’主任。”她微笑着加了一句：“暂时先这样。” 两个穿睡衣的小家伙嬉笑着跑进客厅，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跑在前面的是1岁8个月的丽莎，她活泼可爱，而且好奇心极强。安德鲁和西莉亚把她也一同带来做客，夫妇俩还以为这时候她早已睡着了。她后面是朱丽叶，霍桑夫妇4岁的独生女。莉莲之前曾向西莉亚透露说，医生建议她不能再生小孩了，所以她和山姆把爱都倾注在朱丽叶身上。朱丽叶聪明伶俐，显然没有被宠坏。两个小女孩互相做伴，玩得兴高采烈。 丽莎一下子就投入父亲的怀抱中。她咯咯地笑着对安德鲁说：“朱丽叶在抓我。” 莉莲站起身来。“我来抓住你们两个。马上回床上去。”在一片笑声和尖叫声中，三人消失在朱丽叶卧室的方向。 莉莲回来时，西莉亚说：“刚才的事倒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山姆，我在新岗位上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好像又怀孕了。” “真是一个分享秘密的夜晚，”莉莲说，“幸好还剩下一些酒，我们还可以为这件事再干一杯。”西莉亚觉得，这个女人的声音里隐约有一丝嫉妒。 第一部 1957~1963年 8 从1960年剩下的日子一直到1961年，西莉亚一直埋头工作，训练菲尔丁–罗斯的推销人员怎样推销新药。 她的新上司，推销业务训练部主任，名叫特迪·厄普肖，他原来是公司在堪萨斯城分部的一个经理。在他们相互介绍时，西莉亚一眼就认出了他。在她就要在沃尔多夫饭店的销售会议上被撵出去时，他是那些对她表露出同情的人中的一个。 厄普肖四十七八岁的年纪，是一个说话很快、身形矮小、精力充沛的人，他一直都在卖药。他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总是从一个地方飞速赶到另一个地方。他跟别人讲话时，总是点头点个不停，这让他那圆圆的脑袋就像一个不断弹跳的皮球。在厄普肖被提拔到管理部门以前，他一直是公司里最高效的推销员。他对西莉亚吐露，直到现在他还是怀念那种到处奔波的推销员生活。他形容那生活“像呼吸一样轻松”。他还说：“干我们这一行，你没有必要以次充好，因为大多数医生都太欠缺药物知识了，如果你对他们开诚布公，取得了他们的信任，那么你想跟他们做什么样的生意都可以。不过除此之外，还要记住一点：你要把医生奉若神明。他们都吃这一套。” 一天夜里，西莉亚躺在床上跟安德鲁谈起那番“奉若神明”的言论时，他笑着说：“你这个上司真精明。要记住，在家里，你也要把本医生‘奉若神明’。”她朝他扔了一个枕头，两人就扭在一起打闹起来，闹到最后是一番云雨。之后，安德鲁抚摸着西莉亚已见隆起的腹部说：“照顾好这个小家伙，记住，只要有他在你肚子里——任何药都不要吃！” 他在西莉亚怀丽莎时，也这样警告过她。西莉亚说：“你对这点看得很重啊。” “当然。”安德鲁打着呵欠说，“现在让本‘神’医睡一会儿。” 还有一次，特迪·厄普肖在跟西莉亚谈话时，认为“用卑鄙手段卖药”是“愚蠢透顶，而且根本没有必要”。然而，他也承认，在制药业内，这种卖药方式屡见不鲜。“不要以为你和我能让新药推销员不说假话，即使是只在菲尔丁–罗斯要求这也没法办到。我们没有这个能耐。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向大家展示，另一种方法更好。” 厄普肖同意西莉亚关于推销人员需要训练的观点。他本人几乎完全没受过训练，他的科学知识——她发现相当丰富——都是他多年来坚持自学而累积起来的。他们两人的合作很顺利，很快就各自分工。西莉亚撰写训练方案，这是一项厄普肖不喜欢的事务；但他会把训练方案付诸实施，他乐意做这个。 西莉亚的一个创新就是她用话剧练习的形式来训练推销员。培训时，一个人充当新药推销员推销菲尔丁–罗斯的一种药物，另一个人扮作医生，专问一些难应付的问题，有时这些问题，甚至含有一点儿挑衅意味。通常由特迪、西莉亚或者另一名职员来扮演医生。有时，安德鲁会帮忙找一个真正的医生来，让训练变得更加逼真。这些训练课程非常受欢迎，参与者和旁观者都很喜欢。 所有菲尔丁–罗斯新雇用的新药推销员都要接受5个星期的训练，而原先已入职的推销员则被分批送到总公司来接受10天的再次培训。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那些老手不仅配合得好，学习也十分认真。定期给他们讲课的西莉亚也很受欢迎。她发现，那些参加过沃尔多夫饭店销售会议的推销员私底下叫她“圣女贞德”。按照一个人的解释，那样叫她是因为“乔丹太太没有因为异端邪说被烧死，不过她险些就完了”。 西莉亚一回想起那次会议，就感叹自己真是幸运，她差一点儿就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偶尔她还会想：如果山姆·霍桑不出来为她辩护的话，如果她被撵出会场，然后丢掉工作，她会不会为自己当时的做法感到后悔？她希望自己不会。她还希望，不管前方有何种阻碍，将来她还要照样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过，目前，她的坚持所换来的结果让她很高兴。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西莉亚经常见到山姆·霍桑。因为，尽管特迪·厄普肖会向山姆汇报，但山姆本人对训练方案很感兴趣，他也知道西莉亚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 西莉亚与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博士的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因为撰写销售训练的文案需要科学方面的知识，西莉亚得经常向研究部咨询，而洛德博士很明确地表示，这种事侵占了他的时间，但他又不肯把这项工作交给别人做。在一次谈话中，他刻薄地对西莉亚说：“你也许骗得了坎珀当先生和其他人，你也许可以骗他们让你建立自己的小王国，但如果你想骗我的话，没门儿。” 她努力保持冷静，回答道：“那不是我的‘王国’，我是副主任，又不是主任。难道你想看到那些不科学的信息被传递到医生们那里吗，跟以前一样？” “不管是不是一样，”洛德博士瞪着眼睛说，“我都怀疑你能否弄清其中的区别。” 当她把这次谈话向厄普肖汇报时，他耸耸肩说：“文森特·洛德十分让人讨厌，不过他却是一个精通业务的讨厌鬼。你想让我告诉山姆，让山姆在他的屁股上踹几下吗？” “不用，”她冷酷地说，“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 她的办法包括收集文森特·洛德侮辱她的话，同时了解洛德的能力，最后，她对洛德的能力十分敬服。尽管他只比西莉亚大7岁——他36岁，他的资历却使人印象深刻：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理学学士学位，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他是很多享有盛名的学术机构的成员。文森特·洛德在伊利诺伊大学任助理教授期间，发表过一些论文，以解释他自己的重大发现——其中有关口服避孕药的一篇论文推动了人们对这种药的改进。西莉亚了解到，大家都认为，洛德博士总有一天能取得重大的突破，研制出一种重要的新药。 但是，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文森特·洛德从来没有学会做一个友善的人。西莉亚想，尽管他给人一种清心寡欲的感觉，但是在外表上还是很吸引人的，或许他的不友善才是他一直单身的原因。 一天，西莉亚想改善一下她与洛德博士的关系，建议他们互相只称呼名字（而省去姓氏），在公司里人们这样互相称呼很常见。他冷漠地回应道：“乔丹太太，时刻记住我们两人地位上的差异，对我们更好。” 西莉亚一直有种感觉，一年半以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产生的对立，会是他们的关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尽管如此，在西莉亚的坚持下，研究部还是对销售训练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 这并不是说，提高新药推销质量的计划已经完全成功或者完全实现了。这些还不够。西莉亚曾想建立一系列报告制度，通过机密的调查表，来抽查新药推销员的表现。方法是把调查表邮寄给那些新药推销员拜访过的医生。这项建议已经送到了公司最高层那里，但最终被否决了。 西莉亚还提过建议，要把医生们写来的那些抱怨新药推销员的信，都转交到销售训练部存档。她通过一些关系，知道有人给公司寄过这样的信。但公司里没有一个人说见到过，想必它们都被丢在哪个档案堆里了。如果真要实施纠正措施，也得在暗中进行。西莉亚的这个建议也被否决了。 特迪·厄普肖曾耐心地跟西莉亚解释：“有一些事，当权者就是不想知道。你多少改变了一点，因为当你在销售员的盛会上站出来把事情抖出来，而山姆又救了你的时候，事情就藏不住了。老板们得充分利用他们盘子里现有的东西，但不要把他们逼得太紧。” 她在沃尔多夫饭店发言之前，山姆·霍桑也这样劝告过她，这话听起来简直和山姆的话如出一辙。西莉亚反驳道：“总有一天，政府会插手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 “你之前就说过了，”厄普肖承认道，“而且你可能是对的。那也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他们的讨论到此为止。 在医药行业之外，也有一些人在关注药物和制药业。 在1960年的大部分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药物的新闻——绝大多数不利于制药企业。由参议员基福弗主持的参议院不停举行听证会，这简直就是记者们的金矿，而对菲尔丁–罗斯这样的公司说来，却有着难以预料的痛苦。这样的结果，部分要归因于这位参议员及其同事们深思熟虑的安排。 和所有这类听证会一样，会上强调的重点大多是政治上的，会前就确定好了带有偏见的基调。就像华盛顿记者道格拉斯·凯特写的那样：“他们……从先入为主的成见出发，得出预设的结论。”而对埃斯蒂斯·基福弗及其同事们来说，他们总想出现在报纸的大标题中，所以他们的描述总是片面的。由于报纸发行之前，记者们要整理自己的文稿，下午印刷发行的报纸需要在早上11点半前整理好稿件，第二天的早报则需要在下午4点30分前整理好。这个参议员不愧是个行家。他总是在记者们必须离开会场去发稿的时刻提出惊人的指控。这样一来：当有人在听证会上反驳参议员时，记者都不在场。 尽管有这些不公平因素存在，听证会还是揭露出了一些丑恶的真相：药价过高；共谋非法哄抬药价；在政府对药物供应公开招标时，进行违法活动；给内科医生提供误导性的广告，包括极度隐瞒药物的危险副作用或者根本就不提那些危险的副作用；医药公司渗透进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部，监督管理局一名高级官员接受了一家医药公司高达287 000美元的“谢礼”。 报纸的标题集中攻击了下面的一些弊端，尽管有时有失偏颇。 参议员们发现，药物利润1 118% ——《华盛顿明星晚报》 参议院调查组引证，药物利润最高达7 079% ——《纽约时报》 药物据称危及生命 ——《迈阿密先驱报》 镇静剂谋取暴利，氯丙嗪在美国比在巴黎贵6倍 ——《纽约时报》 证词披露，由外国研制成功的药物的销售价格在研制国比在美国便宜得多。人们指出，这非常不合理，因为销售这些药物的美国医药公司并没有在研发上负担过什么费用。 例如，在法国药店里，50片氯丙嗪定价为51美分，而该药在美国的定价是50片3.03美元。同样，在欧洲研制成功的利血平在美国销售的价格也比在欧洲的价格高三倍。 另一个奇怪的对比是：美国研制的青霉素在墨西哥的销售价是美国国内零售价的2/3。有人认为，美国的这些药物以及其他药物定价过高，是各厂商违法勾结造成的。 宠物食品的检查据称比药物的检查严格 ——《洛杉矶时报》 广告界人士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撰发言稿 医药公司的广告写进演讲稿 ——《纽约时报》 证词还披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处长在国际抗生素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事前还被送到辉瑞公司去征求同意。一个广告撰稿人改写了发言稿，凭自己的揣测而加了一段话来吹捧辉瑞公司的产品西格玛霉素（Sigmamycin）。事后，辉瑞公司购买了26 000份发言稿的复印件，作为其产品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证据。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令人不快的标题时不时地出现在报纸上，有时一连好几天都有刊载。电视和广播上也会播出相关新闻。 总而言之，就像西莉亚在12月对安德鲁说的那样：“这一年，我真的不想跟别人说我在哪里工作。” 那时，西莉亚由于在10月下旬要生第二个孩子而没有来上班。这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时间也跟西莉亚的计划完全吻合，像安德鲁曾经坚信不疑的那样，那是一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布鲁斯。 几个月前，家里来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温妮·奥古斯特。温妮现在住在他们家，在他们俩外出时，照料孩子，所以，他俩的生活轻松了许多。安德鲁是通过在医学期刊上刊登广告的中介机构而找到她的。她19岁，之前在伦敦做销售员。按温妮自己的解释，她“是为了看看美国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到这里来见见世面，顺便做点儿事。然后，她可能再去澳大利亚，和当地人一起待上两三年”。她聪明伶俐，让安德鲁极其高兴的是，她每天早上准备早餐的速度像闪电一样快。当他赞扬她这一点时，她说：“这是练出来的。以前在家的时候总给妈妈做早餐。”温妮喜欢小孩，而丽莎也喜爱她。安德鲁和西莉亚都希望，温妮去澳大利亚的行程能够推迟。 在1960年即将结束之时，发生了另一件引起西莉亚注意的事。德国药物沙利度胺——美国和加拿大人称其为反应停——已经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销售许可。根据制药行业杂志上的消息，梅里尔公司已获得了北美专利权，准备用沙利度胺进行一个大动作，这种药在欧洲是一种超级畅销的药物，他们相信它也能在北美获得巨大成功。这家公司正在催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尽快批准。同时，该药的样品——官方宣称将其“用作调查”，而事实上并没有限制——已经通过梅里尔公司狂热的新药推销员发放到1 000多名内科医生手中了。 这个消息让西莉亚想起，8个月前在她和山姆·霍桑的一次谈话中，他告诉她，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有人埋怨她，说因为西莉亚的建议，沙利度胺只在老年人身上试用，所以因记录不佳而不被推广。她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不知现在那些针对她的怨言是否还存在，接着她就不去想了，觉得那不是一件大事。 她在业务上还有其他的事需要关心。 布鲁斯出生之后，西莉亚调整状态重回岗位的时间比生丽莎那次要快。她于12月中旬就回到了菲尔丁–罗斯。原因之一是，这个时间点销售训练部的工作很多。公司正在扩张，又招了100多名新药推销员，并且，由于西莉亚的极力主张，公司还招了女新药推销员——尽管只有6个。另外，还有一个促使她决心尽快上班的原因是：举国上下民众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她。11月，约翰·F·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看起来——至少从他那优美的演说辞看来—— 一个振奋人心、充满创新精神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了。 “我要成为其中一分子，”西莉亚向安德鲁吐露，“人们都在谈论‘一个新的开始’，‘正在被创造的历史’，还说这是年轻人的时代，是开创事业的好时机。我回去上班就意味着参与了时代的进程。” “嗯，嗯。”安德鲁答应道。他显得像是毫不关心，这有点儿反常。接着，他好像注意到了自己的态度，又加了一句：“我觉得挺好。”但是，安德鲁的心思并没有放在西莉亚的奋斗上，他在想着自己面临的问题。 是关于诺亚·汤森医生的问题。诺亚是安德鲁所在诊所年长的合伙人，是圣比德医院受人尊敬的内科主任。安德鲁发现了诺亚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既不光彩又令人难过，也让人开始质疑这位前辈的行医能力。 汤森医生是一个滥用药物者。 第一部 1957~1963年 9 诺亚·汤森现年58岁，多年来，他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的样子。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到他这里来就诊的人，无论贫富，他都一视同仁。他气度不凡，举止高贵、文雅。因此，总是有病人来找汤森医生诊治，病人们喜欢他，也信任他；而他也值得他们信赖，因为他对病人的服务十分周到。人们觉得他诊断治疗的能力卓尔不群。汤森的妻子希尔达有一次告诉安德鲁：“有一次聚会，我站在诺亚旁边，他看着屋子另一头的一个陌生人对我悄悄地说，‘那人病得很重，但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还有一次，他说，‘那边那个女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活不过6个月了’。他总是对的。从来没错过。” 汤森的病人也深有同感。一些病人曾聚在一起交流有关汤森医生的逸事，说他诊断病情相当准确，还称他为“巫医”。有一个病人甚至从非洲带回来一个巫医面具，作为礼物送给他，汤森非常自豪地把它挂在他诊室的墙上。 安德鲁同样敬服这位老医生的医术。同时，他们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真诚而热烈的友情。不仅是安德鲁作为后辈对汤森有对待长辈那样的感情，汤森也在各个方面对这位年轻的同事照顾有加。 安德鲁敬重诺亚·汤森还有这样一个原因：诺亚总是通过系统的阅读，紧跟医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而像诺亚这种年纪的内科医生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然而，最近几个月，安德鲁注意到汤森有时会精神恍惚，说起话来偶尔会含糊不清。再加上那一年诺亚的几次明显异常的举动，这些互相关联的征兆，让安德鲁忐忑不安。尽管他总是这样跟自己解释：紧张和疲劳也会造成这类现象，因为他们两人每天要接诊的病人太多，这样的工作量让他很辛苦。 一个月前，11月的一个下午——安德鲁记得很清楚，那是他经历的那段痛苦煎熬的时期的开端——不安和疑虑已然变成了现实。 事情是这样的：安德鲁想和汤森商量如何安排两人的调休时间。他和汤森医生总是会互相代几天班。安德鲁查看了一下，确定汤森医生那里没有病人之后，他轻轻敲了一下诊室的门就走了进去。他俩之间经常这样。 背对着安德鲁的汤森转过身来，大吃一惊，慌乱中已来不及藏起他手掌中的一堆药片和胶囊。即使是看到了这一幕，如果不是这位前辈接下来的举止的话，安德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汤森当时尴尬得满脸通红，接着表现出满不在乎的神情，他往嘴里塞了一把药，借着一杯水把药吞了进去。 安德鲁见到了这一切，汤森当然不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他试图把这件事敷衍过去。“我在给壁炉里添燃料，被你抓了个正着……我承认我时不时会吃一些——你知道，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但我绝不会出事的……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小伙子——我懂得很多事，不会失控的……真糟糕，被你看见了。”汤森大笑起来，但听得出那不是由衷的笑声。“别担心，安德鲁——我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停药。” 汤森的解释没有让安德鲁信服，而他说话时的口齿不清更是让人没法放心。这说明诺亚·汤森并不是头一回服用他刚才服下的那些药。 安德鲁问道：“你吃的是一些什么药？”他语气严厉，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 汤森又挤出笑容。“哦，只不过是几片硫酸右旋苯丙胺，几粒复方羟考酮，还添了一点点达尔丰[1]来调调口味……安德鲁，这到底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好像是在耍脾气一样，说道，“跟你说过了，我会有节制的。现在，说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安德鲁的脑子乱成一片，他提了提安排休假的事——这件事现在看来太微不足道了，等需要确定下来的事一谈好，他就赶紧离开了诺亚的诊室。他需要一个人好好想想。 安德鲁感到非常震惊，他的前辈竟然能随随便便咽下一大把药，那些药片和胶囊加起来起码有十三四粒。按汤森的说法，他吃的既有兴奋剂又有镇静剂——这两种药会彼此发生作用，任何一个懂行的医生都不会把这两种药开在一张处方上。尽管安德鲁不是成瘾问题的专家，但他的知识却告诉他：大剂量的吃药和漫不经心的态度，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汤森的药瘾已经相当大了。这些兴奋剂和镇静剂是需要通过处方才能拿到的，这些药，如果像汤森刚才那样乱吃，对人造成的危害将不亚于街上非法兜售的毒品。 下一步该怎么办？安德鲁决定，首先要做的，是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一点。 随后的两个星期，安德鲁一有时间就跑去备有医药参考资料的几个图书馆。圣比德医院的图书馆规模不大，安德鲁知道纽瓦克还有一个。在这两个图书馆都专门收集了有关内科医生用药上瘾的报告，查找方便。在查阅这些资料时，安德鲁也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药物上瘾竟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据美国医药协会估计：约有5%的内科医生因为滥用药物，酒精中毒或其他相关原因而“受到伤害”。安德鲁推断，如果美国医药协会已经承认了这样的数字，那么实际的数字一定更高。其他的报告似乎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大多数报告估计的比例为10%，有几份报告估计的比例是15%。 所有的调查报告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医生们陷入这种境地不能自拔，原因在于他们太自信。他们自认为有专业知识，因此在用药时不会让自己有上瘾的危险，可是他们几乎都失算了。诺亚·汤森说：“……我绝不会出事的……我懂得很多事，不会失控的……我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停药……”安德鲁读资料时，觉得这汤森说的几句话正在可悲地印证那些报告的结论。 那些报告还指出，医生们之所以成了“成功的瘾君子”，长久用药而无人察觉，是因为他们弄到这些东西毫不费力。安德鲁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曾经和西莉亚讨论过这类问题：内科医生可以免费得到任何药品，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向相关公司派来的新药推销员直接索要就行了。 趁汤森去查房的时候，安德鲁设法查看了诺亚·汤森诊室里存放药物的柜子。尽管他为自己这样做而感到有些羞愧，但还是认为非得这样做不可。 药柜本来应该是上锁的，然而并没有锁。里面堆得满满当当，全是各大制药公司盒装的和瓶装的药，还包括大量的麻醉剂。安德鲁认出了汤森之前提过的那几种。 安德鲁自己的诊室里也有一些药，那是他开处方时经常要用到的药物样品；有些病人经济上有困难，他就把这些药送给他们。可是跟这里的藏药量比起来，他那里的那点儿药简直什么都算不上。为了安全起见，安德鲁从来不把麻醉剂储存得太多。此刻，他惊讶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诺亚怎么能这么不小心？他怎么还能瞒着众人这么久？他怎么吃这些药，又是怎样控制自己的？似乎都难以回答。 让安德鲁震惊的不只这些。他通过研读资料发现，目前还没有任何系统的计划能帮助那些因过量服药而上瘾的医生，或者保护找这些医生就诊的病人。医学界对这类问题尽量视而不见；实在回避不了时，就靠严守秘密、强调家丑不外扬、互相抱团把事情掩饰过去。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医生告发另一个医生用药成瘾的先例。安德鲁还没有找到哪怕一份资料，记录过内科医生因为药物成瘾而被吊销行医执照。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安德鲁依然忧心忡忡：诺亚·汤森的病人怎么办？他俩在一个诊所，有时互相帮助，诺亚的病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病人！这些病人现在是否处于危险之中？汤森看上去一切正常，到目前为止，安德鲁还没看出汤森犯过什么医疗错误，但是这种情况能持久吗？这可靠吗？会不会有一天，他因为自己滥用药物而受到影响，开错处方，或是漏掉他本该察觉到的重要症状呢？另外，他还是圣比德医院的内科主任，他能负担得起这个更加重大的责任吗？ 安德鲁越想，就觉得问题越复杂，也越难以解答。 最后，他把心事告诉了西莉亚。 那是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傍晚。西莉亚和安德鲁在家一起装饰一棵圣诞树，丽莎兴高采烈地帮忙。这是丽莎第一次懂得过“圣诞节”，但这个单词她还不会说。三人一起分工合作。完工的时候，女儿也经历了兴奋和疲劳，困得都快睡着了，安德鲁轻轻地抱她回房去睡觉。随后，他在隔壁布鲁斯的房间里停留了一会儿，小家伙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得正香。 安德鲁回到客厅时，西莉亚已经调好了加苏打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杯我调得比较浓，”她说着，把杯子递了过去，“我想你需要。” 看到安德鲁疑惑不解的表情，她又说：“今晚和丽莎在一起让你看起来蛮好的。这几个星期以来，我没看见你像今天这么轻松。你有心事，对吧？” 他吃惊地问：“我的烦恼表现得那么明显吗？” “亲爱的，我们结婚4年了！” 安德鲁动情地说：“这4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4年。”安德鲁一边喝酒，一边端详着圣诞树，西莉亚也不接话，等着他说下去。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如果我的烦恼表现得很明显的话，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知道，如果时候到了，你会跟我说的。”西莉亚抿了一口代基里酒，“你准备告诉我了吗？现在是时候吗？” “嗯，”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现在就告诉你。” 等安德鲁讲完，西莉亚就轻声叹道：“天哪！” “你瞧，”安德鲁说，“如果这些日子你觉得我的笑声变得少了，那也是事出有因。” 西莉亚走过去，伸出双臂搂住他，和他脸贴着脸，搂得紧紧的。“亲爱的，你真可怜，真可怜。你的负担这么重！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为你感到难过。” “更准确地说——是为诺亚感到难过。” “啊，的确，我的确也为他难过。但我是一个女人，安德鲁，对我来说，你是最重要的。我不能，也不想再看着你这样下去。” 安德鲁急切地说：“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倒是知道该怎么办。”西莉亚松开手，转过身，“安德鲁，你不能把这事闷在心里。你必须也告诉其他人，不单是告诉我。” “谁，举个例子？”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找医院里的人，找一个有实权的，能采取措施，可以帮帮诺亚的人。” “西莉亚，我不能那样做。如果我找了，就会招来各种风言风语，如果闹得尽人皆知……诺亚会把脸丢尽的。他的内科主任一职也保不住了，天知道他会不会被吊销行医执照，不管是降职还是吊销执照，他都会垮掉的。我不能这样做，就是不能。” “那你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他愁眉苦脸地说：“我真希望我有。” “我想给你帮忙，”西莉亚说，“真的，我有一个主意。” “但愿比刚才那个主意好点儿。” “很难说刚才那个主意不好。只不过，如果你不想指名道姓地供出诺亚·汤森，你可以旁敲侧击地跟别人谈谈。探一探别人的口风，和他们泛泛地讨论一下这类问题，看看医院里其他人怎么想。” “我该先找哪个人谈？” “医院管理主任怎样？” “伦纳德·斯威廷？我可没把握。”安德鲁在屋子里走了一圈，思虑着，然后站在了圣诞树旁，“不管怎样说，这总是一个办法。谢谢你。让我再想想。” “我想你和西莉亚的圣诞节应该过得挺不错的。”伦纳德·斯威廷说。 “是啊，”安德鲁点点头，“我们过得很好。” 他们坐在管理主任的办公室里，门紧闭着。斯威廷坐在办公桌后，安德鲁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管理主任以前是一个律师，身材颀长，像一个篮球运动员，可是他的业余爱好却是一项古怪的运动——掷马蹄铁，他还得过好几次冠军。斯威廷说，得冠军比说服医生们同意一件事还要容易些。他二十几岁就改行到医院里工作，现在已经快50岁了，医学知识不比内科医生少。自从4年前两人一起推广洛特霉素的临床使用，安德鲁和伦纳德·斯威廷就越来越熟。总的说来，安德鲁很尊敬他。 管理主任的眉毛又浓又密，他说话时眉毛就像两把刷子似的上下动个不停。此刻，斯威廷的那两把刷子又开始动了，他轻快地说：“你说你遇到了难题，安德鲁，想听听我的意见？” “是的，是我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当医生的朋友，他遇到了一点儿困难。”安德鲁撒谎道，“他在一家医院工作，发现了一件事，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朋友让我问问，我们这儿对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 “什么情况？” “和药物上瘾有关。”安德鲁描述了一个与真实情况类似的虚构案例，同时又小心翼翼，以免描述得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实情。 在讲述的过程中，他注意到斯威廷的眼神变得警惕起来，刚才友好的气氛也渐渐消失了。管理主任浓眉紧锁。最后，他干脆板着面孔站起身来。 “安德鲁，我这里的麻烦事够多了，哪里还顾得上别人医院里的事。不过，我建议，请告诉你的朋友，必须非常、非常谨慎。他正在踏进一片危险的领域，特别是如果他还想揭发那位医生的话。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他都知道了。安德鲁凭直觉突然发现，斯威廷准确无误地明白了他讲的事，也知道他说的是谁。佛罗里达朋友的那套花招，一点儿也没骗过斯威廷。安德鲁想，鬼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得比我预想的早。而管理主任并不想卷进去。眼下，他显然是想让安德鲁离开他的办公室。 这件事还不只这么简单。如果斯威廷知道了，那么医院里其他的人也会知道。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那些内科医生一定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资历比安德鲁要老得多，而他们也一直不闻不问。 安德鲁起身要走，觉得自己又天真又愚蠢。斯威廷送他到门口，又恢复了友好的面孔，把胳臂搭在这位年轻医生的肩膀上。 “这么急让你走，实在抱歉啊，但是我马上要接待贵客，是医院的大施主，我们可是指望他们给我们捐上好几百万美元的！你知道的，我们的确需要这笔捐助。顺便说一下，你的上司也要来。诺亚在给医院筹集资金上可是帮上了大忙。他似乎谁都认识，而且谁都喜欢他。有时我在想，要是没了我们的汤森医生，我们这个医院能不能办得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原来是这样。斯威廷的意思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不用管诺亚·汤森。他的社交网络很重要，他有很多有钱的朋友，他对圣比德医院非常有价值，不能让任何丑闻影响到他。咱们还是把这事放在一边吧，伙计，也许我们装作没有问题，问题就会消失。 当然，如果安德鲁把斯威廷刚才暗示的这些意思重复一遍，这位主任就会否认刚才发生过这样的谈话，或者会说，安德鲁误会了他的意思。 最后，当天晚些时候，安德鲁决定，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袖手旁观。不过，他同时也下定决心，今后要尽可能地密切关注那位前辈，确保诺亚的医疗活动别出错，让找诺亚就诊的那些病人别受到伤害。 当安德鲁把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决定告诉西莉亚时，她以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他说：“这是你的决定。我也能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可是，某一天你也许会后悔。” [1] 硫酸右旋苯丙胺、复方羟考酮、达尔丰皆为会让服用者上瘾的药物。其中，硫酸右旋苯丙胺在分子结构上与冰毒相近，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药品。——译者注 第一部 1957~1963年 10 文森特·洛德博士，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研究部主任，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尖刻的人可能会说他的性格是“混乱不堪”的。一个做科研工作的同事曾讽刺道：“文森特为人处事让人觉得，他的心思就好像是被装在一台高速的离心机里旋转，他自己不知道它会怎样飞出去，或者说，他不知道自己想让它怎样飞出去。” 这样的评价，本身就有点儿荒谬。洛德博士在相对而言还很轻的年纪——36岁时，就已经达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却很少有人能企及的成功阶段。然而，当他进入了这个平台期——或者看上去像是平台期——后，他很担心，他时常会感到疑惑，当初是怎样获得成功的，今后是否还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提起洛德博士，还应该说，即使他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他自己也可以杜撰出一些来。换句话说，他的一些不如意，大多出自他的错觉，而不是事实。 他的不如意之一是学术：他认为，在高等院校和科技界，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因为科技界的势利眼瞧不起制药公司的研究者，往往把他们列为二流人员，尽管这些偏见往往是错误的。 但是三年前，洛德辞去伊利诺伊大学的助理教授职务，转到制药工业，来到菲尔丁–罗斯，则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当然，他做出抉择的重要原因是他当时对那所大学感到非常不满和愤怒，时至今日，他的愤怒仍未消失，这演变成一种不断啃啮他的痛苦。 在痛苦的同时，他也会问自己：离开学术界是否太仓促，是否不太明智？如果他留在那里，或者转到另一所大学去，他是不是已经成了一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比现在更受人尊重呢？ 这背后的故事还得从6年前的1954年谈起。 那一年，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生洛德取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成了“洛德博士”。这个博士学位的含金量很高，因为坐落在厄巴纳–香槟的伊利诺伊大学化学院，是世界一流的学院。而洛德是那里的优秀学生。 他的外表看上去很符合人们对学者的认知。他神情敏感，面容清瘦，轮廓分明，在某种程度上也挺惹人喜爱的。有时人们觉得他不够亲和是因为他不苟言笑，常常愁眉紧锁。或许是由于多年苦读的结果，他的视力不好，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洛德总是用他最具特色的深绿色眼珠，透过镜片往外看，像是疑虑地在提防什么。他身形瘦削，瘦的原因是他对食物不感兴趣。在他看来，一日三餐是浪费时间，吃东西只是因为身体有需要。习惯与敏感的男人相处的女人会觉得文森特·洛德很有魅力。而男人们看上去被他分成了两派，要么喜欢他，要么就讨厌他。 他的专业领域是甾族化合物，包括雄性和雌性荷尔蒙——睾丸素、雌性激素、孕酮素——这些激素影响生育能力、性功能以及节育。20世纪50年代避孕药刚刚投入使用的那几年，甾族化合物引起了科学界和商业界的广泛兴趣。 洛德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因为在甾族化合物合成方面的工作进展顺利，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想再做两年博士后的研究，继续留在伊利诺伊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也乐于合作，学校顺利地从一家政府机构得到了“博士后”的研究经费。两年过去了，洛德在科学方面的研究依然进展顺利，除了在个人方面出过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这些小问题是洛德的习惯造成的，他对此近乎走火入魔，他总是反躬自问：我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吗？ 他沉思：留校待在伊利诺伊大学是不是错了？当初是不是应该离开伊利诺伊大学到欧洲去呢？欧洲是不是能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呢？类似的疑问——大多数是不必要的——不断地增加。这些疑问让他郁郁寡欢、脾气暴躁。长此以往，渐渐地，他就没什么朋友了。 洛德自相矛盾的复杂性格的另一面是，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评价甚高，这种看法也完全有根据。因此，当洛德两年“博士后”的研究工作结束时，伊利诺伊大学请他当助理教授，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便接受了这一建议，又一次留在了学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又翻来覆去地想这一决定是否正确，重新让之前那些问题折磨自己。 如果有一位能看透文森特·洛德思想的天使，他可能也会问洛德——你为什么要这样？ 做助理教授期间，洛德作为甾族化合物专家声名鹊起，在伊利诺伊大学之外，也有不少人知道他。在4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15篇科学论文，其中有几篇发表在有很高声誉的期刊上，比如《美国化学学会杂志》，《生物化学杂志》等。对比一下洛德在学校里等级不高的职称，这是非常出色的学术记录。 就是这一点激怒了洛德博士，而且他的愤怒与日俱增。 在神秘的学术界和科学界，很少有人会得到快速晋升，差不多总得慢慢熬。洛德要晋升的下一个职称是副教授。这个职称像是一顶桂冠，它也意味着有了终身经济保障。副教授也是一个信号，它像是在说，你成功了，你已经是学术界的精英之一了，你有了别人夺不走的东西，你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想法去工作，学校上层对你的干预将很有限。你功成名就了。 洛德很想升到这一级。他现在就想晋升，不想再等待两年，而实际上这种过程却像是在学术界的磨坊里面磨面粉一样，在正常情况下，他还要在这个磨坊里磨上两年才行。 他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些注意到这个问题，下决心设法提前晋升。他觉得，凭借他的成就，完成这件事轻而易举，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他满怀信心地准备了一份文献目录，打电话给化学院院长说想下星期见他，时间定好之后，他就把文献目录先寄过去了。 罗伯特·哈里斯院长是一个精瘦睿智的小个子，他的智慧之一，就是常反思自己是否有能力对各种问题做出苏格拉底式的决断，他在工作中往往要做这种决断。他原本是一个科学家，目前还在一个小的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每年还要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化学院的行政事务上。 1957年3月的那个上午，哈里斯院长在办公室里翻看文森特·洛德博士的文献目录，揣测着他送这份目录的目的何在。像洛德那种变化无常、难以捉摸的人，他的动机可能有10多种。反正马上就会弄清楚的，因为这份文献目录的主人会在15分钟内过来。 这位做事认真的院长，合上刚刚仔细看完的厚厚一叠文献，靠在书桌后面的扶手椅上，想着文森特·洛德的情况，以及他本人对洛德的直觉。 洛德天资聪颖，这毋庸置疑。即使院长以前不知道，他也从最近读到的洛德发表的论文以及相关的评论和赞扬中了解到了。在洛德自己选定的领域里，他可能会，甚至一定会攀上科学的帕纳塞斯山。科学家也是凡人，需要一点儿适当的运气，如果洛德有这份运气，他将来可能会有一些了不起的发现，会给他自己和伊利诺伊大学带来荣誉。目前，一切都让人满意，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一切顺利。但是…… 文森特·洛德博士有时令哈里斯院长感到不安。 院长不安倒不是因为洛德表现得过度敏感；才华出众和神经过敏常常是孪生兄弟，这两种品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倒也可以接受。无论是哪所大学——想到这里，院长叹了一口气——都像是一处充斥着敌意和忌妒的所在，常常有人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可开交。 不，让他不安的是其他的事，是更严重的事——这个问题以前就被提出过，最近又被人提了出来：在文森特·洛德的头脑深处，是否有不诚实的种子，可能会导致他在学术上弄虚作假？ 将近4年前，就是洛德博士任助理教授的第一年，他根据一系列试验结果写了一篇论文。据他说，那些试验产生了异常的结果。在论文马上就要发表时，洛德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同事——一个资历老得多的有机化学家——宣称，他重复洛德博士的试验，想获得洛德博士的结果，但是他没能做到，试验的结果不一样。 紧接着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是洛德弄错了。那些错误看来是误解造成的，并不是有意弄虚作假。洛德重写了论文，随后发表了。总算没有造成科学上的混乱。如果原来论文中的试验结果不修改的话，后果就会很严重。 这件事本身不重要。洛德博士身上发生的事偶尔也会发生在最杰出的科学家身上。人人都会犯错。但是，如果是一个科学家事后发现自己的错误，人们公认的正常且合乎道德的做法是：公开这个错误，并修改已发表的文章。 洛德的情况却不一样，因为根据洛德当时的反应，他的同事们有一种直觉，怀疑他自己其实已经知道出现了错误，很可能在论文写好以后就发现了，只是他默不作声，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 一时间，学校里便流传起各种关于伦理观念和职业道德的风言风语。后来，随着洛德又发表了一系列无懈可击、广受赞扬的科研发现，那些议论逐渐平息下去，人们显然把这件事给忘掉了。 哈里斯院长几乎也忘光了。直到两个星期前，他在旧金山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才回想起来。 “听着，罗伯特，”一天晚上，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是哈里斯的老友，在跟他边喝酒边聊天时说，“我要是你，我就会对你们学院那个叫洛德的家伙多留意一点儿。我们这边有人发现他最近的两篇论文中的试验都无法重复。他的合成过程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得不出他宣称的那些引人注目的结果。” 哈里斯进一步追问细节，那位教授接着说：“我并不是说洛德不诚实，我们都知道他很不错。但是，有些人对他有种印象，觉得他是一个急于求成的年轻人，也许是着急过头了。你我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罗伯特——时不时地抄近路，按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去阐述数据，这会让人在学术上自以为是，会带来危险。所以，我要说的是：为了伊利诺伊大学和你自己，要当心他出问题！” 忧心忡忡的哈里斯院长对这个忠告连连点头，感谢朋友的好意。 回到厄巴纳—香槟之后，他把洛德博士的系主任叫来，把在旧金山听到的朋友的那番话复述了一遍，然后询问他文森特·洛德最近那两篇论文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系主任来院长办公室，带来了答复。的确，洛德博士承认，他新近发表的论文中的结果在学术圈有争议。他也准备重新做试验，如果有问题，他会发表一个更正声明。 从表面上看，这挺好的。但是，那一次谈话引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别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洛德会怎么做？ 现在，两个星期之后，哈里斯院长又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这时，秘书通报说：“洛德博士来了。” “这就是我的来意。”10分钟之后，洛德结束了他的叙述。他隔着办公桌，面朝院长坐在那里。“你在文献目录中看到我的成绩了，哈里斯院长。我相信我的成绩比本校所有其他助理教授的成绩都要好，都更加引人注目。实际上，别人都比我的水准低许多。我刚才也说了我将来的计划。总结起来就是，我认为让我提前晋升是公平的，我的职称现在就该升一级。” 这位院长双手交握，目光越过手指尖审视着洛德博士，略带戏谑地说：“你看上去也没因为价值被低估而受什么苦嘛。” “我为什么要受苦？”他回答得又迅速又干脆，话音中可没什么玩笑的意味。洛德深绿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院长。“我知道自己和其他所有人的成绩。我也知道，比起我来，在这个职称上的其他人的贡献实在都太少了。” “如果你不介意，”哈里斯院长的声音也变得有点儿尖刻了，“我们还是不要谈其他人吧。其他人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自己。” 洛德瘦削的脸涨得通红。“我根本不懂怎么会有问题。整件事情一清二楚。我想我刚才已经解释清楚了。” “不错，你是解释清楚了，还相当有说服力。”哈里斯院长决定不要被洛德的话刺激得失去耐心。洛德所谈到的成绩毕竟是事实。他何必假装表现得很谦虚呢？甚至他的咄咄逼人也情有可原。许多科学家——院长身为其中一员也理解这一点——根本没时间花费在交际上。 那他是不是该同意洛德的请求，让他快速晋升呢？不。哈里斯院长告诉自己，不能同意。 “你得知道，洛德博士，”他指出，“晋升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下来的。作为院长，我必须依据教师委员会的意见行事。” “那都是——”这几个字脱口而出之后，洛德停住了。 “真扫兴！”院长心想，要是他说出“胡说八道”或者类似的字眼，我就有权命令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既然他及时地想起这是正式谈话，并且有所收敛，我们也只能继续按照正式谈话的流程走下去。 “有你的支持，晋升的提议都能获得通过。”洛德皱着眉头改变了说话的口气。他恨自己对院长低声下气，因为他认为院长以前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科学家，眼下也只不过是一个批阅文件的可怜人。只不过，他有大学相关部门做自己的后盾。 哈里斯院长没有答话。洛德说，如果有他的支持，提升就能获得通过，这话没错。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只有在能确保教师委员会成员都通过晋升决议时，他才会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院长是学院全体教员的领导人，但全院教员作为一个整体比院长具有更大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他知道即使他主动提出让洛德晋升，也没办法让这个提议获得通过。 现在，关于洛德最近发表的那两篇论文的流言蜚语，无疑已经在校园里传开了。除了流言，还有职业道德的问题，再加上4年前发生的事——它本来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但是现在人们又开始议论纷纷。 院长认为，如果已经下定决心，拖延表态时间毫无意义。 “洛德博士，”他平静地说，“目前，我不准备向委员会建议你提前晋升。” “为什么？” “我认为，你提出的那些理由还不足以让我非提议不可。” “请你把‘非提议不可’解释一下！” 这句话满含怒气，就像是命令。院长心里翻腾着，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冷冷地答道：“我想如果谈话到此结束，这对我们两个都好。再见！” 但是，洛德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仍然坐在院长办公桌的对面，怒目圆睁。“我要你重新考虑一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我为什么要后悔？” “我可能决定离开这里。” 哈里斯院长真心诚意地说：“要是那样的话，我会感到很遗憾，洛德博士。一方面，你的离去是我们的损失。你给我们大学带来了荣誉，而且我相信，你还会继续带来荣誉。另一方面，”——院长挤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我相信，即使你走了，这个学院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洛德站起身，气得满脸通红。他一句话也没说，大步流星地走出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了。 院长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提醒自己，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平和地跟那些脾气急躁而才华横溢的人打交道，他们的行为往往不可理喻。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开始做日常的工作。 洛德博士可不像院长，他没有忘掉这件事。他的脑袋里就像是有台复读机，一遍又一遍地重放上次的谈话，这让他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愤怒，最后他变得不单是恨哈里斯，而是恨这整所大学。 尽管在谈话中院长没有提到，但文森特·洛德怀疑，他这次遭到拒绝，跟他不得不修改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中的小错误有关。这一疑虑让他更加恼火。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比起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不错，他自己也承认，他知道那些差错是怎样产生的。他确实没耐心，太心急，有些匆忙。有那么一瞬间，他感到自己对结果的一厢情愿压倒了他对科学的谨慎态度。但是在那一瞬间之后，他还发过誓再也不让任何类似的事发生。而且，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他很快就会发表对论文的更正说明。所以，有必要把这事考虑进去吗？真小气！真是狭隘！ 洛德从来没有想过，批评他的人真正关心的，不是事情本身，包括4年前发生的事情，而是他性格中的某些征兆、信号。洛德博士没有往这方面去推测和理解，以至于他的痛苦越积越深。 接着，在三个月后于圣安东尼奥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一名代表接近他、邀请他“过来”时——这是提供职位的婉转用语，他虽然没有马上表示同意，但至少表达了一句“嗯，看情况吧”。 这种接近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大医药公司常常在物色新的科研人才，密切关注各大学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如果有引起医药公司兴趣的文章，他们说不定会给作者寄一封祝贺信。然后，在各大学术会议上，医药公司的人有机会与各院校的科学家相遇，这是互相接触的良机。通过所有这些方式，早在那次圣安东尼奥会议之前，文森特·洛德这个姓名就已经是医药公司考虑和物色的“目标”了。 接下来是更具体的沟通。菲尔丁–罗斯需要一位在甾族化合物方面拥有很高水平的科学家，公司需要让这类人来领导甾族化合物的研究。从一开始，公司的几位代表就非常尊敬和重视洛德博士，这种态度让洛德非常受用。他觉得，跟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受到的怠慢相比，这样的态度真是令人舒心。 从科研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机会让他感兴趣，而公司提供的薪水也是如此——每年14 000美元，比他在伊大的收入多了几乎一倍。 在这里要为洛德说句公道话，跟他对食物的兴趣一样，他对金钱本身也不感兴趣。他的个人需求很简单：在大学里的收入，也从来没让他感到生活拮据。但是，医药公司给的待遇在他看来也是一种恭维——是对他价值的认可。 洛德博士考虑了两个星期，接受了公司的职位。洛德跟极少数人道别之后，突然就离开了伊利诺伊大学，自1957年9月起在菲尔丁–罗斯任职。 几乎就在他刚来公司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11月初，菲尔丁–罗斯的研究部主任在使用显微镜观察时忽然倒下，不省人事，由于严重的脑溢血而死亡。洛德具备当研究部主任的资格，他就刚好被公司任命，走马上任，补上这个职位空缺。 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洛德博士也已经牢牢地在菲尔丁–罗斯站稳了脚跟。他一直备受尊重，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能力。他卓有成效地管理着自己的部门，很少受到外界的干预。尽管洛德在性格上有点儿问题，但是他和研究部的人相处得不错。同时，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要是其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会心满意足。但是洛德却不同，他有回溯过往的习惯：总是怀疑之前的决定是否正确，总爱反复琢磨。对伊利诺伊大学不肯让他晋升副教授这件事，他还是耿耿于怀，以至于愤怒和痛苦的程度有增无减。目前他也有烦恼，至少他认为有。他老怀疑研究部之外的公司员工。怀疑是不是有人暗中跟他过不去？有好几个人，他既不喜欢也不信任——那个爱出风头的女人就是其中之一。西莉亚·乔丹未免吸引了太多的关注。她的晋升让他感到不快。他把她看成自己在权力和威望方面的竞争对手。 他总希望，有一种他想象中的可能性可以变成现实：西莉亚那个女人有一天会因为做得太过头，最后栽个大跟头，然后销声匿迹。但是，洛德博士自己也知道，这种事情还不可能马上实现。 当然，这些事都无关紧要，甚至之前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受到的侮辱也算不了什么。如果现在这件看起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一旦发生，那么就没有人能在权势和声望上与文森特·洛德匹敌了。 跟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的愿望也鼓舞着洛德。跟其他科学家一样，他一直梦想着某一天他本人能取得重大突破，他梦想的是那种可以急剧扩大人类知识边界的发现，是那种可以让他名垂青史的发现。 这样的梦想现在看来，似乎触手可及了。 在菲尔丁–罗斯，他根据自己巧妙的构想，连续三年不间断地艰苦奋斗。现在，一种化合物终于快要研制成功了，它会是一种了不起的化学药品。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至少还需要花两年时间继续研究、在动物身上做试验。但是，初步试验是成功的，剩下的试验套路都已经成形。凭他的知识、经验、科学直觉，文森特·洛德能把这些套路看得清清楚楚。 当然，新药一旦上市就会给菲尔丁–罗斯带来难以想象的财富，但是，这不重要。重点在于：这件事关系到文森特·洛德博士是否能获得世界性的声誉。 现在，他需要的不过是再多花一些时间。 然后，他要让他们见识一下。上帝见证，他要让所有人看看他有多厉害！ 第一部 1957~1963年 11 反应停出了爆炸性新闻！ 正如西莉亚很久之后所说：“自从反应停事件尽人皆知以后，药品行业的任何事都不能跟原来一模一样了。尽管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 事情的发展很缓慢，开始的时候只有当地人注意到，而且最先被牵涉其中的人，从来没有把这件事与一种药联系在一起。 在1961年4月的联邦德国，医生们惊讶地发现海豹肢症（phocomelia）暴发。这是一种罕见的病症，有此病症的新生儿在出生时就伴随着不幸的畸形，他们没有胳膊或腿，或者只有很小的、没有什么用的、像海豹肢体一样的四肢。上一年有两例这样的报道，即使是两例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述，“两个头的孩子还更常见一点”。现在，突然之间，却有大量海豹畸形婴儿出现。 一些母亲看到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时，惊恐绝望地尖叫。一些母亲想到自己孩子以后悲惨的人生则号啕大哭，就像其中一位母亲所言：“我的儿子，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便不能够自己吃饭，自己洗澡，解决自己基本的卫生需求，也不能开门，不能挽着爱人的手，甚至不能够写他自己的名字。” 这些母亲中的一些人选择了自杀，更多的人则需要精神医生的帮助。一位之前非常虔诚的父亲甚至诅咒上帝。“我要把痰吐在他身上，我要在他身上拉屎，”然后，他又纠正自己，“根本没有上帝，怎么可能有？” 海豹肢症暴发的原因，仍然没有人知道。（海豹肢症的英文单词phocomelia来自希腊语，在希腊语中，phoke指海豹，melos指四肢。）有个研究认为，病因可能是原子弹的放射性尘埃。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一种病毒在作怪。 很多患此症的孩子除了缺少四肢，还有其他缺陷。要么没有耳朵、要么耳朵畸形；心脏、肠道以及其他器官要么形态不完整、要么功能不健全。有一些婴儿夭折了，一位目击者写道，“死去的婴儿是幸运的”。 随后，在1961年11月，两个互不相识、独立工作的医生——一位德国的儿科医生和一位澳大利亚的产科医生，把海豹肢症同反应停联系在了一起。紧接着，人们确认，这种药物确实是导致这些婴儿产生畸形的罪魁祸首。 澳大利亚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在人们知晓这种联系的同一个月，相关部门就勒令反应停从市场上下架。联邦德国和英国在一个月之后，即12月，才下达禁令。但是又过了两个月之后的1962年2月，美国才撤销该药物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申请。令人费解的是，加拿大直到3月，才停止对该药物的销售，比澳大利亚晚了4个月。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包括怀孕的妇女继续服用了该药4个月。 西莉亚和安德鲁经常讨论此事。他们通过报纸和科学期刊，一直关注着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的进展。 一次晚餐时，西莉亚说：“哎，安德鲁，我真庆幸，怀孕期间你什么药都不许我吃！”几分钟之前，她还充满爱意和感激之情地看过他们那两个健康、正常的孩子。“我本来想吃点儿反应停的，我听说一些医生的妻子也吃了。” 安德鲁轻声说：“我自己就有一些反应停。” “你有？” “一个新药推销员给了我一些样品。” 西莉亚震惊了：“你没有用它们吧？” 安德鲁摇摇头：“我真想说我对这种药有点儿怀疑，但是我并未怀疑，我只是忘记它们放在哪儿了。” “现在这些样品在哪儿？” “今天我才想起它们来，我把它们翻找出来，有几百片。我记得在哪里读过一篇报道，说有250多万片药片被分发给了美国的医生。我把我的那些药扔到厕所里冲走了。” “感谢上帝。” “我也感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陆续涌现出很多关于反应停的报道。据估计，在20多个国家，有两万多名畸形婴儿出生，但是确切的数据，永远没有人知道。 在美国，患海豹肢症的婴儿数量很少——估计有18或19例，因为这种药物从来没被批准广泛使用。如果它通过了审批，那么没有胳膊或腿的美国婴儿的数量，很可能会达到1万。 1962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安德鲁舒服地待在家中的书房里，他面前摊着一份报纸，他这样对西莉亚说道：“我想我们都欠凯尔西女士一份人情。” “凯尔西”即弗朗西丝·凯尔西博士，她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部门的一个官员，尽管制药公司因为急于在市场上推广反应停，给她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但她还是用官僚方式拖延着。现在，随着凯尔西博士声称她一直在用科学的理由怀疑这种药物的安全性，她成了全国英雄。肯尼迪总统授予她杰出服务总统金质奖章——这是国家公民的最高荣誉。 “事实表明，”西莉亚说，“她做的是正确的。我也觉得我们得表示感谢，但是，还有一些人说，她得到这个奖章是因为她什么事也不做，她只是迟迟不做决定。对于官僚阶层来说，这永远是安全的。但现在，她却声称她是因为有先见之明，而不是实际上的官僚做派。同时，也有人担心肯尼迪总统的行为意味着在将来，那些想获得奖章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会拖延审批进度，这样人们真正需要的好药也会迟迟用不上。” “你要明白的是，”安德鲁说，“政治家都是投机取巧者，肯尼迪亦不例外，基福弗也同样。他们两人都是在利用反应停的公众关注度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不过，公众也一样，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法律，不管反应停在其他方面怎么样，西莉亚，它确实恐怖地表明了你们的行业不能够管束自身，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腐坏了。” 大量的新闻报道促使安德鲁发出这样的评论。在对与沙利度胺事件相关的几家医药公司进行调查之后，报纸几乎每天都会披露出一些真相，里面包含了欺骗、狠毒、贪婪、掩饰、无能等。 西莉亚忧伤地说：“我真想和你辩论，但是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不会反驳你。” 令人诧异的是，虽然事先有政治阴谋，但一些好的法案最后还是出台了。在肯尼迪总统于1962年10月签字后它们成了法律。尽管新法律并不完美，有些条款后来还使一些非常有用的新药不能到达急需使用者的手中，但新法律总算给消费者提供了“前沙利度胺时代”（B.T.）所没有的防护措施。 同年10月，西莉亚听说，菲尔丁–罗斯的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伊莱·坎珀当已经病了好几个月了，就要不行了。他患上了癌症。 西莉亚听到这个消息后没几天，霍桑把她叫到办公室。“伊莱传信来，说想见你一面。他已经回家休养。我安排好了，明天派车送你过去。” 坎珀当住在莫里斯敦西南8千米以外的肯布尔山湖畔。房子坐落在一条漫长车道的尽头，被树木和浓密的灌木丛遮蔽，远远望去，不太能看清楚。房子大而古老，正面砌墙的粗糙石块由于日晒雨淋而染上了一层绿色。从外面看，里面似乎很暗。走进去，也的确昏暗。 一位弯腰驼背的老管家把西莉亚领进一间装饰豪华、摆满古老家具的客厅里，请她等一会儿。房子里悄无声息，死气沉沉。西莉亚想，这或许是因为伊莱·坎珀当一个人生活的缘故，她知道这位总经理已经鳏居多年。 过了几分钟，一位穿着制服的护士出现了。她年轻漂亮而又活泼，与周围的一切形成鲜明对照。“请跟我来，乔丹太太。坎珀当先生正等着你呢！” 当她们踏着厚实的地毯，沿着弧形的宽大楼梯拾级而上时，西莉亚问道：“他怎样了？” 护士实事求是地说：“他非常虚弱，痛得厉害，虽然我们给他用了镇静剂来减轻他的痛苦，不过效果有限。今天倒还没用呢，他说他想保持清醒。”她好奇地打量着西莉亚。“他一直盼望着你过来。”在离楼梯口不远处，她打开一扇房门，示意西莉亚进去。 一开始，西莉亚几乎认不出他来，那个靠着枕头倚坐在四柱大床上的人，形容枯槁。不久之前，伊莱·坎珀当似乎还是力量和权势的象征，而如今却憔悴不堪、面色苍白、虚弱无力，这一切都像是在嘲讽着他往日的威风。他用深陷的眼睛望着西莉亚，面部因为想微笑而变得扭曲。他说话的声音微弱而尖细。 “晚期癌症患者恐怕看上去已经不行了，乔丹太太。我犹豫过，不知道该不该让你看到我这副模样，但是，有些事我想当面跟你说。谢谢你到这里来。” 护士搬来一把椅子，之后就走了，只留下他们两个人。西莉亚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很高兴到这里来，坎珀当先生。您生病了，我真的很难过。” “大多数高管都叫我伊莱。如果你也这样叫我，我会很高兴。” 她笑了笑。“嗯，我叫西莉亚。” “嗯，我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对我一直很重要，西莉亚。”他抬起一只无力的手，指了指房间另一头的桌子。“那边有一本《生活》杂志，里面有几张纸。麻烦你递给我一下，可以吧？” 她找到杂志和那几张纸，给他递过去。坎珀当接过《生活》杂志后就开始费力地翻页，直到翻到他想找的那一页为止。 “也许你已经看过这个了？” “是配有畸形婴儿照片的关于沙利度胺的文章吗？嗯，我看过。” 他摸了摸其他几张纸。“这是另外一些报道和照片，有的还没有发表。我一直关注着这件事。太可怕了，是不是？” “嗯，是很可怕。” 他们沉默了片刻，接着他说：“西莉亚，你知道我就快死了吧？” 她轻柔地应道：“嗯，知道。” “我让那些可恶的医生对我讲了实话。我最多只能活一两个星期了，也许只有几天。所以，我让他们把我送回家。就在这里结束吧。”她正想说话，他做了一个手势止住她。“先听我说。” 他停了一下，歇了一口气。显然，刚才说这些话已经让他感到很疲惫了。然后，他接着说：“这就是自私，西莉亚。公布这些照片对那些无辜的、可怜的孩子没有一点儿好处。”他的手指抚摩着杂志上的照片。“但是我很高兴，在我死的时候，良心上不用感到不安。而我之所以能坦然离开这个世界，全是因为有你。” 西莉亚想争辩：“伊莱，我相信我是知道你在想什么的，但是，当我建议……” 他仿佛没听见似地继续说：“当我们菲尔丁–罗斯的人拿到那种药之后，我们还计划要大力推销。那时，我们觉得一定能赚大钱。我们打算先广泛地试用，然后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施加压力，让他们批准。说不定这样它真的能通过，我们的申报时间不同，可能审批的人会是另外的官员。之前的审批是否通过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逻辑。” 他又停了下来，积攒一点儿力气，集中一下精神，然后说：“你说服我们只在老人身上做试验，因而没有60岁以下的人使用过。这种药在老人身上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就放弃了。后来，我知道有人批评你……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如果像我们最先预想的那样做……那我就得背上责任……”他的手指又碰了碰那些杂志上的照片。“如果那样，这些可怕的沉重的负担就会盖在我的墓碑上。就像……” 西莉亚的眼前模糊了，她握着他的手说：“伊莱，不要激动。” 他点点头，嘴唇颤抖着。她弯下身子凑近一些，以便听清他说的话。“西莉亚，我相信你身上具有某种特质：一种天赋，一种本能，能判断是非……我们的行业就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了，这些变化我看不到了……我们公司里有些人认为你走在了前面。这很好……而我要劝告你，这是我最后的劝告……运用你的天赋，西莉亚。相信你自己的直觉。等你有权力了，要坚定地按你的信念去做事……不要让不如你的人动摇你……” 他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一阵剧烈的疼痛让他的脸扭曲了。 西莉亚感觉到身后有动静，她回头去看时，那位年轻护士已经悄悄地走进屋里了。她把摆放着注射器的盘子放在床边，动作麻利迅速。护士俯身问道：“坎珀当先生，是不是又开始痛了？”他无力地点点头，护士就卷起他睡衣的袖子，把注射器里的药注入他的前臂。他紧绷的脸几乎瞬间就松弛下来，眼睛也合上了。 “他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了，乔丹太太，”护士说，“恐怕你再待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她又一次好奇地看了看西莉亚。“你们谈完了吗？看上去这次谈话对他很重要。” 西莉亚合上那本《生活》杂志，连同那几张纸一起放回原处。 “嗯，”西莉亚说，“是的，我想我们已经谈完了。” 尽管西莉亚守口如瓶，但不知怎么的，她与伊莱·坎珀当会面这件事在公司内慢慢传开了。结果，她发现别人看待她时充满了复杂的表情，好奇、尊敬，有时还带有一点儿敬畏。所有的人，包括西莉亚自己在内，都不会抱有丝毫错觉，认为5年前她对公司提议的沙利度胺的试验范围是出于她特殊的洞察力；事实上，只是那次试验没有成功而已。但是，毕竟事实是当时的试验策略使公司避免了灾难性的恶果，西莉亚在决策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足以让大家对她充满感激。 公司的高管中只有一个人不承认西莉亚的作用。尽管研究部主任当初极力主张广泛试验沙利度胺，甚至还要把这种药交给产科医生让孕妇也试用——这一点西莉亚明确表示反对，可是现在，他却绝口不提自己曾出过这种主意。相反，他还提醒其他人：当初这药在老人身上试验未获成功之时，是他自己做出决定放弃这种药的。此话不假，但却是断章取义。 然而，没有多少时间让大家无休止地议论下去了。西莉亚探望坎珀当两个星期之后，这位老者就去世了。第二天，也就是1962年11月8日，报纸上登载了坎珀当的讣告，讣告篇幅很长，满怀敬意。当然更长的讣告是关于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的，她恰巧在前一天去世。就像西莉亚对安德鲁说的那样：“看上去像是两段历史同时终结了——一段是重要的历史，另一段历史虽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曾参与其中。” 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总经理的去世，使公司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动，董事会任命了一名新的总经理，而其他人则沿着晋升阶梯往上升了一级。得到提拔的人中有山姆·霍桑，他成了公司副总经理和全国销售部经理。特迪·厄普肖也喜出望外，他听说自己被任命为非处方药[1]部销售经理——非处方药部是由公司的子公司布雷联营公司负责的。特迪兴奋地向西莉亚描绘这个新职位：“在非处方药部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能真正做点儿买卖，把对手拉进来、把对手打趴下。我已经推荐你接替我的职务了，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这里还是有些人不喜欢让女性担任任何部门的主任。”他又补充道：“说实话，以前我也是那种人，但是你改变了我的看法。” 之后的8个星期，西莉亚在各个方面实际上做的都是销售训练部主任的工作，但是，没有头衔。日子一天天过去，西莉亚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产生的挫折感也越来越强烈。直到1月初的一天上午，霍桑连招呼也没打就走进了她的办公室，他满面春风。“老天，终于尘埃落定了！”他宣布说，“有那么几个冥顽不化的男人，我都恨不得和他们以刺刀决斗，让他们流点儿血。不过，现在总算是有结果了。你是这个部门的主任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西莉亚，你现在正式踏上公司的快车道了。” [1] 非处方药（over the counter），简称OTC，是与处方药相对应的概念。非处方药本意是商家可以在柜台上直接销售，且顾客不需要医生开具的处方就可以自行购买的药，比如日常使用的感冒药、消炎药等就属于此类。而处方药是指精神病药、成瘾性药等需要凭医生开具的处方才能购买的药品。——译者注 第二部 1963~1975年 1 菲尔丁–罗斯的快速升职通道同其他公司的一样，如果你被选为领导候选人，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去熟悉业务、证明自己的才干。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快速通道上的人都能到达终点线。这条通道上还有其他人，竞争很激烈。一个人的名字随时都有可能被去掉。 西莉亚知道这一切。她还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她需要跨越男人不用跨越的额外障碍——对女性的偏见。她要取得两倍于普通人的成绩，才会让她更具竞争力。 20世纪60年代看起来不利于医药行业发展，因为20世纪60年代是处方药领域没有收获、没有创新的时期。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当西莉亚提起时，山姆·霍桑说，“哎，我们刚刚走过了奇迹药物不断涌现的20年——各种抗生素、治疗心脏病的新药、避孕药、镇静剂，不胜枚举。现在，我们到了瓶颈阶段，这要一直等到出现下一个重大的科学突破才能结束。” “瓶颈阶段还有多久？” 山姆沉思着摸了摸他的秃头：“谁知道啊？可能两年，也可能10年。反正，在重大突破出现以前，我们的洛特霉素销路很好，而且我们也在不断研发现有药物的升级版。” 西莉亚尖锐地说：“你的意思是说研发那些me-too药？模仿我们对手的那些成功的药？玩玩分子上的把戏，只要别人不会因为我们侵犯他们的专利权而控告我们就行了，是吗？” 山姆耸耸肩：“如果你用批评者的语言，可能是这样。” “说到批评者，他们指责我们把研究工作浪费在me-too药上，说我们本该把精力放在一些更有效、更有益的研究上？他们说的话，难道不对吗？” “在我们这个行业中做什么都会被别人批评，现在难道不是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吗？”山姆的声音也渐渐地变得尖锐起来，“特别是有些人，他们不了解或者不关心，正是因为这些me-too药，能够使我们这样的公司在科学上没有进展时能继续维持下去。总是会有青黄不接的空白期。你知道吗？在种痘成功预防天花以后，科学家又花了100年才搞清楚这种办法能预防天花的原因。” 尽管谈话让西莉亚灰心丧气，但是之后她发现其他医药公司也经历着同样的瓶颈期，并没有研发出什么新的或让人振奋的药。这是制药业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尽管当时没人知道——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最终结果证明山姆是个正确的预言家。 其间，即1963年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到11月，西莉亚都成功地做着销售训练部主任的工作。 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在自己那间有栎木护壁板的办公室中，山姆对西莉亚说：“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公司要给你一项新任务。哦，当然，同时也是一次升迁。” 西莉亚等待着。看山姆没有继续往下说，她叹了口气，笑道：“你明明知道我好奇得要死，却非要我开口问你，那我就问了。那好，山姆，我的新职位是什么？” “非处方药部的总经理。你将接管整个布雷联邦公司分部。你以前的领导特迪·厄普肖现在要向你汇报了。”山姆笑道，“西莉亚，我希望你像我想象中那样高兴、那样满意。” “啊！当然！我很高兴。山姆，谢谢你。” 他精明地看了她一眼：“你的高兴之中，好像有所保留呀？” “并没有保留。”西莉亚果断地摇摇头，“只是……好吧，事实上，我对我们非处方药部的业务一无所知。” “你一无所知并不奇怪，”山姆说，“我过去在这方面的知识也有同样的空白，直到我在非处方药系统工作了两三年，才补充了不足。在某种程度上说，那就像是到了外国。”他犹豫了一下又说：“或者说，就像穿过铁轨从城市的这一边跑到了另一边。” “是名声较差的那边吗？” “有可能。” 他们都清楚的是，与其他大医药公司一样，菲尔丁–罗斯在两个部门之间竖起了一道墙。一边是处方药部，久负盛名；另一边是非处方药部，这个部门的发展通常不被看重，没什么名声。墙的这两边各有各的业务，互不相干。各自的管理机构，研究人员和推销团队之间也毫无联系。 正是因为这种分离政策，菲尔丁–罗斯才保留了布雷联邦公司的名称。它最开始是一家独立的小药房，多年前被菲尔丁–罗斯收购，现在专门出售非处方药。在民众眼里，布雷联邦公司和菲尔丁–罗斯没有任何关系，而母公司也觉得这样更好。 “在布雷联邦公司，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山姆对西莉亚说，“你得学会关注止咳药、痔疮膏、洗发剂。而且，非处方药是整个制药业的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还能赚到大把的钞票。所以，你必须了解它，了解它如何运转以及为什么这样运转。” 他接着说：“还有一点，也许你要把你那些批评性的意见暂时放在一边。” 她好奇地问：“能解释一下吗？” “你之后会明白的。” 西莉亚决定不勉强他。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山姆说，“布雷联邦公司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我们的非处方药需要有新的推动力、新想法。”他笑道：“可能需要一个处事强硬、想象力丰富、有时还会让人不舒服的女性的新想法——嗯，有什么事？” 山姆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他的女秘书说的，那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黑人女性。她刚走进门，站在打开的门口。 看她没回话，山姆便说：“玛吉，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受到——” “等一下！”西莉亚说。她发现山姆没注意到，眼泪正流淌在那位女秘书的脸颊上。“玛吉，出什么事了？” 伴随着哭泣，姑娘努力说出话来：“总统……肯尼迪总统遭到枪击……在达拉斯……收音机里……都在播放这件事。” 山姆·霍桑的面庞上交织着惊恐和怀疑，他急忙啪的一声将办公桌旁的收音机打开。 像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西莉亚会永远记住，在那个恐怖的时刻，自己在什么地方、正在做什么事。那一天让人震惊，让人凝神无助，仿佛是世界末日的序曲，仿佛紧接着的是毫无希望只有沮丧的日子。肯尼迪政府像英国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地卡米洛特那样——不管卡米洛特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给人一种新的开端突然消失的感觉，给人一种世事无常的感觉，好像其他一切次要的东西都无所谓了——就西莉亚而言，这些次要的东西包括她自己的雄心壮志，以及她对新职位的言论和想法。当然，在这种一切都停摆的日子结束后，生活还得继续。就西莉亚而言，她得到布雷联邦公司总部上任去了。该公司位于一幢朴实无华的四层高的砖砌房屋里，与母公司总部约有2.5千米的距离，是完全归菲尔丁–罗斯所有的子公司。到这里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她就在她小而舒适的新办公室，与分部的销售部经理特迪·厄普肖会面，一起回顾非处方药的经营情况。 刚到布雷联邦公司的那个星期，西莉亚一直泡在文件堆里——财务报表、销售数据、研究报告、人事档案，她接触着所有与她新职位有关的材料。她看着材料，逐渐意识到山姆·霍桑对她讲的话是对的。在先前平庸的领导管理之下，这个部门毫无生气。它确实需要新的推动力、新的思想。 在跟厄普肖讨论时，西莉亚说：“特迪，先来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坐在这里，你却得向我汇报，你是否会生气？我们两人的位置颠倒了过来，你介意吗？” 这位充满战斗力的销售部经理似乎大为惊讶。“介意？天哪，西莉亚，我再高兴不过了！你就是这个部门需要的人。听说你要调过来，我简直是欢呼雀跃。不信，你可以问我妻子！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我还和妻子干杯，祝愿你健康。”特迪一边说，一边劲头十足地点头强调自己所说的话，“至于生气，亲爱的，绝对没有那回事。我只是一个推销员——非常好的推销员，但是我也只能做推销。可是你却有头脑，可以创造出比我们现有的好得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拿这些东西去卖。” 西莉亚被他的反应感动了。“谢谢，特迪，”她说，“我也喜欢你。我们会成为好搭档。” “对极了！” “你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两个部门都工作过，”她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告诉我你的看法。” “这是有个基本的区别。非处方药大部分就是在大肆宣传，”特迪瞅了一眼散落在办公室里的文件，“我想你在查阅成本支出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是，我更想听听你自己的看法。” 他充满疑问地看着她：“私人看法？毫无保留？” 她点点头：“那才是我想听的。” “好吧，这么来说吧。我们两人都知道，一种处方药要花好几百万美元来进行研究，要花五六年才能上市。而非处方药，6个月或者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能弄到配方，成本很低。然后，把大笔的钱花在包装、广告、推销上就行了。” “特迪，”西莉亚说，“真有你的，你一下子就说出问题的核心了。” 他耸耸肩：“我从来不骗自己。我们这儿卖的东西可不是路易·巴斯德发明的。”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制药业中非处方药的销售额一直节节攀升。” “就像火箭！因为广大的美国公众需要它，西莉亚。人们经常有些小毛病，如果他们聪明点儿，不理它，过段时间自然就会好，但是得病的时候人们还是想自己来处理一下。他们想给自己当一下医生，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市场。所以，如果火箭不管怎样都要往上蹿，为什么我们——菲尔丁–罗斯、你、我——不抓住它的尾巴跟着往上飞呢？”他停顿了一下，思索片刻，继续说：“眼下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把火箭的尾巴抓牢——我们在市场上没得到我们本该得到的份额。” “我同意你关于市场份额的观点，”西莉亚说，“而且我相信我们能改变现状。但是就非处方药本身来说，它们的作用当然比你说的作用稍微多一点儿。” 特迪抬起双手，好像这个回答无关紧要。“稍微多一点，也许吧，但是不会多很多。倒是有几种好药——比如阿司匹林。至于其他药，主要是使人们感觉好受一些，甚至只是让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点儿安慰。” 她坚持说：“难道那些常用药，比如说感冒药，没有起到比心理安慰更大的作用吗？” “不！”特迪用力地摇摇头。“你随便去问个好医生，去问问安德鲁。这么说吧，我们在医药公司这么有利的环境中，如果你或者我得了感冒，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来告诉你！回家去，把脚垫起来，休息一会儿，多喝水，吃上几片阿司匹林。在科学研究还没找到治疗普通感冒的疗法之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些。而要想找到能治愈感冒的药物，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真是前路漫漫。” 尽管特迪显得很认真，西莉亚却笑了。“你从来没吃过感冒药吗？” “没吃过。当然，幸好有很多会吃感冒药的人。成群结队的人怀抱希望，每年要花5亿美元来治疗他们无法治好的感冒。于是，西莉亚，你和我——我们就出去卖给大家他们需要的药。好处就在于，这些药对他们都没什么伤害。”特迪的声音渐渐地小心起来，“当然，你知道我对外人不会这样讲。现在是因为你问我，我才这样说，我们这是私人聊天，而且我们也互相信任。” “感谢你的坦诚，特迪，”西莉亚说，“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看问题的话，你做这种工作会不会有时候心有不安呢？” “不会，我有两个理由，”他扳着手指头说，“第一，我的职业不是判断是非。我接受现实世界，而不像梦想家那样，设想世界应该要怎么样。第二，反正有人要卖这些玩意儿，那当然也可以由特迪·厄普肖来卖。”他犀利地看了西莉亚一眼。“不过，你会有点儿不安，是吧？” “是，”她承认道，“有时候会。” “高管们要你在布雷联邦公司工作多久，他们跟你说过吗？” “什么也没说。我想，可能没有期限。” “不会的，”特迪向她保证说，“他们不会把你忘在这儿。你或许会干上一年，然后再升职。所以，坚持到底，宝贝！到最后，一切都值得。” “谢谢你，特迪，”西莉亚说，“我会听你的劝告，不过，我想做的不是坚持到底，我希望大干一番。” 尽管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西莉亚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是她从没想过冷落她的家庭，现在她和两个孩子也依然亲密。丽莎5岁，布鲁斯3岁。在工作日的每个晚上，在她回家之后到晚饭之前这段时间，她总是和孩子们相处两个小时——不管她的公文包里带回家要看的文件有多么重要，西莉亚都坚持这样做。 与厄普肖谈话后的那天晚上，西莉亚继续做她几天前开始做的事——给丽莎朗读《爱丽丝梦游仙境》，如果布鲁斯坐得住，也会在旁边听。 布鲁斯今晚比往常安静——他感到疲倦，有点儿感冒，还流着鼻涕，丽莎和往常一样，听得入迷。故事讲到爱丽丝等候在一座美丽花园的小门旁，门太小以至于以爱丽丝这样的身高根本进不去，爱丽丝希望能找到…… ……一本讲述各种规则的书，其中包括可以像望远镜一样把人关进去的方法：这次她找到一个小瓶子……（“原先这瓶子肯定不在这里。”爱丽丝说。）瓶颈上系着一张标签纸，上面印着漂亮的大字“把我喝掉”。 西莉亚放下书，用纸巾擦掉布鲁斯的鼻涕，又拿起书继续念下去： “把我喝掉”，听上去倒是挺好，但是聪明的小爱丽丝并不打算马上就喝。“不行，我要看看，”她说，“究竟上面是否有‘有毒’的标志。”……她从没忘记，如果你喝多了标着“有毒”的瓶子里的东西，那你迟早会感到不舒服。 不过，这个瓶子上没有“有毒”的标志，所以爱丽丝冒险品尝了一下，发现味道非常好（实际上，它就像是樱桃馅饼、奶油冻、菠萝、烤火鸡、太妃糖、热的黄油烤面包混合在一起的美味），她一下子就喝光了。 “好奇怪的感觉！”爱丽丝说，“我一定是变小了，像是被关在望远镜里了。” 事实确实如此：现在她只有25厘米高…… 丽莎突然插话说：“她不应该喝，是吧，妈妈？” “如果是真实世界，她就不该喝，”西莉亚说，“不过，这只是一个故事。” 丽莎坚定地说：“我还是认为她不该喝。”西莉亚早就注意到，她女儿已经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了。 “你完全正确，宝贝。”他们身后响起安德鲁愉快的声音。他刚刚悄悄地走了进来，他们没有注意到他。“永远不要喝你不熟悉的任何东西，除非医生给你开了这种处方。” 他们都笑了，孩子们热情地拥抱了安德鲁，然后他亲吻了西莉亚。 “现在，”安德鲁说，“我开一份处方：来一杯庆祝‘一日终了’的马提尼酒。”他问西莉亚：“一起喝吗？” “当然。” “爸爸，”丽莎说，“布鲁斯着凉了。你能治好他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不是冷医生。”他把女儿举起来，抱了抱她。“感觉到了吧！我是一个热医生。” 丽莎咯咯地笑：“哦，爸爸！” “不可思议，”西莉亚说，“这几乎是我今天谈话的一次回放。” 安德鲁放下丽莎，开始调制马提尼酒。“什么谈话？” “晚饭时再告诉你。” 西莉亚把《爱丽丝梦游仙境》放回书架上，准备次日晚上再读，接着就要送孩子们回床上休息了。厨房里飘来咖喱羊肉的味道，旁边的餐厅里，温妮·奥古斯特为安德鲁和西莉亚安排着晚餐。西莉亚暗想，我做过什么，才可以过这样奇妙、幸福、快乐的生活？ “特迪说的完全正确，得了感冒除了多喝水，多休息，吃几片阿司匹林之外，任何医学治疗方法都没用。”西莉亚告诉安德鲁早上她和特迪在办公室的谈话之后，他如是说。 他们吃过晚饭，把咖啡拿到起居室。他继续说：“我告诉我的病人，如果他们感冒了而且处理得当，7天才能好。如果他们不怎么处理，要一个星期才能好。” 西莉亚笑了，安德鲁拨弄着他先前点燃的壁炉里的木柴，使它们冒出火苗。 “但是，特迪说所谓的感冒药对人毫无伤害，可就错了，”安德鲁说，“许多感冒药有害，一些药还有危险。” “是吗？”她不同意，“‘有危险’一定有点儿夸张吧。” 他认真地说：“没有。在治好感冒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做出比得感冒糟糕得多的事情。”安德鲁穿过书架，拿下几本书，书页里夹着许多纸。“最近，我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他一边说，一边翻着书页。 “大多数感冒药是各种化学成分的混合物。”安德鲁说，“其中一种成分叫作去氧肾上腺素[1]，广告中说它能使堵塞的鼻子通畅。在大部分情况下，去氧肾上腺素并不起作用——因用量不够而达不到效果，但是，它却能使血压增高。血压增高对人体是有害的，对那些高血压患者来说，那就危险了。” 他翻到夹有笔记的一页读道：“几乎所有医药研究者都同意，普通的阿司匹林是治感冒的最佳药物。但是，有些阿司匹林的替代品被宣传得太厉害，因而买的人也很多，而这些代用品中其实含有化学药品非那西汀。它会造成肾损伤，如果服用次数太频繁，服用时间太长，可能给肾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感冒药中还有抗组胺剂，这是不该有的成分，它们会增加肺中的黏液。还有一些滴鼻液、鼻腔喷雾剂，也是坏处比好处多——”安德鲁停了下来。接着他说道：“你要我继续读下去吗？” “不用了，”西莉亚叹了口气，“我懂了。” “归根结底，只要你把广告做得够多，”安德鲁说，“就可以使人相信任何事情、买任何东西。” “但是，感冒药的确起了一点儿作用，”她争辩道，“你常常能听到大家这么说。” “他们只是单纯以为它会起作用。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或许感冒本来就在好转，或许感到不适是心理作用。” 在安德鲁将书放回去时，西莉亚想起自己当新药推销员时，一位有经验的全科医生曾对她说：“病人到我这里来抱怨他们得了感冒时，我给他们一些安慰剂——无害的小糖丸。几天之后他们会再过来，他们会说：‘那些丸药真灵，感冒好了。’”那位老医生看了西莉亚一眼，咯咯地笑着补充道：“感冒总是会好的。” 记忆里的这件事，以及安德鲁的评论，听起来都像是真的。而现在，与晚餐前的幸福感相比，她感到有些抑郁。新岗位的职责使她知道了一些她不愿意知道的事情。她感到奇怪，她的价值观会发生什么变化？她理解了山姆之前对她说过的话，“也许你要把你那些批评性的意见暂时放在一边”。这真的有必要吗？还有，她能吗？她应该这样做吗？想着这些问题，她打开带回家的公文包，取出文件，把它们摊开。 公文包里还有一样东西，这时西莉亚才想起来——布雷联邦公司的“他健康”样品。作为涂抹在感冒儿童胸部的非处方药，它早在20年前就有，并一直畅销。它有一股浓烈的香味，按广告的说法，那是一种“抚慰人心的”香味。西莉亚把它带回家，她知道布鲁斯感冒了，想用一用。现在，她问安德鲁：“可以用吗？” 他从妻子手里接过药盒，看了一下成分表，笑着说：“亲爱的，为什么不用？如果你想用，这种古老的油腻的黏糊糊的东西不会对布鲁斯有任何坏处。虽然它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它会使你觉得好受，你会觉得作为妈妈总算是为小孩子做了一些事。” 安德鲁打开药盒，查看了一下药瓶里的东西。他依旧打趣说：“没准儿‘他健康’就是发挥这种作用的。它根本不是为小孩子准备的，而是为他们的妈妈们准备的。” 西莉亚刚想笑，忽然停下来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安德鲁，头脑里闪出两个想法。第一，她的确要把批评性的意见暂时放在一边，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第二个想法，安德鲁刚才说出了一个好的——不，远远不只是好，那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1] 去氧肾上腺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拟肾上腺素药物，可通过收缩血管、升高血压来增加体循环压力，改善急性发作症状，临床上可用于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有不少感冒药添加了这种化学成分。——译者注 第二部 1963~1975年 2 “不，”西莉亚对着桌子对面的广告公司高管们说，“不，我一个方案也不喜欢。” 这句话的效果立竿见影，就像水立刻浇灭了火焰一样。西莉亚想，如果广告公司会议室里有温度指示器，它的指针一定会从“温暖”转到“严寒”上去。她能感到广告公司的那个四人小组正着急地进行临场决策，考虑着怎样应付她。 这是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那天早上，西莉亚和布雷联邦公司的其他4人从新泽西驱车来到纽约，要在夸德里尔–布朗广告公司和该公司的人员一起开会。前一天晚上，山姆·霍桑就到了纽约，他也参加了会议。 外边，天气状况糟糕，狂风呼啸。夸德里尔–布朗广告公司位于美洲大道的伯灵顿大厦里。美洲大道上，混乱的车辆和赶路的行人正在与变幻莫测的雨雪搏斗着。 会议在大厦44层的会议室举行。开这次会是要商讨布雷联邦公司的广告计划——在管理层大变动之后通常要开这种会。在刚刚过去的1个小时里，广告计划以表演和典礼的形式被展示出来——两者都做得足够丰富，这使西莉亚觉得，她仿佛站在检阅台上检阅了一个团的人马。 可是，她觉得，这样的团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她立刻表态，而听到的人则大吃一惊。 桃花心木的长会议桌旁，坐着广告公司的中年广告设计师阿尔·菲奥卡，他显得很苦恼。菲奥卡轻抚着下巴上凡戴克式的山羊胡，脚不停地挪动，似乎想以此来代替发言，将下一步如何应对留给年轻的客户业务主管肯尼思·奥尔。奥尔原本是这个四人小组的组长，他能说会道，穿着一套蓝色的细条纹西装，显得整洁时髦。第三位是德克斯特·威尔逊，客户业务经理，刚才的节目大部分是他的手笔。威尔逊只比奥尔略大几岁，头发却已灰白。他本来像施洗的牧师一样沉着镇定，现在却愁容满面了，也许是因为如果客户不满意，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西莉亚知道，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们所得的酬金虽然高，但是并不稳定。 广告公司四人小组的第四位是布莱登——西莉亚没听清他的名字，一位客户业务副经理。（西莉亚想知道：广告业里有没有人是不带上一个重量级头衔的？）布莱登看起来就是一个毛头小子，刚才帮忙把广告的脚本图板、广告效果图搬来搬去，给以西莉亚为首的医药公司代表们看。 另外一些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大概有十几个，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展示着自己那部分的广告计划。最后一部分是“他健康”的广告——这一新宣传计划在西莉亚还没调到非处方药部门以前就开始了。 以布雷联邦公司和西莉亚一起来的人有：营销主管格兰特·卡维尔，销售代表特迪·厄普肖，年轻的产品经理比尔·英格拉姆。卡维尔在公司待了很多年，已经50多岁了，是一位不轻易表露感情的人，他很能干但是没什么想象力；西莉亚已决定在不久的将来把他调离现职。英格拉姆还像一个男孩子一样，头上的红发也没有理顺；他一年前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他头脑敏锐、精力饱满，但是其他方面却是未知数。 山姆·霍桑在菲尔丁–罗斯的地位比他们都高。为了对山姆前来参加会议表示感谢，广告公司的董事长特意进来打了一声招呼。 但是，山姆前一天就给西莉亚打电话说他会参加这次会议，也讲明了他在会议上的作用。“我只是列席旁听。因为你刚刚任职，责任很大，这又涉及一大笔钱，所以这里的管理层觉得，如果有母公司的人在场，能把会议消息传递回去，他们就能放心一点儿。不过，这是你的秀场，我不会抢镜头。” 现在，西莉亚瞟了山姆一眼，想知道他是否同意她刚才的评论。但是，山姆的脸上毫无所动，看不出什么表情，和他整个上午的表现一样。 “好啦，奥尔先生，”西莉亚对客户业务主管轻快地说，“你不用发愁怎样回应，怎样来应对我。让我们开门见山地说说广告的事情吧，我来说我为什么不喜欢这种广告方式，我为什么认为你们这家我十分了解的广告公司可以干得更出色。” 她感觉到她的话激起了广告公司人员的兴趣，甚至也可能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包括她自己这一边的人，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她。 肯尼思·奥尔很自然地接过话头：“我们都愿意洗耳恭听，乔丹太太。对于你刚才看到的任何广告方案，我们公司绝不会有人固执己见。至于一些新想法，我们既乐意自己想，也希望根据你的想法去完善。” “对于你们的‘不固执’我很高兴，”西莉亚微笑着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看过的那些东西，如果是放在10年以前都很好，但是在今时今日就不合拍了。我还想知道——公平一点儿讲——是否有些方案是根据我们公司的要求和规定做的。” 她觉察到奥尔和威尔逊的目光中带着敬意，他们敏锐地看了她一眼。但是，说话的却是那位年轻的下级员工布莱登，他的话脱口而出：“哎，就是那样！每当这里的人想出一个好点子，或是想把你们的老产品打造得活泼一些——” 客户业务主管赶忙插话：“行了！”他瞪了他的下级一眼。“我们自己的广告有缺点，不能怪罪顾客。我们是专业人士，对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我们要负责任。另外，你以后不要再以那种口气说什么‘老产品’了。乔丹太太，我表示歉意。” “胡说八道！”西莉亚还没来得及回答奥尔的话，就有人从她所在的一边把这句话抛到了桌子对面。是年轻的英格拉姆说的，他一时气得满脸通红，他的面庞和他头发的颜色一样。他继续说：“那些就是老产品，我们全都知道，这么说有什么不对？没有谁说要扔掉它们，但是的确可以把它们打造得活泼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不打算拐弯抹角的话，我们就有话直说，像乔丹太太之前提议的那样。” 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奥尔先开了口。“好，好！”他扬起一条眉毛，像是吃惊，又好像是觉得有趣，“看来年轻人说话也维护着年轻人呢。”他转向西莉亚问：“你介意吗？” “不。这样甚至能帮助我们进步。” 西莉亚研究过布雷联邦公司的档案材料之后，得出自己的想法，她今天的态度就来源于这种想法：以往的广告因为太过小心，以及保持现状的政策而被限制得太死。她想抛弃这种限制。 “我想先谈谈‘他健康’，”她对其他人说，“我认为，刚才提出的新广告和我们原来的广告，思路都不对。” 西莉亚在心中暗暗地向安德鲁致敬，继续说：“我查了一下，以前我们所有的广告都是，使用了‘他健康’、胸部抹了‘他健康’的儿童，笑了，感到更开心了。” 客户业务经理德克斯特·威尔逊温和地问：“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但是，肯尼思·奥尔聚精会神地看着西莉亚的脸，挥挥手示意他的同事别说话。 “是的，是这样，”西莉亚回答，“但是，开心也好或者其他的感觉也罢，进商店购买‘他健康’的是他们的母亲，她们想做一个好妈妈，想做点儿什么而让她们生病的孩子好受一些。但是在我们的广告里，要么根本看不到母亲的形象，要么母亲们就只出现在背景里。我想要看到的是，在主画面中，有一个快乐的母亲，一个松了一口气的母亲，一个在她的孩子生病时，尽了一点儿力并且现在觉得心安了的母亲。在平面广告和电视上，我们都应该按这个方案做。” 桌子周围的人顿时都点头表示赞同。西莉亚不确定，她应不应该再加上安德鲁的评论：“没准儿‘他健康’就是发挥这种作用的。它根本不是为小孩子准备的，而是为他们的妈妈们准备的。”她最终还是决定不说了。她把安德鲁“古老的油腻的黏糊糊的东西”这样的描述也从她的脑袋中完全抹去了，安德鲁对这东西的看法是，它没坏处，也没好处。 奥尔慢慢地说：“有趣，非常有趣。” “不仅是有趣，”比尔·英格拉姆插了一句，“实在是太好了。你同意吧，霍华德？”他冲着布莱登发问，现在西莉亚算是知晓这个她之前没听清的名字了。 广告公司的这位年轻人连忙点头：“当然。我们要把孩子放在背景里——我想你们总要在画面中的哪个地方展现这么一个小孩。在前景里的妈妈得是一个形象不很整洁的妈妈，她头发有点儿乱，或许衣服也有点儿皱巴巴的，就像她刚在孩子的病房里做过什么事，刚刚她还很着急，满头大汗。” 英格拉姆接过话头说：“对，让她显得真实。” “但是她现在高兴了，”布莱登说，“她放心了，不用着急了，因为她知道她的孩子没事了，多亏了‘他健康’。这一点必须提到。乔丹太太刚刚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会把细节设计出来，”奥尔说着，向西莉亚微微一笑，“乔丹太太，看来大家一致认为你的点子很有潜力。” “还有一点，乔丹太太，”英格拉姆说，“我们这边应该把产品本身也改变一点儿，然后我们就能叫它‘新他健康’了。” 客户业务经理威尔逊点点头。“这总会有所帮助的。” “‘新他健康’，”厄普肖念着这名字，好像在试这药名是否顺口，接着就肯定道，“好！这对我们那些在前线搞推销的家伙有好处，使他们有新角度，有新东西去跟客户宣传。” 布雷联邦公司的营销主管格兰特·卡维尔向前探了一下身子。这个动作给西莉亚的感觉就是，他认为大家做这个决定正在绕过他，所以他必须说点儿话。 “改变产品不难，”卡维尔提议道，“药剂师们修改配料就成了。只需要改一些次要的，并不关键的成分，也许可以在香料上改换一下。” “太棒了！”布莱登说，“现在我们进行得差不多了。” 西莉亚的另一部分思维却惊异于眼前的事，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了。如果是不久前的自己，会对这样的事会作何感想。她又安慰自己说，不管怎样，她总算听从了霍桑的劝告，把批评性的意见暂时放在一边了。她还得这样做多久？如果厄普肖的预言准确，她能离开非处方药部门往上晋升的话，那么只用继续做上一年。西莉亚注意到山姆在微笑，她很奇怪他在笑什么。 她的思想回到眼前的职责上来。看着布莱登和英格拉姆这两位年轻人，西莉亚有种直觉，将来在布雷联邦公司和夸德里尔–布朗广告公司，要和谁密切合作。 就算是在西莉亚最自信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她的“新他健康”推销计划——即公司内部的“快乐妈妈”计划——会产生如此惊人的效果。正如在她办公室里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兴奋的厄普肖所说：“西莉亚，宝贝，真是绝了！”他又补充道：“我以前只知道你不错，但是没想到你根本就是一个天才。” 夸德里尔–布朗广告公司在电视、广播、平面广告几个渠道上同时展开宣传攻势，不出一个月，“新他健康”的销售量一下子增长到了原先的6倍。接着，在第4个星期里涌入的批发订货单表明，这只是开始。果然，第二个月时，该药又在原先的销量峰值上翻了一番，预计还将有进一步增长。 西莉亚和“新他健康”的成功，引了菲尔丁–罗斯总公司的注意。所以，在1964年剩下的时间里，当布雷联邦公司更新其他产品的计划出炉时，所需的花销会自动获得总公司批准。正如山姆·霍桑的解释那样，“我们还需要了解你们的进展，西莉亚——毕竟，我们也许可以在这儿了解一点儿情况，但是，如果你们继续推出产品，我们授权给你，让你自由地按你自己的方式操作。” 西莉亚的方式就是给已有的旧产品打造出新形象。 有一种旧产品，人们只知道它叫作“B&C洗发露”。在西莉亚的建议下，旧名仍保留，只不过印成很小的字体，同时加上了一个用大号字体印成的新名字——EMBRACE（拥抱）。名字的下方，有一句同样醒目的广告语：如你的梦中情人般温柔。 不只是看到广告和买EMBRACE洗发露的那些人记住了这句话，而且——让所有关心它销售情况的人高兴的是——它被到处传播，这已成为全国流传的广告语。电视喜剧借用这句话制造笑料；报纸上的文章也会对它进行滑稽地模仿——其中《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专页上有一篇批评白宫税收计划的文章，它的标题是： 你梦想中的总统不会给你温柔的EMBRACE（拥抱）。 这个标题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EMBRACE洗发露受到空前的关注，产品销路大增。 接着，夸德里尔–布朗公司为EMBRACE洗发露策划了新一轮的广告，不过这次的广告策划是在从副职升到正职的客户业务经理霍华德·布莱登的指导下进行的。年轻的布莱登在宣传“新他健康”时也出过力，使那个严肃又充满顾虑的威尔逊黯然失色，最后威尔逊便销声匿迹了。后来，西莉亚一直不知道，威尔逊到底是离开了广告公司，还是要处理其他不太重要的客户而被调离了原岗位。 同样，在布雷联邦公司，西莉亚把年轻的比尔·英格拉姆提升为营销主管，让他取代了老员工格兰特·卡维尔。卡维尔被安排到另一个位置上——正如一些人不客气的说法——“数数文件，数到提前退休”。 英格拉姆根据西莉亚的提示，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营销想法。正是英格拉姆给西莉亚带来了消息，说密歇根州的一家小医药公司正准备被收购。“他们有好几种产品，乔丹太太，不过只有一个产品让人感兴趣，叫5号制剂，那是一种感冒药水，可以让鼻子通气。你知道，这正是我们产品线上的一个空白，我们没有这类药。如果我们把这家密歇根的公司买下来，丢弃它的其他产品，只保留5号制剂，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核心产品。” 她想起安德鲁对所有感冒药的看法，便问道：“5号制剂有作用吗？” “我让药剂师检验过，他们说还行。这不是什么震惊世界的药，也不会比我们生产的药好，如果我们要生产的话，还得从头开始。”英格拉姆用手捋了一下他的红头发，他的头发一直乱糟糟的。“不过，5号制剂能起到治疗感冒的作用，它在市场上已经有相当不错的销售基础了，所以我们用不着从头开始。” “嗯，这很重要。” 西莉亚知道，改进已有消费群体的非处方药更经济一点，最好不要去推出全新的产品。这不仅是因为搞一项新产品花销极大，而且还因为大部分的新产品会失败，失败时它们还会连累支持它们的人，让他们跟着一起销声匿迹。 “给我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比尔，”她吩咐道，“我想看一看。如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去和山姆谈。” 几天以后，西莉亚思考过后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就建议买下密歇根的这家公司——其实就是想买下感冒药5号制剂。最后，这家小公司由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中间人被收购了，它还不知道购买它的律师所代表的买主是谁。这是典型的交易之法，因为一旦知道有兴趣的是一家大医药公司，收购价格就会涨上天。 没过多久，这家公司的其他产品都销售完毕，密歇根的这家医药公司就此关闭。生产5号制剂的工厂里，还有少数几个与生产有关的人，他们都转到了布雷联邦公司设在新泽西州的制药厂。 比尔·英格拉姆负责改进5号制剂并扩大其销售范围。他先是订购了一种引人注目、式样新颖的橘红色和金黄色相间的盒子，再用漂亮的塑料容器取代原来装药水的绿玻璃瓶。然后为其改名为500号制剂。 “这特大的数字，”他向西莉亚汇报时说，“暗示我们在重新设计的同时，也加强了它的药性。事实上，我们的药剂师在配方上做了一两项改变，为的是让生产效率更高。” 西莉亚细看了他送来的东西，然后说：“我建议在药名的最下方加一行字。”她随手在一张纸上写下： 500号系列制剂 系统对抗感冒 然后，她把纸递给英格拉姆。他佩服地说：“真高明！这会让人觉得这种药能把他们的身体各部分有效地组织起来战胜感冒。他们会喜欢它的！” 西莉亚心想，原谅我，安德鲁！她又提醒自己，她只会这样做一年——然后又想起，光阴似箭，她调到布雷联邦公司已经一年半了。“我已经变得这么专注非处方药了，”她回想，“有时候，竟然会忘了再回处方药那边去。不过，这里发生的事也蛮有趣的。” 比尔·英格拉姆还像平时那样热情地说：“再过6个月，等新的包装在市场中站稳，我们就可以推出片剂了。” “什么片剂？” 他看上去很委屈。“你没有看我写的备忘录？” 西莉亚指着办公桌上的一堆文件。“大概在那里边，你直接讲给我听吧。” “好。所谓片剂就是500号制剂的另一种销售方式。药品的成分一样，效果一样。但是，我们的广告要分别做，这样能获得两次曝光。当然，我们还可以将原药的剂量稀释，做成专供儿童服用的制剂。取名为‘50号制剂’，数字小一号表示……” “对，”西莉亚说，“对，我知道你的意思——数字小一些，对症的人也小一些。”她笑了。 “等到冬天，”英格拉姆继续说，“我的备忘录上说，等到得感冒的整个家庭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要推出一种家庭型号的500号制剂大瓶装药水。如果成功了，我们就接着推出更大号的——按我们这个行业的说法，管它叫‘上帝’号。” “比尔，”西莉亚边笑边说，“你真是够可以的！不过，我喜欢。生产一种药膏型的500号制剂怎么样？” “外出携带方便的那种药膏？”现在，他也和她一起笑了，“我来试试看。” 西莉亚和非处方药分部同事们的工作硕果累累，其他地方的生活则一如既往地不断变化——有悲剧、喜剧、冲突、崇高、黯然伤神、欢声笑语、愚蠢等，各种事件走马灯似地在舞台上闪过，有时候是一个一个上台，有时候是一起上，有时候是穿插在其他的事件中，有时候又跳跃着闪过。 英国和法国颇有信心地宣布，修建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工作即将展开。150年以来，它们已经断断续续地宣布过好多次了。奥斯瓦尔德暗杀了肯尼迪总统，而杰克·鲁比因为杀了奥斯瓦尔德，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而肯尼迪未能完成的一件事由约翰逊总统完成了：他使国会通过了一项强有力的民权法案。4个俊俏迷人的利物浦人组成了一个名字很奇怪的乐队——甲壳虫乐队，他们正让自己的音乐以及一种叫作“甲壳虫迷”的狂热席卷全球。 在加拿大，人们通过一场交织着愤怒和愚蠢的全国性争论，选定了新的国旗。像是会永远健在的温斯顿·丘吉尔在90岁时去世了。而在美国，一个与遥远的国度越南有关的东京湾决议在没怎么受到关注的情况下就在国会顺利通过，更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个决议将会使一代人疏远美国，把美国撕扯成碎片。 “今晚我想看电视新闻，”安德鲁在1965年8月的一个傍晚对西莉亚说，“洛杉矶有一个瓦茨区，那里发生了暴乱和焚烧事件。” 他们很珍惜一家人的相聚时光。因为西莉亚的工作，她最近常常需要出差，有时她一走就是好几天。所以，全家团聚的机会便少了一些。为了弥补这种缺失，只要有可能，孩子们都和他们的父母共进晚餐。 西莉亚喜欢孩子们，也想让他们多见见他们的外祖母，但遗憾的是，米尔德里德由于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最近来他们家的次数也不像往常那么多了。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里德早就患有气喘，最近病情恶化了。安德鲁提过建议，希望米尔德里德搬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样他就能照料她。但是她拒绝了，她更喜欢自由，更喜欢费城那个小小的家——从西莉亚年幼时起，米尔德里德就一直住在那所房子里。 安德鲁的母亲已移居欧洲，他们很少收到她的消息，尽管多次邀请，她却从未来过。她没有见过孙儿和孙女，显然也没有见的愿望。“当她听到我们的信息，我们只是在提醒她，她已经老了，”安德鲁评论道，“她希望永远不会老。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别管她了。” 西莉亚察觉到安德鲁言语中隐含的悲伤。 安德鲁一直没怎么联系的父亲去世了，当他们偶然得知这一消息时，他父亲已经死去好几个月了。 至于孩子们，丽莎已经7岁，念小学二年级。她还是表现出很强的个性，对功课很认真，对自己掌握越来越多的词汇感到特别得意，尽管有时候她会有些炫耀得过头了。有一次提到美国历史课，她对西莉亚说，“我们学了美国便秘[1]，妈妈。”还有一次她在解释圆周时说：“外边这个叫作累赘[2]。” 布鲁斯——快5岁了——跟丽莎相反，他显得温柔、敏感，还好他有一种滑稽的幽默感能抵消这种敏感。西莉亚有一次跟安德鲁谈起布鲁斯，她说：“布鲁斯容易受伤。他比丽莎更需要保护。” “那么，他必须学我，”安德鲁回答，“他得娶一个坚强的好女人。”他温柔地说完这句话，西莉亚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 过后她说：“在布鲁斯身上，我能看到很多你的影子。” 当然，他俩偶尔也会争吵，结婚8年了，比较厉害的争吵有那么一两次，但是也属于那种正常夫妻间会发生的争吵，没有隔夜仇。两人都知道他们婚姻美满，他们都尽力保护并维护着自己的婚姻。 晚上，他们看电视播出的关于瓦茨暴乱的报道时，孩子们也在一旁。 “上帝啊！”安德鲁深吸一口气。荧光屏上是一个又一个可怕的场面——焚烧、抢劫、破坏、野蛮、受伤、死亡，在黑人那被隔离的叫“木炭巷”的贫民区里充满着不幸和卑微，被激怒的黑人正在和遭到围攻的警方凶猛地搏斗。它活生生地展现了贫穷和不幸的可怕，而这一点已被世界遗忘。只有看到这种报道，人们才意识到这些问题。瓦茨慷慨地向电视联播节目提供了戏剧性的材料，这个可怕的事件会连续播5个昼夜。“上帝啊！”安德鲁又吸了一口气，“你能相信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这种事吗？” 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直到节目快播完了，西莉亚才注意到布鲁斯在发抖、抽泣，眼泪顺着双颊不停地往下流。她走过去抱起他，对安德鲁催促道：“把电视关上！” 但是，布鲁斯叫道：“别关，爸爸！别关！”于是，他们继续看下去，直到那些可怕的场面播完为止。 “他们在打人，妈妈！”布鲁斯事后抗议道。 还在安慰他的西莉亚回答道：“是的，布鲁斯，他们是在打人。这很不幸，也很不对，但是有时候这种事就会发生。”她犹豫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你以后会明白，你刚刚看到的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 等孩子们都上床休息了，安德鲁说：“这些事真让人感到压抑，但是你对布鲁斯的回答是正确的。我们很多人都生活在蚕茧里。而他迟早要知道蚕茧外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嗯，”西莉亚说，她若有所思，“我一直想和你谈谈蚕茧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就生活在蚕茧里。” 安德鲁微微一笑，而后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他问道：“难道是非处方药部门这个蚕茧？” “差不多是。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一些事情中，有一些你不赞同，安德鲁——比如‘他健康’和500号制剂。你没多说什么。可是你心里会不会很介意呢？” “可能会有点儿。”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我为你感到骄傲，西莉亚，我也为你所做的事感到骄傲。所以，等有一天，你回到菲尔丁–罗斯处方药部门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我们都知道，那边比非处方药这边重要得多。另外，对有些事情我也得让步。首先，人们还会买万金油之类的药，无论是你还是别人来销售这些药，都没区别。其次，如果人们不去买非处方药，都去找医生，我们会忙死的——我们可对付不了那么多的病人。” “你的这些理由好牵强。”西莉亚难以置信地问道，“只因为是我，你才这么说的吧？” “就算是这样，又怎么样？你是我妻子，而且我爱你。” “这个理由倒是很有用，”她去吻他，“好啦，你不必再硬找什么理由了，亲爱的，因为我已经决定，我在非处方药部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明天我就申请调动。” “你要是想调动，我希望你成功。”不过，这个回答是安德鲁无意识下的反应。他还停留在电视镜头里由瓦茨暴乱引起的沮丧情绪之中。他还有一个严重的个人问题，这跟西莉亚、跟他的家庭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问题让他非常痛苦，这个问题不会，也不可能离他而去。 “困难的地方是，”山姆·霍桑第二天对西莉亚说，“你太成功了——换句话说，你的成功远远超过别人的估计。你是只下金蛋的鹅，所以我们才把你安置在布雷联邦公司独当一面。” 他们在菲尔丁–罗斯总公司山姆的办公室里——这次见面是按西莉亚的要求安排的，她刚刚提出申请，要求调出非处方药分部。 “我这里有件东西你可能会感兴趣。”山姆说。他伸手把办公桌上的几个文件夹翻来翻去，最后抽出一个，把它打开。西莉亚在办公桌的另一边，看到那是一些财务报表。 “报表还没有发过去，不过董事会马上就会看到了。” 山姆指着一个数字说：“你调到布雷联邦分公司去的时候，那边的总销售量只占菲尔丁–罗斯销售总量的10%。今年已经是50%了，相应的，利润也有所提高。”山姆合上文件夹后微笑道：“当然，这其中也有处方药这边销售量下降的因素。反正你的业绩惊人，西莉亚。祝贺你！” “谢谢。”西莉亚很高兴。虽然她估计数字不会小，但是没料到会像山姆刚刚说的那样突出。她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认为非处方药的势头能保持下去，而且比尔·英格拉姆已经非常能干了。既然像你说的那样，处方药这边的生意下降了，我过去也许能派上用场。” “我们会安排你过去的，”山姆说，“我保证。我们还准备了一件既特殊又有趣的事让你做。不过，你得耐心地等几个月。” [1] 原文中的constipation意为“便秘”，丽莎实际想表达的应该是constitution（宪法）。——译者注 [2] 原文中的encumbrance意为“累赘”，丽莎实际想表达的应该是circumference（周长、圆周）。——译者注 第二部 1963~1975年 3 安德鲁神色严峻地面对着医院管理主任。这是伦纳德·斯威廷的办公室，他们两人都站着，气氛很紧张。那天是星期五，已近中午时分。 “乔丹医生，”主任声音严厉，表情刻板，他一本正经地说，“在你继续往下说之前，我得提醒你，你对你说的话要有绝对把握，还要考虑到这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活见鬼！”彻夜失眠让安德鲁显得很急躁，他好像要发作了，“你以为我连这点都没想过？” “我猜你是想过了，我只是想再确认一下。”跟往常一样，斯威廷说话时那像刷子一样的浓眉毛不停地上下跳动着。 “那好——再说一遍，伦纳德，这一次我的表述会非常正式。”安德鲁仔细地斟酌着，他感到难受，话说得不情不愿。 “我的搭档，诺亚·汤森医生，”安德鲁说，“现在正在查房。据我所知，汤森医生正在受到药物的影响，他已经上瘾。我的观点是，他不能够再行医了，而且他还可能危害病人的生命。就我所知，这个星期，就是因为诺亚·汤森受到药物的影响而出了差错，导致医院的一个病人枉死。” “天哪！”听到最后一句，主任的脸变得惨白。他近乎哀求地说道：“安德鲁，你能不能别提最后这一句？” “不能，我当然也不愿意！我还要你马上采取行动。”安德鲁很恼火，“4年前你就该采取行动，那时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你还有其他人却闭口不谈，充耳不闻。” 伦纳德·斯威廷吼道：“我肯定会采取行动。按法律来讲，既然听你讲了这些事，我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至于以前曾发生过什么事，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你撒谎，”安德鲁说，“我们都清楚。不过，那件事我也不提了，当时我和你一样怯懦，都胆小。我关心的是现在该怎么办。” 主任叹了一口气，嘀咕道：“我觉得这事迟早会被别人捅出来。”他走到办公桌旁，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秘书的声音，斯威廷吩咐道：“马上给我去找在市区的董事长。不管他在干什么，叫他的下属马上通知他。事情非常紧急。这之后，你和你那里所有的人分头打电话联系相关人员，通知召开医务执行委员会会议。立刻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开会。”斯威廷看了一眼时钟，接着说：“现在，大多数部门主管应该都在医院里。” 主任放下话筒，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苦涩表情，然后他的情绪缓和了很多。“今天不是一个好日子，安德鲁。对大家、对医院都不好。不过我知道，你做的是你认为必须做的事。” 安德鲁呆呆地点点头：“下一步怎么办？” “几分钟后，就要召开医务执行委员会会议了，到时候你需要进去。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屋外，响起了正午时分的汽笛。 时间流逝。等待。还是等待。 安德鲁难过地想：过去，他等待的次数太多，等得也太久。结果一直等到那个病人、那个本可以继续生活很长时间的年轻人死去。 在4年零8个月以前，安德鲁就已发现诺亚·汤森在滥用药物。从那以后，他一直尽可能地看住这位上了年纪的内科医生——确保他不出医疗事故、不造成严重误诊。尽管这样做总有局限性，但是通过安德鲁近距离的观察，他也还算满意，汤森医生没有造成过重大的医疗事故。 诺亚也注意到安德鲁对他的关心，他也完全接受他的关心，还经常和安德鲁商讨疑难病例。很显然，不管他是否服用成瘾药物，这位老医生的诊断水平都没有退步。 但是另一方面，汤森医生在服用药物上明显变得更加无所顾忌。看上去，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回避安德鲁了，药物的影响也越发明显——目光呆滞、吐字不清、双手颤抖，无论是在诊所还是在圣比德医院，他都是这个样子。他的诊所里，几十个装处方用麻醉药样品的瓶子扔得到处都是，他都懒得花工夫把它们收起来。他时不时地把手伸进瓶子里去抓点儿药吃——有时还当着安德鲁的面，仿佛瓶里装的是糖果。 有时安德鲁还感到奇怪，为什么汤森能一边滥用药物，一边却又似乎能正常工作。后来，他猜想：本性难移，本能也一样。诺亚行医这么多年，即使对别人来说很难诊断的病情，在他那里都像是本能的反应了。安德鲁想，诺亚像是一架有毛病的机器，靠着惯性在运转。问题是：这个惯性能维持多久？ 在圣比德医院里，好像没有人能为安德鲁分忧。不过，1960年时，安德鲁发现了诺亚的事，接着和伦纳德·斯威廷进行了首次不欢而散的谈话，然后从1961年开始，诺亚·汤森不再担任内科主任，也不参加医院的医务执行委员会了。这究竟是汤森自己的主意，还是因为有人私底下提议，安德鲁一直无从得知。从那以后，汤森的社会活动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也比过去多。在诊所里，他减少了自己的门诊人数，多半时候把新病人推给安德鲁和一个叫奥斯卡·阿伦斯的新来的年轻医生。 安德鲁还是时常为诺亚和他的病人担忧，但是因为诺亚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所以安德鲁就听之任之，不采取任何措施——现在看来是这样，等着冥冥中的某件事情发生，同时却又自己安慰自己，觉得什么都不会发生。 直到这个星期。 事情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还真是猝不及防。 起初，安德鲁只是听到一些不完整、相互不关联的消息。但是没过多久，在他的怀疑和一番调查之下，他很快就把发生的各种事串了起来，搞清楚了来龙去脉。 这一切都得从星期二下午开始说起。 那天，一个29岁的、叫库尔特·怀拉兹克的年轻人到汤森医生的诊所，说自己喉咙痛，恶心，一直咳嗽，还发烧。检查发现，他喉咙已发炎，体温达到38.9摄氏度，呼吸急促。从诺亚·汤森写的病历来看：他经过听诊听到病人呼吸受到抑制，肺罗音，胸膜有摩擦音。汤森诊断为肺炎，让怀拉兹克马上去圣比德医院住院，说当天晚些时候再去看他。 怀拉兹克并不是新病人，他来诊所好几次了。第一次是在三年前，那次他也是喉咙发炎，汤森当时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打针后几天，怀拉兹克喉咙的炎症消失了，但是身上却出现了非常痒的皮疹。这说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不能再给他开这种药，因为将来的副作用可能很厉害，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汤森医生在病人的病历中画了一个明显的红星，对这件事做了标记。 在此之后，怀拉兹克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 怀拉兹克第二次来，也是因为生了一点儿小病。诺亚·汤森不在，安德鲁给他看了病。阅读病历时，安德鲁注意到了禁用青霉素的标记。不过，那一次这条批注也没派上什么用场，因为安德鲁没有开药。 那是大约一年半以前，也是安德鲁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怀拉兹克。 怀拉兹克按诺亚·汤森的吩咐去圣比德医院后，被安排到一间已有三个病人的病房里。不一会儿，一个实习医生就来给他做例行检查，记录病状。实习医生问过他：“你对什么药过敏吗？”怀拉兹克回答：“是的，我对青霉素过敏。”这一问一答都记在病人的医院档案上了。 后来，汤森医生的确如约到医院来看怀拉兹克。但是在去之前，他先打电话给圣比德医院，吩咐给病人使用红霉素。实习医生照做了。一般来说，对有肺炎的病人用青霉素治疗是常规的治疗方法，因此，要么是汤森看了病历上的青霉素过敏记录，要么就是他还记得这件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那天，汤森到医院看怀拉兹克时，本来会——或者说应该会——看到实习医生的记录，那样他就会再一次得到提醒：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情，也跟病人自己的背景有关系。 库尔特·怀拉兹克为人温和谦逊，没结婚也没有什么好朋友。他是运输公司的职员，一个人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孤独者”。没人来医院探望过他。他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离世，父亲和怀拉兹克尚未婚嫁的姐姐住在堪萨斯的一个小城里。他们是这世界上库尔特·怀拉兹克仅有的亲人。但是，他没有通知他们自己生了病，住在圣比德医院。 直到怀拉兹克住院的第二天，都没发生什么状况。 次日晚间，8时左右，汤森医生又来看怀拉兹克。这时，安德鲁和这件事也产生了一些间接的联系。 最近，诺亚·汤森不按常规的时间到医院来看病人。事后，安德鲁和其他人都推测，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白天遇上医院的同事，也有可能是药物让他犯迷糊了。恰好那天晚上，安德鲁也在医院，他从家里被叫来接诊一个急诊病人。安德鲁正要离开，汤森就到了医院，他们说了几句话。 从诺亚·汤森的言谈举止中，安德鲁立刻觉察到这位老医生可能刚服药不久，他还处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安德鲁迟疑了一下，但是他遇到这种情况已经太久了，他不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故，也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安德鲁为这一疏忽痛苦地谴责自己。 安德鲁开车离开后，汤森乘电梯到了病房，看了好几个病人。年轻的怀拉兹克是最后一个。 那时，汤森心里在想什么只能靠猜测了。人们只知道怀拉兹克那时的情况虽然不算紧急，但是病情已经有点儿重了，体温升高，呼吸困难。汤森很可能是在迷糊的状态下，认定早先开的药没见效，应该换一种药。于是，他写了新的处方，离开怀拉兹克，自己把医嘱送到护士值班室去。 新处方是每隔6个小时注射60万单位青霉素，肌肉注射，并立刻打第一针。 一个老护士生病不在岗，值夜班的是一个新来的年轻护士。她当时很忙，看了看汤森医生的处方单，也看不出什么异样的地方，就马上给病人打了第一针。她先前没看过病人的医院档案，打针前也没去查看病历上记录的东西，因此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护士到达时，怀拉兹克本人正发着烧、昏昏欲睡。他没有问护士给他注射的是什么药，护士也没有主动告诉他。一注射完，护士就出去了。以后发生的事，一部分是同病房里的一位病人提供的情况，另一部分只能靠猜测了。 根据对青霉素过敏的人在类似情况下发生的反应，怀拉兹克打针后很快就会感到恐惧，浑身奇痒难忍，皮肤变得通红。紧接着，他会因过敏反应而休克，脸、眼、嘴、舌、喉迅速肿胀变形，同时，伴随着哽咽声、喘气声以及其他濒死的绝望的声音。其中，喉咙肿胀是最危险的，因为肿胀的喉头会堵住空气进入肺部的通道，使人窒息，然后——上帝保佑，在痛苦和恐惧之后——他会失去知觉，最后死去。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5分钟或者稍微再长一些。 如果采取急救措施，那就需要注射大量肾上腺素，立即在颈部切开气管，使空气进入肺部。但是，病房里的人并不懂这些，等医护人员赶到时，为时已晚。 病房里的另一个病人看到邻床的病人翻来覆去、听到他呼吸困难的急促声，赶紧摁铃叫护士。但是，等到护士赶来时，库尔特·怀拉兹克已经死了——死得凄楚孤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护士马上跑到扬声器跟前呼叫住院医师的名字，也呼叫了汤森医生，希望他还在医院。他果然还在，他最先到达病房。汤森接手之后为什么会那样做，也只能靠猜测了。 看来最可能的情况是，尽管他还是很迷糊，却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努力厘清思路，试图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不是后来安德鲁插手，汤森很可能成功。汤森当时一定清楚，护士是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的。要是特别走运的话，人们或许不会把足以证明汤森有罪的两个证据联系起来——病历表上关于过敏的记载以及是他让护士为病人注射青霉素的。所以，如果他能把死亡描述成是出于自然原因的话，人们也许就不会注意到真正的死因了。此外，汤森肯定还注意到：库尔特·怀拉兹克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只有这类人才会来刨根问底。 “真是一个可怜的人！”汤森对护士说，“他心力衰竭了。我一直担心出事。你知道，他的心脏有问题。” “是的，医生。”年轻的护士见汤森没有责怪她的意思，顿时放下心来。这时，汤森仍是一位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有经验的权威人士，护士对他的话毫不怀疑，被呼叫过来的住院医师也一样没有怀疑。住院医师来病房之后，看到有医生在现场处理。既然不需要他帮忙，他也就去做别的事了。 汤森叹了口气对护士说：“小护士，有病人死了，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我们两人一起来做吧。” 一件事就是填写死亡证明书，诺亚写的死因是“肺炎继发急性心力衰竭”。 安德鲁在星期四上午偶然听说库尔特·怀拉兹克已经去世。 走过他、汤森和阿伦斯共用的诊所接待室，他听到接待护士——接替离职的维奥莱特·帕森斯的佩吉——在电话中提到“汤森医生的、昨晚死去的那个病人”。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碰到汤森，就表示同情地说：“听说你的一位病人死了。” 这位长者点点头。“真悲惨。是一个年轻人，你还替我给他看过一次病，他叫怀拉兹克。他的肺炎很严重，又心脏衰弱。他死于心力衰竭。我本来就担心会出这种事。” 安德鲁本可能不再提这事的。病人死了，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而且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然而，汤森的言谈举止有一种让人不安的尴尬。这种不安促使安德鲁抽出怀拉兹克的病历档案来查看。那是大约1个小时之后，汤森已离开诊所。“对，是他。”安德鲁这时记起病人的模样来。同时，在查阅时他注意到两件事：其一，病历中有青霉素过敏的记载，这看来不太重要；其二，病历上从未提到心脏病，这倒是显得挺重要的。 安德鲁这时还不太在意，只是好奇，他决定当天到医院去之后，小心地打听一下怀拉兹克死的情况。那天下午，安德鲁去了圣比德医院的病历档案室。怀拉兹克死后，他的病历档案和其他所有相关文件都从病房送到了那里。 安德鲁先看病历上的最后一条——汤森医生写的死亡原因，然后准备从后往前读。就在这一刻，汤森亲笔写的医嘱映入了他的眼帘——注射60万单位青霉素，这对安德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同样让他震惊的是护士的记录，护士做了打完针的记录。而根据时间顺序来看，那一针的时间就在怀拉兹克死前不久。 安德鲁看完整个记录——包括实习医生记下的关于青霉素过敏的记录以及早先开红霉素的处方，他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把病历还给档案室的保管员时，手一直发抖，心怦怦乱跳。 两个问题猛地跳了出来：怎么办？现在该去哪里？ 安德鲁去太平间看怀拉兹克的尸体。死者眼睛是闭上的，神态安详。除了皮肤泛着青紫色（也会有其他原因造成皮肤呈青紫色），没有任何反映过敏反应性休克的迹象。此时，安德鲁已确定：正是过敏性休克造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枉死。 他问一旁的太平间管理员：“要求进行尸体解剖检查了吗？” “没有，先生。”那人说，“死者有个姐姐说要从堪萨斯州过来。等她来了以后就火化尸体。” 安德鲁脑子里一片混乱。他想起上一次和管理主任的谈话，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仍然拿不定主意。显然，必须采取措施，但是应该做些什么呢？他是否应该提醒一下同事，需要进行尸体解剖检查？有一点安德鲁可以肯定：尸体解剖检查会证明眼前人的逝去绝非心力衰竭所致。但是即使不进行解剖检查，病人住院病历上的记录也足以说明问题。现在已是傍晚时分，医院里的领导大多已经回家，没办法，只能等明天了。 整晚，西莉亚睡在安德鲁身旁，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心事。安德鲁脑中翻腾着各种行动计划，让他难以入睡。他应该去医院里把自己了解到的事都告诉大家吗？或者，他应该找院外的有关部门谈一谈，这样是不是能确保得到更公正的处理呢？他应该不应该先找诺亚·汤森，听听他的解释？但是，安德鲁马上就意识到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诺亚的品性明显变了，外表变得更多——这都拜多年来的药物成瘾所赐。 安德鲁曾经熟悉、敬重，甚至一度热爱过的诺亚，本来是正直、高尚的人，他极度重视道德、医术，也绝不宽恕自己或别人由于专业上的疏忽而犯下错误，也不宽恕别人对自己的重大错误狡辩——可是，他现在竟然这样做。从前的诺亚·汤森会勇敢地站出来，主动承认错误，承担一切后果，不管这个后果有多严重。不，现在私下找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所有这些行动计划，让安德鲁感到极度的惆怅和失落。最后，安德鲁疲惫地决定，只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医院内的人。如果需要对外采取行动，必须由医院里的其他人参与决定。第二天一早，他抽时间在诊所里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详细的总结。然后，在将近正午时，他到了圣比德医院去跟管理主任面谈。 第二部 1963~1975年 4 只要闭上眼，安德鲁就能想象自己是在孩子们的学校里开家长与老师的联席会议上，或者是在某家生产螺帽、螺栓的工业公司的董事会上，进行着常务表决。 他耳边陆续传来别人的言语。 “我们能不能对这件事做出决议？” “主席先生，我提议……” “有没有人附议？” “……附议。” “……有人提议……也得到附议。同意这项决议的请……” “同意”之声宛如合唱。 “有人反对吗？” 无人应答。 “……宣布决议获得通过。全体一致同意，中止诺亚·汤森医生在医院里的一切职务……”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完了吗？为这最惨烈的悲剧伴奏的，竟然是这平淡无奇、一本正经的小调合唱。对一个曾经鞠躬尽瘁的人，这些话标志着他毕生事业突然的、可悲的结束。难道只能是以这些卑劣、伪善的话来做结束吗？ 安德鲁泪流满面，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妥。他知道，医院董事会这些围坐在桌边的人都看着他，他也没想过去擦掉眼泪。 “乔丹医生，”医务执行委员会主席体谅地说，“请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痛心。诺亚过去是，现在仍旧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对你所做的事很敬佩，也知道这不容易。我们刚刚的决定也同样不容易，不过同样也必须这样做。” 安德鲁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 这位主席是埃兹拉·古尔德医生，一位神经病学专家，也是内科主任，三年前接替了诺亚·汤森的职位。古尔德是一个矮个子，说话声音细小，但是性格沉稳、坚强，在圣比德医院非常受人尊重。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人是来自各科的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儿科、放射科以及其他科室。安德鲁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他们是正派、通情达理又敏锐的人，在安德鲁看来，他们今天的行动也未免拖得太久了，尽管他们是在做一件必须做的事。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要向执行委员会报告：我事先估计到委员会的决议，所以准备好了一份通知，会马上发放到全院——各护士站，住院处，药房等。在通知里，我已经自作主张把汤森医生中止工作解释为‘由于健康上的原因’。我觉得这样说比具体点明要更周全一点儿。大家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看了其他人一眼，大家喃喃低语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想建议，”管理主任继续说，“刚才这里通过决议的细节，在外面最好尽可能少说。” 当这些被匆忙召集起来的主任医生们知道会议的议题时，都惊呆了，感到错愕不已。会议的进程由伦纳德·斯威廷有条不紊地引导着。开会之前，斯威廷赶紧给医院的董事长弗格斯·麦克奈尔——他是在莫里斯敦从业的高级律师——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他只听得见这边的话，但是从听筒里传来的声音中，安德鲁真切地听到了董事长最后着重强调的一句话：“要保护医院。” “我一定尽力而为。”管理主任是这么回答的。然后，他就走进隔壁的董事会议室，关上身后的门，把安德鲁一个人留在那里。几分钟后，门才打开，安德鲁被叫了进去。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表情都很严肃。 “乔丹医生，”委员会主席古尔德医生说，“刚刚有人告诉我们你指控的性质了。请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们。” 安德鲁把之前对主任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时看看自己写的提要。等他讲完，有人提了几个问题，又讨论了几句。接着，斯威廷拿出已故的怀拉兹克的病历档案、住院登记表让大家传阅，大家一看到那些不证自明的记录，就悲戚地摇起头。 安德鲁分明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执行委员会成员没想到今天的议题会是这个，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本身并不感到吃惊。 接下来就是正式决议，剥夺诺亚·汤森在圣比德医院长期享有的地位。 这时，儿科主任说话了，他是一个瘦削的、讲话慢条斯理的新英格兰人。他说：“还有件事没讨论，就是那个死去的年轻人，该怎么办？” “如果想知道该怎么办，”管理主任回答道，“重要的是进行尸体剖检。开会之前，我和死者在堪萨斯州的父亲通了个电话——死者的姐姐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他同意做尸检。今天就进行解剖。”斯威廷看了病理科主任一眼，对方表示没有问题。 “那好，”儿科主任继续问，“可是，我们跟他的亲属怎么说呢？” “对他们坦诚相告，”斯威廷回答，“由于牵涉法律，这个问题很棘手，可能会有麻烦。我建议你们把事情交给古尔德医生、我和麦克奈尔先生决定。麦克奈尔先生马上就过来，他会就法律问题提出意见。”他又补充道：“也许，得过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再向执行委员会汇报。” 古尔德医生问其他人：“这样行吗？”大家点头同意，看来大家像是松了一口气。 “也许”——安德鲁想，这真是一个关键词。也许……我们之后会再向执行委员会汇报，也许我们就不汇报了。 从斯威廷和他的顶头上司麦克奈尔所代表的院方来看，毫无疑问，他们希望一切都秘而不宣，希望无辜受害者、年轻的怀拉兹克在被火化后让人遗忘掉。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德鲁心想，也怨不得斯威廷或麦克奈尔。他们有自己的责任。如果这一切被人当作医疗事故闹上法庭，陪审团的裁决或相关的经济解决办法定下的金钱数目会大得惊人。赔偿金是否能掩盖这件事，安德鲁不知道，也不关心。他唯一肯定的就是：自己绝不参与掩盖事实的行为。 室内一片嗡嗡的低声交谈，会议主席敲了敲手中的小木槌，让大家注意听他讲话。 “现在，”古尔德医生说，“我们到了最艰难的一步了。”他环顾会场。“我得去诺亚·汤森那里，把我们这里的决定告诉他。我知道他还在医院里。有谁愿意跟我一块儿去？” 安德鲁说：“我跟你去。”他想，至少这件事他可以做。他对诺亚也有这份义务。 “谢谢你，安德鲁。”古尔德感激地点点头。 尽管紧接下来将要面对可悲而不平静的场面，但是在事后平静下来思考时，安德鲁直觉地感到诺亚·汤森在等着他们，而且见到他们去找他才宽了心。 埃兹拉·古尔德和安德鲁走出电梯，踏上病人住院的这层楼。右边是繁忙的走廊、一间间病房和一个护士站。汤森站在走廊的尽头，无所事事，似乎正望着空旷的地方发呆。 他们两人走过去时，汤森掉过头，一看见他们，他似乎像要缩到地板下面去一样。他转过身，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把身子转回来，勉强挤出来的笑容让他的脸扭曲着，他把两只手腕并起来，伸了出去。 “带手铐来了吗？”汤森问道。 古尔德显得不知所措，然后说：“诺亚，我得和你谈谈。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何必找安静的地方？”这回答近乎吼叫，看上去汤森是有意提高嗓门的，一个护士和好几个病人都好奇地转过头。“过不了今天，整个医院不是都会知道吗？” “那好吧，”古尔德平静地说，“如果你非要这样，就在这里说吧。我有义务告诉你，诺亚，医务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开了一个会。大家非常遗憾地做出了一个决议，中止你在医院里的权力。” “你知不知道，”汤森的嗓门仍然很高，“我在医院有多久了？我为医院做了多少事？” “我知道你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做了很多的贡献。”古尔德不安地注意到围上来听他们讲话的人越来越多。“诺亚，难道我们不能……” “难道这起不了一丁点儿作用吗？” “很遗憾，在这件事上，一切都无济于事。” “安德鲁在这儿，你问问他我做了多少事！问呀，快问他！” “诺亚，”安德鲁说，“我把怀拉兹克的事告诉他们了。实在对不起，但是我必须这么做。” “啊，怀拉兹克。”汤森的头像抽筋似地点了几下，声音也缓和了许多。“那可怜的年轻人，本来不该这么惨。我也为怀拉兹克感到难过。真的。” 突然，这位上了年纪的内科医生突然崩溃了，他泣不成声，周围的人感到极其尴尬。剧烈的抽泣令他浑身颤抖。抽泣声还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话语：“……头一次……出错……的确疏忽了……不会再发生了……向你们保证……” 安德鲁伸手想去扶住汤森，但是古尔德比他快。古尔德抓住汤森的胳臂，不容置疑地说：“诺亚，咱们走吧。你的身体不舒服。我送你回家。” 汤森还在抽泣着，抖动着，尽量让自己平静地往电梯那里走。身后是众人好奇的目光。 古尔德把汤森轻轻往前推了一点儿，转身平静地对安德鲁说：“安德鲁，你留在这里。查一下诺亚今天看了哪些病人，再检查一下他写的处方。尽快。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明白了吧？” 安德鲁不情愿地看着他们两人离去，点点头道：“明白了。” 到了电梯旁，汤森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不想离开。突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他心中像是有什么东西崩溃了，使过去的他成了碎片，原来的形象也毁了，所有曾经的气派与风度已荡然无存。电梯门一开，古尔德便硬是把汤森推了进去。甚至在电梯门关上之后，还听得到汤森的尖叫声。等电梯下降后，那声音才逐渐消逝，只留下安德鲁一人站在那里，四周一片寂静。 那天在家里吃完晚饭，安德鲁接到了古尔德打来的电话。 “我有事找你，”内科主任说，“就是今晚。你看哪里最方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去你家。” “不，”安德鲁说，“咱们还是去医院里吧。”安德鲁觉得，眼下还没法跟西莉亚谈诺亚的事，尽管西莉亚和往常一样，预感到出了什么事，但是她也没有刨根究底。 等安德鲁到圣比德医院时，古尔德医生已在医院专门拨给他的那间小办公室里等他了。“请进，”他说，“请把门关上。” 古尔德拉开抽屉，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这不符合规定，我也很少这样做。但是今晚我得喝点儿。你要一起吗？” 安德鲁感激地说：“谢谢，一起吧。” 古尔德斟了两杯酒，加上冰块和水，两人默默地喝着。 过了一会儿，古尔德说：“我和你分开之后，几乎一直和诺亚在一起。有几件事你应该知道。第一件是——这会影响你们诊所的业务，还有诺亚的病人——诺亚·汤森再也不会行医了。” “他怎么样？”安德鲁问道。 “如果把问题改成‘他在什么地方’，我才好回答。”古尔德摇晃着杯中剩下的酒。“他已经被送到纽瓦克的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去了。据那里的专家们判断，他不大可能再出院了。” 古尔德费力地叙述着下午和傍晚发生的事。在说到某一段时，他冷酷地说：“希望我永远都别再碰到这种事了。” 离开安德鲁之后，古尔德和汤森来到圣比德医院的主楼层，这位内科主任设法把还在尖叫的汤森弄进一间没人的诊室，把门锁好后，急忙打电话叫来本院的一名精神病科的医生。等这位医生到了之后，两人一起才把汤森制服，给他打了镇静剂。显然，不能让汤森以这种状态回家。于是，精神病科的医生又匆忙打了几个电话，之后，古尔德和那个医生陪着汤森，通过救护车他把送进了纽瓦克的那家精神病医院。 等他们到了医院，镇静剂的药效已经过去，汤森变得很狂暴，他们只好给他穿上束身衣。“哎，真是糟透了！”古尔德掏出手绢，擦擦脸。 这时，人们明显发现诺亚·汤森已经精神错乱了。 古尔德是这样描述的：“似乎诺亚一直像个空壳一样活着——他在这种状态下已经很久了，当然这是他服药上瘾的结果。鬼知道他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反正他就这么一直留在了医院里。然后，突然之间，今天发生的事让他的这个壳碎了……里面已没有任何东西在正常运转，而且，现在看来，也无法救治了。” 古尔德继续说，一个小时以前，他去看望了诺亚·汤森的妻子。 安德鲁吃了一惊。过去几天发生了这么多事，他竟然一点儿也没想过希尔达。他赶忙问：“她是什么反应？” 古尔德想了一下才回答：“很难说。她没讲多少话，也没有崩溃。我觉得，她想到会出点儿事情，但是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我想，最好你明天自己去看看她。” “嗯，”安德鲁说，“我会去的。” 古尔德迟疑了一下。然后，他直视着安德鲁说：“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商量一下，那就是：死者怀拉兹克，该怎么办。”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安德鲁坚定地说，“我不想参与任何掩饰活动。” “那好，”古尔德听得真切，他的声音也严厉起来，“那我来问你：你打算怎么做？你要发表公开声明吗？比如说，向新闻界发表声明？然后，在医疗事故诉讼中，自愿为原告充当证人？你要帮助一个追着救护车讨大笔事故诉讼费的律师，把汤森妻子的钱都敲诈走吗？这些钱可都是诺亚积攒下来养老用的！还是说你要我们医院来负担赔偿金？那会远远超过我们能得到的保险赔偿，我们会破产的，到时候我们不得不缩小医院诊治范围，甚至会关门，你想这样吗？” 安德鲁争辩道：“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但是，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律师的厉害你了解得也应当不少，总该知道他们在法庭上能做出什么事来。” “那不关我的事，”安德鲁仍然坚持道，“重要的是事实真相。” “真相对我们大家都重要，”古尔德答道，“并不是只有你关心真相。但是有时候，我们出于正当的理由和特殊的情况，也可以把真相遮掩一下。”他改换了一种说教的语气：“仔细听，安德鲁，听我把话讲完。” 内科主任停了一下，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说：“死者的姐姐，怀拉兹克小姐今天下午从堪萨斯州来到了我们这里，斯威廷见了她。斯威廷说，她是一个善良、普通的女人，比她弟弟大很多。她当然为弟弟的死感到难过，但是他们俩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因此对她说来，失去弟弟不会让她痛苦到心碎。她在堪萨斯州的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但是他患有震颤麻痹综合征，已经到了晚期，活不了多久了。” 安德鲁说：“我不明白说这些有什么——” “你先听！” 古尔德又停了一会儿才继续讲。“怀拉兹克的姐姐并不是来找麻烦的。她没有提多少问题。她甚至主动说她弟弟的身体一直不好。她想把他的尸体火化，把骨灰带回堪萨斯州去。但是，她也确实有经济方面的困难，斯威廷和她谈话时看出来了。” “那她有权得到帮助。这肯定是起码的——” “一点儿没错！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安德鲁。而且，经济上的帮助是可以安排的。” “怎么安排？” “伦纳德·斯威廷和弗格斯·麦克奈尔已经想好了。他们今天忙了一下午，细节你就别管了，反正你我都不用知道。事实上，我们医院的保险公司——我曾经把事情的真相秘密地告诉过他们——很希望这件事悄悄了结。怀拉兹克原先好像寄钱去了堪萨斯州，帮他父亲付医药费。这笔钱我们可以继续寄下去，可能还可以多给一些。怀拉兹克的丧葬费我们出。另外，还有一笔抚恤金，数目虽然不大，但是足够让他姐姐生活无忧。” “如果你们不承认负有责任的话，又怎么向她解释这种做法？假如她起疑心，怎么办？” “我也觉得有风险，”古尔德说，“不过，斯威廷和麦克奈尔似乎并不这么想，他们毕竟都是律师。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小心地办好这件事。我觉得，这应该跟怀拉兹克小姐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有关。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就能把事情解决，并且不至于落到花费数百万美元那么荒唐的地步。” “我想，”安德鲁说，“是否荒唐，取决于你自己的观点。”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请你记住：这件事中没有牵涉妻子的问题，也没有牵涉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只涉及一位快离世的老人和一位中年妇女，而这位妇女将得到适当的照顾。”古尔德停下来，忽然问道：“你在想什么？”他看到安德鲁听到最后一句话后笑了起来。 “一个玩世不恭的想法而已。假如诺亚总得弄死一个病人的话，再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人选了。” 古尔德耸耸肩。“生活当中总是有各种偶然。这次，恰好被我们碰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是问你是不是要发表公开声明？是不是要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德鲁恼怒地说：“当然不。我从来没有那样做的打算。这你应该很清楚。” “那还有什么事？你就你所知道的情况提请医院注意，这件事你做得很对。何况你和这件事毫无瓜葛。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影响你。没人让你去撒谎，而且，不管什么原因，若之后这件事被捅穿了，引起官方对你的质询，你当然可以把真相讲出来。” “假定我那样做了，”安德鲁问道，“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会把怀拉兹克的真正死因告诉他姐姐吗？” “不会，”古尔德简略地回答他，接着又说，“所以说，我们有几个人在这件事中牵涉得比你深。这可能是我们这么做的原因。”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古尔德刚才的话，算是微妙而清楚地承认了，4年前安德鲁的做法是对的，是别人错了。当时，安德鲁试图把诺亚·汤森服用药物上瘾的事情挑明，但是被上层回绝了。安德鲁现在可以肯定：伦纳德·斯威廷已把他们俩的谈话告诉了其他人。 毫无疑问，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形式的认错方式了，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写进书面档案。但是不管怎么说，安德鲁想，他、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总算是吸取了一点儿教训。不幸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帮不了汤森以及怀拉兹克。 安德鲁问自己，他下一步该去哪里？答案看来是：哪儿也不能去。 古尔德的话，总的说来，还是有道理的。而且他没有让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只是要求他不要声张，但从这一点看，他确实是参与了掩盖行动。可从另一方面看，他还能告诉谁呢？说了又有什么好处？无论如何，库尔特·怀拉兹克不会复活，诺亚·汤森已被悲惨地逐出医院，也不会再危及任何人的生命安全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什么也不再说了。” “谢谢你。”古尔德说。他看了看表，说：“今天真够长的，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探望了希尔达·汤森。 汤森63岁，希尔达比他小4岁。在与她同年龄的女性中，她算是姿容优雅的。她身材保持得很好；皮肤也不松弛；头发虽然全部灰白，却剪得很短，样式很新。今天，她得体地穿着一件蓝绸外衣，配着一条白色亚麻宽松长裤，颈上戴着一条纤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会看到她紧张不安的神情，或是哭过的迹象，但是他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一家住在莫里斯敦的希尔大街上的住宅里，那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这里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交叉路口的诊所不远，天气好的时候，诺亚·汤森常常步行去那里。家里没有佣人，希尔达自己打开门，让安德鲁进来，把他领到一间卧室。室内布置着淡棕色和米色的家具，从室内可以眺望窗外的花园。 两人坐下之后，希尔达一本正经地问：“你要来点什么吗，安德鲁？饮料？茶，可以吗？” 他摇摇头。“谢谢，不用了。”然后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她点点头，似乎知道他会这么说，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感到担心，所以到这里来看我？” “我是有点儿担心。”他承认道。 “我想也是的。但是，其实没什么必要。我没有哭哭啼啼，没有伤心地绞弄双手，没有做那些多愁善感的女人经常做的事，你不要因为这个感到吃惊，也不要感到奇怪。” 安德鲁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是应了声：“嗯。” 希尔达·汤森像没听见似的继续说：“事实上，那些事我都做过，太频繁了，也做了太久，所以那些事现在都做不了了。多少年来，我流了太多的眼泪，泪都流干了。眼看着诺亚毁掉他自己，我以前想，我的心应该也在跟着一起慢慢破碎。只是当我不能让他理解我的感受，甚至不能让他听完我说话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我的心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块石头在那里。这些想法是不是不可理喻？” “我认为很合理。”安德鲁一边说一边想，我们每个人对别人的痛苦了解得真是少！多年来，希尔达·汤森忠实地为汤森医生建造了一堵墙，以掩盖他吃药的实情，以前安德鲁从来不知道也从没怀疑过有这么一堵墙。他还想起古尔德头一天晚上说的话：“她没讲多少话……我觉得，她想到会出点儿事，但是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你知道诺亚滥用成瘾药的事，是不是？”希尔达说。 “是。” 她的语气透露出责怪的意思：“你是一个医生，为什么不采取一点儿行动？” “我试过。在医院里。在4年前。” “没有人听你的话吗？” “差不多是吧。” “那你当时能不能再试一试？” “可以，”他说，“现在想起来，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她叹了一口气。“即使你再努力，也多半帮不到他。”她突然换了个话题。“今天上午我去看望诺亚，或者说我试图去看他。他在那儿胡言乱语。他没认出我，他谁也认不出来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轻地说，“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吗？什么事都行。” 她并不理会这个问题。“西莉亚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感到内疚？” 这个问题让他一愣。“我还没告诉她。今晚我会跟她说的。至于内疚——” “她应该内疚！”希尔达有点儿恶狠狠地说出了这几个字。随后她用同样的语气继续说：“西莉亚是贪婪、无情、牟取暴利、强行推销产品的制药行业的一分子。只要能卖出他们的药，能让医生在处方上开他们的药，只要人们服用他们的药，他们什么都能做出来，哪怕这些药别人根本就不需要。他们什么都能做出来！”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哪家医药公司会强迫诺亚吃那些药的。” “可能不是直接去做，”希尔达提高嗓门道，“但是诺亚，还有别人，就是因为那些公司用药物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才陷进去的！那些卑劣低级的、‘这药真好’的放肆吹嘘的广告在医生们必读的医学杂志上多如牛毛；那些像雪片一样飞来的邮件、免费旅行、酒宴款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医生们想着药，总是想着药，总是想着更多的药！所有的医药公司，家家都一样，用免费的药物样品把医生们淹没，他们告诉医生，说医生可以索要任何一种药，要多少就可以给多少，毫无限制，只要他们开口，却从不问任何问题！这些你都知道，安德鲁。”她停了停。“我想问你一件事。” 安德鲁说：“请讲，只要我知道。” “很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去。诺亚总是见这些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知道他吃多少药，知道他是一个服药上瘾的人，也许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 安德鲁沉思着。他想起诺亚诊室里杂乱无章的、装在各种厂家包装盒里的药品。“嗯，”他回答道，“是，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知道。”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他们，是不是？该死的！他们还是照送不误。诺亚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他们帮诺亚毁掉了他自己。这就是你老婆所在的那个腐败肮脏的行业。安德鲁，我恨这个行当！” “你说的话有点道理，希尔达，”他承认道，“也许是很有道理。尽管你说的并不一定全面，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是理解你的心情的。” “是吗？”希尔达·汤森的声音混杂着侮慢与痛苦，“那你找个时间跟西莉亚谈谈。说不定她会考虑改行做点儿别的。” 这时，似乎是某种被抑制着的力量终于得到了解放，希尔达突然抱住了自己的头，痛哭起来。 第二部 1963~1975年 5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妇女解放”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在新闻报道里它也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这是对“妇女是二等公民”的宣战檄文。她的这本书成了女权运动的指南，人们经常能听到她的主张。杰梅茵·格里尔和凯特·米利特加入其中，使这项运动带上了文学和艺术的风格。葛罗莉亚·斯坦能则有效地把新闻事业和女权政治结合了起来。 当然，也有嘲笑“妇女解放”的人。当时有位反主流文化派的名人艾比·霍夫曼宣称：“我只有在床上时，才愿意与妇女解放运动结成同盟。”历史学家则提醒人们：很少有什么事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他们指出，在1792年的英国，有一位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子就勇敢地出版过一本名为“女权辩护”的书。她争辩说：“暴君和好色之徒……力图使女性处于黑暗之中，因为前者需要的只是奴隶，而后者需要的只是玩物。” 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很多人对待这场运动却是认真的，那些体谅女性的男子也在拷问自己的良知。 西莉亚对妇女解放抱着赞成和同情的态度。她买了许多本《女性的奥秘》，送给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几位男高管，文森特·洛德是其中一位。但是，他把书退还给西莉亚，还附上了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这类废话对我没用。”山姆·霍桑的妻子莉莲本人就强烈主张妇女解放，山姆因为受到妻子的影响，对女性比较同情。他对西莉亚说：“我们这家公司没有性别歧视，你就是证明。” 她摇头表示反对。“我是靠自己的一路奋斗才有今天，山姆——在你的帮助之下，我也得和别的男人的偏见斗争，你也清楚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但是，现在你不用再那样做了。” “那是因为我已经证明了我是一个能做出贡献的人，而且我有用。这就使我成为反常现象，成为一个例外。另外，你也知道，每当我主张在新药推销团队中多招几位女性时，几乎就没什么人支持。” 他笑了。“好吧，我认输，不过别人的态度正在转变。另外，你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例证，说明男人可以平等对待女人。” 尽管西莉亚私下替女性说话，但是她并没有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她认定——她心里也承认这是自私的，第一，她自己并不需要利用这项运动；第二，她没有时间参加。 西莉亚的工作时间都用在了布雷联营公司的非处方药推广上。尽管山姆曾经许诺给她换个岗位，但是新的任命在西莉亚看来毫无进展，他说的“再耐心地等几个月”，看起来是他估计不足。 在家里，西莉亚分担着安德鲁由于诺亚·汤森发疯被关进精神病院而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诺亚永远出不了院的预言似乎是被古尔德医生不幸言中了。 安德鲁把希尔达·汤森关于医药公司以及过量免费样品药的问题的激烈言辞，都告诉了西莉亚，但是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西莉亚居然还对此深表同情。“希尔达是对的，”西莉亚说，“免费送那么多的药品，真的是太疯狂了。而且，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一点。但是，竞争让大家不得不这么做。现在，如果削减药物的赠送量，没有哪家公司能避免损失。” “是这个道理，”安德鲁争辩道，“但是，各家医药公司总可以聚在一起，就削减药物的数量达成某种协议吧。” “不行，”西莉亚说，“即使这些公司想这样做，它们也办不到。那是合谋，是违法的。” “那遇到诺亚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之前，医药公司的推销人员一定知道，至少能够意识到：诺亚已经在大量服用成瘾药了。他们还应该像以前那样做、继续满足他的恶习吗？” “诺亚的确已经上瘾，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医生，”西莉亚指出，“你很清楚，安德鲁，医生总能取得他们想要的任何药，不用这种方式，还有别的方式。如果诺亚没有从新药推销员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他可以给自己开处方；说不定他既拿样品药，又自己开处方弄点儿药。”她有点儿激动地补充道：“再说了，连医学界对服药上瘾的医生们都不闻不问，你还怎么指望医药公司能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真好，”安德鲁让步说，“我无言以对。” 之后，在1967年8月，西莉亚得到了新的任命。 在那之前的1966年年底，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山姆·霍桑被提升为执行副总裁，这就说明，除非有什么意外，山姆很快就会成为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总裁了。此刻，10年前西莉亚在公司里物色导师时所做的判断看上去还差一点，就可以算是正确的了。 最后，山姆终于找她来，微笑着告诉她：“好了，你在非处方药部门的劳役结束了。” 山姆坐在他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办公室还有一间舒适的会议室。他的新职位让他在办公室外的秘书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上一次跟西莉亚见面时，他还向她吐露：“见鬼，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让她们那么忙的。我觉得她们大概打一封信都得两个人一起，一个人念、一个人打字。” 此刻，山姆说：“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处方药拉美部主任。如果你接受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走马上任了，不过有时你也得离开，出差是少不了的。”他探询地注视着她。“这一点，安德鲁会怎么看？如果经常出差，孩子们会怎么想，你想过没有？” 西莉亚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们会安排得当的。” 山姆赞赏地点点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 这个消息让西莉亚既高兴又激动，她很清楚，在制药业，国际性的贸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机会太好了，比她原来希望的还要好。 山姆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他说：“在销售这一方面，以后得靠国际市场驱动。目前，我们才看到这个领域的表层而已，拉丁美洲尤其如此。”他挥挥手让她走。“现在，先回家去。把这个消息和安德鲁谈谈。具体细节，我们明天再好好研究。” 就这样，在西莉亚职业生涯中有决定性意义的5年开始了。这份工作不但没给乔丹一家的生活带来什么困难，相反，它在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且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正如后来西莉亚在给她妹妹珍妮特的信中所说的：“我们一家人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对安德鲁和我来说，他陪我旅行，比起在家里各自忙自己的事的时候，我们更有团聚的感觉。对孩子们来说，他们随着我们出差旅行，也增长了见识，这让他们拥有了国际视野。” 西莉亚把新消息一带回家，安德鲁就表示为她感到高兴，表示支持。他对西莉亚终于摆脱了非处方药部门的工作松了一口气。即便他可能考虑到她的新工作也许会使家人聚少离多，他也没讲出来。他的态度和西莉亚一样：我们会协调好的。 在进一步考虑之后，安德鲁决定，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只要办得到，他就陪西莉亚旅行，让自己也能时不时地摆脱一下医务工作的压力。再过一年，安德鲁就40岁了，他决心吸取诺亚·汤森的教训。他认为诺亚崩溃的起因是工作过度，精神太过紧张。安德鲁也注意到其他一些医生，他们也是因为医务缠身，其他什么事情都顾不上，这样的状态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都很不利。 11年前——就是他和西莉亚相遇并结婚的前一年，安德鲁作为一个刚取得内科医生资格的新人进入了医疗界，如今他在诊所里已是头牌医生。名列第二的医生是一位名叫奥斯卡·阿伦斯的加拿大人，他身体结实，生性活泼，非常有幽默感，总是忙个不停。安德鲁很信任他，觉得他应当是一个人才，安德鲁也为两人日益深厚的友谊感到欣慰。第三位内科医生是28岁的本顿·福克斯，他的履历非常优秀，他来诊所才一个月，却已跟大家合作得很好了。 当安德鲁告诉西莉亚，他准备时不时地陪她去旅行时，她喜出望外；后来，他们安排妥当之后，一年里会一起去好几次南美洲。有时，根据学校的安排，他们也会带孩子们去旅行，有时候带一个，有时候两个都带上。 幸亏家里的安排很妥当，这些旅行才得以顺利实现。英国女士温妮·奥古斯特，也是他们年轻的管家兼厨师，早就放弃了去澳大利亚的计划，在工作了7年以后，已然成了乔丹家庭的一员。她在1967年春天结了婚。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的丈夫姓马奇。正如温妮说的，“如果我还得姓月份名称的话，不姓12月我就很高兴了。”[1] 汉克·马奇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精力旺盛，做过各种户外零工。当安德鲁听说他想找一个相对固定的工作时，就提议他当司机，兼当园丁，做些杂活。他们还可以给他安排食宿，温妮和汉克十分感激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对安德鲁来说，他仍然要佩服西莉亚的先见之明——结婚不久，她就坚持说他们得买一栋大房子。 很快，汉克·马奇就像他的妻子温妮·奥古斯特——现在叫温妮·马奇——一样，成了乔丹家必不可少的一员。这样无论是否带上孩子，安德鲁和西莉亚都可以放心地说走就走，不必担心外出时没有人照看家里的一切。 这期间，有一件悲伤的事闯进了他们的生活。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在一次严重的哮喘病发作时，由于呼吸衰竭而去世，享年61岁。 母亲的去世对西莉亚的影响很大。尽管有安德鲁和孩子们带来的慰藉和支持，她还是有一种“孤独感”。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尽管安德鲁开导她说有这种感觉也完全正常。 “我在病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情况，”他说，“如果父母中已经去世了一个人，当第二个人去世时，就好像剪刀把我们跟过去之间的脐带割断了。不管我们有多大年纪，只要父母亲之中有一个人还活着，我们就觉得还能有所依靠。可是一旦父母都走了，我们就知道以后真的只能靠自己了。” 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飞来费城参加葬礼，把她那忙碌的石油商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中东。事后，珍妮特和西莉亚在莫里斯敦小聚了几天，两人都许诺以后要尽量多互相走动。 [1] 西方女性婚后随丈夫姓。而奥古斯特、马奇分别为英文单词August和March的中文音译，在英文中这两个单词分别有8月和3月之意。——译者注 第二部 1963~1975年 6 遥远的国度令安德鲁着迷。西莉亚在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设在拉美各地的推销点与当地职员处理事务时，安德鲁就去考察异国城市中五花八门的奇妙物件，或者饱览城外的田园风光。现在，他已经逛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公园的所有角落，也看惯了阿根廷草原上大群放牧的牛。还有在大山包围中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安第斯山的雪水流淌在依山修建的坡道上，古老的骡车也和现代化的汽车争夺空间。在哥斯达黎加，安德鲁了解了该国的中心地带中央梅塞塔高原，以及这片地带之外茂盛的森林，那里的树是桃花心木和雪松。从蒙得维的亚狭窄而拥挤的旧街道出发，可以通向乌拉圭的山谷，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马鞭草和灌木的香气。那里还有巴西位于悬崖边上的大都会，生气勃勃的城市圣保罗，以及城外呈红紫色的沃土和广袤的草原。 有孩子们同行时，安德鲁就带上他们一起去遍访山水。如果孩子们不在身边，他就先去探路，等西莉亚闲暇时再去与他会合。 安德鲁的乐趣之一就是逛当地的小店，跟人讨价还价买点儿东西。“糖果药店”里摆得满满当当的小货架让安德鲁着迷。他和药店老板聊天，有时还设法跟当地的医生交谈。他本来就懂一点儿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通过练习，他运用这两种语言的能力又有些长进。西莉亚也在学这两种语言，夫妇俩时常互相帮助。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次旅行都能尽如人意。西莉亚的工作很辛苦。有时，在不熟悉当地背景的情况下，想解决当地的问题是一种负担。结果就使人疲劳不堪，还容易和别人有摩擦。有一次，这导致了安德鲁和西莉亚婚后最激烈、最痛苦的一次争吵，这是一次不同意志、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对此，他们两人都不大可能忘却。 事情发生在厄瓜多尔。和大多数夫妻之间的争吵一样，起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次，他们带着丽莎和布鲁斯，待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这个地势很高的山城被安第斯山脉环抱，它处于宗教和现实之间，各处充满了强烈的对比。这一面是众多富丽堂皇的教堂和修道院、金色的圣坛、配着雕饰的唱诗班座位、由银和象牙制成的十字架、由于镶嵌着珠宝而显得俗气的圣匣。而那一面却是肮脏的、穿不起鞋袜的穷人。那里的农民无疑是拉丁美洲工资最低的人，即使他们有幸能找到工作，一天也只能挣10美分。 跟贫穷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豪华的“基多饭店”。乔丹一家在这里租了一个房间。西莉亚回到饭店时正是那天傍晚，她刚刚和菲尔丁–罗斯在当地的经理安东尼奥·约瑟·莫雷诺先生一起度过了一天，颇为受挫。 胖胖的莫雷诺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他明确表示，总公司派来的人不仅不受欢迎——这是侵扰他的领地，而且是对他个人能力的公然蔑视。而且，每当西莉亚提议改变某些传统做法时，他总给她一个拉丁美洲式的标准回答（她现在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在这个国家，事情就得这么做，女士。”西莉亚如果说，这个标准回答粉饰了低效率，有时甚至会违反职业道德，那别人也只是耸耸肩膀，对她的建议无动于衷。 有一件事让西莉亚焦虑：菲尔丁–罗斯没有向厄瓜多尔的内科医生清楚地交代药品情况，特别是那些可能产生副作用的药品。当她指出这一点时，莫雷诺争辩道：“其他公司都这么做。我们也这么做。你对那些不一定发生的事讲得太多了，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尽管西莉亚有权下命令，但是她知道，莫雷诺是本地人，又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商，她离开之后他可以——比如借助语言上的差异——按他自己的意图解释她的规定。 回到旅馆套间的起居室时，西莉亚的挫折感还没有消散，她问安德鲁：“孩子们呢？” “睡了，”他答道，“他们想早点儿睡。我们今天还挺折腾的。” 西莉亚一直想赶快见到丽莎和布鲁斯，赶回旅馆后却没能如愿，再加上安德鲁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儿冷淡，这让西莉亚十分恼火，她怒气冲冲地说：“今天倒霉的又不是你一个人。” “我没有说倒霉，说的只是折腾、有点儿累，”他说，“不过，我确实也遇到了一点儿不开心的事。” 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基多的高度在海拔2 700米以上，这对他们来说都有影响。这样的海拔会让西莉亚感到疲惫，让她本来就已经低落的情绪更加低落。而跟在国内的悠闲、随和比起来，安德鲁的脾气也变得完全不同，他更加敏感，像是时刻在准备着找碴儿。西莉亚说：“‘不开心的事！’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那个！”安德鲁猛地伸手一指，对着旁边桌子上堆着的药瓶和药盒。 西莉亚带着一脸嫌弃的表情说：“那些东西，我今天真是受够了。我劝你还是把它们拿到一边去。” “你是说你没兴趣吗？”他像是在挖苦她。 “真该死！是的！” “老实说，我就没指望你感兴趣。我说的是这些和医药公司有关的药，就是这个让我不开心。”安德鲁拿起一个小塑料药盒。“今天我带孩子们出去，买了点儿东西，还向别人打听了一些事。” 他把盒盖打开，把几片药倒在手掌上，伸出手去。“你知道这是一些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西莉亚倒进扶手椅里，抖动一下双脚，把鞋子甩掉，“而且，我也不想操这份心。” “你应该关心！这是沙利度胺，今天我在这里的一家小药店买来的——连医生的处方都不需要。” 这句话让西莉亚大吃一惊，本来唇枪舌剑可以到此为止了，但安德鲁又继续说：“5年前这些药就该从市场上收回了，但是现在我居然能买到，我还能在这里买到其他一些没有禁忌事项说明的药，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政府机构并不坚持标示出完整的禁忌说明。这全是因为美国医药公司，包括你那宝贝的菲尔丁–罗斯在这种事情上的典型态度——你们不想操这份闲心！” 西莉亚被安德鲁气得火冒三丈，她觉得安德鲁刚才所批评的那种情况，是她自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试图去改变的，这太不公平了。她本来准备今晚把白天在安东尼奥·约瑟·莫雷诺那里碰壁的事讲给安德鲁听的，现在，她气得用莫雷诺式的回答把安德鲁顶了回去：“你到底懂得多少这里的问题和规定？你有什么权力跑到这里来教训厄瓜多尔政府该怎样管理国家？” 安德鲁的脸气得煞白。“我有权利，因为我是一个医生！而且我知道孕妇吃了沙利度胺会生下没有胳臂、四肢畸形的孩子。你知道药店老板今天是怎么对我说的吗？他说，是，他听说过沙利度胺的事，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药片就是那种药，因为这药叫作‘翁达西’。西莉亚，要是你不知道，或不想知道，那我告诉你吧，医药公司用了53种不同的名字在销售沙利度胺。” 不等她回答，安德鲁又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药品总是有那么多名字？当然受益的不是病人和给病人治病的医生。唯一可以想象的理由就是，这是人为制造混乱，等到出事的时候可以给医药公司帮忙。说到出事，你看看这个！” 安德鲁又挑出一个瓶子给西莉亚看。她看见那上面标注着：氯霉素。 “如果在美国买这种药，”他说，“上面会标明使用禁忌，指出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特别是会引发可能致命的血液疾病。这上面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 安德鲁又从桌上的一堆瓶瓶罐罐中挑出一种。“这也是我今天买的。看看，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菲尔丁–罗斯的洛特霉素。我们也都知道这种药，肾功能受损的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都不能吃。但是药瓶上面写清楚了吗？一个字也没有！如果这里有人因为药品说明上什么都没有而倒了大霉或者一命呜呼，那又有什么关系！毕竟这里是厄瓜多尔嘛，离新泽西州远得很！菲尔丁–罗斯为什么要操这份闲心？西莉亚·乔丹为什么要操这份闲心？” 西莉亚尖叫起来：“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 这一下，安德鲁就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就是敢，”他狠狠地回应道，“我看你变了。11年来一点一点在变。开始还是一个有正义感、有理想、关心别人的人，然后就开始变得不关心别人，再然后，退步到帮着推销非处方药部门那些没半点儿用处的假货，再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竟然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堆里不面对现实，为一些你明明知道是罪行的事情辩护，你不仅嘴上不认账，心里也没有觉得有愧。”他提高嗓音：“那个有理想的姑娘去哪里了？当初她给我带来洛特霉素，还说要提高卖药这一行业的职业道德。后来在新泽西的销售大会上，那个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批评新药推销中欺骗行为的女孩子现在去哪里了？你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吗？我告诉你，她背叛了自己。” 安德鲁停顿了一下，接着尖刻地问道：“为了野心，为了升职，值得吗？” “混蛋！”西莉亚什么都没想，本能地弯下身去，抓起她之前脱下的鞋，使劲扔向安德鲁。她不偏不倚，打了个正着。鞋子尖细的高跟正戳在安德鲁的左脸上，一下子划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但是西莉亚却没有看到。她现在对什么都视而不见，只顾着用恶狠狠的言语还击。 “你凭什么摆出一副纯洁无瑕的面孔，在我面前谈论道德、谈理想？你的那些道德和理想又去哪里了？你对诺亚·汤森袖手旁观。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一直在滥用药物，这让他对自己、对别人都非常危险，可是你还不是让他继续当了5年的医生，你那些宝贵的理想那个时候在哪里？别怪医院！他们不采取行动不能成为你的借口！你清楚得很！” “还有那个病人，”西莉亚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个年轻人，怀拉兹克。真的是诺亚害死他的吗？还是你害死他的？之所以说你害死他，是因为当你可以对诺亚采取行动时，你没有做任何事，等你终于行动起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有没有因为内疚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有没有感到自己有罪？你应该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想过：在这5年里，诺亚是否还害死过其他病人，而只不过你没有发现，而这些病人都是因为你的疏忽才死掉的？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这个自命清高的伪君子，你倒是说呀！” 西莉亚突然不说了。她停下了，不仅是因为她已经没词了，而且还因为她从没见过安德鲁脸上显出那种痛苦的表情。她用手捂住嘴。 她吓得轻声对自己说：“天哪！我都做了些什么！” 这时，还不仅是她看见安德鲁脸上痛苦的表情，她背后发生的事更是把她吓着了。顺着他呆滞的眼光，西莉亚转过身，看见穿睡衣的两个小孩子进了他们的房间。这对夫妻在一发不可收拾的争吵中，都忘记了丽莎和布鲁斯就在隔壁的卧室里。 “妈妈！爸爸！”这是丽莎的声音，她眼泪汪汪，说不出话。 布鲁斯也泣不成声。 西莉亚伸出双臂，朝他们跑去，她自己也哭了。但是，丽莎却避过母亲，在西莉亚跑过来之前，跑到安德鲁那里去了。 “爸爸，你受伤了！”她看见鞋跟上带着血迹的鞋，叫道，“妈妈，你怎么能这样！” 安德鲁摸了摸脸，血还没有止住。到处都是血——手上，衬衫上，地板上。 布鲁斯也跑过来，和丽莎一起紧挨着父亲。西莉亚无助地看着，负疚地往后退了一步。 还是安德鲁毅然打破了僵局。 “不能这样！”他对孩子们说，“不要这样！你们一定不能偏袒一方！你们的妈妈和我都很傻。我们两人都有错，都应该感到羞愧，这件事我们大家以后慢慢谈。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大家要在一起。” 于是，他们4个激动地抱在一起，似乎再也不愿被分开。 很快，10岁的丽莎挣脱出来，去浴室拿回一条湿毛巾。她用心地擦拭着父亲的脸，清洗他脸上的血迹。 等了好久，两个孩子再次回到床上睡着了，安德鲁和西莉亚才又抱在一起。拥抱迸发出激情，他们开始做爱，持续的时间很久，疯狂的程度是他们之前从未体验过的。两人纠缠在一起，快到高潮时，西莉亚喊道：“再深一点儿！再快一点儿！”安德鲁忘掉了所有的优雅，他占有着她，蹂躏着她，把他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野蛮地、粗鲁地、深深地送进她的身体里。 好像他们之前的争吵释放出的是激情，而不是愤怒。而此刻，两人的激情也融为一体。 后来，尽管两人都筋疲力尽，却还是一直聊到深夜，第二天又接着聊。“这样的谈话，”安德鲁后来说，“我们早就需要了，可是我们俩过去都一拖再拖。” 两人都承认，对方的指责绝大部分都是实情。 “是的，”西莉亚承认，“我确实放宽了我以前的标准。不是所有的标准，也不是大多数，但是在有些标准上我确实放宽了。有时候，我确实是把良心放在口袋里了。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想说的是，我要做回从前那个我，但是说老实话——至少在这一件事上，能不能做到从前的样子，我也没有把握。” “我想，”安德鲁说，“这一切都跟人上了年纪有关。你觉得你更聪明，更成熟了，也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明白：有些障碍和实际问题光靠理想主义是不能解决的，所以你就在理想上对自己降低要求了。” “我打算做得更好一些，”西莉亚说，“真的。我保证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事会起到一些作用。” “我想，这句话对我也适用。”安德鲁说。 刚刚，他还对西莉亚说：“你当时问我晚上是不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是不是想过怀拉兹克的死，还有可能会有的其他人的死，这真是戳到我的痛处了。如果我早点儿对诺亚采取行动，我可不可以救怀拉兹克？回答是，可以。自欺欺人地说不可以，活在幻觉中，没什么好处。现在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没有哪个从医多年的人，在回首往事时不会感到，有某些事，他本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他本可以挽救某个已经死了的病人的生命。当然，这种事不应该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你最多能做的也就是希望自己能吸取教训，让学到的东西能造福其他人。” 第二天，当地的一位医生给安德鲁脸上缝了三针。安德鲁离开时，医生笑道：“可能要留一个疤，医生。它会时常提醒你的妻子的。”安德鲁刚才明明说，脸上的伤是爬山的时候不小心摔下来弄的，看来基多是一个流言传得飞快的小地方。 “我真该死。”西莉亚说。这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跟孩子们共进午餐时她说的。 “不用道歉，”安德鲁安慰她，“有一瞬间，我也几乎想这么做。只不过恰巧你手边有鞋子罢了。不过，我可不像你扔得那么准。” 西莉亚摇摇头。“别拿这事开玩笑。” 就在这时，午餐中一直没说话的布鲁斯开口了，他问：“你们会离婚吗？”他严肃的小脸绷得紧紧的，愁容满面，显然，这个问题压在他的心里已经有段时间了。 安德鲁正要敷衍过去，西莉亚用手势制止了他。“布鲁斯，”她温柔地说，“我保证并向你发誓，只要你父亲和我活着，离婚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这句话放在我这里也一样。”安德鲁补充了一句，布鲁斯顿时乐开了花。他旁边的丽莎也是一样的。 “我真高兴。”布鲁斯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以这句话给之前发生的那场争吵做结语，倒是很合适。 西莉亚在国际销售部工作的5年里，跟家人也有过许多其他愉快得多的旅行。西莉亚的事业，在这期间也发展得非常成功，这提高了她在菲尔丁–罗斯总公司的声誉。她甚至在公司内部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还能在标签的问题上——让菲尔丁–罗斯在拉丁美洲销售药品时，保证药品标签的规格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的要求——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就像她向安德鲁承认的那样，改进“并不大”。 “总有一天，”西莉亚预言，“总会有人把这个问题放在明面上来谈的。到那一天，要么是新的法律，要么就是公众舆论会迫使我们做那些事，那些事我们本来早就应该做的。但是，现在时候还没到。” 西莉亚在秘鲁碰到的事让她认为，实现她的另一个想法的时候已经到了。菲尔丁–罗斯在秘鲁的推销人员大多是女人。西莉亚了解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妇女得到了解放，而是因为这样生意会好做。在秘鲁，人们认为让女人等太久不礼貌；所以，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可以得到医生的接见，而她们的男同事可能要多等好几个小时。这个发现促使西莉亚向山姆·霍桑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希望他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让公司在美国多招一些女推销员。“我记得，我当新药推销员时，”西莉亚写道，“尽管有时我必须等很久才能见到医生，但有时他们很快就会见我。我想那是因为我是女人的缘故。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达到我们的销售目的呢？” 在之后两人商谈时，山姆问道：“你建议多招一些女性，是不是把原因搞错了？这并不是在解放女性，而只是利用女性罢了。”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西莉亚反驳道，“千百年来，男人利用他们男性的强壮，对女人不利。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不管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罢，我们都有权充分利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西莉亚的报告最后得到了认真的考虑，菲尔丁–罗斯也开创了这个新途径。在随后的几年中，其他医药公司纷纷效仿。 整个世界，在制药行业之外，各种事件亦层出不穷。越南的悲剧正在孕育，之后情况越来越糟，年轻的美国人——一代人的希望——被那些穿着黑色斗篷的矮个子杀死，没有人知道是因为什么。一种叫作“伍德斯托克派”的摇摆音乐受到狂热崇拜，最后却只是昙花一现，成为过眼云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人野蛮地暗杀。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果尔达·梅厄成为以色列总理。杰奎琳·肯尼迪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艾森豪威尔去世。基辛格访问了中国，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爱德华·肯尼迪去了查帕奎迪克岛。 在1972年2月，51岁的山姆·霍桑成了菲尔丁–罗斯的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他获得权力源自一起突发事件，那时公司正在经历其发展史上的一个艰苦、危难的阶段。 第二部 1963~1975年 7 用当时的一句流行语来说，山姆·霍桑有着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气质。他兴趣广泛而庞杂，室内室外，智力体育，他都有所涉猎。 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学者，尽管花在公务上的时间很多，他却始终保持着对文学、艺术和音乐的热爱，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脱节，熟悉相关情况。如果去国外的大城市，无论工作压力有多大，他都会安排时间逛书店，参观美术馆，听音乐会。在绘画方面，他喜欢印象派，偏爱莫奈和毕加索。在雕刻方面，他酷爱罗丹。莉莲·霍桑有一次跟朋友讲，在巴黎罗丹雕塑馆的庭院里，她曾看见丈夫在“加莱的市民”前一言不发地站了15分钟，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音乐方面，他钟情于莫扎特。他弹得一手好琴，尽管还称不上有天赋。外出旅行时，他喜欢住有钢琴的套间，偶尔弹上一首莫扎特的曲子，比如说A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里面有庄重嘹亮的“行板”，旋律逐渐变快的“小步舞曲”，还有最后欢快的“土耳其回旋曲”。这样的弹奏能让他在一天的劳累之后重新容光焕发。 带钢琴的套间往往价格不菲，事实上霍桑会自己付这笔钱。他也负担得起这笔费用。他本人很富有，拥有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股权，这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他母亲去世时他还年轻。 他母亲姓罗斯，山姆是菲尔丁和罗斯这两个家族中最后一个参与公司管理的人。他事业上的成就不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如果非要说这种关系对他登上高位有影响的话，也微乎其微，尤其在他渐渐接近最高领导地位时，这种关系更是起不了什么作用。山姆能有今天，依靠的是能力，他为人正派，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在工作之外，山姆和莉莲的婚姻美满。两人对朱丽叶也宠爱有加。朱丽叶已经15岁了，显然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在体育方面，山姆读大学时是长跑运动员，现在他仍然会每个星期选几天坚持晨跑。他还热衷于打网球，打得还不赖，不过他的技巧还比不上他热衷的程度。他在网球场上最拿手的招数是球网前凶狠扣杀，这一招让别人很愿意在双打中和他配对。 但是，在山姆·霍桑所有的业余爱好中，无论是体育运动还是智力消遣，有一个超越其他一切的事实：他是一个英国迷。 从记事起，他一直就喜欢去英国，他喜欢英国的大多数事物——传统、语言、教育、幽默感、风格、君主制、伦敦、乡村风光、经典款式的汽车等，这些都让他觉得亲切。说到汽车，他拥有一辆华丽的银灰色的劳斯–宾利，每天都开这辆车上班。 此外，山姆·霍桑对整个英国——不光是英格兰岛——的科学成就都评价甚高。正是这种看法，让他在当上菲尔丁–罗斯总经理的头几个月中，就提出了一个原创的、大胆的建议。 在送交董事会的一封密信中，他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严峻事实。 “在药物的研究和生产方面——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我们公司正处在一个毫无成就、令人灰心丧气的阶段，这个时间拖得太长，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行一般的‘暂时性平台阶段’。我们最近一次取得的重大突破是洛特霉素的成功，可是那都是15年前的事了。那之后，我们的竞争对手们已经成功地推出了几种重要的新药，而我们只有一些影响不大的新产品问世。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好的在研项目。” “所有这一切对我们公司的声誉和士气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对公司财务的影响也类似。所以，去年我们减少了股息，这导致公司股价暴跌，直到今天，公司的股票也没有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我们在内部已开始了紧缩的政策，但是这还不够。如果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为未来制定一项积极有力的规划，我们会面临非常严重的财务危机。” 山姆在信中没有明言的是，那位因为跟董事会发生冲突而被免职的前任，作为公司的最高决策人，却一直奉行一种“放任自流”的政策；估计正是这种政策，才让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沦落到这种可悲的境地。 山姆没有提到这一点，而是在阐明公司所处的阶段之后，提出了他的建议。 “我强烈建议，”他写道，“尽快在英国建立一个菲尔丁–罗斯研究中心，让英国顶尖的科学家来领导。研究中心独立存在，与我们在美国国内的研究无关。” 详细陈述之后，他又补充道：“我深信，新建立的研究分支能使我们在最关键领域里的力量得到强化，从而加快我们公司对重要新药的发现，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为什么要在英国？ 预见到大家会提出类似的疑问，山姆便先做了回答。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请回顾一下，单在20世纪英国的几次重大发明。这些发明戏剧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青霉素、电视、现代雷达、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这里仅举四例。” “当然，”山姆指出，“将这些发明向前推进并获得商业上的好处的，是美国公司——这是因为美国人无与伦比的改进能力、赚钱能力，而这往往是英国人所欠缺的。但是最原始的发明，就上述的以及其他的例子而言，都源于英国人。” “如果要问其中的缘由，”他继续写道，“我认为，这是因为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本质的、固有的区别。两种教育体系各有独到之处。英国的教育特点使英国人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好奇心举世无双。这种好奇心，我们能，而且也应该拿过来加以利用。” 山姆详细地谈到了费用问题，然后总结道：“有人也许会反对说，在公司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推行一项耗资巨大的计划是鲁莽的、不明智的。的确，设立新的研究机构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继续放任自流，对将来不采取果断、积极、强有力的行动，会显得更加鲁莽、更加不明智。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 反对山姆·霍桑计划的意见，来势凶猛。 用别人的话来说，当那份建议书“刚从复印机里取出来”、还在公司董事和少数几位高管当中传阅时，山姆的电话就响了。电话那头的人都在强烈地表示反对。“的确，英国人在科学上经历过辉煌的时代，”那位董事争辩道，“但是今天，美国人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以，山姆，你的整个观点都很可笑。”其他人的反对则集中在——像一位董事火冒三丈批评的那样——“把研究中心设在一个苍老、衰落、已经过气了的国家里，这就是在历史上开倒车的想法”。 “有人会以为，”几天后在吃晚饭时，山姆向莉莲吐露，“我的建议的意思是：取消《独立宣言》，让我们重新被英国殖民。” 山姆很快就明白：担任公司最高领导人，并不代表他拥有了全部权力，不是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个职位也不能让他摆脱公司内部的明争暗斗。 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是公司内部斗争的老油条，他也是最早提出反对意见的人。洛德博士同意在研究上花更多的钱，却把钱花在英国这件事说成“天真”，他认为山姆·霍桑对英国科学的看法是“建立在别人的宣传神话之上的、幼稚园的小孩才有的想法”。 这些异常强硬，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言辞写在一份交给山姆的备忘录里。副本抄送给了洛德在董事会里的一个朋友和盟友。山姆一见到这份备忘录，就火冒三丈，他离开办公室去研究部找洛德。 踏着研究部光洁的地板，沿着经过空气净化、两侧装有玻璃护壁的走廊走着，山姆想起菲尔丁–罗斯在科研装备上花掉的成百上千万美元，事实上几乎毫无节制。这些现代化的、由计算机控制的、闪闪发光的、有时还显得很神秘的装备安放在宽敞舒适的实验室里，由一大批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照顾着。这里的一切，是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在任何一家大医药公司，这些都是标配。为了研制新药，公司花钱从不节制。只是遇到现在这种具体该怎么花钱的情况，才会偶尔产生争议。 洛德此刻正在他那间光线明亮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摆满了书，墙上镶着装饰品。门开着，山姆·霍桑径直走了进去，他跟门外的女秘书点了下头。秘书刚想拦住他不让他进去，忽然看清他是谁，就改变了主意。洛德博士穿着衬衫，外面罩着白大褂，此刻正坐在办公桌前，跟平时一样，在皱着眉头看文章。他抬眼一看，吃了一惊，从无框眼镜后面瞪着山姆，苦行僧似的脸上显出对未经通报就进来的不满。 山姆手里拿着洛德写的备忘录，把它放到桌上，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来谈谈这个。” 研究部主任假意表现出一副想站起来的样子，山姆挥手让他坐下。“不是正式谈话，文森特，”山姆说，“只是随便聊聊，面对面，直截了当地谈谈。” 洛德扫了一眼桌上的备忘录，由于近视他还稍微凑近了一点儿，以免自己搞错。“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不喜欢？” “内容，还有语气。” “还有什么？” 山姆伸手把纸翻过去。“字打得挺好。” “的确，”洛德挖苦地笑着说，“现在你是领导了，山姆，大概希望周围都是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吧！” 山姆·霍桑叹了一口气。他认识文森特·洛德已经15年了，早习惯了这个研究部主任那难以相处的脾性。山姆没准备发火。他温和地回答：“你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要求的只是，如果不同意我的建议，可以进行讨论，但是不是像你那样做，而要摆事实、讲道理。” “提起讲道理，”洛德边说边打开抽屉，拿出文件，“你有一个观点，我完全不同意。” “哪个观点？” “是关于我们研究部的。”洛德查看着文件，开始引用山姆关于在英国设立研究中心的建议，“‘我们的竞争对手们已经成功地推出了几种重要的新药，而我们只有一些影响不大的新产品问世。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好的在研项目。’” “证明一下我哪里错了。” “我们有不少大有希望的产品有望成功，”洛德坚持说，“我带来的好几位才智出众的新人正在进行研究——” “文森特，”山姆说，“这些事我都知道。我读过你的报告，记得吧？而且，你招来的科学家，我也赞赏。” 这是事实，山姆想。多年来，洛德的长处之一，就是他能把科学界的新人吸引进来。原因是他的声望还很高，尽管这么长时间他还没有取得人们期待的重大发明成果。也没有人指责洛德作为研究部主任所发挥的作用。这个没有产出的阶段是所有医药公司的诸多不幸之一，即使让最优秀的人来领导研究部门也在所难免。 “送给你的进展报告，”洛德说，“是我再三掂量过的。因为我不得不小心点儿，免得你们或者是那帮做销售的人，对于还在试验阶段的东西过于激动。” “我知道，”山姆说，“我也赞成这样做。”他清楚，每家医药公司都永远有这种拔河式的内斗，一方是销售和制造部门；另一方是研究部门。一方面，按推销人员的话说：“研究部门总是要等到他们对所有那些该死的细节有110%的把握时，才肯说，‘好了，咱们放手去做吧！’”制药部门也急于开动机器为生产做好准备，不愿意看到新药刚投入市场时由于需求太大，而让他们手忙脚乱。可是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却责备销售部门的人员，说他们“只想拼命地把药品投入市场，只想击败竞争对手，抢占销售先机，哪怕药品的试验结果只有20%的把握”。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之前的报告中没提过，”文森特·洛德对山姆说，“我们在两种化合物上，已经取得令人振奋的结果，一种化合物是利尿药，另一种化合物是控制风湿性关节炎的消炎药。”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有一种药——‘定压’（译自Derogil，此为杜撰出的一种新药）——还在申请中，正在等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是新的降压药吧。”山姆知道这是一种控制高血压的药，虽不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的新药，不过却可能成为畅销药，并且利润会很高。他问道：“我们的新药申请有什么进展？” 洛德露出厌恶的表情。“看不出有什么进展。华盛顿那帮趾高气扬的笨蛋……”他停了一下继续说，“下个星期，我还要去一趟华盛顿。” “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看法有什么错，”山姆说，“但是既然你强烈反对，等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我会把我的观点改一改。” 文森特·洛德点点头，仿佛山姆的让步理所当然。他接着说：“还有我自己关于淬灭自由基的研究。我知道，已经过了这么久，你不抱有什么期望了——” “我从来没那么说过，”山姆反驳道，“一次也没有！你喜欢怀疑，文森特。但是，我们当中有人对你有信心。我们也知道重要的发明来之不易，且更不会一蹴而就。” 山姆对于淬灭自由基的目的只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知道一般来说这是为了消除药物的毒性，他也知道洛德的这项研究已坚持了超过10年。如果取得成功，会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仅此而已。 “你说的这些，”山姆一边说，一边站起身，“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还是觉得在英国建立研究中心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我仍然反对，因为没有这个必要。”研究部主任坚决地答道。随后，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补充了一句：“即使要实施你的计划，研究机构也得受这边控制。” 山姆·霍桑笑了笑。“这个我们改天再谈，如果有需要的话。”但是，他心里却知道，他最不能接受的事就是让洛德控制英国的新研究机构。 现在，屋里只剩下洛德一个人，他穿过房间，关上外屋的门，回来之后就靠在椅子上，心神不宁。他感到，尽管他持反对意见，但是菲尔丁–罗斯在英国设立研究机构的建议，很可能会获得通过。他把这个新变动看成对自己的威胁，这是一个信号：他在公司里科研方面的统治地位已在动摇。他忧心忡忡，如果再这样动摇下去，他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多久？ 他郁闷地想，要是他个人的研究项目进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一切都会大不一样。但是目前情况已经这样了，他问自己，在科学上，他拼搏了一辈子究竟有什么能拿出手的成果？ 他已经48岁了，不再是一个少年得志的博士、不再才华横溢。他明白，连他掌握的一些技术和知识也都已经过时。是的，他依旧广泛阅读，保证信息灵通。他的专业是有机化学，阅读获取的知识跟自己亲自钻研而获得的知识完全不一样。亲自实践，可以把自己的专长发展成一门艺术，你的直觉、你的经验可以永远指导你前进，不管时隔多久都一样。所以，尽管他通过阅读知道了遗传工程的进展，但是在这个领域，他就不觉得那么自在，不像那批刚从大学里出来的年轻科学家那样得心应手，这些人中有一些是他为菲尔丁–罗斯招募的。 不过，他还是一再地安慰自己，尽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知识，但是他一直从事的那项研究依然存在着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而且随时可能发生。他花费10年，苦心孤诣，经过无数次试验而提出过的那些问题，现在就要找到答案了，答案在有机化学的范围之内。 淬灭自由基。 一旦洛德找到答案，不仅会给医学治疗带来非常大的好处，也会在商业上创造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公司里的山姆·霍桑及其他人由于科学上的无知，目前还不理解。 淬灭自由基能起到什么作用？ 回答：这个作用从本质上来讲很简单，但是意义伟大。 洛德和所有同领域的科学家都知道，许多药物在人体内起作用、参与新陈代谢时，会产生“自由基”，而这些成分对人体的健康组织有害，会引发不良反应，有时甚至导致死亡。 消除或“淬灭”自由基意味着，有用的药——那些之前由于危险的副作用而不能服用的药物，能够拿来使用而不产生危害；而那些限制性的、以前服用本来需要冒很大风险的药物，将来也可以像阿司匹林那样随意服用了。 内科医生给病人开处方时，也不用担心药物毒性了。癌症患者也不用忍受那些近乎致命的药物了。那些药虽然能暂时保住他们的性命，但是同时会折磨他们，甚至会让病人因为癌症之外的原因而死去。如果淬灭自由基成为现实，剧毒药物和其他有危险的药的治疗作用仍能保持，而害人的副作用则将不复存在。 洛德想要制出一种添加在有危险性的药物里的药，以使其绝对安全。 这是可能的。答案是存在的。它在某个地方隐匿着，神出鬼没，等着人们把它揪出来。 经过10年的探索，洛德认为他接近了那个神出鬼没的答案。他已经嗅到、感受到，甚至几乎是品尝到成功的甘露了。 但是，得到具体的结果还要多久？他还得等多久？ 突然，他在椅子上坐直身子，靠意志力赶走沮丧的情绪。他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挑了一把钥匙。他决心现在就去，再去一次他的专用实验室。实验室离大厅只有几步之遥，他的研究工作就在那里进行。 第二部 1963~1975年 8 洛德在菲尔丁–罗斯董事会内的朋友和同道是克林顿·埃瑟里奇，这位卓有成就的纽约著名律师自诩懂得科学。埃瑟里奇这样自信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转学法律以前，曾在医科大学读了两年书。一个熟人曾嘲讽他转学：“克林顿诊断出哪里有大钱，就开出了直通那里的处方。” 埃瑟里奇现年53岁，他那短暂而不完全的学医经历虽然远在1/4个世纪之前，却并没妨碍他信心十足地发表自己对于科学问题的看法，而且他发言时就像在法庭上发言一样掷地有声，仿佛在暗示：他的话应该刻在石头上留诸后世。 这个态度有助于洛德达到目的，只要洛德迎合埃瑟里奇的心理，假装成在科学上埃瑟里奇和他自己平起平坐。这样，研究部主任自己的观点就经常能在公司的董事会上出现。对洛德格外有利的是，他的观点还是借律师之口雄辩地讲出来的。 不出所料，在专为讨论山姆在英国建立研究中心的建议而召开的董事会上，克林顿·埃瑟里奇对此建议率先发难了。 会议在菲尔丁–罗斯总公司大楼里召开。公司全部16名董事中的14名——全是男人——像往常一样围坐在董事会会议室的胡桃木长桌旁。 微微弓着身子的高个子埃瑟里奇，以他那模仿来的林肯式风度亲切地开始讲话了。“你是否指望，山姆，如果这件亲英国的事情实现了，那边的人会对你非常满意，会邀请你到白金汉宫去品茶呢？” 山姆和大家一块儿笑了，然后回了一句，“我所真正追求的，克林顿，是在女王的温莎城堡度一个长长的周末。” “好哇，”律师说，“我想这个目的你可以达到。不过照我看来，这也是唯一可以达到的目的。”他严肃起来了。“你所提议的事，我认为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你的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巨大能力和成就。” 山姆事先考虑过这次会议，一点儿也不想回避这场辩论。“我没有忽视美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他反对说，“我怎么能那样呢？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成就。我只是想补充一些。” 又有人插话了：“那么，让我们把钱用在这里吧。” “英国人自己，”埃瑟里奇坚持说，“构建出一种神话，说他们那个小岛上的科学如何高人一等。但是如果这是事实，为什么英国有所谓的‘人才外流’——他们有那么多最优秀的人物火烧脚似的匆匆忙忙赶到我们这里，参加到美国的研究中来？” “他们这样做多半是因为，”山姆回答说，“我们的设备比较好，用于人员开支和购置器材的资金较多。不过你的问题，克林顿，恰好支持了我的论点：我国欢迎英国科学家，就是因为他们质量高。” “在你看来，山姆，”埃瑟里奇问道，“与我们这一行相关的东西，目前科学研究的哪一个领域最重要？” “无疑是遗传工程。” “一点儿不错。”律师点点头，对回答感到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事实——你知道，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我还有些科学知识，美国在遗传学这一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还将领先下去？” 山姆忍不住想笑，但是他没有笑。这一次，冒牌科学家可没让自己得到准确的消息。 “实际上，克林顿，”山姆说，“这不是事实。早在1651年，英国的威廉·哈维就研究了小鸡在蛋内的发育过程，从而奠定了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在英国，1908年就开始了生化遗传学的研究。在那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此外，有许多工作是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马勒博士在20世纪20年代和以后做的。但是最辉煌的，有时被称为‘遗传学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现在英国——1953年在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博士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构造，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说到这里，山姆微笑了。“沃森博士凑巧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说明基础科学无国界。”有几位董事轻声地笑了，埃瑟里奇居然自然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认道：“就像我们的律师常说的，有些问题我恨不得自己当初没有提过。”然后，他又坚定地说，“不管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科学水平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分得太开，分神进入别的国家去设立机构，那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研究的质量。” 有人低声交谈表示同意，这时另一位董事欧文·诺顿用他的指关节在桌上响亮地叩了几声，以引起注意。他马上达到了目的。 诺顿七十五六岁，是个通信联络王国（包括一个电视网）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威信很高，有权有势。一般人都认为，菲尔丁–罗斯有他这样的董事颇为走运。现在，既然大家都盯着他，他便用自己那粗粗的嗓音高声讲起来。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我们是在讨论——或者说应该讨论——本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的重大难题。我们选举山姆·霍桑当总经理，是因为相信他能出主意、想办法，领导有方。而他提出的建议也体现了这三点。可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都被克林顿和其他人劝服，以至于要把这建议否定掉。好吧，就我来说，我不愿意。” 欧文·诺顿瞟了埃瑟里奇一眼，他俩过去在董事会上就有冲突，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有讽刺意味了。“我还认为，克林顿，收拾起你那套专向陪审团摇旗呐喊的幼稚论调吧，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赶不上本董事会成员呢。” 一时间没人吭声，山姆·霍桑此刻在想，外界人如果发现公司的董事会并不像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实际上难得开一次高水准的会议，将感到多么惊奇。尽管有时也能做出有分量而明智的决定，但是经常有多得令人吃惊的低水准争论和琐碎的吵闹。 “说到底，争那个有什么意思，”诺顿继续说，“哪里的科学高明——英国的还是我们的？这并不重要。” 一位董事问：“那什么重要？” 萨顿用拳头敲敲桌子。“多样化！任何事业，包括我们这一行，另外开辟一个与原来的东西完全分开并独立存在的‘思想库’往往很有好处。而使两者分开得最彻底的办法，可能就是让它们隔一个大洋。” 有人插话说：“这办法也将使花钱没有底了。” 辩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有更多的反对意见和其他想法被提了出来。但是，有几位董事支持山姆的建议，欧文·诺顿的立场加强了这种支持。最后反对意见消散了。山姆的建议最终以13∶1的票数通过，克林顿·埃瑟里奇是唯一的反对者。 “谢谢你们，先生们，”山姆表示，“我确实相信，这项决议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 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他把西莉亚找来了。 “你又要调动了，”他没把时间浪费在开场白上，“又得把国际部撇在身后了。你的新职务是总经理的特别助理，在英国设立研究中心一事上，我要你成为我最得力的膀臂。” “好哇！”西莉亚接受了。这消息使她高兴，她让自己的语气和山姆的一样轻快。她认为，山姆显露出了他因必然会遇到的种种重压而留下的痕迹。他的头顶几乎全秃了，只剩下薄薄的一圈头发。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西莉亚推想，今晚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安德鲁，那时他们会为此庆贺一番。她问道：“什么时候开始？”她在脑子里盘算：拉丁美洲这一部分工作需要多久可以移交。一个月足够了。 “我恨不得今天下午就开始，”山姆回答说，“但是我们得给你安排个办公室，所以就定在明天上午9点吧。” “你的这项新任务，”山姆第二天向西莉亚解释说，“时间不会很长。主要就是帮助研究中心在英国建立起来，把人员配备齐整后着手开始研究。我想在一年内办成这事，当然越快越好。在这以后，我们将尽快地另外给你分配任务。” 当务之急，山姆继续讲述，是物色并任命一位英国科学家来领导研究中心，确定把研究中心设在英国的什么地点，然后买下或租下一栋房子——最好是现成的并能尽快在略微改装后适用于新用途。一切事情都将抓紧办——这就是突然把西莉亚从国际部抽调过来的原因。山姆本人打头阵，先去物色一位有威信、有能力的研究中心主任，当然必要时西莉亚也要予以协助。至于其他事，西莉亚处理的是那些由她提出建议以供山姆和其他人考虑的问题。 山姆和西莉亚两人会在下个星期去英国。去之前，他们找文森特·洛德商量。尽管他反对这个计划，但是他对英国科学界和科学家的情况很熟悉，也许能提供几个参考人选。 几天之后，山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洛德博士进行了谈话，西莉亚也在场。 让西莉亚吃惊的是，洛德居然愿意合作，甚至还尽量表现得很友好。山姆比西莉亚更熟悉背景，知道洛德这样做的原因。菲尔丁–罗斯现在既然已经决定在英国开展研究，洛德就希望可以控制它。但是，山姆还是决心不让这种事发生。 “我列了一张名单，”洛德告诉他们，“都是一些有可能的人选。你们接近他们时必须小心谨慎，这些人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已经受聘成为我们竞争对手的员工。” 山姆和西莉亚看了看那份名单，上面有8个人名。“我们会小心的，”山姆答应道，“但是我们也得迅速采取行动。” “你们到那边后，”洛德说，“还有几件事可以调查一下。”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沓用别针别在一起的纸和信件。“我和剑桥大学的一位年轻科学家一直有联系。他正在做一件很有趣的事，研究脑力老化及阿尔茨海默病，但是他的经费用完了，希望得到资助。” “阿尔茨海默病，”西莉亚说，“就是那种大脑停止工作的病，是吧？” 洛德点点头。“大脑的一部分出现问题，记忆力丧失。这种病开始还好，但是会越来越严重。” 尽管这位研究部主任早先对西莉亚很反感，但是他也逐渐认识到她已经是公司少不了的人物了，颇有影响力；因此，继续与她敌对下去没有意义。他们的关系甚至发展到彼此以名字相称——最开始还有点儿别扭，现在已经很自然了。 山姆从洛德手里把那沓信接过来，匆匆浏览并读出声来：“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他把信递给西莉亚，然后问洛德：“你建议给资助吗？” 研究部主任耸耸肩。“这个研究很难成功。自从1906年有人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对该病困惑不解。皮特–史密斯所做的研究与人脑老化的过程有关，希望能从中找到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 “他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很小。” “我们也许可以出点儿钱，”山姆说道，“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和他谈谈。但是得先把其他事情办好。” 正在看信的西莉亚问道：“皮特–史密斯博士能不能做研究主任的候选人？” 洛德看来吃了一惊，接着答道：“不能。” “为什么不能？” “首先，他太年轻。” 西莉亚低头看看那沓资料。“他32岁。”她笑了，“文森特，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吧？” 洛德易怒的脾气又显露出来，他绷着脸回答：“情况不一样。” “咱们来谈谈其他人吧，”山姆把主题拉回到原来那份名单上，“文森特，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第二部 1963~1975年 9 1972年6月的伦敦，瑰丽多彩，令西莉亚陶醉。 在各种公园和花园里，百花齐放——玫瑰、紫丁香、杜鹃花、蝴蝶花，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游客和伦敦市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为庆祝女王生日举行的阅兵典礼，像是一场生气勃勃、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在海德公园，衣着华丽的骑手沿着罗登马道策马慢跑。附近是弯弯曲曲的塞彭坦小溪，儿童们愉快地喂着鸭子，鸭子和在水里游泳的人争夺着水域。在埃普索姆的赛马场，一年一度的赛马会充满了传统气息，人头攒动、气派非凡。这次夺魁的是一匹名叫罗伯托的雄马和骑师莱斯特·皮戈特——这已经是他第六次获胜了。 “这个季节来英国，真不像是来工作的，”西莉亚有一天对山姆说，“公司让我这时候来，我觉得我应该付钱给公司才对。” 她住在骑士桥的伯克利饭店，几个星期过去了，她已经跑了十几个地方，为菲尔丁–罗斯将建的研究中心选址。安德鲁脱不开身，没有来陪她，所以西莉亚这次是独行。山姆和妻子莉莲住在克拉里奇饭店。 6月的第三个星期。西莉亚去霍桑夫妇下榻的克拉里奇饭店套间，报告她选址的情况。 “你知道，我把这里几乎跑了个遍，”她对山姆说，“我认为，埃塞克斯郡的哈洛是最适合我们建立研究中心的地方。” 莉莲说：“这个地方我没有听说过。” “那是因为哈洛是一个小村子，”西莉亚解释道，“现在它属于一个‘新兴城镇’，英国政府规划了30多个类似的‘新兴城镇’，想吸引一些大城市中的人口和工业迁移。” 她继续说：“这个地点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离伦敦近，有快速铁路在运营，公路状况良好，还有机场。那里还有不少住房和学校，周围是开阔的乡间田野——研究人员在那里生活应该会感到惬意。” 山姆问：“房子的情况怎么样？” “有了一点儿眉目。”西莉亚查看起自己的笔记，“有一家叫科姆思拉斯特的公司，生产小型通信器材——比如电话装置、防盗警铃什么的。这家公司在哈洛有个厂，但是现在资金方面出了问题，负担不了这个工厂了。该厂的占地面积和我们需要的差不多。这个厂建好之后还没有投入使用，科姆思拉斯特公司正在寻找买家，希望能马上拿到现金。” “这间工厂可以改造成实验室吗？” “改建起来很方便，”西莉亚摊开了几张蓝图，“我带了他们的规划图纸。并且还和一个承包商谈过了。” “你们两个好搭档就在这里商量这些枯燥的事情吧，”莉莲说了一句，“我要去哈罗兹百货商场逛一逛。” 两天后，山姆和西莉亚一起驱车前往哈洛。山姆开着租来的捷豹汽车，在伦敦清晨的车流中寻路向北而去，西莉亚浏览了当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头版的报道说，一直毫无进展的越南和平谈判即将在巴黎恢复进行。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家医院成功地取出了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脊柱上的一颗子弹。那颗子弹是一个月前有人枪杀华莱士未遂而打进去的。尼克松总统在评价越南战争的谈话中，向美国人保证：“河内正在输掉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博。” 一条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传来的消息特别引人注目，它描述了一次入室行窃事件，有人偷偷进入了民主党设在“水门”的总部。它看上去又是一件小事，西莉亚不感兴趣，把报纸放在一边。 她问山姆：“你最近几次谈话的情况怎么样？” 他摆出一副苦相：“不好。你的进展比我要好。” “比起找人才，找地方、找房子要容易得多。”她提醒他说。 山姆根据洛德提供的人选，来物色研究中心的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那些人，”他向西莉亚吐露，“多数跟文森特类似——他们固执己见，重视地位，而且他们搞研究的最佳年龄可能已经过去了。我想找的是那种有想法的人，不仅要有激动人心的想法，能力也要很强，这样的人应该会年轻一点。” “即使遇到这种人，你怎么能一见就知道呢？” “我会知道的，”山姆说完，笑了笑，“也许就跟爱上一个人类似，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一旦遇到了，你就能知道。” 在伦敦和哈洛之间36.8公里的道路上，越来越拥挤。他们驶离A414干道后，就开进一片零散分布着农家的地区，住宅之间的空地很大，芳草萋萋，道路宽阔。工业区设在较远的地方，避开了镇上的住宅区和游乐区。一些古老的建筑被保留下来。当他们经过一座11世纪的教堂时，山姆把车停下，说道：“咱们下去走走。” “这个地方的历史很悠久，”他们一边漫步一边环顾着这里半现代化的田园风光，西莉亚说，“这里曾经出土过20万年前旧石器时期的文物。撒克逊人到过这里。哈洛这地名在撒克逊语中的意思是‘军队的山丘’。公元一世纪，罗马人还在这里建立过定居点，造了座神庙。” “我们也要给这里的历史添上一笔了，”山姆说，“对了，我们特意来看的那个工厂在什么地方？” 西莉亚向西一指：“在那边，就在那些树的后面。那边有个叫作‘塔林’的工业区，它就在里面。” “好，我们过去吧。” 现在，上午已经过了一半。 山姆把捷豹汽车停在厂房外，打量着寂然无声的空旷的厂房。其中一部分原本准备作为办公室和产品展出的地方，外表是混凝土和玻璃结构，有两层。其余部分是在钢结构上覆盖金属挡板而建起的平房，按照设计，应该是准备作为进行生产的车间。即使单从外表上看，山姆都觉得西莉亚的汇报一点儿没错——整个建筑可以很容易地被改造成实验室。 在他们车前不远的地方，又驶来一辆汽车。车停下，门打开，下来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向捷豹汽车走来。西莉亚介绍说，这是拉马尔先生，房地产公司的代表，西莉亚事先安排好他来这里见面。 握手之后，拉马尔掏出一串咣当直响的钥匙。他和气地说道：“如果不看干草，就买下整个牲口棚是不是太任性了。”大家一起朝大门走去。 半个小时之后，山姆把西莉亚拉到一边，悄悄说：“这处房子很合适。你可以告诉这个人，我们很感兴趣，然后吩咐我们这边的律师去商谈。告诉他们尽快把事情办完。” 在西莉亚去和拉马尔谈话时，山姆回到捷豹汽车旁。几分钟后，西莉亚走过来，山姆对她说：“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们现在得去剑桥。到哈洛就已经走了一半的路，再走一半就到剑桥，我已经联系好皮特–史密斯博士——就是那个研究脑力老化、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曾经寻求资助的那个科学家。” “我很高兴你可以花时间去见他，”西莉亚说，“你之前还说你可能没时间过去。” 阳光明媚，他们又在乡间开了一小时的车，刚过中午时分，他们到达了剑桥的特伦平顿大街。“这是一座可爱的、久负盛名的城市，”山姆说，“左边是彼得学院——剑桥最古老的学院。你以前来过没有？” 西莉亚着迷地看着鳞次栉比的著名建筑，答道：“没有。” 山姆半路停车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在花园饭店订了午餐。等马丁·皮特–史密斯去那里跟他们见面。 饭店周围一派田园风光，景色如画，它紧邻小城的“后院”——这是一些特意装点过的花园，从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学院的优美环境，在剑河岸边，只见河里的几艘方头平底船上，人们撑着篙前进，悠闲自在，有时显得漫无目的。 在饭店的大厅，皮特–史密斯看到他们，然后走了过来，西莉亚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粗壮、结实的年轻人，那头乱蓬蓬的金发早该修剪的，他有着一张方脸，孩子气的笑容给脸上平添了一些皱纹。她想，不管皮特–史密斯其他方面怎样，反正他并不英俊。但是，她能感到，面前的这个人个性刚强，意志坚定。 “我想你们二位是乔丹太太和霍桑先生吧？”这话没有矫揉造作，显得直截了当，也很得体，与皮特–史密斯那真诚的表情很相称。 “没错，”西莉亚答道，“只不过，按重要性来说，应该颠倒下次序。” 他又是一笑。“我会尽量记住这一点。” 他跟西莉亚、山姆握手时，西莉亚注意到皮特–史密斯上身穿的是一件哈里斯斜纹呢质夹克，袖口已经磨损，肘部有补丁；下半身是一条没熨过的、灰色的宽松长裤。皮特–史密斯马上意识到她在想什么，他大方地说：“我是从实验室直接赶过来的，乔丹太太。我有套西服。如果不是在工作时间会面，我会穿西装的。” 西莉亚羞红了脸。“真不好意思。请原谅我的失礼。” “没什么。”他的微笑使西莉亚释然，“我只是喜欢把事情讲清楚。” “这是好习惯，”山姆赞赏说，“咱们去用餐吧？” 坐在餐桌旁，他们可以看到玫瑰花园和旁边的小河。他们各自要了杯酒。西莉亚和往常一样，要了杯代基里酒；山姆要的是马提尼；皮特–史密斯则要了杯白酒。 “我从洛德博士那里知道了你正在进行的研究，”山姆说，“听说你希望菲尔丁–罗斯给你资助，好让你的研究继续下去。” “是的，”皮特–史密斯承认道，“我研究脑力老化和阿尔茨海默病项目的经费已经用完了。学校没钱，至少现有的钱不能拨给我，所以我得自己寻找经费。” 山姆宽慰道：“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只要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研究，我们公司确实会提供资助。所以，我们先谈谈你的研究吧。” “好。”皮特–史密斯博士第一次显得有些紧张。西莉亚猜想，可能资助对他很重要。“先从阿尔茨海默病说起吧——你们对这种病知道多少？”他问道。 “知道得很少，”山姆说，“所以，先假设我们一无所知吧。” 年轻的科学家点点头。“这种病还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课题——至少，现在还不是。而且，病因是什么，都只存在一些假说，还没有人能弄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说主要是老年人得这种病吗？”西莉亚问道。 “对，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人。但是，阿尔茨海默病也能影响到年轻人。曾经发现过27岁的人就得了这种病。” 皮特–史密斯抿了一口酒，接着说：“这种病发展缓慢。病人开始只是忘记一些简单的事，比如怎样系鞋带，电灯开关是用来干什么的，自己用餐时经常坐的位置是哪个。然后，随着病情恶化，记忆力越来越差。病人往往认不出任何人，甚至认不出自己的配偶。他们可能还会忘记怎样吃饭，而不得不由别人喂食；口渴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要喝水。他们往往会失去自制力，情况严重的还会十分狂躁、具有破坏性。最终他们会死于这种病，但是，需要拖10~15年——对任何一个和患这种病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所有这些时间都是煎熬。” 皮特–史密斯停了一下，然后告诉他们：“死后通过尸体剖检，可以看出他们脑部发生了什么变化。阿尔茨海默病破坏了人大脑皮层中负责感觉和记忆的神经细胞。阿尔茨海默病会使神经纤维被割断或者扭曲缠绕在一起，会让大脑内充满一种叫作斑块的物质。” “关于你的研究，我读过一些材料，”山姆说，“但是，我想让你亲自跟我们讲讲你现在的研究方向。” “我的研究方向是遗传学。由于没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动物模型——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动物得这种病，我拿动物做研究，是在化学的基础上研究脑力老化的过程。你们也知道，我是搞核酸化学的。” “我的相关知识有点忘记了，”西莉亚说，“据我所知，核酸是DNA的‘建筑材料’，而同时它也构成了我们的基因。” “正确，看来你并没怎么忘。”皮特–史密斯微笑道，“如果我们对DNA的化学性质了解得更多一点，搞清楚基因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它们有时候会出现问题，就很可能带来医药领域的重大突破。我现在做的研究，就是用不同年龄的白鼠做试验，试图找出随着年龄的变化，动物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会有怎样的差异。mRNA是以DNA为模板转录出来的。” 山姆插话道：“可是，阿尔茨海默病和正常的老化过程是两码事，对吧？” “表面上是这样，不过可能也有相互关联的地方。”皮特–史密斯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西莉亚可以感到，他像一个老师一样在组织自己的想法，以便把他习以为常的科学术语讲得更通俗一些。 “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出生时，其编码遗传信息的DNA就可能已经发生了突变。但是，还有一些患者虽然在出生时的DNA是正常的，但是由于体内的原生状态受到损害，也产生了突变，比如抽烟或者有害的饮食习惯等。在一段时间内，DNA固有的修复机制能应对这种情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与生俱来的遗传系统的修复机制会慢慢变得低效，甚至会完全失效。我正在研究的课题就是找出效率降低的原因……” 听他解释完之后，西莉亚说：“你真是天生的老师。你喜欢教书，是吧？” 皮特–史密斯似乎觉得西莉亚的话很奇怪。“大学里的老师总是要教书的。不过，你说的对，我喜欢教书。” 这个人的有趣性格又展现出了一个方面，西莉亚心里想。她说：“我大概了解了你研究的课题。那你离找到答案还有多远？” “也许距离还有几光年，也许答案很近。”皮特–史密斯脸上再次闪现出那种真挚的微笑，“资助我的人得承担风险。” 饭店服务员送来菜单。他们中断谈话，开始浏览菜单。 点完菜，皮特–史密斯说：“我希望你们去我的实验室看看，在那里我能把我想做的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原来就是这么打算的，”山姆说，“吃完饭就去。” 用餐时，西莉亚问道：“皮特–史密斯博士，你在剑桥大学是什么职位？” “我是讲师，大概相当于美国的助理教授。这就是说，在生化大楼有我做实验的地方，还有一名技师给我帮忙，我有可以自己选择研究项目的权力。”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不过得在我能筹到研究经费的前提下，我才有权自己选择。” “说到经费资助的问题，”山姆说，“我记得你提出的数额是6万美元。” “是的。这笔钱要用三年，至少得要这么多钱，我才能勉强把研究搞下去——主要花费是购买设备和试验动物，还要雇三位全职的技师协助我进行试验。我个人不会用经费里边的一分钱。”皮特–史密斯做了一个鬼脸。“即便是这样，也总归是一大笔钱，是吗？” 山姆严肃地点头说：“嗯，是不少。”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山姆和西莉亚两人都明白，对于菲尔丁–罗斯或者任何大的医药公司来说，6万美元只是他们每年的研发费用中的一个零头。现在的问题跟之前的一样：皮特–史密斯博士的研究项目将来有没有商业前景，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我能感觉到，”西莉亚对皮特–史密斯说，“你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一课题贡献了很多。你开展这项研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年轻的科学家迟疑了一下，然后直视着西莉亚的双眼，说：“我母亲今年61岁，乔丹太太。我是她唯一的孩子，我们一直很亲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她得阿尔茨海默病已经4年了，病情越来越严重。我的父亲竭尽全力照料她，我也几乎每天都去看她。但是令人难过的是，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剑桥大学的生化大楼是一幢新文艺复兴时期式样的三层红砖房，外观平淡无奇。通往大楼的那条路叫作网球场路，这条路像是一条窄巷，附近也没有所谓的网球场。马丁·皮特–史密斯之前是骑着自行车赶来吃饭的——这貌似是剑桥人使用的标准交通工具，现在他正铆着劲儿、蹬着车在前面带路，山姆和西莉亚则开着捷豹汽车慢慢跟在后面。 他们在生化大楼的正门前停下，皮特–史密斯提醒说：“我得事先打个招呼，免得你们吃惊，我们这里的条件并不是最好的。实验室里总是十分拥挤，空间不够用，”——他又倏忽一笑——“而且常常缺钱。外面的人要是看到我们的工作环境会吓一大跳的。” 尽管有言在先，几分钟后，西莉亚还是感到震惊。 趁皮特–史密斯离开他们的机会，她悄声对山姆说：“这地方真是会把人逼疯的——像个牢房！在这里工作，有谁能出什么成果？” 进去之后，他们就下楼去了地下室。走道的光线昏暗。一排小房间显得肮脏、凌乱，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旧器材。最后他们总算走进一间实验室，比起一幢小房子里的厨房大不了多少。皮特–史密斯说，这就是他工作的两间实验室中的一间，而且这两间还是他和另一个讲师合用的，那个讲师做的还是其他课题。 他们谈话时，另一位讲师和其助手进出了好几次，很难进行私下交谈。 实验室有两张破旧的木制工作台，为了有效地利用空间，工作台挨得很近。台子上有旧式的煤气、电源插座，插座上的变压器和插头非常凌乱，很可能也不够安全。墙上是一些做工粗糙的架子，塞满了书、纸张以及一些似乎废弃不用了的设备。西莉亚注意到里面有些过时的曲颈瓶，她记得19年前她做化学试验时用的就是这种样式的瓶子。工作台的一部分被当成书桌，桌前摆着一张硬邦邦的温莎椅。还可以看到几个不干净的水杯。 一张工作台上有10多个铁丝笼子，每个笼子里装着两只左右的白鼠，它们的状态各不相同。 实验室的地板大概好长时间没有清理过了。墙面高处的小窗户也没有擦过，从那里往外看，能看见外面停放着的一些汽车的底盘和车轮。这景象真是令人沮丧。 “不管这一切看上去怎么样，”山姆对西莉亚说，“别忘记，人们在这里为科学史上留下了不少创造性的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们还曾经在这些房间里工作过，在这些过道里走动过。” “说的对。”马丁·皮特–史密斯欢快地说。他走过来时恰好听到最后这句评论。“弗雷德·桑格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在我们上方的那间实验室里发现了胰岛素分子的氨基酸结构的。”他发现西莉亚在看那些旧仪器。“在学校实验室，我们不扔任何东西，乔丹太太，谁知道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还会再派上用场的。我们会改进许多仪器设备或者根据需要自己制作一些。” “美国的大学也是这样。”山姆说。 “尽管如此，”皮特–史密斯表示，“这些一定跟你们熟悉的那类实验室完全不同。” 回想了一下菲尔丁–罗斯在新泽西州宽敞、洁净、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西莉亚回答说：“老实说，的确不同。” 皮特–史密斯又搬过来两张凳子，他请西莉亚坐在那把温莎靠椅上，然后给山姆一张凳子，自己坐在另一张凳子上。 “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们，”他说，“我在这里想做的不仅涉及科学问题，还涉及大量技术上的难题。我想找到一种传递生物信息的方法，把脑细胞核的遗传信息传到其他能产生蛋白质和肽的细胞中去……” 他讲着讲着就兴奋起来，不知不觉地用上了科学术语。“……从年幼和年老的白鼠身上抽出一部分含mRNA的混合物，将其放到无细胞系统里……让RNA模板转译出蛋白质……一串mRNA能转译出许多蛋白质……然后蛋白质可以通过电泳分离出来……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利用反转录酶……然后，如果RNA和反转录的DNA不能结合，就表示着年纪大的白鼠已经丧失了遗传功能，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哪些肽起了变化……最终会找到那种肽……” 交谈继续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山姆提了几个关键的细节方面的问题，西莉亚很受触动。尽管山姆没受过科研训练，但是他在菲尔丁–罗斯工作的日子吸收了很多当代科学知识，效果现在显示出来了。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皮特–史密斯的热情感染了他们两人。他说话条理清晰，表述简洁，那话语显然是出自一个受过训练、思路明晰者之口。这让他们更加尊重他。 讨论快结束时，这位科学家指着笼子里的小白鼠说：“这只是一小部分，我们还有好几百只在动物房里。”他碰碰一个笼子，里面一只已经睡着的体态较大的白鼠惊醒了。“这老家伙两岁半了，相当于一个70岁的老人。今天是它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让它做出牺牲，把它大脑里的化学构成和性质同刚出生几天的小白鼠的大脑进行比较。不过，要得到我们需要的答案，还需要很多小白鼠，需要进行很多化学分析，需要很长时间。” 山姆点头表示理解。“就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也知道时间的重要性。现在请概括一下，博士，说说你的长远目标是什么？” 皮特–史密斯考虑了一下，然后小心地回答道：“通过持续不断的基因研究，找到在年轻人记忆力中发挥作用的大脑中的肽，而这种肽在这些人变老后就不再产生了。等我们找到并分离出这种肽以后，我们再通过遗传学技术制造这种肽。这样一来，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用肽，使人的记忆力尽量不减退，并且尽量不健忘——说不定还能彻底消除智力衰退现象。” 这段冷静的总结十分感人，并且表达得信心十足，毫不浮夸。两位客人听得沉醉，似乎都不愿打破他停止演说后的这段沉默。周围环境阴郁，西莉亚置身其间，却忽然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她感觉他们在创造一段历史。 山姆先开口说道：“皮特–史密斯博士，你得到你要的资助了。就是现在，你要的数目已经被批准了。” 皮特–史密斯显得迷惑不解：“你是说……这么简单……就这么定了？” 轮到山姆微笑了。“作为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总经理，我有一些权力。偶尔行使一下这种权力，我也蛮高兴的。”他补充道：“唯一的条件就是这类协议通常不言自明的那一条，我们希望能及时了解你的进展，如果你生产出来任何药物，请允许我们最先尝试生产制造。” 皮特–史密斯点点头。“那当然，这我明白。”他似乎仍有点儿茫然无措。 “祝你好运！”山姆伸出手，年轻的科学家赶紧握住。 半个小时之后，到了午茶时间。现在，他们三人之间已经彼此以名字相称了，在马丁的邀请下，大家一起上楼到休息室去。那里备有茶和饼干，它们被放在休息室里的手推车上供人食用。三人端着各自的茶杯和茶托，走进教员的“茶室”。马丁解释说，茶室是在这儿工作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客人进行交际的活动场所。 茶室和大楼的其余部分一样朴实无华，里面有几张长桌和木椅，挤满了人，一片喧嚣。这里的科学家各式各样，男女老少、高矮胖瘦，但是人们的谈话片断却与科学毫无关系。几个人在讨论校方停车场的问题，一位年长的教员激烈地抱怨，学校对年轻人的偏袒让他丧失了停车的位置。旁边，一个留着胡须、穿着白大褂的人在报告剑桥的一位酒商正在搞“大甩卖”的活动，还建议人们去买一瓶“默尔索”酒。另一群人则在分析城里新上映的电影《教父》——由马龙·白兰度和阿尔·帕西诺主演。 通过一番努力，和别人换了位置，马丁·皮特–史密斯总算给他们三人找到了一个角落。 “总是这样的吗？”西莉亚问。 马丁像是被这句话逗乐了。“通常是这样。几乎每个人都会到这里来。这是我们有些人能碰面的唯一时间。” “在我看来，”山姆说，“你们这座楼的格局很难让人获得一点儿隐私之地嘛。” 马丁耸耸肩。“有时确实不方便。但是，逐渐就习惯了。” “但是，为什么非得被动接受呢？”还没等马丁回答，山姆压低声音以免附近的人听到，接着说，“我想问问，马丁，在条件优越，设备和助手都多一些的情况下，你还有没有兴趣继续做你目前做的研究？” 马丁略带笑意问道：“条件优越，你指的是哪里？” “毫无疑问，你已经猜到了，”山姆说，“我的建议是，你离开剑桥大学到我们菲尔丁–罗斯来工作。对你来说，会有很多好处，而且地点还是在英国，我们打算——” “抱歉！”马丁打断了他，露出一副担心的表情，“我能提个问题吗？” “当然。” “你们公司同意资助我，是不是要以此作为附带条件？” 山姆回答：“绝对不是。你已经得到资助了，除了我们之前达成的优先制造药物的权利协议之外，这项资助不带任何其他附加条件。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谢谢。刚才我有点儿担心。”又是那开朗的、孩子般的微笑，“我不想显得无礼，不过我想有些话我还是挑明了好，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 西莉亚搭腔道：“你说吧。” “我是做学术研究的科学家，打算一直这样，”马丁说，“我不想列举所有的理由，单说一条，自由。我的意思是，做我想做的研究的自由，不用考虑任何商业上的压力。” “到我们这里来，你也有自由……”山姆刚开口，看见马丁摇着头，就没讲下去。 “那里总得考虑商业因素。请实话实说，是不是要考虑？” 山姆承认说：“嗯，有时是要考虑的。我们毕竟是做生意的。” “没错。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商业上的考虑，是纯粹的科学，只对知识进行探索。就我个人来讲，我不想改变这种状况。你们还要茶吗？” “不用了，谢谢。”西莉亚说。山姆也摇摇头。他们起身离开。 马丁陪他们走到外面的网球场路。站在山姆他们租来的捷豹汽车旁，马丁对山姆说：“感谢你今天说的话，包括去你们那里工作的建议。也谢谢你，西莉亚。但是，我还是要在留在剑桥。除了这座大楼，”他瞥了一眼身后，扮了一个鬼脸，“这里的景色也真美。” “我们来这里很高兴，”山姆说，“至于替我们工作的问题，尽管你的决定让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我能理解。” 说完，他钻进车子。 西莉亚坐在他身旁，她摇下的车窗，对马丁说：“剑桥确实很好。我以前没来过。真希望能抽时间再过来看看。” “嘿，等等！”马丁说，“你还要在英国待多久？” 她考虑了一会儿。“嗯……可能还有两个星期。” “那为什么不在这边再待上一天？到这里来挺方便的。我很乐意带着你到处看看。” “那样真好。”西莉亚说。 山姆把汽车发动时，西莉亚已经跟马丁约好，10天之后再来——也就是下下个星期天。 西莉亚和山姆坐在捷豹汽车里，向伦敦驶去。两人沉默不语，各自想着心事，直到他们离开剑桥，开上A10号公路。 车向南驶去，西莉亚轻声说：“你希望他来，对吧？你希望他领导我们的研究部。” “当然。”山姆回答得很简洁，他的声音里有些沮丧。“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我看是一个天才，是我到这里来以后见过的最出色的人。但是真见鬼，西莉亚，我们得不到他！他是钻研学术的，而且他要一直这样。你听到他说的话了，很显然，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意愿。” “我有些怀疑，”西莉亚若有所思地说，“我只是对这一点有些怀疑。” 第二部 1963~1975年 10 接下来几天，山姆和西莉亚很忙，着手安排把菲尔丁–罗斯的研究中心设在哈洛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工作尽管是必需的，但是做起来总让人觉得不够满意。他们两个垂头丧气——他们都把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当作研究中心主任的最佳人选，但山姆同时也深信：马丁绝不会从学术界转到企业界来——这也使他们深感失望。 拜访剑桥之后的那个星期，山姆甚至声称：“我看了好几个候选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的能力能和皮特–史密斯相提并论，真遗憾，见过他之后，我就谁也看不上了。” 西莉亚提醒山姆，下个星期天她还会去见马丁，让他当向导逛一逛剑桥。山姆阴郁地点点头说：“我当然知道，你尽力而为吧，情况并不乐观。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意志坚定的年轻人。他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山姆告诉西莉亚：“和马丁谈话时，无论如何不要提钱——我指的是如果他来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多少薪水之类的话题。不用我们说，他也知道，来我们这里的收入跟他目前的收入相比要高得多。但是如果你挑明了说，就会让他觉得我们可以把他买到手，他就会认为，我们不过又是两个狂妄无礼的美国人而已——觉得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美元买到。” “但是山姆，”西莉亚不赞成这个观点，“如果马丁来菲尔丁–罗斯的话，你总会跟他讲薪水的问题吧。” “是的，之后会讲，但是不能一开始就说，钱绝对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相信我，西莉亚，我知道这些做学问的人非常敏感，如果你以为马丁还有可能改变主意，那么别做蠢事，别把这点儿可能性也弄没了！” “就算是我自己好奇吧，”西莉亚问道，“给他的薪水能开到什么数目呢？” 山姆考虑了一下。“就我所知，马丁现在的年薪大约是2 400英镑；约合6 000美元（此处按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镑兑美元汇率计算）。开始，我们准备给他四五倍于此的钱——比如，2.5万~3万美元，还有额外的奖金。” 西莉亚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但是，做学问的人是知道的。尽管他们知道，他们还是宁愿待在学术界，认为那里有更多的学术自由。科学工作者认为在大学里可以进行更多的‘纯粹的研究’。你也听马丁谈论过‘商业压力’，以及他对这种压力有多么反感。” “我是听见了，”西莉亚说，“但是你争辩说，压力并不大。” “那是因为我是站在企业的立场来说话的，我的职位要求我这样表达看法。但是，如果是咱们私底下聊的话，我会承认，也许马丁是对的。” 西莉亚心怀疑虑地说：“你的观点，绝大多数我都同意。但是，对这整件事我可不能完全赞同。” 她对这次的谈话不太满意，后来她又琢磨了很久。最后她下定了决心，像她告诉自己的那样，“要听听另一个人的看法”。 星期六，就是去剑桥的前一天，她和安德鲁以及孩子们通了电话——在英国逗留的一个月里，她每周至少和家里通两次电话。家里人和她自己都因为她即将回家而感到高兴，现在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聊完家常之后，西莉亚告诉安德鲁关于皮特–史密斯博士的情况，以及他怎么让他们失望、她和山姆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等。 她还告诉安德鲁，第二天她就要和马丁见面了。 “你认为他有可能改变主意吗？”安德鲁问。 “凭直觉来说，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西莉亚回答，“虽然我并不知道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担心的是，明天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处理不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她能感到她丈夫正在掂量这件事。然后，安德鲁说：“山姆说的话部分正确，但是也不完全正确。就我的经验来说，让一个人知道他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这种做法不会冒犯他。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喜欢听这种话，即使他并不想接受那笔钱。” “你继续讲。”西莉亚说。她敬服安德鲁的智慧，他说的话常常一针见血。 他继续说：“从你讲的情况来看，皮特–史密斯是一个直爽的人。” “非常直爽。”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用同样的方式跟他打交道。如果为了猜透他的心思而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你反而达不到目的。再说，拐弯抹角不是你的风格。还是坦诚相对，那样的话，如果谈到钱，或别的什么事情，你就自然地跟他谈钱。” “亲爱的安德鲁，”她回答，“如果没有你，我可怎么办？” “没有那么可怕的，我想。”他又加了一句，“既然你告诉了我明天的日程，我得承认：我对皮特–史密斯有一点儿嫉妒。” 西莉亚笑道：“纯粹是业务关系。以后也这样。” 到星期天了。西莉亚独自坐在从伦敦开往剑桥的早班车里，她坐的是禁止吸烟的头等车厢，她全身放松把头靠在身后的软垫上，开始利用这75分钟的旅程整理自己的想法。她一大早就从饭店坐出租车到利物浦街火车站。车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存，由铸铁和砖构成，样式一言难尽；车站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拥挤而喧闹，只在周末会安静一些。这安静意味着：等会儿车上不会有多少乘客。对于这种清静，西莉亚很高兴。 她回顾两个星期来的经历和谈话，想不清楚究竟今天听谁的劝告好——听安德鲁的还是听山姆的。与马丁相见，虽然表面上只是一般的社交活动，但是可能对她本人和菲尔丁–罗斯而言都至关重要。山姆的话言犹在耳：“别做蠢事，别把这点儿可能性也弄没了！” 车轮在铁轨上有节奏地滚动着，让她昏昏欲睡。75分钟过得很快。火车减速开进剑桥站时，马丁·皮特–史密斯正在站台上等候，令人愉快的笑容也让人感到他很真诚。 虽然已经41岁了，但西莉亚知道自己看起来还不错，她也感觉得到这点。她柔软的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她身材苗条、亭亭玉立。最近的好天气在英国的夏季很是难得，她那有着高颧骨的脸由于近几个星期的户外活动，已经晒得黝黑，显得很健康，今天天气依然不错。 近些年她开始有几缕白发了。这种时光流逝留下的痕迹很少使她伤感，当然她偶尔也会用染发剂掩饰一下。昨天晚上她就用过染发剂了。 她穿的是夏日的服饰，一件绿白相间的透明薄纱连衣裙，里面是饰有蕾丝边的衬裙，脚蹬一双高跟白色凉鞋，头戴一顶宽边白帽。这一身都是她上星期在伦敦西区买的。因为在新泽西整理行囊时，她没考虑到在英国还需要这种热天穿的衣裳。她走下火车，感觉到了马丁欣赏的目光。他一时都说不出话来，在握她伸出的手时，他才接着说道：“你真漂亮！我很高兴你来了。” “你也挺帅！” 马丁笑了一声，又闪出孩子般的微笑。他穿着一件藏青色夹克衫，里面是一件敞着衣领的衬衫，没有系领带，下身是一条白色法兰绒长裤。“我说过我会穿西装的，”他说，“但是，我发现了这一身多年没穿过的衣服。这样看来随意一些。” 他们走出车站时，西莉亚挽住他的胳臂。“我们到哪里去？” “我的车在外面。我想过，我们先开车转转，然后走着去看一看几个学院，随后去野餐。” “好啊。” “今天你在这里，还有什么别的事想做、想看的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是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去看看你的母亲。” 马丁吃了一惊，扭头看着她。“等逛完一圈之后，我可以马上把你领到我父母的家去，如果你确实希望去的话。” “嗯，”她说，“我确实想去。” 马丁的座驾是一辆莫里斯牌的微型轿车，也不知已用了多少年。他们挤了进去，他开着车在剑桥几条古老的街上兜了一圈，然后在“后院”旁的女王路停下，对西莉亚道：“我们从这里开始逛吧。”下车后，他们沿着一条大路走向剑桥河上的国王桥。 西莉亚在桥上站住。用手搭在额头上挡住上午明亮的阳光，惊叹道：“很难见到比这更美的景色了。” 马丁在她身旁轻声说：“国王学院的教堂——才是最美的。” 前面是芳草和绿叶成荫的树木。再过去就是那座著名的小教堂，远远望去，只见在华美的拱形屋顶和彩色玻璃窗之上，矗立着许多塔楼、坚实的扶壁、高耸的塔尖。教堂两侧是灰白色的石砌学院大楼，它们相得益彰，给这里增添了历史感和神圣感。 “我来充当导游吧，”马丁说，“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成立很早，1441年，亨利六世开始修建你眼前的这座教堂，南边的那座彼得楼建造得更早，它推动了1248年‘剑桥知识探索’这一活动。” 西莉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一个真正属于这里的人怎么舍得离开这里？” 马丁答道：“许多人从没离开过。有些伟大的学者在剑桥生活、工作了一辈子。我们中的有些人——年轻的、在世的——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们在剑桥，时而驱车前进，时而走路，两个小时过去了，西莉亚逐渐了解并爱上了剑桥。她还记住了一些地名：耶稣绿地、仲夏公园、帕克公园、科湿地、圣彼得园地、三一学院、女王学院、纽纳姆学院等，地名一个接一个似乎没有尽头，马丁的知识似乎也广博得无边无际。“一些学者留在这里，同样，也有学者把这个地方的印迹带往别处，”他对她说，“其中之一是伊曼纽尔学院的文学硕士约翰·哈佛。还有一个做学问的地方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又亲切地咧开嘴笑了：“不过，我忘记是哪个地方了。” 最后他们逛了回来，进了微型轿车里。马丁说：“我想逛到这里就行了。其余的留待下一次吧。”突然他的脸色严肃起来。“你还要去看我的父母吗？我得提醒你——我母亲认不出我，也不会知道我们去干什么。结果会很扫兴。” “不要紧，”西莉亚说，“我还是想去。” 那是栋建在斜坡上的小房子，不太起眼，位于凯特区。马丁把车停在街上，用钥匙开了门。在光线很暗的过道上，他喊道：“爸爸！是我，我带了一位客人。” 随着拖沓的脚步声，一扇门开了，走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穿着褪色的毛衣和松松垮垮的灯芯绒裤子。等他走近时，西莉亚颇感惊讶，父子两人的外貌实在是太像了。老皮特–史密斯和马丁一样强壮结实，同样是轮廓粗犷的方脸——只是年纪大一点儿，皱纹多一些。马丁介绍他们认识时，老人那腼腆的笑容简直是马丁笑容的翻版。 老人一开口说话，就让人不觉得两人那么相似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协调而又粗声粗气的乡野鼻音。他说出的句子结构松散，说明他没受过太多教育。 “见到你很高兴，”他对西莉亚说了一句，转而又对马丁说，“不晓得你来，儿子。刚刚给你妈穿好衣服。她今天状况不好。” “我们不会待太久的，爸爸，”马丁说，又告诉西莉亚，“对我父亲来说，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情况就是这样——病人的亲属比病人还要难熬。” 他们走进简陋至极的起居室，老皮特–史密斯问西莉亚：“来一杯吗？” “是茶。”马丁解释。 “谢谢，我刚想喝茶，”西莉亚说，“走了一路，我很渴了。” 马丁的父亲走进小厨房后，马丁跪在一个头发灰白的妇女身边。她坐在已经陷下去的有花罩布的单人沙发上，他们进来之后没发现她动过。马丁搂住她的脖子，温柔地吻她。西莉亚想，老妇人当年一定很美，即使她现在年老了还是很好看。她的头发梳得有模有样，穿着一身简朴的衣服，颈上还戴着一串珠链。儿子吻她时，她似乎有所反应，略有笑意，但是看上去并没能认出他。 “妈妈，我是你的儿子马丁，”马丁说，他的声音很温柔，“这位太太是西莉亚·乔丹。她是从美国来的。我领她逛了一下剑桥，她很喜欢我们的城市。” “你好，皮特–史密斯太太，”西莉亚说，“谢谢你让我拜访你们。” 头发灰白的妇女眼睛动了一下，给人一种错觉她或许能明白点儿什么。但是，马丁告诉西莉亚：“恐怕她一点儿也不明白。她的记忆力完全丧失了。和我母亲讲话时，我也就不怎么讲科学了，我一直试着让她听懂我的话。” “我理解。”西莉亚略微犹豫了一下，接着问，“你是不是认为，如果你的研究有进展，如果你能有什么重要发现，也许可能……” “对她有好处？”马丁断然地回答，“不是。无论有什么发现，都不能让已经死了的脑细胞复活。对这件事我不抱任何幻想。”他站起身，忧郁地低头看着他的母亲。“不是她会受益，而是其他病情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的人会受益。” “你很有把握，是吗？” “我有把握，会找到一些答案——不是我就是别人。” “但是，你想做那个最先找到答案的人。” 马丁耸耸肩。“每个科学家都希望自己能有所发现，这是人之常情。不过，”他看了他母亲一眼，“更重要的是，总得有人来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 “所以有可能，”西莉亚说下去，“是别人而不是你最先找到答案。” “是，”马丁说，“在科学上，这种事总在发生。” 老皮特–史密斯从厨房走了进来，他端着的大盘子里有一壶茶，几套杯碟，一小壶牛奶。盘子放下后，马丁搂住他的父亲。“我爸为我妈做所有的事：穿衣服，梳头，喂饭，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西莉亚，有一阵子，我爸和我的关系不怎么好。但是，现在我们俩人很亲近。” “说的对，以前我们总是吵得不可开交，”马丁的父亲说，然后问西莉亚，“你的茶里要不要加牛奶？” “嗯，谢谢。” “有一个时期，”老人说，“我认为做学问那事儿并不怎么样，马丁和他妈妈硬要做。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干活。但是，他妈妈赢了，所以他就成了现在这样。他是一个好孩子。这房子的钱是他出的，还有好多我们生活上要的东西都是他出的钱。”他看了马丁一眼，又说：“听说他在那所大学里干得还不错。” “对，”西莉亚说，“他干得非常好。” 差不多过了两个小时。 “你一边撑船一边和我说话，能行吗？”西莉亚靠在垫得舒服的座位上问。 “当然，为什么不行？”马丁站着，他一边说，一边把长长的篙扎入浅浅的河底。他撑一下篙，他们乘的那条难操纵的平底船就平稳地逆水前行一点。西莉亚想，看来马丁做什么事都可以，包括撑平底船，能有这一手的人不多见，他们在河上一路见到了不少人，相比之下，那些人的船撑得歪歪扭扭的。 马丁在剑桥的船坞租了这条平底船，现在他们要去南边4.8千米之外的格兰切斯特，虽然吃午餐算是晚了一点儿，但是他们还是准备在那里野餐。 “纯粹是个人间的私下聊天，”西莉亚说，“也许我不该问。但是我搞不懂，你和你的父亲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比如，你们两人说的话——我不是指语法上的……” “我懂你的意思，”马丁说，“我妈妈在她没忘记说话之前，她说起话来和我爸爸基本一样。萧伯纳在《皮格马利翁》中称其为‘侮辱英语的具体表现’。” “我记得在改编的电影《窈窕淑女》里有这种说法。”西莉亚回忆说。 “但是，你没有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事又得感谢我妈妈了。不过，在我讲清楚以前，我们国家的一些事你必须得了解一下。在英国，人们说话一直带有一种阶级特征，以表现出社会地位的差别。尽管有人会对你说情况不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还是如此。” “学术界也这样吗？科学家之间也这样？” “即使学术界也这样。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丁一边忙着撑船，一边斟酌下文。 “我母亲懂得这种阶级特征。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买了收音机，让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跟着收音机里的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说话。她跟我说：‘你将来要说那种话，所以现在就得开始学着说。你爸和我想学也太晚了，但是对你来说还不晚。’” 听着马丁悦耳而有教养且毫不做作的腔调，西莉亚说道：“这收到了效果。” “我想是的。不过，这只是她做的许多事中的一件，她发现我在学校里对什么课感兴趣，于是就会找到相关的奖学金，然后让我去全力争取。正是那段时期我们在家里吵得不可开交——我爸爸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件事。” “他认为你妈妈是痴心妄想？” “他认为我就该当个石匠，跟他一样。他相信狄更斯的那篇英文歌谣。”马丁一面背诵，一面微笑道： 热爱我们的职业， 祝福富贵的老爷， 靠饭菜度过岁月， 要牢记身份差别。 “但是你不恨你的父亲，对吧？” 马丁摇摇头：“不恨，他当时只是不明白而已。这一点我也不懂！只有我母亲懂得有抱负的人，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她要我去取得。现在，你也许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关心她了。” “当然，”西莉亚说，“知道了以后，我也和你有相同的感受了。” 他们沉默了一刻，船在郁郁葱葱、一片翠绿的河岸之间继续逆流而上。 过了一会儿，西莉亚说：“你父亲提到，他们的生活费大多由你负担。” “我只是尽力而为而已，”马丁承认说，“其中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雇了一名每周去两个上午的家政服务员。那样，我的父亲可以歇一会儿。我想让她多去几次，但是……”他耸耸肩，没把这句话说完，接着就熟练地把船停靠在岸边。岸边芳草萋萋，柳树成荫。“在这里野餐怎么样？” “有情调，”西莉亚说，“简直就像传说中的卡米洛特一样。” 马丁带着一只带着盖的篮子。里面装着对虾、梅尔顿莫布雷式的猪肉馅饼、新鲜的凉菜、草莓、德文郡出产的黄色奶油。还有酒——著名的法国白葡萄酒，另外还装了一暖瓶的咖啡。 两人津津有味地享用起来。 用完午餐，在喝着咖啡时，西莉亚说：“这是我回国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真是再好不过了。” “你的英国之行成功吗？” 她正想客套一下，忽然想起安德鲁在电话里的劝告，于是回答说：“不成功。” “为什么？”马丁似乎有些吃惊。 “山姆·霍桑和我为菲尔丁–罗斯物色到了一个理想的研究中心主任，但是这个人不想来。而其他人跟他比起来，都相形见绌。” 马丁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猜，你是在说我。” “你猜对了。” 他叹了口气。“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想法，西莉亚。” “没什么要原谅的。你的生活由你自己决定，”她宽慰道，“只不过，刚才我想到这件事，有两点要说……”她住嘴了。 “说下去。哪两点？” “好吧，先前你说过，你想最先找到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和脑力老化的答案，但是别人也可能抢在你前面。” 马丁靠在船上，面对着西莉亚，他把脱下来的夹克衫叠起来枕在脑后。“有人在和我做同样的研究。我知道德国有一个，法国有一个，还有一个在新西兰。他们都很厉害，我们追求相同的目标，在同一条路上探索。即便是有人能先走到，也很难说究竟会是谁。” “所以你是在参加一场竞赛，”西莉亚说，“一场争取时间的竞赛。”不知不觉间，她提高了声音。 “对，但是科学研究就是这样。” “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人，是不是条件比你好，助手比你多？” 他想了一会儿。“德国的那个可能这两方面都比我强。另外两个人，我不清楚。” “你现在的实验室面积是多大？” “总共？”马丁心算了一下，“大约92.9平方米。” “那么，如果给你5倍于此面积的地方，还给你添一些设备——你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而且都是为了你的研究项目配备的，再给你添上20个助手，而不是两三个，这样会不会让你更快地接近目标呢？我是说，这样难道不会推进你的研究，不仅是找到答案，而且会让你最先找到答案呢？” 突然西莉亚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这不再是一次纯粹的社交活动，原先即使有过真诚，现在也完全消失了。现在是一场智力与意志的微妙角逐。她想，好吧，她到英国来，今天又来剑桥一趟，本来为的就是这件事。 马丁吃惊地盯着她。“此话当真？400多平方米，20个人！” “见鬼！自然是真的。”她不耐烦地添了一句，“你以为我们制药业的人是喜欢开玩笑的吗？” “不，”他双眼仍然直直地盯她，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说有两点，另一点是什么？” 西莉亚犹豫了。她应该讲下去吗？她意识到，刚才她的话已经对马丁有所触动了。她再讲下去会不会画蛇添足、会不会前功尽弃呢？这时，她又想起了安德鲁。 “我就直说吧，用我们美国人通常的那套粗俗的态度，把话放在台面上说吧，”西莉亚说道，“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知道像你这样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家不会为金钱所动，也不能用金钱收买。但是，如果你到菲尔丁–罗斯来工作，如果你做了我们研究中心的主任，把你的研究项目带过来，我们很可能每年给你12 000英镑的薪水，外加数目可观的奖金。我有理由认为，这大概相当于你目前收入的5倍。另外，在见过你的父母之后，我知道你为他们做了很多，也知道你还想多尽点儿心，我想你用得着这笔多出来的钱。这样，你当然就可以雇一个每周去不止两次的家政员了，你还可以给你的妈妈换个更好的环境。” “够了！”马丁坐直身子，怒视着她，变得极为激动，“不要再说了，西莉亚！我知道钱的用途。还有，不要跟我讲那些废话，说什么我这样的人不在乎钱。我非常在乎，你刚才说的话扰乱了我的心思。你想害我，你引诱我，你利用……” 她打断他，说道：“笑话！我利用你什么了？” “比如，你见我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看到我对他们很关心。所以，你利用这一点，就拿出一个金苹果，你扮演夏娃的角色，拿这个金苹果来引诱我心中的亚当。”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继续说，“也是在这天堂般的伊甸园里。” “又不是毒苹果，”西莉亚平静地说，“这里也没有蛇。好啦，我很抱歉。” 马丁凶狠地打断她：“你根本就不懂得抱歉！你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太精明了。我可以做证！你是一个全力以赴，为了达到目的而什么都能做的女生意人。你非常冷酷，是吧？” 现在，轮到西莉亚吃惊了。“我？” 他断然地回应道：“对。” “好吧，”西莉亚决定针锋相对地顶回去，“就算我冷酷。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难道那不是你想要的吗？阿尔茨海默病的答案！你要找的大脑中的那种肽！科学上的荣誉！有哪一件欺骗你了？” “没有，”马丁说，“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欺骗。”他又笑了，不过这次看上去笑容里有一丝酸楚。“我希望他们别亏待你，西莉亚。作为你自己所称呼的粗俗的美国人——可是，你自己这么说的——你做得真好。”他站起身，伸手去拿船篙。“该走了。” 船顺流而下，他们默默无语，马丁狠狠地撑着船，那股狠劲儿在来的过程中可没有。西莉亚心里很烦，思虑自己是否做过头了。船坞在望时，马丁收起了船篙，让船顺水漂过去，他严肃地看着西莉亚。 “我不知道该怎么答复你。我只知道你让我动摇了，”马丁对她说，“不过，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傍晚初临时，马丁驱车将西莉亚送到剑桥火车站，他们拘谨地道了别，双方都不大自然。西莉亚返回伦敦时乘的是一趟叫人难熬的短途慢车，几乎每站必停，等她到达伦敦终点站时已过了晚上11点半。列车停在国王十字车站。她乘上出租车，回到伯克利饭店时已近午夜了。在旅途的大部分时间中，西莉亚都在回顾一天的经历，尤其是她自己的言行。最使她震动的是马丁那尖刻的指责：你非常冷酷，对吗？她冷酷吗？她对照了一下自己的思想，西莉亚承认自己或许是的。接着她又纠正自己：并不是“或许”，应该是“肯定”。 她又思忖，有点儿冷酷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尤其对一个女性说来，对像她这样已做出成绩的女性，像她这样已取得现有地位的女性，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当然，当然是必要的。 她提醒自己，冷酷无情并不是不诚实——或者说不应该被当作不诚实。事实上，做生意就得强硬，要做出令人不愉快的艰难决定，为最重要的目标奋斗，不能太多考虑其他人的忧虑。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她将来承担的责任更大，她还要比以前更强硬，甚至是更冷酷无情。 那么，既然冷酷无情是生意人的现实状态，为什么马丁的评语却让她如此烦恼呢？可能是因为她喜欢并且尊重他，所以希望他能和自己持有同样的看法。可是，他有吗？西莉亚想了一会儿，根据他们今天下午把话讲明的情况来看，她断定他跟她的看法显然不一样。 不过，马丁对她的看法真有那么重要吗？回答是：不！有一个原因是：马丁身上还有点儿孩子气，尽管他已经32岁。西莉亚曾听别人这样说做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在专业领域上花了太多时间，没有多少时间做别的事，所以在某些方面他们永远是一个孩子。”确实，在马丁身上，这种看法有其正确性。西莉亚知道，比起马丁，她是一个更加现实的人。 那么，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呢？不是马丁个人的感受，也不是西莉亚的感受，而是今天得到的结果。 是吗？回答是：是。 但是对于结果——西莉亚在心里叹了口气——她并不乐观。事实上，用山姆的话来说，她几乎肯定自己已经“做了一件蠢事，结局已定”。她越想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回忆起白天的事她也越发感到灰心。回到饭店时，这种情绪还笼罩着她。 在伯克利饭店的大厅，一名穿着制服的门房跟她打招呼说：“晚上好，乔丹太太。今天过得还好吧？” “还好，谢谢你。”她心里嘀咕着：只有一部分时间过得好。 门房转身给西莉亚拿房间钥匙，还交给西莉亚好几张便条。她收下了，准备带回房间看。 她刚要走开，忽然听见门房说：“噢，对了，乔丹太太。这是几分钟前收到的。一位先生打来电话，我把话记了下来。内容有点儿让人搞不懂，但是他说你能看懂。” 西莉亚感到很疲惫，也不感兴趣，随意扫了一眼纸条。然后，她的目光就凝滞住了。 纸条上写着： 一切事物都需要好的时机，包括美国人鲁莽的礼物。谢谢你，我接受。 ——马丁 突然，清静的伯克利饭店门廊里，回响起西莉亚响亮刺耳的叫喊。这不同寻常的喊声，惹得门房都皱起了眉头。 “耶！” 第二部 1963~1975年 11 在西莉亚星期日剑桥之行的前几天，山姆·霍桑夫妇已离开伦敦前往巴黎，稍作逗留之后又在星期六从巴黎返回纽约。但是直到星期一，伦敦时间下午3点30分，西莉亚才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在新泽西州菲尔丁–罗斯的总经理办公室的山姆。 她把有关马丁·皮特–史密斯的消息告诉山姆，他的反应很热烈，说道：“我太高兴了，这还真让我大吃一惊。西莉亚，你真是太神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她估计到他会问这问题，于是小心地回答说：“对于你是否喜欢我的做法，我没把握。”接着，她汇报了自己和马丁之间关于钱的谈话，以及这一次谈话是如何同其他情况一起改变了马丁的主意。 她可以清楚地听到在电话的另一头，山姆在唉声叹气：“哎，真该死——不好意思说了脏字。”接着他又说：“我还叫你别提钱的事，我怎么能错成这样？” “你当时不可能知道，”她宽慰山姆说，“我只不过调查了一下，发现了马丁有些困难。顺便说一下，我那样做，马丁还说我冷酷无情。” “别管那些！你做的事至少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效果。我也会那么做，只可惜我缺少你的那种洞察力和韧劲儿。” 西莉亚心想，你还缺少安德鲁来给你当参谋，嘴里却高声说道：“山姆，别再责怪自己了！没这个必要。” “好，我不说了。不过，我要你发个小小的誓。” 她问道：“发什么誓？” “如果今后，我们在重大问题上判断不一致，我要你提醒我，你的判断正确，而我的判断错误。” “我希望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西莉亚说。 山姆换了一个话题。“你这个星期回来，对吧？” “后天就回来。我爱伦敦，但是我更爱安德鲁和孩子们。” “好！你回来最好休息几天，陪陪他们。不过几个星期之后，我要你再去趟英国。建立研究中心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们还得雇一个人做行政管理之事。马丁在研究方面的能力太重要了，不能让他把时间浪费在组织和行政事务上。” “我同意，”西莉亚说，“所有这些安排听起来都不错。” “还有一件不错的事，”山姆说，“上个星期在巴黎逗留的那几天，我为菲尔丁–罗斯取得了在美国经销一种法国新药的授权。这种药还在试验阶段，至少要等两年。不过这药看上去非常有前景。” “恭喜恭喜！给这药取名字了吗？” “嗯，”山姆说，“叫作蒙太尼。以后，你会经常听到这个名字的。” 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对西莉亚而言是段激情岁月。她去了5次英国，每次都是几个星期。有两次，安德鲁也陪着她去待了一段时间；另一次，丽莎和布鲁斯也过来了。安德鲁在英国期间，和马丁见了面，两人很投缘。后来，安德鲁对西莉亚说：“马丁只缺少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能跟他一起生活的女人。我希望他能找到。” 孩子们来看西莉亚那一次，碰上她有时间，她就领着丽莎和布鲁斯在伦敦观光，用西莉亚的话说是“玩到筋疲力尽”。 布鲁斯已经12岁了，对历史非常着迷。有个星期天的上午，当他们三人一起在伦敦塔附近漫步时，布鲁斯说：“那里什么都有，妈妈，每个人都能在里面发现点儿东西——寻找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 “是可以学到，”西莉亚说，“可惜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行。” 布鲁斯对历史的迷恋，一直持续到他第二次去剑桥。这一次，是马丁·皮特–史密斯带着孩子们。在英国的几次出差中，西莉亚虽然经常和马丁碰面，但是他们共事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各自都有事情要忙。 既然已经决定加入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马丁就表现得认真负责起来。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器材、设备、人员，他还请来了一位核酸化学家。那是一位叫拉奥·萨斯特里的年轻博士，巴基斯坦人，他将成为研究方面的第二负责人。另外还有几位各有专长的技师，包括一名细胞培养专家和一名精通电泳法分离蛋白质和核酸的专家。一位妇女担任动物管理员，负责照顾那几百只供试验使用的白鼠和兔子。 马丁还去过几次哈洛，在改建工程进行的过程中，与相关人员商议实验室的布局、器材设备的安排以及人员的配置。不过，他花在这种事上的时间都很短，在研究中心建成之前，他继续在剑桥的实验室里进行研究。马丁坚持，除了必须要去哈洛的情况之外，他不能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别人能帮忙处理的行政事务上——这个策略已经得到山姆·霍桑的批准，由西莉亚具体执行。 西莉亚聘请了一位主管行政的主任，名叫奈杰尔·宾利。他的个子非常矮小，很有自信，说话有点儿吵，50岁出头，刚从英国皇家空军退役。他原来是一个少校，负责一家颇具规模的英国空军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这位退役军官能胜任他的新职务，他自己也很了解他要做些什么。 当着西莉亚的面，宾利对马丁说：“我越是不打搅你，阁下——就是说，你见到我的次数越少，就表示我的工作干得越好。”西莉亚喜欢这个说法，也喜欢“阁下”这称呼，这个词优雅地说明了：宾利很明白他和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科学家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几次去英国出差的间隙，西莉亚回了趟美国，那时发生了一件她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1972年9月，14岁的丽莎离开家，兴奋地进了寄宿学校。这所学校是位于纽约州北部的艾玛·威拉德女子中学。全家人都陪着丽莎踏上她的新“征途”。前一天晚上，全家一起吃晚饭时，西莉亚心生感慨，问起安德鲁：“时间都去哪儿啦？”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丽莎——她总是很实际，她说：“时间都在你的步步高升中过去了，妈妈。我想，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估计都坐上霍桑先生的宝座了。” 这话把他们都逗乐了，美好的时光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他们跟其他新生的家长、亲属一样，走进校园感受艾玛·威拉德女校的美丽、勃勃生气和悠久的传统。 两个星期之后，西莉亚又去了一趟英国。山姆·霍桑作为总经理，因为要事缠身，就把英国方面的事务几乎都交给了西莉亚。 1973年2月，菲尔丁–罗斯研究中心（英国）正式成立。与此同时，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及脑力老化方面的研究项目，也从剑桥转移到了哈洛。 公司已经决定进行一项策略：目前在英国不进行其他研究。理由跟山姆·霍桑在新泽西州的董事会上透露的一样：“现在进行的这项研究符合时宜，激动人心，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商业成功，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公司对哈洛研究中心的落成仪式没有进行大肆宣扬。特意飞来参加庆典的山姆声称：“等哪一天我们能拿出点儿像样的东西了，我们再大张旗鼓地宣传，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才会有像样的东西？ “给我两年时间，”马丁在私底下的闲谈中对山姆和西莉亚说，“到那时，应该有些进展可以向你们汇报了。” 研究中心开始运转之以后，西莉亚去英国的次数变少了，也缩短了每次逗留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她代表山姆去那里解决一些中心刚开始运营时面临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奈杰尔·宾利这位管理主任不负所望。几个月过去了，除了通过宾利的报告来了解那边的研究工作一直在进行之外，马丁那边没有传来什么特殊的消息。 在新泽西州的菲尔丁–罗斯总部，西莉亚依旧是总经理的特别助理，为完成山姆交给她的一些任务而工作。 就是在这段时间，在国内的政治舞台上，爆出了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西莉亚和安德鲁跟世界上数以万计的人一样，每晚都在电视机前跟踪事态的发展，他们也被这件逐渐展开的戏剧性事件所吸引。西莉亚回忆起一年前她和山姆开车去哈洛时，看到过有关水门大厦事件的报道，她当时还觉得这不过是一件小事。 到4月底，国内的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尼克松总统为了保住自己，找了两个替罪羊——两名高傲的助手——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10月，有一件事又给尼克松和整个美国增添了一些悲剧气氛，副总统阿格纽因为一件与水门事件不相干的腐败丑闻被赶下台。10个月之后，尼克松本人迫于压力，成为美国第一位辞职的总统。就像安德鲁揶揄的那样：“不管历史怎么评判，他至少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创造了一项纪录。” 接替尼克松的人马上给他的前任在刑事诉讼方面的赦免。有人质疑，这是不是一种礼尚往来的政治手法。继任的总统声称：“这里面没有交易。” 电视上正在播出这则新闻，西莉亚问安德鲁：“你信吗？” “不信。” 她也加重语气说：“我也不信。” 在这段时期——跟大局无关，跟乔丹一家有关，布鲁斯也离开家进了预科学校——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希尔中学。 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进入1975年之后，菲尔丁–罗斯的运气虽然不好，却也还维持在相对平稳的发展水平上。这得益于公司实验室研制的两种药品——一种是用于风湿性关节炎的消炎药，另一种是叫作心得宁的β受体阻滞剂，能减缓心跳、降低血压。消炎药只是勉强成功，但是心得宁却是一种极好的急救药物，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要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早点儿批准心得宁进入美国市场，菲尔丁–罗斯还能再多赚点儿钱。审批的时间简直长得有点儿荒唐——从公司的角度看来，实际审批时间比必要的时间长了两年。 用菲尔丁–罗斯研究部主任洛德沮丧的话来说，华盛顿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似乎“得了一种让他们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做决定的传染病”。其他医药公司对此也表示赞同。据说，该局一位高级官员还颇为自豪地在办公桌上摆了一块装饰板，上面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贝当元帅的名言：“他们休想通过。”这句话看上去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监督管理局的官员对各种新药申请的态度。 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药品滞后”这个词语，意思是指有一些药品在别的国家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在美国却不得使用。这种情况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然而，当他们恳求监督管理局对一些申请授权生产销售的新药加快推进审批流程时，得到的总是一句回答：“记住沙利度胺！” 在一次在医药行业会议上的发言中，山姆·霍桑强烈批评了有关部门的态度。“为了公共利益，”他说，“严格的安全标准是必要的，不久之前这种标准确实很少。但是，现在我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官僚主义的拖延已经变成了全国性灾难。对于以沙利度胺事件批评我们制药业的人，我想告诉他们：现在，由于美国规章制度方面的滞后流程，许多人因为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药物而只能忍受痛苦甚至死亡，这些人数已经超过了因沙利度胺而致残的婴儿数。” 这是一次态度强硬的发言，也是一场延续多年的激烈辩论的开始。 在菲尔丁–罗斯，一项被大家寄予很大期望的计划已经“在进行中”。 山姆在巴黎虽然已经谈妥条件，取得了在美国生产销售法国新药蒙太尼的权利，但是这种药还没有进行到法律规定的、可以在美国开展药物安全性及效能测试的阶段。所以即便是在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新药之前，他们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蒙太尼是专门用于减轻妊娠期妇女晨吐现象的药物。这种药很有前景，是仍需工作的孕妇的福音，因为这种呕吐不仅让她们在怀孕期的日子不好过，也威胁到了她们的工作。药物的发明者是享有盛誉的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他们在动物和志愿者身上进行了异常广泛的试验。试验结果使他们确信这种药不仅疗效极佳而且非常安全。这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公司知会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到目前为止，试验结果非常好，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不过，吉伦特公司的领导在给山姆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还是做了这样的解释： 鉴于过去发生的事件，以及这种药本身的特性，我们必须极其谨慎。所以，我们决定在不同类别的动物身上进行更多的试验，也要再进行更多的人体试验。这还要多花点儿时间。 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山姆同意了。他认为在药物上格外谨慎是明智的。同时，菲尔丁–罗斯继续等着法国方面对蒙太尼开绿灯，好让他们在美国能展开自己的试验。 第三部 1975~1977年 1 尽管文森特·洛德常常是杞人忧天，但是，他也确实要面对一些真实存在的问题。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是问题之一。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外围，任何新药要想获得审批通过而上市，申请人和这种药就必须通过监督管理局那迷宫般的层层阻碍。有的药就是因为没有走完迷宫，所以永远得不到批准。而药物的申请人几乎总是那些发明、制造、销售药品的医药公司，因此大的医药公司与监督管理局也就经常处于斗争状态。这种状态的紧张程度，会根据各个时候问题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有时只是科学知识方面的小冲突，有时则会全面开战。 文森特·洛德博士要面对的是一场战争。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他在公司的职责之一就是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打交道，或者处理这方面的关系。他讨厌这件事，对在该局工作的人也不喜欢，有时简直是鄙视。此外，如果要在这个机构取得一点儿进展，他还得抑制自己的情绪，或者完全不让这种感觉流露出来。这对他来说很困难，有时简直做不到。 当然，洛德博士受到了歧视，而跟这个机构打交道的其他医药公司的人也是如此。 这种歧视有时也有些道理，有时则不然。这主要是因为法律和惯例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时具有多重职能。 医药公司因为以利润为基本目标，所以有时会犯下贪得无厌、无能、冷漠或者疏忽等错误。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却是公众健康的捍卫者，其职责之一即保护无辜的人免受这类医药公司的伤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监督管理局又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他们要保证尽快让这些医药公司生产出的新药和良药获得通过，让这些药能服务大众、减少人们的痛苦。 监督管理局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做众矢之的，做替罪羊。医药公司、用药群体、新闻记者、作家、律师、说客以及其他特殊利益集团，这些人不是指责它太死板，就是批评它太宽容，这就得看他们站在哪一方说话了。还有，监督管理局会被一些政客当作活动的舞台：有些国会议员损人利己、自以为是，如果他们想找一条捷径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或者电视上，就会拿监督管理局做跳板。 不仅如此，监督管理局还是一个官僚机构，非核心部门人浮于事，关键部门又人手不足，医药科学专家在里面工作任务很重，报酬却不高。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监督管理局扮演了这么多角色，还存在这么多干扰、批评和指责，但是总的来说，其工作进行得相当不错。 毫无疑问，它确实也有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药品滞后。 药品滞后的状况糟到什么程度呢？像监督管理局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样，这取决于人们的看法。不过这种状况的存在，就连局里的人也承认。 药品滞后的苦头，文森特·洛德尝到过一次。当时，菲尔丁–罗斯想在国内市场经销心得宁，试图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这种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在英、法、联邦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早就投入市场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在美国药房出售该药以及医生可以在处方中开出该药之前，必须再由美方对其疗效和安全性进行全面检验。这是正当的要求，对此大家都不反对，包括文森特·洛德和菲尔丁–罗斯的其他人在内。 他们反对的是：他们已经按要求成功地通过了所有检验，检验结果也已上报监督管理局，可是局里却犹豫不决，在细节之处吹毛求疵，结果这一拖就是两年。 1972年，菲尔丁–罗斯把申请销售心得宁的材料用卡车送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批新药申请材料有125 000页，共307册，足够装满一个小房间了。全部材料都按法律要求提供，包括两年来在美国进行的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的情况。 提供的材料已经完整得不能再完整了，但是双方心照不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里的任何人要全部看一遍材料是不可能的。况且还有其他制药厂也有药物要审批上市，他们也不断地往监督管理局送类似数量的材料。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医药科学人员中指定了一位官员，让其负责心得宁的审查和裁决。他叫吉迪·R·梅斯，是一位医学博士，来局里才一年。 梅斯博士可以得到局里其他科学专家的协助——但是，他们得有时间从审查其他药物的工作中抽身才行。 审查工作还包括另外一项内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审查中会要求菲尔丁–罗斯的科研人员就其提交的某份材料进行解释，或再递交补充材料。这也是正常情况。 不正常的是，梅斯博士的工作习惯与工作态度。他干活像蜗牛，比局里的其他同事都要慢。他为人狭隘刻薄，爱莫明其妙地发脾气。 文森特·洛德本来就看不起在监督管理局工作的人。吉迪·梅斯的名字也就这样被囊括进这类人名之中了。 洛德亲自审查过被送去审核的有关心得宁的申请材料。他认为，比起公司以往送审的任何一次申请，这一次材料之完备，内容之详细都无出其右。所以，眼看几个月过去了，监督管理局却仍然未给出结果，他不禁越来越灰心丧气。稍后虽然收到了梅斯的意见回复，却都是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再后来，用洛德一位助手的话说就是“梅斯似乎对每个逗号都怀疑，大多数时候，这跟科学毫不相干”。同样让人生气的是，梅斯多次神气地要求对数据做再补充，结果发现他要的东西就在原来的材料里。梅斯连查都不查一下，甚至也不问问那些数据有没有送过来。等公司这边把这些事实向他指明后，他又要过几个星期才通知公司说他找到了——而且态度仍不礼貌。 这种事情一年发生了好几次，洛德就从他手下的人那里接过这档事，开始做他最不愿做的工作——亲自去监督管理局。它位于一个交通闭塞之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叫渔民街的地方，它在华盛顿市北面约24千米的地方，从白宫或者国会山开车过去需要1个小时，十分恼人。监督管理局在一幢不起眼的E字形砖房里，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廉价建筑，在设计上缺乏想象力。 楼里有7 000人在工作。大多数办公室里很拥挤。不少办公室没有窗户，有的房间人不仅多还满放着办公桌椅等，在里面连走路都困难。剩下的小块地方还给纸张占据了。到处都是纸，一堆堆，一摞摞，成吨成吨的纸张多得令人难以想象。收发室里的各类文件简直泛滥成灾，而每天还有大量的纸雪片似的涌进涌出。不过它们出去的速度赶不上进来的。楼道里，分送文件的人员推着车，车上装着的还是沉甸甸的纸张。 吉迪·梅斯博士在十楼办公，他的办公室比橱柜好不了多少。梅斯已经快60岁了，瘦高的个子，脖子细长，大家不客气地叫他长颈鹿。他脸庞红润，有个酒糟鼻，鼻梁上架着副无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是眯着，看起来似乎是镜片度数不对，该换一换了。他的举止也不文雅，常常喜欢冷嘲热讽，挖苦人的话总是脱口而出。梅斯经常穿一身早该熨烫的旧西装，系一条褪了色的领带。 文森特·洛德来访时，梅斯先把椅子上的文件拿开，好让这位菲尔丁–罗斯的研究部主任有地方落座。 “是心得宁的事，它在这里好像碰到了点儿困难，”洛德尽量表现得友好，“我来是想问问原因是什么。” “你们的新药申请材料太马虎，条理不清，”梅斯说，“再说，我需要审阅的材料，你们提供得也不够。” “材料怎么就条理不清了呢？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呢？” 梅斯直接忽略了第一个问题，直接回答了第二个：“我还没确定下来，你们会得到通知的。” “什么时候能得到通知呢？” “我准备好了，就会通知的。” 洛德尽力压住怒火，最终也只把话说成这样：“如果你能让我知道，我们大致在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对我们解决问题都有帮助，或许还能节省时间。” “我没遇到什么问题，”梅斯说，“你们才有问题。我很怀疑你们那种药的安全性，说不定它会致癌。至于谈到节省时间，这我不关心。不用急嘛，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们可能有时间，”洛德反驳道，“但是，那些心脏病患者怎么办？许多心脏病患者现在就需要用这种药。在欧洲，它已经救了不少人的命了。我们很早就在那边拿到了这种药的产销权。我们希望它在美国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梅斯淡然一笑。“同时也可以让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大赚一笔。” 洛德克制住自己。“那种问题我从不关心。” “随你怎么说，”梅斯的口气充满了怀疑，“不过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你听起来，倒像一个生意人，不像一个搞科研的。” 洛德依然克制着自己。“刚才你提到安全。从我们送来的新药申请材料中，你一定了解到了，这种药的副作用极小，毫无危险，没有任何致癌因素。能否请你告诉我，你怀疑的依据是什么？” “现在还不行”，梅斯说，“我还在思考。” “同时，也不能做任何决定？” “嗯。” “根据法律”，洛德提醒这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员说，“你们有6个月的时间限制……” “不用给我上课，”梅斯恼火地说，“这些我都知道。要是我暂时不受理你们的新药申请，坚持要你们补充新的数据的话，时间可以从头算起。” 这倒是真话。监督管理局在审批过程中用过这种拖延策略——有时的确有道理。对这一点，洛德在心里也承认。但有时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某个官员一时心血来潮，或只为了拖着不做决定。 洛德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说：“不做决定就是官僚主义的万金油，对吗？” 梅斯笑了笑，没有回答。 这次会面之后一无所获，反而叫洛德更加生气。不过，他倒是下定了决心，要尽可能调查一下吉迪·梅斯这个人的背景，也许有朝一日这些资料可以派上用场。 之后的几个月，洛德又因为别的事去了几趟华盛顿以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部，每次他都有意无意地向梅斯的同事们问一些题，还在外面谨慎地做了一些调查，最后了解到的情况多得出乎意料。 在此期间，梅斯也在菲尔丁–罗斯递交的一项有关心得宁的报告里挑出了毛病。报告是关于心脏病患者的一系列临床试验研究。梅斯显然想使用手上的权力，他竟然决定要求公司把试验全部重做一遍。洛德认为重做毫无必要；而且真做起来不仅要花费一年时间，还要投入大量资金。他本来想提出异议，但是他也意识到：如果提出这种异议，不过是自讨苦吃，最后要么心得宁的新药申请会被监督管理局无限期地拖延，要么这种药会遭到否决。所以，洛德不得已下令：把试验重新做一遍。 之后不久，他向山姆·霍桑说明做出此项决定的原因，并汇报了他对吉迪·梅斯的调查所得。当时在山姆的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 “梅斯是一个失败的医生，”研究部主任说，“还是一个酒鬼。他经济拮据，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要给两个离了婚的老婆付赡养费。他还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在外兼职，在一家私人诊所里帮忙。” 山姆掂量着这些话。“你说‘失败的医生’，是什么意思？” 研究部主任看了看手中的笔记本说：“梅斯得到博士学位后，先后在5个城市受过几位内科医生的雇用。然后，他自己开业行医。从认识他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梅斯之所以做不长，是因为他不能与人共事，他不喜欢别的医生。关于他放弃开业行医的原因，他说得很坦白：他不喜欢找他看病的病人。” “听上去，那些病人也不喜欢他。那么，为什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雇用他？” “监督管理局的情况你也清楚，他们招人有困难！” 山姆说：“嗯，这我知道。”监督管理局招不到医药科研人才是老问题了。政府部门的薪资之低，尽人皆知。拿医学博士的薪金来说，在监督管理局工作的收入，还不到在私人诊所工作的一半。对于在监督管理局工作的官员和在医药公司工作的科学家，如果拿两个单位具有相似资历的人做比较，其薪资的差距更大。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在业界的威望问题。 在医药科学界，进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并不是什么荣誉，相较而言，像政府主管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大家就更愿意去。 另一个使医学博士们不愿去监督管理局工作的原因是，那里没有多数实际行医的医生们喜爱的一点——直接跟病人打交道。山姆曾听人这样说，在那里工作的人“只能通过别人的病例报告中的诊断和处方，来想象自己是一个医生”。 尽管有上述那些不利条件，奇怪的是，这个机构里确实有不少业务精湛，忠于事业的专门人材。但是，其他种类的人也必然存在。有不得志的，失意的，离群索居的人，亦有一心只想保住自己地位的、偷懒的、好酒贪杯的人，还有入不敷出的人。 山姆和洛德都能看出：梅斯博士显然就是这类人。 “需要我做点儿什么？比如，去找他们的局长之类的事？”山姆问道。 洛德答道：“我并不建议你这么做。监督管理局局长的更替都是一些政治经营，他们今天来，明天走。可是待着不走的却是官僚们，他们的记性好得很。” “你的意思是，就算我们心得宁的这一仗赢了，以后却会输得很惨。” “完全正确。” “梅斯的酒瘾怎么样？” 洛德耸了耸肩。“听说，他是因为酗酒才造成两次婚姻的失败。不过，他能控制自己，既能上班，也能做事。在办公桌里，他可能会藏一瓶酒，不过即使这样，和我交谈过的人却没见他开瓶痛饮过。” “他在私人诊所里兼职，算违规吗？” “当然不算，只要梅斯用的是业余时间，哪怕第二天上班时筋疲力尽也没事。局里的其他医生也兼职。” “这么说来，咱们就拿他没办法啦？” “目前还没办法，”洛德说，“不过，两个前妻的赡养费他还得付。缺钱的人什么令人惊诧的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我会盯住他，谁知道呢，说不定会出现什么机会呢。” 山姆若有所思地看着研究部主任说：“文森特，你对公司忠心耿耿，非常好。这件事实在很棘手。你这么关心公司的利益。我希望你明白，我很赞赏你。” “唔……”洛德显得有些意外，也说不上是不是高兴，“我倒不是那样想的。我只是想逮住这个可恶的家伙，好让心得宁审批通过。或许你说的对。” 文森特·洛德事后回想，觉得山姆说他对公司忠心耿耿的话也很中肯。洛德来到菲尔丁–罗斯已经18年了，待得久了，对公司的某种忠诚总会建立起来的，即使当初他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情况。如今，原先他常想的该不该离开学校来到医药公司这种问题已经不常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继续研究淬灭自由基的问题上了——只要他能从研究部的其他事务里抽出时间。他追求的答案虽然说仍旧不够明朗，但他知道答案就在前方不远处。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还有一个新的刺激推动着他的研究。那就是公司在英国建立的研究中心，那里的人正在研究神经的老化过程。研究人是洛德素未谋面的皮特–史密斯。这是一场竞赛，谁能最先取得突破呢？是洛德还是皮特–史密斯？ 因为菲尔丁–罗斯没有把那个在英国的研究中心交给他管理，洛德之前颇感失望。当时山姆的态度很坚决，坚持“那边的”研究中心的活动完全独立。洛德心想，也好，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说不定那倒是一件好事。英国那边传来的小道消息说，皮特–史密斯似乎毫无进展，在研究中遇到瓶颈了。如果真是这样，洛德正好乐得自己没什么责任。 同时，美国这边的制药业务，却有很多事要做。 就拿吉迪·梅斯博士的事来说，洛德盼望已久的机会——“抓住”梅斯的把柄——终于出现了。虽然说“把柄”来得不够早，没帮上心得宁的忙，但是心得宁还是在1974年获准上市了。不过，这中间又拖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又费了好多口舌。 事情发生在1975年1月。洛德为其他事去了一趟华盛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回来的第二天就接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秘书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找你，不肯通报姓名，又坚持要你接听，他说如果你和他通了话，你会高兴的。” “叫他见鬼……不不，等等！”洛德天生就好奇，“把电话接过来。” 他对着话筒很不客气地说：“不管你是谁，要说什么赶紧说，不然我就挂了。” “你不是一直在搜集梅斯博士的情况吗？我这里有一些。”讲话的男子的声音听上去很年轻，也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洛德的好奇心起作用了。“哪方面的信息？” “他犯过法。有了我的证据，你可以让他坐牢。” “你凭什么认为我要这样做？” “喂，”电话里的声音说，“你刚才要我赶紧说，可现在你却在套话，你到底有没有兴趣？” 洛德知道电话里的交谈可能会被录音，所以很谨慎。“梅斯博士犯法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利用局里的机密为自己捞钱，已经在证券交易所做过两次了。” “你有什么证据？” “我有材料。不过，如果你想要的话，得花钱买。洛德博士，我要价2 000美元。” “你售卖这种消息，不是就跟梅斯一样恶劣了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静。“或许是。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洛德问：“你贵姓？” “等我们在华盛顿见了面，再告诉你。” 第三部 1975~1977年 2 洛德与神秘男子约见的酒吧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酒吧内部的装饰色调是饱和度不十分明显的红色、米色和棕色，再配上美观的铜制的酒吧设备，显得非常别致。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同性恋聚会的地方。洛德刚走进酒吧，就有几个人感兴趣地抬头看他。他意识到有人在打量自己，心里很不自在。不过，他刚产生这种感觉没多久，一个独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人起身向他走来。 “晚上好，洛德博士。我叫托尼·雷德蒙。”他会意地笑了笑，“是我打的电话。” 洛德含糊地应对了一下，被动地和对方握了握手。他马上就认出这个雷德蒙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雇员。他记得自己在华盛顿特区时见过他好几次，但是想不起具体的地方了。他大概二十五六岁，有一头短短的褐色卷发，蓝眼睛，长长的睫毛，整个人看上去也是一表人才。 他领着洛德回到隔间，两人面对面地坐下。雷德蒙已点了一杯饮料。他打了个手势，问道：“喝点儿什么，博士？” 洛德说：“我等会儿自己点。”他不打算把这次会面弄得非常友好。他到这里来是办事的，越快越好。 “我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医药技术员。”雷德蒙主动介绍，“我看你到我们部门来了好多次了。” 现在洛德想起来了。这个年轻人和梅斯是同一个部门的。这也部分地说明了：这个人为什么能得到他想获取的消息。 眼前，这个雷德蒙在第一次来电话之后，他还与洛德联系过两次。一次主要谈价钱。雷德蒙坚持原来的价格，用2 000美元换他所掌握的材料。第二次就安排了这次会见，地点是雷德蒙选的。 几天前，在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洛德去总经理办公室找山姆·霍桑。洛德说：“我需要2 000美元，但不想解释这笔钱怎么用。” 山姆扬起眉毛表示疑问，洛德紧接着说：“准备用来买情报。我认为，公司应该掌握这份情报。如果你坚持要我说明用途，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依我看，你不知道的话会更好。” “我不喜欢这种事。”山姆表示不满，接着问道，“这是不是牵涉什么不光彩的事？” 洛德想了想。“我看这只是不合乎道德——律师可能会说这接近违法。不过，我可以保证，我们并不是在盗窃，譬如说盗取别的公司的机密。” 眼看山姆还拿不定主意，洛德于是提醒他说：“刚才我说，你如果想听，我是可以告诉你的。” 山姆摇摇头。“好吧，你会拿到这笔钱的。我批准了。” “你既然给了，”洛德小心翼翼地说，“这事最好尽量少让别人知道。我看乔丹太太也不必知道。” 山姆不高兴地说：“她知不知道我自有分寸。”接着又让步了。“好吧，她不会知道的。” 洛德这才放心。因为西莉亚·乔丹提问题时总是咄咄逼人，她可能会不赞成他要做的这件事。 当天晚上，洛德收到公司给的支票，另外还有一张单据，表示这笔钱只用于报销“特殊差旅费”。 洛德离开莫里斯敦去华盛顿前，把支票换成现金，他带着现金到了酒吧。钱就装在信封里，在他的上衣口袋里。 一个服务员走到桌边。他的举止倒和雷德蒙很像，他称呼后者为“托尼”。洛德要了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 “这个地方不错，是吧？”雷德蒙等侍者离开后说道，“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很时髦。来的人都是政府官员和大学师生。” “我才不在乎来的是谁！”洛德说，“把材料给我。” 雷德蒙反问一句：“钱带来了吗？” 洛德不客气地点了下头，等他讲下去。 “你这人我信得过。”雷德蒙说。他把身边的一个文件包打开，拿出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交给洛德。“你要的东西都在里面。” 在洛德正看信封里的东西时，酒送了上来。他边看材料边抿了两口酒。 10分钟后，洛德抬起头看着桌子对面，非常勉强地说：“你办事还蛮周全的！” “是吗，”雷德蒙欣然应道，“这可是你头一次跟我说中听的话。”他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挤出了些许皱纹。 洛德在桌前默不作声，掂量着各种可能。 吉迪·梅斯博士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在电话里，雷德蒙曾三言两语说过大概情况，而洛德读过的文件解释了其他部分。 整个问题涉及美国专利法、非专利药品法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章。洛德对这些都很熟悉。 重要药品一旦专利期满——通常在专利注册满17年后——就会有一些小制药商把这种药品当作非专利药品来生产，然后以相对便宜的价格进行销售。这样，这些小制药公司可以赚到成百上千万美元。 但是，要生产任何非专利药品，必须得先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并得到相应的批准。即使原研药早就得到了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即使市面上已有这种药品出售，也是如此。 批准一家非专利药品制药公司生产专利到期的原研药的程序，被称为“简略新药申请”（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ANDA）。 所有重要药品的专利期将近期满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能收到十几家生产非专利药品厂商的“ANDA”，有时候申请数量会更多。这些申请跟一般的新药申请（NDA）一样费时，譬如菲尔丁–罗斯关于心得宁的新药申请。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部是怎样处理“ANDA”的，外人一向知之甚少。大家知道的仅仅是，通常程序是先批准一种药，然后是下一种药，而且往往是一种一种地批准，间隔时间有时很长。 所以，对于一种重要药品的“ANDA”，首先被批准的制药公司会比其他竞争者占据有利得多的时机，也能相应地得到更多的利润。如果这家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流通的话，价格就会暴涨，有时候一天就能翻倍。 但是，因为这种小型的药品公司还不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种大交易所里进行交易，所以股票买卖都在场外交易市场上进行。这样一来，专业做股票交易的人会注意到场外交易市场上有一只股票异军突起，但是公众一般还不知情。而且，场外交易市场中的单只股票，很少能在大型报刊或《华尔街日报》上以头条出现。 这一切简直就是为那些不诚实的知情人定制的。那些人因为了解到这类制药公司的某种“ANDA”即将获批，就能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批准的通知下发之前，先低价买进该公司的股票，等价格飙升之后再抛售一空，从而在短期内获得极大的收益。吉迪·梅斯博士，身在监督管理局，又了解机密，他做的就是这种勾当。还做了两次。证据就是洛德手里拿着的影印件。铁证如山： 股票经纪人“买进”、“卖出”股票的成交凭据，上面的客户姓名是玛丽埃塔·梅斯。洛德从雷德蒙口中得知，这个人是梅斯那大龄未婚的妹妹。这是梅斯出于谨慎而找的替身，显然这一措施并未奏效。 两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给“宾瓦斯药品公司”和“明托制药公司”的“ANDA”批准单，上面标明了日期。两个公司的名称跟上述成交单据上的两只股票名称一致。 两张吉迪·梅斯开出的支票，收款人是他的妹妹。支票上的金额跟股票经纪人的两张“买进”凭据上的金额完全一样。 两张吉迪·梅斯存入大笔款项的银行收据，收据上显示的时间在“卖出”凭据上的日期之后。 洛德用铅笔在信封上迅速地计算了一下，看上去他的妹妹拿走了10%的佣金，而梅斯赚了将近16 000美元。 或许还不止这么多。这种勾当梅斯可能做过不止这两次——这得看立案侦查后揭露出的犯罪结果。 犯罪这个词最重要。就像雷德蒙在第一次打电话时所保证的那样，如果梅斯的事被人揭穿，他蹲监狱便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洛德刚想问雷德蒙是怎么弄来这些东西的，接着却又改变了主意。答案不难猜到。很有可能，梅斯将这些东西保存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办公桌里，也许他觉得这比放在家里安全。但是，雷德蒙显然鬼点子很多，有办法趁梅斯不在时去他的办公桌那里获取资料。当然，雷德蒙开始时肯定只是怀疑，只要他无意中听到一次梅斯打过一通这方面的电话就足以证实了。 洛德感到疑惑的是：梅斯怎么会这么蠢？蠢得竟然相信他这样做不会被人抓住；还蠢到用和自己姓氏相同的人名来买卖这些股票；还把作案证据放在这种地方，让雷德蒙这种人拿走复印！不过，聪明人往往也会做蠢事。 洛德的思绪被雷德蒙急躁的声音打断了。 “喂，你到底要不要这些材料？这买卖还做不做？” 洛德没说话，伸手从上衣兜里掏出装钱的信封，递给雷德蒙。年轻人打开未封口的信封，取出钞票摆弄着，喜形于色。 “你最好点一下。”洛德说。 “不用了。你不会骗我的。这事太重要了。” 洛德早就注意到，在几米外的吧台，有个坐在高凳上的年轻人不时地朝这边瞅上一眼。这时，他又瞥过来一眼，而雷德蒙也以一笑回之，他把钞票举了举，然后才收起来。那人也报之一笑。洛德感到一阵恶心。 雷德蒙高兴地说：“那就这样结束吧。” “我还有一个问题，”洛德说，“这件事我有点儿好奇。” “你说。” 洛德敲了敲装着梅斯材料的大信封：“你为什么要对梅斯博士来这么一手？” 雷德蒙略作犹豫：“因为他对我说过的一些话。” “什么话？” “如果你一定想知道的话，”雷德蒙恶狠狠地尖声说道，“他说我是一个低贱的同性恋。” “这话哪里不对了？”洛德一边起身，一边说道，“你本来就是，难道不是吗？” 离开酒吧之前，洛德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托尼·雷德蒙怒视着他，脸气得都变形了，脸色煞白。 这个星期，洛德心里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什么该做，或者说，什么不该做。他在碰到山姆·霍桑的时候，都还没拿定主意。 “听说你去了趟华盛顿。”山姆说，“我猜这跟我批准的那笔钱有关。” 洛德点点头：“猜得很对。” “我可不喜欢玩游戏，”山姆说道，“要是你觉得你是在保护我，那就算了！我只是天性好奇，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去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取一点儿东西，”洛德说，“我拿过来给你。” 半个小时过后，山姆看完了这些材料，轻声吹了一个口哨，面露难色。“你知道，”他对研究部主任说，“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我们就是从犯了。” “我也这样想，”洛德说，“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办，这事一旦穿帮就糟糕了。我们得讲清楚这些材料是怎么搞到手的。另外，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里，不管我们谁对谁错，他们都会恨死我们的，会永远记得这件事。”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牵扯进去？” 洛德信心十足地说：“因为这些材料将来能派上用场，反正总有用得到的地方。” 洛德现在很镇定了。至于理由，他也不清楚，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十分自在，觉得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就在刚才的几分钟里，他已经想出了一个最佳方案，准备着手实施。 他对山姆说：“你看，前段时间我觉得这种材料可以帮助心得宁快点儿通过审批，不过现在心得宁已经过审了。但是，我们还会遇到别的问题，还有别的药品、别的新药申请需要得到审批。像心得宁那样毫无道理被拖延的情况，我们以后最好不要再碰到。” 山姆吓了一跳，说道：“难道你是建议……” “我可没有要建议什么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再碰到那个梅斯，如果他再给我们添麻烦，我们就有对付他的武器了。所以，我们现在什么也不做，我们后发制人。” 山姆已经站起身来，他一边考虑着洛德刚才说的话，一边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最后他愤怒地低声吼道：“或许你说的对，但是我不喜欢这种事。” “梅斯也不会喜欢。”洛德说，“请允许我提醒你一句：他才是犯罪，而我们不是。” 山姆似乎想说点儿什么，洛德却抢先说道：“到了需要的时候，就让我来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吧。” 看到山姆勉强地点点头，洛德心里暗自说道：说不定对我来说，那还是一种享受呢！ 第三部 1975~1977年 3 1975年年初，西莉亚再次获得晋升。 她的新职务是药品销售经理，这是一个相当于分部副总经理的岗位，地位仅次于分管销售与营业的副总经理。对任何从新药推销员做起的人来说，这都是出色的成就；对一位女性来说，可以说是罕见了。 但是，西莉亚注意到：在菲尔丁–罗斯内部，她是女人这一点似乎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人们不再关注她的性别，而是像她一直希望的那样，用她的工作成绩来评价她。 西莉亚可没有产生幻觉，不会觉得这情况也发生在大多数企业里，不会觉得女性都得到了平等对待。但是她相信，这至少表明女性进入企业最高层的机会在增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就像所有的社会变革一样，总得有人当先驱，而西莉亚知道她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她至今未参加过女权运动。一些加入女权组织的新人让她觉得难堪，这些人的口号刺耳，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也显得笨拙。似乎谁要是对她们的高谈阔论提出异议，哪怕是一个男人真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都会统统被当作大男子主义。很显然，不少这样的女性本身没有什么事业上的成就，仅仅是把参与这类活动当成自己的事业了。 尽管在担任新职务之后，西莉亚直接和山姆·霍桑接触的机会不像过去三年中那样多，但山姆明确表示：她可以随时去见他。“西莉亚，如果你看到公司把什么重要的事情做错了，或者你想到某些事情我们应该做却没有做的，希望你能告诉我。”这是她担任总经理特别助理的最后一天山姆对她说的话。那天是在霍桑家里，在霍桑一家为西莉亚和安德鲁举行的庆祝晚宴上，莉莲·霍桑举杯说：“恭喜你，西莉亚。尽管从私心上考虑，我不愿意你升迁，因为你分担了山姆的很多工作。以后我就得担心他了。” 当时，朱丽叶·霍桑也在场。她19岁了，从学院回来小住几天。她已然成了一个仪态万方的漂亮姑娘。虽然作为独生女受到百般宠爱，但是她完全没被宠坏。陪伴她左右的，是一位讨人喜欢的、风趣幽默的青年。朱丽叶把他介绍给大家：“我的男朋友，德怀特·古德史密斯。他还在求学，将来准备当个律师。” 这对年轻人让安德鲁夫妇印象深刻。西莉亚想起：仿佛就是不久之前，朱丽叶和丽莎这两个还穿着睡衣的小孩子，就在这间屋子里，追逐嬉戏。 莉莲祝酒之后，山姆含笑说：“西莉亚还不知道她真正的升迁，我是今天很晚的时候才签了那份报告。现在，她在‘通道层’有自己的专用停车位了。” “天哪，爸爸！”朱丽叶喊了一声。然后她对男朋友说：“那就像被选进了‘名人堂’一样。” 所谓“通道层”，是指菲尔丁–罗斯总部旁的一座车库和停车楼的顶层，专供公司最高层的领导使用。他们把车停在这里后，可以方便地穿过一条玻璃走廊，进入对面的主楼，再乘坐专用电梯，很快到达第11层——“领导层”。 山姆是在“通道层”拥有专属车位的人中的一个。他开的那辆银灰色的劳斯–宾利轿车每天都停在那儿。身为总经理，他可以乘坐配有司机的豪华轿车，但他更愿意像现在这样。 公司中职务较低的人使用停车楼下面几层，他们需要乘电梯下楼，穿过空地，进入主楼之后再上楼。 那天晚宴结束前，大家又和西莉亚开了一阵善意的玩笑，说她“连升两级”。 回家时，安德鲁一边开车，一边对西莉亚说：“多年以前，你决定把自己的事业和山姆拴在一起，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是啊，”西莉亚说，然后又补充道，“最近我对他有些担心。” “为什么？” “现在的他跟以前相比，做事显得被动了不少，碰上事情不顺利他就会感到很痛苦。不过，我想这跟他身负重任有关。但是他有时候也显得神神秘秘的，好像有什么事，但是又不愿告诉别人。” “即使不为山姆的事操心，你的担子也够重啦。”安德鲁提醒她。 “你说的对。乔丹医生，你一天比一天聪明啦！”西莉亚感激地捏了一下丈夫的胳膊。 “别跟开车的人调情，你在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安德鲁对她说。 过了几分钟，他问道：“刚刚说到，把自己的事业跟公司的明日之星拴在一起——那个把事业拴在你身上的小伙子怎么样了？” “你是说比尔·英格拉姆？”西莉亚笑了。她一直记得初次见面英格拉姆就赢得她的好感的情景——那还是在纽约与夸德里尔–布朗广告公司举行的会议上。“比尔一直在国际部工作，是主管拉丁美洲业务的主任。我以前担任过这个职务。我们现在正考虑提拔他，把他调到药品销售部门去。” “不错，”安德鲁说，“看来，他的明日之星也选对了。” 就在西莉亚为自己的晋升感到高兴之时，传来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特迪·厄普肖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他死前正在伏案工作。 去世之前，特迪还担任着非处方药销售部的经理。他在这个职位上如鱼得水，工作得不仅开心，也很成功。他本来一年之内就可以退休了。西莉亚感到悲痛，以后她再也听不到他欢快的声音，再也看不到他那坚定有力的脚步，再也看不到他说话时像皮球一样上下晃动的圆脑袋了。 安德鲁、西莉亚以及公司的其他人参加了特迪的葬礼，然后人们同送葬的亲属一起去了墓地。这是三月的一天，凄风苦雨，寒意袭人。来为特迪哀悼的人裹紧大衣，撑起雨伞抵挡着寒风。 之后，有几个人去了特迪家，西莉亚和安德鲁也在内。在家里，特迪的妻子佐伊把西莉亚拉到一边。 “乔丹太太，特迪非常仰慕你，”佐伊说，“他对在你手下工作感到很骄傲。他常说，只要你在菲尔丁–罗斯，这家公司就会有良心。” 西莉亚被这句话打动了。她回想起15年前第一次见到特迪的情景。那时她在沃尔多夫的推销人员大会上刚发了言，就非常丢脸地被人勒令离开会场。往外走时，她看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表示同情，而厄普肖就是其中一个。 “我也爱特迪。”西莉亚对佐伊说。 事后，安德鲁问起西莉亚：“厄普肖太太跟你说什么了？” 西莉亚告诉了他，然后说：“我也不是一直符合厄普肖心目中的那个形象的。我还记得你和我在厄瓜多尔的那一次激烈争吵。当时，你说我在有些方面很没良心。你是对的。” “我们都对，”安德鲁纠正她说，“因为你也提到一些我做过的事，还提到一些我本该做却没有做的事。不过，我们都不是完人。我倒是同意特迪的看法，你是菲尔丁–罗斯的良心，在这一点上我为你自豪，希望你永远这样。” 接下来的那个月，传来了一个有关世界局势的好消息。从较小范围来说，这对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也是好消息。 越南战争结束了。对没怎么打过败仗的美国来说，这是一场惨败。悲惨的杀戮停止了，但是美国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尽管不那么血腥，那就是治愈国家的创伤。这是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给国民造成最大分裂和最深痛创伤的事件。 一天晚上，安德鲁和西莉亚一起看完了电视中关于美国军人终于带着耻辱全部撤出西贡的报道。安德鲁预言道：“创伤造成的痛苦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完结。2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仍会对我们卷入越南战争是否正确而争论不休！” “我知道，这样想很自私，”西莉亚说，“不过，我自己想到的只是谢天谢地，战争在布鲁斯达到服役年龄之前结束了！” 一两个星期后，菲尔丁–罗斯最高层的人们高兴地得知一个消息：蒙太尼已经在法国获准生产销售。这就是说，根据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与法国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达成的协议，美国现在就可以开始这种药的试验工作了。 蒙太尼面向妊娠初期的孕妇，用以消除孕妇经常在妊娠初期出现的恶心、晨吐等症状。最初获悉蒙太尼的作用时，西莉亚还略感不安。和其他人一样，她还对当年孕妇服用沙利度胺的可怕后果记忆犹新。她也还记得，那件事之中，她有多幸运，因为在她两次妊娠期间，安德鲁都坚持不让她吃任何药。 她向山姆表达了这种不安之情，山姆表示理解与同情。“我第一次听说蒙太尼的时候，跟你的心情一样。”山姆承认道，“但是从那之后，我对它做了很深入的了解。这些了解使我确信它的疗效非常好而且绝对安全。”他还指出，沙利度胺事件已过去15年了，其间医药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对新药的科学试验，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70年代中期政府的监管规定也远比20世纪50年代严格。 “很多事情都是会改变的。”山姆坚持说，“举个改变的例子吧，以前还有人极力反对在分娩时使用麻醉剂，认为用了有危险、有危害。同样的道理，孕妇可使用的安全药品我们也可以找到，也一定会找到。蒙太尼只不过碰巧是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出现了。” 他劝西莉亚不要有成见，等看完了全部数据之后再下结论。西莉亚答应了。 很快，蒙太尼对菲尔丁–罗斯的重要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审计员的塞思·范戈尔德私下向西莉亚透露：“山姆已经向董事会保证，说蒙太尼可以给我们赚一大笔钱，这当然是我们急需的。如果只看我们今年的资产负债表，公司看上去就快要成为需要福利救济的对象了。” 范戈尔德是公司里的元老。他满头白发，精神矍铄，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被挽留了下来，因为他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而且有办法在关键时刻弄到钱。在过去两年多里，他和西莉亚成了朋友，再加上安德鲁治好了他妻子关节炎的老毛病，两人的友谊也变得更加深厚。 有一天他对西莉亚说：“我妻子觉得，安德鲁能妙手回春。现在我比较了解你，我觉得他的妻子也能妙手回春。” 他继续谈论蒙太尼，说：“我已经和吉伦特公司的财务主管谈过了，那些法国人都认为这种药会成为他们的摇钱树。” “尽管现在为时尚早，但是我们所有与推销工作相关的人员都会再加把劲儿的。”西莉亚宽慰他说，“塞思，为了你，我们也要再努力一点儿。” “好啊！说到再努力一点儿，我们这里有人还纳闷：在英国研究中心的那些英国人到底做得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在磨洋工，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喝茶吃点心上了？” “最近我没听到多少消息……”西莉亚说。 “我也什么都没听到，”范戈尔德说，“我只知道那里的开支有好几百万美元，钱花起来就像澡盆里的水一样，拔掉塞子之后哗哗地往外流。这也是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情况糟糕的一个原因。我得告诉你，西莉亚，这边有不少人，包括董事会里的一些成员，都在为英国那边的活动感到担心。你去问问山姆吧。” 结果还没等西莉亚去问山姆，他就把西莉亚找去了。他说：“你可能已经听说了。我因为哈洛研究中心和马丁·皮特–史密斯，受到了很多指责。” “嗯，”她答道，“塞思·范戈尔德告诉我了。” 山姆点点头。“塞思是表示怀疑的人之一。出于财务上的考虑，他希望看到哈洛研究中心关门。董事会里越来越多的人也会有这种想法。我估计在年会上股东们会对这件事提出一些犀利的问题。”他不太愉快地又补充道：“有时候，我甚至也想，让它关掉算了。” 西莉亚提醒他：“哈洛研究中心成立才两年多。再说了，你对马丁本来是有信心的。” “马丁曾经估计说，两年内会取得一些积极结果，”山姆回答道，“可现在我们就快血本无归了，何况我还要对董事会和股东负责，所以即便有信心也会有个限度的。另外，在书面报告的问题上，马丁太固执己见了，他就是什么都不报告。所以，我需要找人去确证一下：那边确实有所进展，值得继续做下去。”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 “我倒是想去，可惜现在腾不出时间，所以得麻烦你跑一趟了。西莉亚，快去快回，尽快向我汇报。” 她疑惑地问：“你难道不觉得文森特·洛德更合适一些吗？” “就科学知识而言，确实是。但是，他的偏见太深了。他本来就反对在英国搞研究，如果哈洛研究中心关掉，就能证明他是正确的了，所以他说不定还真会给出关闭研究中心这种建议。” 西莉亚笑了：“你对我们大家真了解！” 山姆严肃地说：“我了解你，西莉亚，我知道，我可以信赖你的判断和你的直觉。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无论你多么喜欢马丁·皮特–史密斯，如果最后你必须要说出狠心的、冷酷的建议，你就直接说出来！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我争取明天动身。”西莉亚说道。 第三部 1975~1977年 4 西莉亚在清晨抵达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这次的行程只有两天，时间不容浪费。她坐上停在机场的前来接她的豪华轿车，准备直接去研究中心。她要在那里与马丁·皮特–史密斯等人一起查看在她心里被称作“哈洛方程式”的一切。 等她拿定主意该如何向山姆建议，她就飞回美国。 在哈洛的第一天，她就明显地感到：她见到的人几乎个个情绪高昂，处事乐观。不仅马丁，几乎所有人都向西莉亚保证：对脑力老化的研究进展得有多顺利；已经弄清楚了多少问题；作为一个通力协作的队伍，大家工作有多努力；等等。西莉亚只能偶尔看到一丝疑虑和犹豫的神情，就好像是在古堡外，匆匆朝里面看一眼所捕捉到的神情一样。这种神情转瞬即逝，或者像是刚出现就马上受到克制。这让西莉亚觉得，刚才看到的那些不安神情也许只是她的幻觉。 第一天，马丁就陪着西莉亚参观各实验室，他边走边讲解正在进行的工作。他解释说，从上次见面以来，他和同事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初步目标——“在低龄动物大脑中发现并分离出一种mRNA，这种mRNA与高龄动物大脑中的不同。”他还说：“以后很有可能，在人脑中获得类似的发现。” 随后又是一大堆科学术语。 “……从不同年龄的鼠脑中提取mRNA……然后，将其与酵母菌‘分裂细胞’制剂一起培养，加入带有放射性的氨基酸……酵母的生物系统生成的动物脑肽，也略带放射性……然后，利用肽所带电荷的不同，在特种凝胶质上，将其分离出来……再用X射线底片获取影像，而出现条带的地方，就是肽了……” 在马丁和西莉亚经过一张工作台时，他停了下来，像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魔术师一样，抽出几张20厘米×25厘米的底片。“这些都是色谱图的片子。” 西莉亚拿起来看，上面似乎什么也没有，只是透明的胶片。马丁说：“仔细看，你能看到两列深一点的线。一列是低龄鼠的，一列是高龄鼠的。注意……”他用手指了一下。“这里和这里。在低龄鼠这一列，至少有9种肽，这是高龄鼠脑中不再产生的肽。”他带着兴奋劲儿，朗声说道：“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脑中的RNA，可能还有DNA，在衰老过程中会产生变化。这一点极其重要。” “挺好的。”西莉亚说。她心里却在想：花这么多钱让全中心人员努力两年多得到这样一个成就，真的值得吗？ 中心的一切都在说明这里的开销有多大：宽敞的实验室和现代化的办公室，都用标准的隔板隔开，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畅通无阻的走廊；舒适的会议室；还有精心配备起来的实验室以及大量不锈钢制品、新式的工作台。这些工作台由合成材料制成，里面没有木质材料，因为按照科学标准，木头不洁净。室内装有空调，能除掉空气中的杂质；光线明亮而不刺眼。两间细菌培养室里装有专门设计的有大块玻璃面的细菌培养箱，里面摆着盛有细菌和酵母的培养皿。另外一些房间装着双层门，上面挂着牌子，写着：“危险！谨防辐射！” 这一切和西莉亚曾参观过的剑桥实验室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多大差别的东西，比如说纸，它们堆在办公桌上又高又乱，马丁的桌上更是如此。她想，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可以改变，可是工作习惯却改变不了。 从工作台和色谱图片那里离开后，马丁继续解说起来。 “有了RNA，我们就可以研究去生成相应的DNA，然后得把它放进活细菌的DNA中……试着去‘欺骗’细菌，让它造出我们所需要的脑肽……” 西莉亚尝试着尽可能多地吸收这些知识。 在考察快结束之前，马丁打开一间小实验室的门，里面一个上了年纪的穿着白大褂的技师正面对着笼子站着，笼子里有五六只白鼠。他形容枯槁，略微驼背，只剩下头皮边缘的一圈头发，戴着一副老式夹鼻眼镜，眼镜上拴着一根挂着脖子的黑绳子。马丁对她说：“这是耶茨先生，他准备进行动物解剖。” “我是米基·耶茨。”那人伸出手，“我知道你是谁，我们大家都知道。” 马丁笑了。“是这样，他们都知道。”他问西莉亚：“你在这里等一下好吗？我要去打个电话。” “当然可以。”等马丁走出去，带上门，她对耶茨说：“如果不妨碍你，我想在旁边看一看。” “完全没妨碍。不过，我得先杀一只小家伙。”他指了指笼里的白鼠。 他麻利地打开冰箱，从冷冻室里拿出一个透明塑料小盒，盒盖通过合页连接在上面。盒子里有个微微突起的小平台，下面有个碟子，里面装有冒着寒气的结晶物质。“这是干冰，”耶茨说，“你进来之前我刚刚放进去的。” 他打开笼子，熟练地抓住一只紧张的灰白色大老鼠，把它放进塑料盒，合上盖子。西莉亚可以看见白鼠待在盒子里的小台子上面。 “干冰可以让盒子里充满二氧化碳。”耶茨问，“你这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西莉亚听到这个浅显的问题，微笑道：“知道。我们只吸入空气中的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干冰是固态二氧化碳，吸这个人是活不了的。” “这家伙也是一样，它就要离开了。” 只见那只白鼠抽搐了两下，就一动不动了。一分钟过后，耶茨高兴地说：“它停止呼吸了。”又过了半分钟，他打开塑料盒子取出那只一动不动的动物，说道：“死了。不过这种方法慢。” “慢吗？我觉得挺快的。”西莉亚努力回忆过去她在实验室的时候，是怎么弄死白鼠的，可就是记不起来。 “如果要处死很多白鼠，这种方法就慢了。皮特–史密斯博士希望我们用这种方法，不过还有更快的方法，像这样。”耶茨弯下身子，从工作台下的橱柜里，拿出一个金属盒。这个盒子的设计与第一个不同，盒子的一头有个小圆洞，洞上面悬着一把快刀。“这是断头台。”耶茨还是兴高采烈的，“法国人真利索。” “但是，那会搞得一团糟吧。”西莉亚应了一句。现在她想起来了，她以前见过的杀鼠器械和这种差不多。 “嗯，没那么糟糕，而且很快。”耶茨扭头一瞥，见门关着，就从笼子里又抓出一只白鼠，塞进盒子里，让鼠的头伸出孔外，然后就像切面包一样把切刀往下一摁——动作之快，连西莉亚都来不及反对。 先是微弱的吱嘎声，紧接着可能是一声哭喊。随后白鼠颈断头落，鲜血直流。西莉亚虽然对这一套操作并不陌生，却也觉得恶心。 耶茨漫不经心地把还在抽搐着的、流血的白鼠躯体，扔进了废物箱。然后捡起鼠头。“我现在要做的是取出鼠的大脑。这样又快又不痛苦吧！”这位技师笑出声来，“我没觉得这有什么。” 西莉亚气恼又厌恶地说道：“你没必要把这个做给我看！” “做什么了？”她身后传来马丁的声音。他刚才进了屋，这时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他不动声色地说：“西莉亚，请到外面等一下。” 西莉亚刚走，马丁就瞪着耶茨，喘着粗气。 西莉亚在室外等着，她隔着门听到马丁在里面生气地训斥耶茨。“今后再也不许这么做了！……只要你还想在这里干下去就不许这样做……这是我的命令，用干冰盒，那样才没有痛苦。别的都不行！……把那个鬼东西拿走，要不就把它砸了……我绝不允许用残酷的手段，明白吗？” 她听见耶茨微弱的声音：“明白了，先生。” 马丁走出来，挽起西莉亚的胳膊，把她领到会议室。会议室里没人，他们坐下，桌子中间放着一个咖啡壶。马丁拿起壶往杯子里倒了咖啡。 “发生这种事，我很抱歉，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他对她说，“耶茨有些忘乎所以了。可能是他还不习惯有美女在旁边看他工作。顺便说一句，他的工作非常出色，所以我才会把他从剑桥拉到这儿来。他可以像外科医生那样解剖鼠的大脑。” 西莉亚那点儿小小的不快早就过去了，她说：“只是一件小事，没关系。” “我觉得有关系。” 她好奇地问：“你很喜欢动物，是吗？” “嗯，我很喜欢。”马丁抿了一口咖啡说，“做研究要不让动物受点儿苦是不可能的。人类的需要排在第一位，这一条，就算是喜欢动物的人也必须接受。不过，应该尽量减少它们的痛苦。这一点要有关心的态度才能做到，否则很容易对这件事变得麻木。我已经提醒耶茨注意这个问题了，我想他不会再忘记了。” 这件事让西莉亚更加喜欢和尊重马丁了。不过，她提醒自己，无论是否喜欢他，都不能影响她此行的目的。 “咱们还是说说工作进展的问题吧。”她轻快地说，“你说高龄与低龄动物的大脑有差异，还说到合成DNA的计划，可是你们还没有分离出一种蛋白质，还没有找到你们寻求的那种起关键作用的肽。对吧？” “对。”马丁的脸上又露出那种热情的微笑，接着又信心十足地说，“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下一步准备做的事，那也是最棘手的一步。我们正在努力，会成功的。当然，这需要时间。” 她提醒他：“研究中心成立时你说过‘给我两年时间’，你当时觉得你能在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一点儿积极的成果，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两年零四个月。” 他似乎感到吃惊。“我真的说过这种话？” “你肯定说过。山姆记得，我也记得。” “那就是我太冒失了。对我们这些搞前沿科学的人，是不能用时间表来规划的。”马丁又表现出无忧无虑的神情，不过西莉亚能看出他有点儿紧张。马丁的身体状况似乎也不好。他脸色苍白，从眼睛可以看出他很疲惫，可能是操劳过度造成的，他脸上也添了几道两年前不曾有的皱纹。 “马丁，”西莉亚说，“你为什么不写工作汇报？山姆必须安抚董事会，还有股东……” 马丁摇摇头，第一次显得不耐烦：“我得把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研究上。报告、太多的文书工作，只会占用宝贵的时间。”他突然问道：“你读过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著作吗？” “在学校里读过一点儿。” “他写道，一个人发现新东西是靠着‘坚持不懈地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方向’。科研工作者必须记住这句话。” 西莉亚暂时没有继续再与他谈这个问题，她后来问了管理主任宾利。这位前空军少校对不写报告提出了另一个理由。 “乔丹太太，你应该能理解，”宾利说，“皮特–史密斯博士觉得把想说的东西都写下来很困难。一个原因是他的想法总是在向前推进，昨天还认为重要的事，到今天他可能就认为已经过时了，到了明天就觉得更加过时。他会对他以前写的东西，譬如说两年前写的东西，感到羞愧。他会觉得那些文章很幼稚，尽管在当时看来那些文章表现得很有远见。如果完全按他的性子来，他可能会把过去写的东西统统抹掉。这种怪癖在科学界也不少见。我以前就碰到过。” 西莉亚说：“再给我讲一讲科学家们都在想些什么吧，讲些我应该知道的。”宾利那间朴素而井井有条的办公室里没有别人。宾利个子矮小、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是西莉亚挑选出来管理该中心行政工作的人，现在她对他越发尊重了。 宾利思虑片刻之后说：“最重要的可能是因为科学家们长期接受学术训练，专注于他们选定的专业，有时还是冷僻的课题，结果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应上就不如我们了。的确，一些大学者根本就不理解那些现实问题。” “我听说，在某些方面，他们就像孩子。” “非常正确，乔丹太太。某些方面确实如此。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科学界里的一些人有些小孩子脾气，为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吵个不停。” 西莉亚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倒不觉得皮特–史密斯也是这样的人。” “从刚才说的情况来看，他可能不是，”宾利表示同意，“但是，在别的方面他就是了。” “说来听听。” “好吧，皮特–史密斯博士在做一些小决定时有障碍。别人可能会说，他总有一天会搞不清楚在街上应该靠哪边走。举个例子。这里有两个技术员，该挑哪一个去伦敦学习三天，马丁可能几个星期都拿不定主意。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你或者我可能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定下来。结果呢？他这个上级迟迟下不了决心，我就只好越权了。当然，这些小问题要跟皮特–史密斯博士对科学的清晰认识和献身精神相比，才显得异常鲜明。” “你让我把很多问题都弄得更清楚了，”西莉亚说，“包括马丁不写报告的原因。” “还有一些事，我觉得我也应该指出来，”宾利主动说，“说不定会影响到你这次的考察。” “请说。” “皮特–史密斯博士是一个领导。跟所有领导一样，如果他表现出软弱或怀疑那就有问题了。要是那样，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就会泄气。另外，皮特–史密斯博士习惯按自己的速度独自工作。现在，重担突然落到他肩上，一大批人要靠他指挥，还有其他各种压力——微妙的和明显的压力，包括你的这次光临，乔丹太太。此时此刻你出现在这里，谁都会有点儿紧张。” “那就是说，你对目前的工作成绩是有怀疑了？是很严重的怀疑吗？我正在捉摸你的意思。”西莉亚说。 宾利隔着办公桌面对着西莉亚，他两只手的手指尖顶在一起，眼光越过指尖凝视着对方。“在这里工作，我对皮特–史密斯博士负有责任，但是对你和霍桑先生所负的责任更大。所以，我必须回答你的问题：有怀疑。” “我想知道具体有哪些怀疑？”西莉亚说。 “我没有资格说科学上的事，”宾利迟疑了一下继续说，“也许这样做不太符合规定，不过，我想你应该私下跟萨斯特里博士谈一谈，你有权让他坦率地跟你交个底。” 西莉亚知道，拉奥·萨斯特里博士是研究核酸的化学家，巴基斯坦人，以前是马丁在剑桥工作时的同事，马丁特地请他来做科研上的副手。 她说：“这事太重要了，符不符合规定就顾不上啦，宾利先生，谢谢你，我会按你的建议去办的。” “还有别的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吗？” 西莉亚想了想，说：“今天马丁跟我说了句约翰·洛克说的话。他是洛克的信徒吗？” “是。我也是。”宾利不自然地笑了笑，“我们两人都认为：洛克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哲学家和导师之一。” 西莉亚说：“今晚，我想读一读洛克写的书，你能给我找一本吗？” 宾利记了下来。“你回饭店之前，会有人把书送过去的。” 到哈洛的第二天下午，稍晚的时候，西莉亚才找到机会跟萨斯特里博士说上话。头天跟宾利谈完之后，她和研究中心里的其他人也交谈过，那些人对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都表示乐观、满意。可是西莉亚仍然觉得他们有些事瞒着她，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些人跟她谈话时不够直接。 拉奥·萨斯特里是一个长相英俊，皮肤黝黑，口齿伶俐，语速很快的年轻人，只有20多岁。西莉亚知道他拥有博士学位，成绩优异。马丁和宾利都对她讲过，他能加入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心的福气。萨斯特里和西莉亚在自助餐厅旁的一间小屋见了面。研究中心里的高级职员平常在这里吃午餐。两人握手之后，西莉亚便把门关上，以免别人看见，然后才坐下来。 她说：“我想你知道我是谁。” “是的，乔丹太太。我的同事皮特–史密斯经常提起你，久闻大名，这次能跟你见面我感到很荣幸。”萨斯特里的话说得很得体，简洁中还带点儿巴基斯坦的腔调。他脸上也挂着笑容，不过有时这些笑容会变成略带紧张的表情。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西莉亚说，“我希望你能跟我谈谈这里的工作进展。” “这里的研究好极了！真的了不起！一切都很好。” “是的，”西莉亚说，“别人都这么说。但是在我们继续谈下去之前，我想把话说在前头。我这次来，是代表菲尔丁–罗斯总经理霍桑先生的，我可以行使他的职权。” “哦，天哪！这是怎么了？” “萨斯特里博士，我要请你——实际上是命令你——对我毫无保留地讲述研究中心里的一切，包括你之前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的、你所有的疑虑。” “这实在让人难堪，”萨斯特里说，“这不公平！宾利跟我说你准备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毕竟我要对皮特–史密斯负责，他这个人是很正派的。” “你更应该对菲尔丁–罗斯负责！”西莉亚一针见血地说。 “公司付给你薪水——而且是不错的薪水，所以也就有权要求你谈一谈你真实的、专业的看法。” “我说，乔丹太太！你不是开玩笑的吧？”年轻的巴基斯坦人的语气中有惊讶也有敬畏。 “开玩笑？你还真是会形容，萨斯特里博士，开玩笑浪费时间吗？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因为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了。所以，请你准确地告诉我，你觉得研究中心里的研究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 萨斯特里抬起双手，做出表示服从的手势，叹气道：“好吧，我说。目前的研究工作进展不大。依我本人以及其他参加这个项目成员的观点，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解释一下这些观点。” “这两年多的工作只证实了一个理论：大脑在衰老过程中DNA会发生变化。是，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成果。可是再往前走，就碰到了一堵该死的墙，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从技术上也无法穿越它。也许再过很多年都没办法。而且即使有了办法，墙的那一边也很可能没有皮特–史密斯设想的那种肽。” 西莉亚质问道：“你不同意他的设想？” “那是我同事的理论，乔丹太太。我承认我以前表示过同意。”萨斯特里懊悔地摇了摇头，“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不再同意这个理论了。” “马丁告诉我，”西莉亚说，“你们证明了一种独特的RNA的存在，而且应该能够制成相应的DNA。” “那确实是真的！不过，他也许没有告诉你，分离出的这种物质可能会非常大。那一串mRNA非常长，编码了多种蛋白质，可能一共有40种之多，所以并没什么用，那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肽。” 西莉亚检索着脑中的科学知识。“那可不可以裂解这些物质，然后分离出肽呢？” 萨斯特里笑了，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高人一等：“这就是我说的那堵墙。没有什么技术能让我们继续前进。或许今后10年内会有……”他耸了耸肩。 他们又继续谈了20分钟的科学问题。西莉亚了解到，在哈洛的这群搞脑力老化研究的科学家里，只有马丁一人还确信这个项目会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最后她说：“谢谢你，萨斯特里博士，你告诉我的答案，正是我横跨大西洋所要寻求的。” 这位年轻人悲伤地点点头：“因为你坚持要求，所以我只得履行义务。不过，今晚我会睡不好的。” “我也没指望睡个好觉，”西莉亚说，“但是，因为我们身在自己的岗位上，像你我这样的人，有时候难免要付出一点儿代价。” 第三部 1975~1977年 5 在哈洛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傍晚，西莉亚应马丁之邀去他家喝了几杯。按照西莉亚的安排，他们接着会去她下榻的教堂门饭店进餐。 马丁的住所离研究中心大约3千米，是一栋半独立式的小房子。住处虽然样式别致且实用性强，但是跟附近其他房子的格调相似，在西莉亚看来，它们似乎是在一条生产线上装配出来的产品。 西莉亚乘出租汽车到了那里之后，马丁带她进了很小的起居室。同以前一样，她可以感觉到对方正带着爱慕的神情打量她。她这次来英国逗留的时间很短，所以是轻装出行，白天穿的是一套定做的衣服，但是今晚她换了一套棕白相间的、黛安·冯·芙丝汀宝款式的连衣裙，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柔软的棕色头发，按当时的流行发式剪成了短发。 从前厅走进去，西莉亚一路上跨过或者绕开了5只小动物：一条友好的爱尔兰猎狗，一条吠叫着的英国牛头犬，以及三只猫。起居室里还有一只鹦鹉歇在一根横杆上。 她笑着说：“你真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 “我想是。”马丁微笑着表示同意，“我就是喜欢四周有些小动物，对那些流浪猫更是着迷。”这几只猫似乎了解主人的心意，总是顺从地跟着他。 西莉亚知道马丁是独身一人，只有一个每日都来的女佣替他收拾屋子。起居室里的家具极其简单，一张皮沙发，旁边有个落地灯；三个书架，上面塞满了科技书籍；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个酒瓶、一些速食食品和冰块。马丁伸手示意，请她坐在沙发上，然后动手调酒。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来调一杯代基里酒？” “好啊，”西莉亚说，“你还记得啊，我都有点儿感动了。”她不知道今晚分别时，他们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轻松、友好。和以前一样，她觉得马丁有一种男人特有的吸引力。不过，到这个地方之前，她就用山姆的话提醒过自己：无论你多么喜欢马丁……如果最后你必须要说出狠心的、冷酷的建议，你就直接说出来。 “后天，我就要见到山姆，”西莉亚说，“我必须就哈洛研究中心的未来向他提出我的建议。所以，我想知道你怎么看。” “很简单。”他把调好的酒递给她，“你就劝他，让目前的研究工作再进行一年，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再延长一点儿。” “有人反对继续下去，这你知道。” “是的。”马丁展现出来的信心，从西莉亚到来之后，就没有过转变。“但是，总是有目光短浅的人，他们看不到大局。” “萨斯特里博士也是目光短浅的人吗？” “很抱歉——他也眼光短浅。这酒怎么样？” “很好。” “1个小时前他来过这儿，”马丁说，“他想见我，是因为他觉得我应该了解一下，他今天下午跟你说的事。他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 “还有呢？” “他错了，他完全错了。其他表示怀疑的人都错了。” 西莉亚问道：“你能用事实来反驳萨斯特里的话吗？” “当然不能！”马丁显得有些不耐烦，如同昨天一样。“一切科学研究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事实，就不用去研究了。这里面需要用到专业的、信息充分的判断以及某种直觉，这两者的结合被人们称为科学的傲慢。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自信，你坚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知道要达到目标只是时间问题。而在我们的这个项目上，到达目的地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时间以及大量的金钱。”西莉亚提醒他，“另外，我想问，你们谁的判断正确，是你还是萨斯特里等人？” 马丁抿了一口兑了水的苏格兰威士忌，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除了必须考虑的情况之外，我是不喜欢考虑钱的，尤其是卖药赚钱这种事。但是，既然你先提出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告诉你吧。也许这是你、山姆以及其他跟你们一样的人理解我的唯一的方法了。” 西莉亚注视着他，认真地听着，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些什么。 “尽管你可能认为，我是一个除科研之外，什么都不过问的人，”他说，“我也知道菲尔丁–罗斯目前的处境非常糟糕。如果今后几年这种形势得不到逆转，公司就会破产。”他尖锐地问：“对还是不对？” 西莉亚略作犹豫，然后点点头。“对。” “而我能做的，就是在再给我一点儿时间的基础上，挽救你们的公司。不仅仅是挽救，还能够让它生意兴隆，受人尊敬，获得巨大利润。这是因为如果我的研究成功，就会有重要的药物问世。”马丁做了一个鬼脸然后继续道，“倒不是因为我关心商业利益，我不关心。谈起这个我就感到尴尬。只不过，如果这样的商业利益实现了，我想要的科研成就应该也能同时实现了。” 西莉亚想，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在剑桥实验室里说过的话让她印象深刻，当时山姆也有同感，他刚才说的这番话也起到了相同的效果。但是，两年多以前他说的话并没有兑现。她自忖：凭什么他今天说的话就能兑现？ 西莉亚摇着头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真该死。我知道我的判断没有错！”马丁提高了嗓门，“我们会——很快就会——找出办法改善老龄的进程，推迟大脑衰退的速度，说不定也能防止阿尔茨海默病。”他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啪的一声将杯子放在桌上。“我到底要怎样才能说服你啊？” “吃晚饭的时候，你再试一试。”西莉亚看了看表，“我想我们该走了。” 教堂门饭店的菜肴不错，但是量太大了——对西莉亚来说是这样。不一会儿，她已经开始摆弄起盘子里剩下的东西了，她不再吃了，只是思考下面该怎么说。不管说什么，都很重要。她明白这一点，所以斟酌着要怎么开口。 饭店的环境不错。 在教堂门饭店开业前的6个多世纪中，这里是一个有教士的小教堂。到了詹姆士一世时，它变成了私人住宅。这个迷人的饭店还有几处仍然保留了詹姆士一世时期的风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洛由村庄转变成城镇，这里也被扩建并得到了修缮。餐厅属于历史遗存之一。 西莉亚喜欢这个餐厅的氛围——低矮的天花板，配有坐垫的靠窗座位，红白相间的餐巾，周到的服务，还有传统的服务：顾客进餐之前，先去隔壁的酒吧休息室，服务生给他们菜单以点好菜，然后饭菜上好了之后，再请顾客入座。 今晚，西莉亚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马丁坐在对面。 席间，他们接着在马丁家的谈话往下说。马丁自信地谈论科研，西莉亚是倾听者，偶尔才提问。但是她还记着宾利昨天讲的话：“皮特–史密斯博士是一个领导，对任何领导来说……如果他表现出软弱或怀疑那就有问题了……” 马丁从外表看，总是信心十足，他的内心是否也有一点不为人知的怀疑？西莉亚想出了一个办法让自己搞清楚这一点。她昨夜看了宾利派人送来的书，才琢磨出来。 她斟酌再三，凝视着对方说：“1个小时前在你家里，你说你有那种科学上的傲慢。” 他还击道：“请不要误会，那是褒义，不是贬义。把知识、信心和自我批评三者合一，这种态度是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所必备的。” 听着他的解释，西莉亚感到他泰然自若的表情似乎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犹疑、一点儿软弱。但是她还没把握，就继续追问。 “有没有这种可能，”她问道，“科学上的傲慢，不管你叫它什么吧，它会走得太远；有没有可能有人太相信自己一厢情愿想出来的东西，以至于这种想法会变得顽固不化？” “一切皆有可能。”马丁回答，“但是，我们讨论的这件事情不在这个范围内。” 然而，他的声音变得平淡了，不像刚才那样自信了。现在她可以肯定，她触碰到了他的痛处，他快要做出让步，或许要到他的极限了。 “昨晚我读了一些东西，”西莉亚说，“我抄了下来。虽然我想你可能也知道。”她从身旁的小钱包里抽出一张饭店的便笺纸，大声地读了起来： “错误并非来自我们知识上的欠缺，而是来自我们判断的失误……一个人如果头脑中没有一套逻辑，又不权衡矛盾的证据和证言……可能很容易就误入歧途，赞同那些不太可能正确的观点。” 念完之后是一阵沉默。虽然感到这样很无情，甚至很残忍，但是西莉亚还是继续说：“这段话出自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论》。是你信赖、敬仰的人写的。” “是的，”他说，“我知道。” “那么，有没有可能，”她继续追问，“你没有权衡那些‘矛盾的证据’，只是在坚持‘不太可能正确的观点’，像约翰·洛克说的那样呢？” 马丁把头转向她，露出哀求的神色。“你认为我是那样的吗？” 西莉亚平静地说：“是，我认为是。” “真遗憾你……”他哽咽起来，说不下去了，而西莉亚几乎听不出这是他的声音。接着，他有气无力地说：“那么……我就放弃吧。” 马丁被击垮了。西莉亚用他的偶像，洛克，来对付他，那段话直刺他的心。不仅如此，他像是一台突然出了毛病的机器，里面乱成一团，变得控制不住自己。他的脸变得煞白，张着嘴，脸颊下陷，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串不连贯的话：“……跟你们的人说停了吧……让他们关掉……我确实相信，但是可能我的水平不够，单靠我一个人不够……我们寻找的东西会被发现的……会的，一定会的……不过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西莉亚惊呆了。她都做了些什么？她本来只是想吓唬一下马丁，让他看一看现实的状况。没有打算做得这样过火。显然，两年多积累起来的压力，以及他独自一人承担的重负，都在折磨着他。这显而易见。 马丁的声音又传过来：“……累了，太累了……” 听到这些泄气的话，西莉亚不觉之间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把他搂在怀里安慰他。这时，她像是突然领悟到了什么，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似的，她果断地说：“马丁，咱们离开这里。” 从旁边经过的服务员好奇地看了他们一眼。西莉亚站起身来，招呼服务员说：“饭钱记在我的账上。我这位朋友不太舒服。” “没问题，乔丹太太。”那姑娘把桌子小心地向外挪动了一下，“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谢谢，我一个人就行。”她扶着马丁一只胳膊，推着他走向外面的酒吧，那边的楼梯通向客房。西莉亚的房间靠近楼梯口。她掏出钥匙开了门，两人走了进去。 饭店的这一部分建筑，也是自詹姆士一世时代保留下来的。长方形的卧室，低矮的天花板上带有长条交织的斜纹图案，墙面围着橡木护板，还有石块砌成的壁炉。用铅条框住的玻璃窗比较小，让人想到玻璃在17世纪还是贵重的奢侈品。 屋里的床很大，四根床柱上罩着围帐。进餐时，已经有服务员来过，床单已经整理好了，西莉亚的一件长睡衣被叠放在了枕头上。 西莉亚遐想着，这个屋子该经历过多少历史啊：古代家族中人的生老病死、风流韵事、悲欢离合、钩心斗角。她想，今晚也许还会多出一件。 马丁站在一旁，还是茫然若失的表情，痛苦不堪，他迷惘地看着她。她拿着睡衣朝浴室走去，轻声对他说。“把衣服脱了，到床上去，我一会儿就过来。” 马丁还是那样看着她，一动不动，她靠近他，低声耳语道：“你也想要，不是吗？” 马丁喘息着，胸部起伏着，叹道：“哦，天哪，是的！” 两人抱在一起，她像安抚小孩一样安抚着他。不过，这并没有持续多久。 西莉亚感受到了马丁的欲望。她自己也在燃烧。就像马丁渴望这一刻一样，她明白自己又何尝不是。第一次在剑桥见面时，他们之间就闪现过一种比一见钟情强烈得多的情感。从那时起，西莉亚就意识到，问题从来都不是“会不会”，而仅仅是“什么时候”。 从某个意义上说，选择此时此地来满足心愿，只是偶然。这是因为马丁突然崩溃、绝望，非常需要外部的力量和慰藉。不过，这种事即便不发生在今晚，也会在其他时候发生。每见一次面，他们都会更加接近这宿命般的一刻。 马丁狂热地吻着她，她一边回之以热吻，一边也通过肌肤感受着他结实的身体。她知道在她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她早晚要正视这个道德问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但不是现在！西莉亚这时已经没有力气考虑别的问题了，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她的欲火和马丁的欲火交织在一起，融化了一切，燃烧着一切，无法抵挡。 过了一阵，两人无比欢愉地、亲热地喊起对方的名字。 然后，他们睡着了。西莉亚觉得，马丁也睡得很香，不会再有烦恼。清晨，他们醒来又亲热了一番，这次他们欢愉如初，却更加温存。 等西莉亚再次醒来，阳光已经透过旧式的窗户照进了房间。 马丁已经离开。她很快就找到他留下的便条。 最亲爱的： 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鼓舞我的源泉。 今天清晨，你还在梦乡的时候——啊，你真美！——我有了一个想法，一个“或许”能打破研究工作僵局的办法。我现在要去实验室了，想看看这个办法是否有用。尽管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我都会保持信念，继续坚持，直到收到驱逐令为止。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是一段永远的秘密、一段愉快的回忆。什么也别担心。我知道“人间天堂”只能进入一次。 建议你不要保留这张字条。 永远属于你的，马丁 西莉亚洗了澡，订了早餐，随后开始整理行囊，准备回国了。 第三部 1975~1977年 6 英国航空公司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的乘务组供应过午餐后，西莉亚就开始在自己的座位上闭目养神，整理起思绪。 先是私事。 和安德鲁结婚的这18年，她从来没有和别的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直到昨夜之前。这倒不是没有机会，诱惑很多。她甚至偶尔也会动心，想顺水推舟一下。无论是出于对安德鲁的忠诚，还是从一个商业人士的角度来看，那样做并不明智，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都影响到她，反正她最终总会打消那种念头。 山姆·霍桑就曾不止一次地向她表示，想跟她建立点儿特殊关系。但是她早就认定，这种事对他们两个都有莫大的害处，所以山姆少有的几次表示，都被她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 而马丁则另当别论。从一开始，西莉亚就很喜欢他，而且——她现在心里也承认，当时她就希望在身体上得到他。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这样的结果是任何情人都会满意的。西莉亚明白，如果他们的处境改变一下的话——她和马丁可能会多次偷食禁果。 但是马丁明智地认识到，他们的这种欢爱是没有未来的。西莉亚也明白，除非她准备抛弃安德鲁，准备冒孩子们疏远她的危险。然而，她并没有这种准备，也绝对不会这么做，何况她很爱安德鲁。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而且安德鲁聪明、体贴、意志坚强——这些品质，是别人远远比不上的，西莉亚所认识的人都不例外，包括马丁在内。 所以，那天早上科学家马丁像诗人一样写了那句：“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是一段永远的秘密、一段愉快的回忆……我知道‘人间天堂’只能进入一次。” 西莉亚觉得，有人会认为她应该对昨晚发生的事感到内疚，她才不会——恰好相反，她觉得它也就那么回事。 她的思绪从自己转向安德鲁。 安德鲁是否也有过这种外遇？很可能有过。他也有机会。再说，在女人眼里，他很有吸引力。 那么，西莉亚问自己，她怎样才能发现这种事呢？ 如果真有这种事，她当然不会高兴。不过要发现他是否有过外遇，这种事也很难用逻辑来推理，尽管不能说绝不可能，但是至少也很难。此外，她也已经决定不把心思花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上了。 在莫里斯敦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西莉亚听到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说：“一个结婚20年的正常男人，如果说自己从来没有过外遇，那么他要么是在撒谎，要么就是无能。”这种说法当然不对。很多人没有那种艳遇的机会，而还有一部分人是用情专一的。 不过，她觉得这种说法也不是无中生有。从人们的闲谈里，以及公开的不雅事件中，西莉亚知道，在安德鲁所在的医务界，男女关系混乱的人比比皆是，在她所在的制药界里也是如此。 这又引申出一个新的问题：在十分稳固的婚姻中，一方偶有外遇是一件大事吗？她不这么认为——只要这种事不是很严重，人们也不想永远这样下去。西莉亚认为，实际上许多婚姻破裂得毫无必要，因为夫妻经常对一些无害的偷情过分讲求原则或者太过嫉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最后，关于安德鲁，她想不管他是否有过外遇，他总还是对她关心体贴，并且言行谨慎的。西莉亚决心要同样谨慎，先接受过去的事实，之后不准备再同马丁幽会了。 关于私人问题的冥想就此结束。 现在该考虑哈洛的问题了，西莉亚问自己：明天应该向山姆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显然只有一条可以提：关掉这个研究中心，承认在最开始它就是一个错误，现在要尽快减少损失，承认马丁那个脑力老化的科研项目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失败。 这真的是唯一的办法吗？这真的是最好的办法吗？尽管哈洛的一切，西莉亚已经耳闻目睹，但是她依然拿不定主意。 有一件事萦绕在她的脑海，就是昨晚离开教堂门饭店的餐厅之前，马丁在悲痛中讲的话。今天早上，从坐上开往伦敦机场的轿车开始，西莉亚的脑子就像机器一样不断重放着马丁的话：“我们寻找的东西会被发现的……会的，一定会的……不过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她没怎么在意。可是不知怎么的，现在这句话的重要性似乎放大了。有没有可能马丁是对的，而别人都错了？“其他什么地方”到底是指哪里呢？是其他国家？其他的制药公司？如果菲尔丁–罗斯放弃马丁对脑力老化的研究，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制药公司——某个竞争者——把这个课题重新捡起来，坚持到最后，取得成功？当然，这个“成功”是指生产出一种重要的、利润丰厚的新药。 有其他的国家在做同一个科研项目。两年前马丁就提到过：德国、法国、新西兰也有科学家在做研究。西莉亚问过，知道那些国家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而且他们的情况显然跟哈洛研究中心一样，没什么成果。 但是，如果哈洛中心继续做下去或许本来可以会有这种激动人心的发现，而我们关了哈洛研究中心，最后的结果是其他科学家忽然取得了突破，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情况是那样，菲尔丁–罗斯会怎么想？如果是因为西莉亚的建议，哈洛研究中心关门了，她自己又会怎么想？——公司的人会如何看待她？ 因此，出于这一系列的考虑，她盘算了一会，觉得还是什么都不做比较好。在这里，所谓的“什么都不做”，就是建议公司让这个研究中心继续办下去，指望它搞出点儿名堂。 然而，西莉亚还在左思右想，这样的决定——不如说是不决定——不就是那种“最保险”的办法吗？对！这正是那种“暂不采取行动”、“等着瞧”的哲学。她曾听到山姆·霍桑和文森特·洛德都以此挖苦华盛顿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说这种哲学就是监督管理局时兴的工作方式。各种想法在脑子里兜了一圈，又回到临出发前山姆对她的指示上来了：你要是觉得必须狠心冷酷……就不妨狠心冷酷。 西莉亚叹了口气。真期望自己没碰上这种叫人为难的抉择，可这有什么用呢？事实是，她必须做出抉择。同样重要的是，狠心做出决策是最高层领导的职责。对这种职责她曾向往过，现在不是有了吗？ 但是，协和式客机已在纽约机场着陆，究竟该主张什么，她仍然很迟疑。 西莉亚向山姆·霍桑的汇报后来推迟了一天，因为山姆的工作日程已排得满满当当，到汇报前，她对哈洛的问题已有了坚定而明确的主见。 她在总经理办公室面对山姆坐下后，山姆并未浪费时间和她寒暄，开口就说：“你给我的建议准备好了吗？” 问题开门见山，西莉亚凭直觉感到，山姆显然无心听取细节或背景简介之类的汇报。 “准备好了。”她回答得很干脆，“我权衡了一切利弊之后，认为如关闭哈洛的研究中心将是一种鼠目寸光的严重错误。此外，对于马丁的脑力老化研究项目，我们应该让他继续进行，务必再给他一年，也可能更长一点儿。” 山姆点点头，干巴巴地说了声：“好。” 山姆对建议既没有强烈的反应，又没有提出任何问题，这清楚地表明西莉亚的建议已被全部接纳。她还觉得山姆听后如释重负，好像她的答案正是他所希望的一样。 “我写了报告。”她把4页备忘录放到办公桌上。山姆把它扔进文件格里。“这东西我另找时间看，只要有助于应付董事会的提问就行。” “董事会要为难你吗？” “很可能。”山姆勉强一笑，显得很疲乏。西莉亚觉察到，外界的压力使他近来精神极度紧张。他又说：“不过别担心，我能把这事定下来。你通知过马丁我们要继续办下去吗？”她摇摇头。“他以为我们要关闭它。” “这样看来，”山姆说，“我今天要办的高兴事之一就是写信告诉他，研究中心要办下去。谢谢你，西莉亚。” 他的头略微一点，表明接见到此为止。 一星期后，西莉亚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大束玫瑰花。她打听花的来历时，秘书对她说，“乔丹太太，花束上没有名片，我问过花店，他们说他们接到的电报上说是送给你的。要不要我再问问送花人是谁？” “不必麻烦了。”西莉亚说，“我想，我知道是谁送的。” 第三部 1975~1977年 7 让西莉亚宽慰的是，在1975年剩下的日子里，她出差的次数少了。尽管现在的工作仍然忙碌，但主要是在莫里斯敦，也就是说，她能花更多的时间和安德鲁待在一起，也可以去丽莎和布鲁斯的学校看望他们。 今年是丽莎在艾玛·威拉德女校的最后一年，她被选为高年级的学生会主席。她不仅功课好，还广泛地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她筹划过一项实习计划，让高年级学生每周去位于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的政府机关工作半天。 这项实习计划是从丽莎的一封信开始的。丽莎觉得，想要办成一件事，就得去求职位最高的人。纽约州州长的一名助手收到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州长。州长觉得很有意思，亲自做了肯定的答复。除了丽莎外，学校里的每个人都为这件事感到意外。后来，安德鲁听说了这件事，他对西莉亚说：“毫无疑问，那丫头就像你。” 丽莎的组织能力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最近，她向好几所大学提交了申请，不过她最大的希望是进入斯坦福大学。 布鲁斯在希尔学校已经升入二年级，他比起以前更加迷恋历史。他对历史的兴趣异常浓厚，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这上面，这导致他的其他课程有时只能勉强及格。有一次，西莉亚和安德鲁到学校探望布鲁斯。舍监跟他们说：“布鲁斯不是学习不好，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各科都优秀的学生。只要我们花费时间盯住他，让他放下历史书，去学习其他几门功课。乔丹医生，乔丹太太，依我看，你们的孩子将来会成为历史学家。我估计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看到布鲁斯的大名出现在出版物上了。” 西莉亚一边告诫自己不要沾沾自喜，一边欣慰地想，职业女性的儿女照样能够发展均衡、成绩优异。 当然，重要的原因在于有温妮和汉克·马奇两人，他们一直愉快地把这个家的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庆祝温妮来乔丹家工作满15周年的那一天，恰好是温妮34岁的生日，安德鲁想起温妮早就放弃了去澳大利亚的计划。他说：“这是澳大利亚人的损失，让乔丹家赚到了。” 只有一件事让性格开朗的温妮闷闷不乐：她没有小孩。她非常希望有个孩子。她私下对西莉亚说：“我和汉克一直在努力。天哪，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没试过吗？有几天，我都可以称得上是特技演员了，可就是没什么效果！” 经过西莉亚的催促，安德鲁给温妮和她丈夫安排了生育能力检查。结果表明，双方都没有问题。一天傍晚，安德鲁、温妮和西莉亚都在厨房里，安德鲁解释道：“你和汉克会有孩子的，这只是时机问题。妇科医生可以帮忙，另外也还有运气的成分。你们还得继续努力。” “我们会努力的。”温妮说着就叹了口气，“不过，我明天再告诉汉克吧。我需要好好睡一觉。” 9月，西莉亚去了一趟加州。有人谋杀福特总统时，她恰好就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她当时站的地方离福特并不远。不过，那个试图行刺的女人，连手中的枪都用不好，才使又一场历史悲剧得以避免。这一经历让西莉亚十分震惊。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她又听说旧金山发生了第二起暗杀，这也让她感到震惊。 全家一起欢度感恩节时，西莉亚跟大家谈起这事，说：“有时候我想，人们不是变得越来越讨厌暴力，而是变成越来越喜欢暴力的人了。”接着她问道：“暗杀这种事的源头又是哪里？” 她本来不指望有谁回答，但是布鲁斯却说出了一个答案。 “妈妈，你是制药业的，我真没有料到，你也不知道这件事。历史上的暗杀与麻醉药有关。英文中的‘assassin’（暗杀）原意就是指一种药。它起源于阿拉伯语中的‘hashishi’（大麻）。11~13世纪，有个叫尼扎里·伊斯梅里斯的伊斯兰教派，这个教派的信徒在进行宗教恐怖活动的时候就会食用大麻。” 西莉亚不高兴地说：“我不知道，是因为大麻并不是医疗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药物。” “曾经是，”布鲁斯从容地回应道，“这也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精神科医生用它治疗过健忘症，不过因为疗效不好，于是他们就停止使用了。” “知道得比我还多！”安德鲁说。丽莎听到这句话，看着弟弟的眼神里既有好奇又带着敬佩。 1976年一开始就带来了令人愉快的插曲。乔丹夫妇一年前在霍桑家里见过而且很喜欢的德怀特·古德史密斯，二月里与朱丽叶·霍桑结婚了。德怀特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就要去纽约开始工作，并将和朱丽叶在那里定居。婚礼豪华热闹，包括乔丹夫妇在内，宾客共有350人。莉莲·霍桑对西莉亚讲：“这毕竟是我作为新娘母亲参加的唯一一次婚礼——至少我希望只有这一次。” 早些时候，莉莲曾向西莉亚吐露，朱丽叶才20岁，年纪轻轻的，刚上两年大学就辍学结婚，她有点儿担心。但在举行婚礼那天，山姆和莉莲看起来喜气洋洋，非常高兴，原先那种担心显然已搁置一边——西莉亚寻思，这颇有理由。看着这对既聪明能干又谦虚真诚的新婚夫妇，西莉亚感觉很好，相信他们的婚姻一定会美满。 这年5月，《美洲的麻醉药问题》一书问世。西莉亚对该书特别感兴趣。这是一本吸引了广泛读者的书。它列举了好多事例，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制药公司的可耻行径：在拉丁美洲销售处方药时，故意不标出有害的副作用——发达国家有法律规定必须标出此种警告。书中描述的实例，都是西莉亚过去在国外进行销售工作时亲自观察到的，而且她还在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就此提过意见。 该书与其他同类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对制药业不做例行的刻薄攻击，而是以学者的立场来深入探讨问题。作者米尔顿·西尔弗曼博士是药物学家，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他不久前还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向恭听者做过证。在西莉亚看来，该书的出版是又一次警告：制药业不仅应履行法律上的义务，还应履行道德上的义务。 这书她买了六七本，分送给公司的领导，他们的反应同她估计的一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山姆的看法，他潦草地写了一个便条： 我基本上同意西尔弗曼和你的观点。但要做出改变必须经各方面一致同意。在所有各方相互竞争的行业中，没有一个公司敢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我们财务状况正处于脆弱的时刻。 在西莉亚看来，山姆的论点只是貌似有理，可她不想再争辩，知道争也争不赢。 意外的倒是文森特·洛德的反应。他的回复措辞温和。 书收到，谢谢。我赞成做出改变，但估计我们的头儿会暴跳如雷，大声反对。要等到枪口对着脑袋，他们才会转过弯来。继续提意见吧。要是我能做什么，我会帮忙的。 西莉亚想，近来研究部主任似乎越来越温和了。她记得13年前送过他《女性的奥秘》一书，他将书退回时草率无礼地说那是“胡扯的东西”。她纳闷，难道这是因为洛德认定她在公司里的地位已经够高，可以作为同盟者而为他所用？ 4月，丽莎给家里打来电话，激动地说她秋天就要去加州了，因为斯坦福大学已接纳她入学。接着在6月，丽莎从艾玛·威拉德女校毕业。露天举行的毕业典礼很隆重，安德鲁、西莉亚和布鲁斯都出席了。那天，全家人在奥尔巴尼进晚餐时，安德鲁评论说：“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但就全世界来说，我预言今年将很沉闷。” 转眼间，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发生的事证明他的预言错了：一群恐怖分子，在态度反复无常的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的支持下，在机场劫持了一百多名人质，随后以色列的空降突击队大胆袭击了机场，改变了局面。在西方世界听到这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正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以色列人解放了人质，把他们用飞机送回到安全的地方。 然后，沉闷的日子确实回来了，安德鲁很快就指出了这点。在纽约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佐治亚州出了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民权派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他是“再生的”南方浸礼会教徒这点而得到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尽管美国公众先是对尼克松，后来又对福特不再抱有期望，但一个新来者要想获胜似乎也不大可能。在菲尔丁–罗斯的自助餐厅里，西莉亚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谁能想象这世界的最高职位会被一个自称吉米的人占去？” 但在莫里斯敦的总公司，谁也无暇去考虑政治。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投产的使人振奋的新药蒙太尼上面了。 约两年前，西莉亚曾对山姆表示过她对蒙太尼的疑虑和不安，不过经山姆的劝导，她已同意不抱成见地去阅读有关的研究和试验资料。 这段时间里整理出的关于该药大量材料，西莉亚多数已看过，看后她越发认为山姆是对的：近15年来药物科学进展惊人，不能因许久以前有一种药对孕妇有害，就不让她们用有益的药。同样重要的是，对蒙太尼的试验——先是在法国，接着在丹麦、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而今又在美国——显然已尽了人之所能，做到了最仔细周到的地步。因此，根据这些已证实的结果和她自己阅读后的体会，西莉亚对蒙太尼，不仅相信它安全可靠，而且对它的效用和商业上的前景都抱有很大希望。 在家里，西莉亚好几次试图把她的这些认识同安德鲁谈谈，让他接受她的新看法。但安德鲁似乎不愿敞开心扉，总设法把话岔开。显然，他由于要避免争论，对蒙太尼的问题宁愿敬而远之。这种表现和他平时的表现大相径庭。 最后，西莉亚也只好放弃，在安德鲁面前把这股热情憋在自己心里。她知道，一旦菲尔丁–罗斯的推销活动认真开展起来，她表露热情的机会多着呢！ 第三部 1975~1977年 8 “关于蒙太尼，我们做销售的全体人员必须牢记的是，”西莉亚对着讲台上的扩音器讲，“对孕妇来说，它是一种十分安全的药，不仅如此，吃了它还会非常舒服！妇女在怀孕期间会受到呕吐、恶心的折磨，妇女们需要的、渴望的，同时也应该得到的就是这种药，蒙太尼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出现。现在，我们菲尔丁–罗斯终于成了这种苦痛的解放者，要把美国妇女从这种古老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让她们在怀孕期间每天都能过得更舒服、更快乐、更幸福！终结‘晨吐’的药就在这里！就在我们手上！” 听众席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这是1976年10月。西莉亚在旧金山主持菲尔丁–罗斯的地区性销售会议，到会的有包括阿拉斯加、夏威夷在内的西部9个州的男女新药推销员、推销监察员和地区经理。为期三天的会议是在诺布山上的费尔蒙特饭店举行的。西莉亚和其他几个公司高管住在街对面一流的斯坦福宾馆。高管中包括比尔·英格拉姆，他是西莉亚之前在非处方药部时的下属，现在他是她的主要助手，任处方药品销售部的副主任。 蒙太尼的推销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因为菲尔丁–罗斯希望明年2月它就能上市，现在只剩下4个月时间了。这段时间，有必要让推销人员尽可能地了解该药的情况。 这支销售队伍对蒙太尼的前景表现出高度热情，总公司来的一个人按照《美丽的亚美利加》这支歌的曲调，填配了新歌词： 啊！多么美好，无忧无虑的日子， 如今做一个母亲， 简单而又安心， 每天都很美丽！ 蒙太尼，蒙太尼！ 蒙太尼，蒙太尼！ 专用于孕期， 让我们大力推销，传播它的欢声笑语， 它有着百益无害的效力！ 早上，与会的推销人员就兴致勃勃地唱起这首歌，还准备在之后两天内反复吟唱。西莉亚个人对新填的词持保留意见，但销售部的其他人都支持采用。为了不给大家高昂的情绪泼冷水，她同意使用这版歌词。 对蒙太尼的试验计划在美国已经进行了一年半，在动物身上和在500名病人身上的试验结果表明，只偶尔会有极轻微的副作用，不存在医疗上的大问题。它的效果与在其他国家取得的相似，蒙太尼已经在那些国家上市，大受欢迎，也受到开这种处方的内科医生的赞赏。 在美国试验蒙太尼之后，那一大堆新药申请材料就送到了华盛顿，公司希望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部早日批准。 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至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没有下发出售该处方药的许可证，这是笼罩在菲尔丁–罗斯煞费苦心设计的销售计划之上的一朵小乌云。 然而，总公司的人认为不可能把一切准备工作停下来而被动等待批准，那样将会错失半年以上的销售时机和一大笔收入。他们推测监督管理局在公司原定上市的最后期限前会开绿灯，所以下达了决议：药品生产和广告宣传的准备工作，以及类似这次会议的“热身”活动要继续进行下去。山姆·霍桑、文森特·洛德等人深信，监督管理局的批准文件不久就会发出。他们也注意到菲尔丁–罗斯拥有的一个有利因素，那就是社会舆论。 因为蒙太尼在海外进展很快，深受欢迎，人们就会公开质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什么审批时拖延？既然国外的妇女使用这种药安全又有效，为什么不允许美国的妇女用？“美国药品滞后”这种话又一次传开了，人们纷纷指责这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过错。 有个叫丹尼斯·多纳休的参议员，他就是批评者中言辞很尖锐的一个人。以前他总是指责制药界，但是这一次他看清了哪一方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在答记者问时，他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蒙太尼迟迟不做批复，“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非常荒谬”。多纳休的这一评论深受菲尔丁–罗斯欢迎。 另一朵小乌云来自医学博士莫德·斯塔弗利。这个人是一个消费者组织的主席，这个组织叫作“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总部设在纽约。 斯塔弗利博士及其组织极力反对美国政府批准蒙太尼，认为该药可能不安全，应当再延长试验期。她对愿意听她宣传的人大量灌输这种观点，新闻界也对此做了相当多的报道。斯塔弗利反对该药的根据是一桩民事诉讼案件，这是几个月前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案件。 在澳大利亚靠近爱丽丝温泉的偏僻地区，一位23岁的孕妇生下一个女婴。她是最早使用蒙太尼的孕妇之一。之后经检查表明，女婴有先天性智力缺损，医生说她的大脑是“一片空白”。另外，这孩子甚至在满一岁之后，也只能做一些微小的动作，其他什么都不能做。负责检查的医生一致认为，她会永远是一个植物人；如果没有别人的搀扶则不能走，也不能坐。 一位律师听说这情况之后，就劝说那位母亲起诉那家给她蒙太尼的澳大利亚公司，但是诉讼被法院驳回，之后他们又向上一级法院起诉，经裁定，原告败诉，维持原判。 法庭在审理该案件的过程中，似乎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致这名女婴残疾的责任不在蒙太尼。孩子的母亲名声不好，她承认她不清楚孩子的生父是谁，而且整个孕期她一直在用别的药，如安眠酮，安定等。她还酗酒，烟也抽得很厉害，甚至还吸食大麻。一位医学专家在法庭上做证，证实她的身体像是“装满互不相容的各种化学物质的大锅，那里面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他和其他几位做证医生都认为女婴的残疾跟蒙太尼无关。 只有一位内地的“飞行医生”站在母亲这边出庭做证，归责于蒙太尼。这位医生曾在她妊娠期间给她治疗过，孩子是他接生的，蒙太尼也是他提供的。但是在法庭上，他又承认没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有的只是“某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鉴于其他专家的证词，，没有人拿他的观点当回事。 随后，一次由澳大利亚政府组织，由医药、科学专家做证的调查，再次得出相同的结论：蒙太尼是安全的。 在美国，以好出风头闻名的斯塔弗利博士，也拿不出其他反对蒙太尼的证据。 所以，在菲尔丁–罗斯看来，莫德·斯塔弗利以及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进行的那些活动虽然讨厌，但是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眼下，在这次旧金山的销售会议上，西莉亚等大家的掌声平息下去之后继续往下讲。 “你们可能会碰到这种事情，”她提醒大家说，“有些人对我们的新药蒙太尼不放心，他们老是想着沙利度胺，那种药会对孕妇体内的胎儿造成可怕的后果，使孕妇产下畸形儿。我现在旧事重提，跟大家谈论这事，好让我们大家都先有一个思想准备。” 大厅里一片寂静，男男女女都看着西莉亚，凝神听她说话。 “蒙太尼跟沙利度胺有很多不同之处，它们完全不一样。” “首先，沙利度胺差不多是20年前生产的药，那时的药物研制工作不像现在这么细致，安全方面的规定也不像现在这样明确、严谨。另外，与人们之前认为的恰好相反，沙利度胺根本不是专门为孕妇生产的，最开始它只是一般的镇静剂、安眠药。” “回到研制的问题上来看，沙利度胺还没有做过广泛的动物试验就拿给人使用了。举例来说，在禁用之后，此药的动物试验表明，有些怀孕的兔子也和人一样，产下了畸形的小兔。这就说明如果当初做过稳妥的动物试验，那场人间悲剧本不会发生。” 西莉亚停下来看了下笔记，那是她为这次会议，也为应对今后的不时之需而认真准备的。 下面的人仍全神贯注地听她说道：“蒙太尼则与此不同。它在5个国家经过了尽可能充分的广泛试验——包括对各种动物以及自愿接受试验的人，这5个国家对药物管理都有严格的法规。而且，在其中三四个国家中，有好几千名妇女用这种药达一年以上。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此项研究及试验计划有多彻底。” 西莉亚讲了最先研制蒙太尼的法国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除按该国家法律规定的药物试验期进行试验之外，还决定对蒙太尼再进行额外试验，以确知该产品的效用。 她还说：“从前引进的药里，可能没有一种在安全方面做过比它更彻底的试验。” 西莉亚发言后，公司科研部门的人发言，支持她的讲话，并回答销售人员提的问题。 “你们的销售会议开得怎样啦？”大约一个小时后，在斯坦福宾馆的一个豪华舒适的套间里，安德鲁问道。他从工作中挤出几天时间陪西莉亚到西部来，顺便看看丽莎，如今她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年级新生，住在校园内。 “我看挺不错的，”西莉亚甩掉脚上的鞋，伸了一个懒腰，把双脚往长沙发上一搁，“这种地区性销售会议，从某些方面看像是到处跑的巡回演出队，我们得一次比一次演得好。”她颇感奇怪地注视着丈夫：“这是你第一次问起蒙太尼的进展情况，你意识到了吗？” “第一次？”他力图让自己的语调显得颇感意外。 “你心里明白，我倒想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大概是因为你对我什么事都讲，我根本就不用问了。” “不是真话，”西莉亚说，“实际上，你对它持保留意见，对吗？” “你瞧，”安德鲁表示异议，把刚才她进屋时自己正在看的报纸一放，“我没有资格对自己没用过的药妄加评论。你们在国内外有一大批医药科研专家，他们远比我懂得多，他们说蒙太尼没问题，所以……”他耸了耸肩。 “可是，你会给病人开这种药吗？” “用不着我开。幸好我不是产科医生，也不是妇科医生。” “幸好？” “口误，”安德鲁不耐烦地说，“咱们谈点儿别的吧。” “不行。”西莉亚硬是不同意，声音有点儿激动。“我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咱们俩都很重要。你常说怀孕的妇女什么药都不该用。你还是那样认为吗？” “既然你问了——对，我还是那样认为。” “你的看法过去虽然对，难道就不可能过时吗？毕竟你行医至今已有20年了，好多事情都变了。”她记起山姆对她讲过的话。“不是有的医生反对给孕妇用麻醉剂吗？因为他们说……” 安德鲁有点儿生气了。“我跟你说过，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她马上顶了回去。“可我就要谈！” “真见鬼，西莉亚！我跟你们的蒙太尼没关系，也不打算发生关系。我已经说过，我没有那方面的知识——” “但你在圣比德医院是有影响力的。” “在蒙太尼的问题上，不管怎样，我不愿使用这种影响力。” 他们相对无言。这时，电话铃响了。西莉亚下地，伸手去接电话。电话里是个女人的声音：“乔丹太太吗？” “是我。” “这里是博恩顿的菲尔丁–罗斯总部，请等一下，霍桑先生有话要讲。” 电话里传来山姆的声音。“嘿，西莉亚，现在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很不错，”她恢复了离开会场时的那种振奋情绪，“会议很顺利，在场的人热情很高，恨不得立刻就去推销蒙太尼。” “好极了。” “当然，大家都在打听，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对方没吭声，西莉亚感到山姆在犹豫。随后他说：“眼下这是咱俩之间不能外传的秘密。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一定会得到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而且非常快。” “可以问问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吗？” “不行。” “好吧。”西莉亚心里寻思，如果山姆要搞得很神秘，那是他的权利。不过，她不明白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必要非要这样。她又问了一句：“朱丽叶一切都很好吧？” “还有我那快出世的外孙好不好吧？”山姆轻声笑了。“我高兴地告诉你，一切都好。” 三个月前，朱丽叶和德怀特·古德史密斯高兴地告诉大家： 朱丽叶已经怀孕了，预产期在来年一月。 “代我向莉莲和朱丽叶问好。告诉朱丽叶，下次她再怀孕，就可以用蒙太尼了。” “我会转达的，谢谢你，西莉亚。”山姆挂上电话。西莉亚打电话时，安德鲁去浴室洗了个淋浴，接着穿好衣服，两人这才驱车去56千米外的帕洛阿托。他们约定和丽莎，还有几位她在斯坦福新结识的朋友在那儿共进晚餐。在去帕洛阿托的途中和气氛轻松融洽的餐桌上，西莉亚和安德鲁都没有再提起在旅馆里的争论。起先两人之间还有点儿冷淡，随着时间的流逝，冷淡也就跟着消失了。到这时，西莉亚也已拿定主意把这话题搁置起来，再不跟丈夫提蒙太尼了。 归根结底，每个人在一生的旅程中，都会在思想上偶尔出现一些盲点，蒙太尼的问题显然就是安德鲁的盲点之一——这使她颇为失望。 第三部 1975~1977年 9 山姆·霍桑在博恩顿与在旧金山的西莉亚通完长途电话，他一放下话筒就后悔了，觉得不该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批准蒙太尼的事轻率而又肯定地说出去。这既不明智，也不慎重。他怎么做出这种事来了？恐怕没有别的理由，这只是人的通病，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次他是想在西莉亚面前给自己加分。 他决心要把握住自己。特别是一个小时前他和洛德已商量过并共同做出决定以后。这个决定万一被人发现，准会招来大祸。当然，永远也不能让人发现。因此，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蒙太尼时，最好使人觉得此事顺理成章，合乎规定。事情本当这样，也本会这样，可偏偏监督管理局有那个狂妄自大、十恶不赦、叫人难以容忍的官僚从中作梗！ 真是倒霉透顶了，负责审批蒙太尼新药申请的正是吉迪·梅斯博士。 山姆·霍桑并未见过梅斯，也不想见他。此人的情况，从洛德等人口里听到的已够多了，山姆知道他给菲尔丁–罗斯造成的麻烦：先是两年前无理拖延心得宁的批准，这次又卡住蒙太尼不放。山姆气愤地想，为什么梅斯这样的人竟能大权在握，而诚实的买卖人，只想从梅斯之流那里得到同样的诚实与公平却不可能，反倒要忍气吞声呢？ 幸而梅斯之流是少数——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只有一小撮这种人，这一点山姆是深信不疑的。但梅斯这种人确实存在，眼下他就扣住了蒙太尼的新药申请，利用规章法令、手续程序等手段来拖延。因此，得找个办法制服他。 嗯，有办法。至少，代表菲尔丁–罗斯利益的文森特·洛德有办法。 当初，文森特收集到的——不，应该说是买到的——梅斯博士的罪证，是公司花费了2 000美元现款获取的，支款的单据早已混在差旅费的账里，审计员也罢，国内收入署也罢，都无法把它查出来……当时，山姆为此很生文森特的气，曾批评了他，对于他设想的有朝一日利用这材料的打算非常吃惊。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目前，有关蒙太尼的问题实在太重要、太关键了，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愤慨的另一个原因是：梅斯这样的犯罪分子也在逼迫别人犯罪——这次是逼山姆和文森特，使他们不得不为了合理的自卫而采取同样卑劣的手段。该死的梅斯！ 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山姆仍在无声地自言自语：担任大公司领导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做出不愉快的决定，批准人家去做某些事——这种事如果在别处或在真空地带发生，你就会认为是不道德的，也不会赞同。但如果你要对一大帮指望你的人负责——那么多股东、董事、经理、批发商、零售商、雇员、顾客，那么，有时你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不管那事看来多么难办、多么令人不快和厌恶。 1小时前，山姆做的正是这种事。他同意了文森特·洛德的建议：如果梅斯博士不尽快批准蒙太尼，就以抛出罪证请他吃官司相威胁。 这是讹诈。没必要吞吞吐吐、藏头露尾、用词委婉。讹诈就是讹诈，这也是犯罪行为。在山姆面前，文森特单刀直入地说出他的计划。他同样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不利用手中的材料对梅斯施加压力，你就别想在二月让蒙太尼上市，再花一年也说不定。” 山姆问道：“真会那么长，一年？” “这还不容易？再长一些也说不定。梅斯只消提出重做……” 山姆手一挥，不让洛德把话说完。不必要的问题不提了。 山姆想起梅斯曾卡住心得宁不批，一拖就是一年多。 “有一次，”山姆提醒研究部主任说，“你谈起你建议的这件事，说是做的时候不把我牵涉进去。” “我是说过，”洛德说，“可那时你硬要了解那2 000美元的去向，那以后我也就改变了主意。我去做就得担风险，我又何必一个人去承担呢？打头阵、对付梅斯的事仍然由我去做。不过，我要你知道这事，批准我去办。” “你的意思莫不是要我们有份书面的东西吧？” 洛德摇头表示不用。“这又是我要冒的一个风险。如果最后要摊牌，你可以否认有过这次谈话。” 山姆这才明白文森特原来是害怕孤独，怕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要去做的事。山姆理解这种心理。处在最上层或靠近最上层的人也都尝过孤独的滋味，文森特只不过要别人也来分担他的孤独感。 “好吧，”山姆说，“尽管我本人非常不喜欢这件事，我还是批准。去吧，去做咱们非做不可的事吧。”他开玩笑似的又加了一句：“我想你没有被人录音吧。” “我要是被录音了，出了事，我们俩都跑不掉。” 研究部主任往外走时，山姆在他身后叫了声：“文森特！” “嗯？”洛德转过身来。 “谢谢！”山姆说，“就是谢谢，没别的事。” 山姆自忖，好吧，现在要做的只有等待了。就稍微等一会吧，因为他深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蒙太尼的批准书很快就会到，一定会马上就到。 洛德觉得，梅斯博士自从上次与他见面后有了一些变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位官员本来就年龄大，而今显得更衰老了，然而却比从前精神了些。这有点儿奇怪。他的脸不像以前那样红，酒糟鼻也不那么显眼了。他换下了原来那套旧衣，买了新衣、新眼镜，不再眯着眼看东西了。他的态度似乎随和了一些，虽说不算友好，却肯定也不像从前那样粗鲁，那样盛气凌人了。这个变化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他戒了酒，还参加了嗜酒者互诫协会。这情况是洛德和监督管理局的其他人接触时了解到的。 除梅斯本人的这些变化外，其他情况一如既往，甚至更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华盛顿总部仍像个不徇私情的马蜂窝，破破烂烂，拥挤不堪。梅斯坐在桌前办公，那橱柜一般的小屋子里堆放的纸比以往更多，码得高高的，到处都是，像正在涨起的潮水。 因为空间有限，地板上也堆放了不少文件，人们在这屋里走动时还得绕过纸堆和卷宗。 洛德一边向周围的人示意，一边问道：“我们的蒙太尼新药申请材料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吧？” “一部分在这里，我这里放不下。我想，你是为了蒙太尼的事来的吧？”梅斯说。 “不错。”洛德说完就在梅斯对面坐下。即使这时候，他还是宁愿用不上脚边公文包里的影印材料。 “我对澳大利亚那个案子还真是不放心，”与以往相比，梅斯的语气也显得通情达理了，“你知道我说的那个案子吧？” 洛德点点头。“澳大利亚那件内地妇女的案例吧，这我知道。她提出了控告，法院业已驳回。政府也做过调查，对两次上诉的材料都做了彻底的审查，证明蒙太尼没有问题。” “那些材料我统统读过，”梅斯说，“可我要更详细的材料。我已发信去澳大利亚索要了，等收到回复以后，或许我还有更多的问题。” 洛德表示异议：“那可能要几个月啊！” “即使真要几个月，我也要这样做，那是我的职责。” 洛德做出最后一次努力。“上次，我们的心得宁新药申请你迟迟不批准时，我就向你保证过它是好药，没有不良副作用。事后证明——尽管受到不必要的拖延，它确实是好药。现在，我以药物学家的声誉向你担保，同样的情况完全适用于蒙太尼。” 梅斯无动于衷地说：“认为心得宁受到不必要的拖延，那是你的看法，不是我的。不管怎么说，那跟蒙太尼毫无关系。” “多少有点儿吧。”洛德知道他现在已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回头一看，房门是关着的。“因为我认为你现在对我们菲尔丁–罗斯做的事与我们最近的新药申请无关，却与你自己的心情有关。你有不少个人问题把你压垮了，使你产生偏见，难以做出判断。你的某些个人问题，被我们公司注意到了。” 梅斯气得把头一扬，嗓音也变尖了。“你到底在说什么？” “说这个。”洛德说。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一沓材料。“这些是证券成交单据，注销的支票和银行单据等，证明你利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两个专卖非专利药品的公司——宾瓦斯药品公司和明托制药公司——的机密情报，非法获利16 000多美元。” 洛德把这十二三张单据往梅斯那满是文件纸张的桌上一搁。“我看这些东西，你该仔细认一认。我知道你都见过，只不过别人有这些东西的副本对你而言可能是一个新闻。顺便提一下，它们是副本的副本，你留下或撕毁都没有用。” 梅斯显然一眼就认出了最上面那张证券成交单据。他拿起它时手在哆嗦。接着他一张张地查看了一遍，显然全都认出来了。看的过程中他的脸变得煞白，嘴在一阵阵地抽搐。洛德心想，梅斯该不会当场中风或心脏病发作吧。但梅斯只是放下单据，低声问道：“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并不重要，”洛德轻快地回答，“重要的是：我们掌握了这些东西，正考虑随时把它们送交司法部部长，很可能也让新闻界看看。那样一来，就要调查。如果你还做过其他类似的事，也会查出来的。” 从梅斯脸上越发恐惧的表情看，洛德知道他随便说的最后一句话击中了其要害。还有其他事情。现在两人心照不宣了。洛德想起他对山姆说过的话，当时他是预见到眼下这种情形的：“到时候，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就由我来做好啦。”当时，他还在心里补了一句，说不定对我来说，那还是一种享受呢。这在今天不是应验了嘛。洛德意识到，他正做得津津有味呢！梅斯这专会羞辱人的对手，看他眼下也落到听任摆布的地步，让他也尝尝同样的滋味，受受羞辱，叫他也痛苦不堪！这真叫人开心！ “当然，你会去蹲监狱，”洛德指出，“我想还会罚你一大笔钱，把你弄得倾家荡产。” 梅斯孤注一掷地说：“这是讹诈。你们可能……”他的声音变得紧张、微弱、尖细。洛德粗暴地打断他的话。 “算了吧！我们有的是办法来处理这件事，人家不会知道我们公司与此事有关。而且这里除了你我之外，又没有旁人做证。”洛德伸手收起那些给梅斯看过的单据，放进公文包。他总算及时想起单据上已留下了他自己的指纹，可犯不着冒这个会被人抓住把柄的风险。 梅斯彻底垮了。洛德厌恶地看到这家伙嘴上尽是唾沫，问话时声音微弱，唾沫直冒泡。“你们想要什么？” “我想你是知道的，”洛德说，“我想，你不妨把我们要的东西概括为‘合情合理的态度’。” 只听到梅斯一句绝望的低语：“你们希望蒙太尼得到批准。” 洛德保持沉默。 “你听我说，”梅斯在恳求，开始带点儿哭腔了，“我刚才说的有问题是真话……澳大利亚的那件案子，对蒙太尼的怀疑……我真的认为可能存在什么问题……你们应该……” 洛德不屑地说：“这事我们谈过了。比你高明的人已向我们保证，澳大利亚的那件案子毫无意义。” 又沉默了一会儿。 “要是……批准了呢？” 洛德小心翼翼地说：“要是那样，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些复制单据的原件就不会被送交司法部部长或新闻界了，相反，我会把它们交还给你，并保证，就我们了解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别的复制文件留下。” “我怎么能够相信你们？” “在这点上，你只有相信我的话。” 梅斯试图恢复常态，他的眼神里透着强烈的仇恨：“你的话值几个钱，你这该死的！” “原谅我提醒你一下，”洛德平静地说，“你没资格骂人。” 最后又花了两个星期。因为尽管有梅斯在推动，但官僚主义的轮子转动起来还是需要时间。不过等两个星期到头时，蒙太尼的批准已是既成事实。有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该药就可以在美国全境凭处方出售了。 在菲尔丁–罗斯，人人兴高采烈，公司原定二月开始的推销计划可以如期实现。 洛德到华盛顿去了一趟，他不敢冒险，既不靠邮局，也不靠信差，亲自把可作为罪证的材料交给梅斯博士。 洛德信守诺言，全部复制的单据已统统销毁。梅斯办公室里没有外人，两人就站着说了几句非说不可的话。 “我答应给的东西都在里面。”洛德递给梅斯一个褐色的马尼拉纸信封。 梅斯接过信封，查看了里面的材料，然后将眼光转向洛德，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你和你们公司如今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了一个敌人。我警告在先：总有一天，你们会为这事后悔的。” 洛德耸了耸肩，没搭腔就走了。 第三部 1975~1977年 10 11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西莉亚去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的纽约总部，走访莫德·斯塔弗利博士。 这次拜访是西莉亚在一时冲动之下而决定的。反正她人在曼哈顿，离下一个会面还有两小时。出于好奇，她决定顺便去看一看这从未见过面的对手。她事先没有去电话，知道如果去了电话，斯塔弗利几乎肯定不会答应见她。这种被拒绝的滋味，制药界里已有人尝过。 西莉亚还记得，位于华盛顿的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的主席洛恩·伊格尔顿前不久给她讲过的事。伊格尔顿脾气好，性情随和，在协会中任职前是政府的一名律师。 他说：“身为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主席，代表全国各大制药公司，我很乐意和各种消费者组织保持联系。不错，我们和那些组织是对立的，可有时他们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制药业应该听取。所以我才每年邀请律师拉尔夫·纳德共进两次午餐。不错，拉尔夫和我没多少共同的立场，不过我们还是交谈，听听彼此的观点，这是值得做的文明行为。然而，我以同样的理由邀请莫德·斯塔弗利共进午餐时——天哪！” 在西莉亚的要求下，这位协会负责人才讲了下去。“噢，斯塔弗利博士通知我说她很忙，要把全部时间用来跟一个良心坏透、不讲道德的行业——指我们这个行业——开战，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一个无法交谈的大企业的帮凶——指我——身上。而且，她说别说午餐了，哪怕是一块用医药公司的肮脏钱买的巧克力，她吃了也会噎着。”伊格尔顿笑了。“因此，我们始终也没见过面，我颇为遗憾。” 西莉亚坐出租车来到靠近第七大道路口的第37街，车在一幢破旧的六层楼前停下，这时天正下着雨，阴冷阴冷的。楼房的底层是一家经营铅管材料的商店，铺面的橱窗玻璃是破的，贴着胶布条；楼里的过道堆得乱七八糟，墙上油漆脱落；然后那小小的电梯，像得了关节炎似的，一路哼哼唧唧地把她送到顶层的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总部。 西莉亚一走出电梯，就见到一扇敞开着的门，里边小房间的旧铁桌旁坐着个白头发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桌上放着字朝外的牌子，上写，志愿服务者：阿·托姆太太。这位妇女正在一台约1950年出厂的恩德伍德牌打字机前打字。西莉亚进来时她抬头望了一眼说：“我老是跟他们抗议，再不修好这破机器，我就不在这里干了。这大写的I（我）根本打不出，你给人家写信，没有I怎么行？” 西莉亚出主意说：“你不妨在碰到它的时候就用we（我们）来代替。” 阿·托姆太太反驳道：“那这封信怎么办？这是准备寄往爱达荷州（Idaho）的，难道我把它改名为伟达荷州（Wedaho）？” “我确实明白你的问题所在了，”西莉亚说，“我原以为帮得上忙的。斯塔弗利博士在吗？” “她在里边，你是哪一位？” “哦，只是一个对你们组织感兴趣的人，我想跟她谈谈。” 托姆太太看来似乎还想问点儿什么，但随即改变了主意。她站起来走到另一个门洞里消失了。西莉亚这时瞥见邻近几个房间里正在工作的人。她感到在这里大家都挺忙，她听到另一架打字机的声音和打电话人的利索的讲话声。紧靠她的身旁，小册子和传单堆得很高，有些准备付邮。一大摞来信尚未启封。看来这个组织的经费不太宽裕。西莉亚认为，这儿的办公桌椅，不是别人扔掉的，就是从废旧品商人那里买来的。那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地毯，如今磨得薄薄的，几乎要磨没了，有的破洞处干脆露出了地板。这里的墙同楼下过道里的墙一样，斑驳的油漆也在脱落。 托姆太太回到屋里说：“请进，从那儿进去。”她指了指一个门洞。西莉亚轻轻地说了声谢谢，就朝那里走去。她进去的这间办公室同外面几间差不多，也破旧不堪。“嗯，有什么事？”博士正坐在台面已凹进去的办公桌前读材料，客人进屋时，她抬起头来问。看过这里的实际情况，加上听过别人对斯塔弗利的介绍，西莉亚倒是没料到她面前的这个女人既漂亮又会打扮。她有栗色的头发，身材苗条，手指甲细心修过，年纪约40岁出头。她话锋犀利而且显得很不耐烦，但很有教养，略带东北部口音。她穿着茶褐色的毛料裙子，配上合身的粉红色上衣，衣服不昂贵，但漂亮，时髦。斯塔弗利的眼睛——她脸上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一双似乎能洞察对方想法的直率的蓝眼睛。此刻，那目光像在告诉西莉亚，她早该回答了。 “我是一个制药公司的负责人，”西莉亚说，“请原谅，打搅你了。我是想见你一面。” 沉默了好几秒钟。西莉亚觉得对方逼人的眼光严厉了起来，要对她做出一个判断。 “我猜你是乔丹。” “是的。”西莉亚颇为吃惊，“你是怎么知道的？” “听人说起过。在那腐败的行业里，女人当领导的不多，肯定也没有别人像你那样把正派女性的本色出卖掉这么多。” 西莉亚和气地说：“是什么使你那样肯定——用你的话说，我出卖了？” “因为你要是不出卖的话，你就不会在制药行业的销售部门工作。” “我起初做的是药剂师的活，”西莉亚指出，“后来也跟别人一样，在我们公司里逐步晋升上来了。” “我对那些完全不感兴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西莉亚试图以微笑对付敌意：“刚才，我说想见你一面是真心的。我有个想法，咱们不妨交谈一下，听听彼此的意见。即使我们有分歧，对双方仍会有一定的好处。” 这个友好的态度并无收获。对方冷冷地问：“什么好处？” 西莉亚耸耸肩。“我想是某种理解吧。不过还是算了，这显然不是个好主意。”她转身准备走，不愿再忍受对方的怠慢和奚落。“你想要了解什么？”对方问道。 口气似乎不那么敌对了，西莉亚犹豫不定：到底是离开还是留下？ 斯塔弗利指着一张椅子。“你既然来了，就请坐吧。我可以给你1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要是换个场合，西莉亚一定会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好奇心促使她保持低调。“有一点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对制药行业这样痛恨？” 莫德·斯塔弗利总算让自己第一次淡淡地一笑，尽管那笑意很快就消失了。“我说过只给10分钟，可不是10个小时。” “我们何不在这段时间里起个头呢？” “很好。你们这一行里，最不讲道德的恰恰是你所在的销售部门。你们公司和所有别的医药公司一样，都在滥卖药品——数量巨大、不负责任、心术不正。你们弄了一些基本上还可以用，但治病疗效有限的药品，通过凶狠无情的大规模推销活动，让医生把那些药开给无数的人吃。可是那些药品，人们不是不需要，就是买不起，或者本来就不该用。有时，三种情况兼而有之。” “‘不讲道德’和其他一些字眼都言过其实。”西莉亚说，“没有人怀疑确实存在某些处方开得过多的情况，不过……” “某些处方开得过多！处方开得多已成了准则。但是，这个准则是你们这些人所争取的，千方百计要搞到的，而且很可能是一心希望的！如果要我给你举例，就想想安定一类的药吧，没准儿那是有史以来用得最滥、不必要的处方开得最多的一类药了。由于你们这样的医药公司贪婪成性，大搞过分吹嘘的推销活动，才使那些药害得不少人成为瘾君子、亡命之徒、轻生自杀者……” “也有很多人确实需要那些药，”西莉亚说，“服药后，也收到了效果。” 斯塔弗利坚持说：“是少数人，这些人是可以用那些药，但这不用你们大肆招徕，拼命宣传，使医生们偏听偏信，把安定那一类药看成治疗百病的万灵仙丹。我清楚，我过去就是听信你们宣传的医生之一，直到我目睹药物的现状多么可怕后才放弃行医，开始建立这个组织。” 西莉亚试探着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不错，还是一个内科医生。我学医是要维护人们的健康，挽救人们的生命。现在我做的仍是这个工作，不过规模比过去大得多。”斯塔弗利摆摆手表示不谈她本人。“还是谈安定吧，这个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你们这个行业没有原则。” “我在听，”西莉亚说，“不是同意，而是在听。” “没有人需要相互竞争的医药公司生产那么多大同小异的安定。这种药搞了5种之多，毫无好处，任何可取之处都不会有。然而，得知安定赚了大钱之后，其他公司就纷纷花上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去研究——花上宝贵的科研时间，花大笔的经费，目的并不是去发现有用的新药，只是为了换名不换药。于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安定——把分子结构稍稍改变，只要变得可另行申请专利，销售可获厚利就——”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谁都知道市面上是有me-too药的，或许是过多了一些。但是，研制时确实会有新的发现，同时也可以使一些制药公司——社会需要这些公司——在下一次大突破之前维持财务平衡。” “哎呀，我的上帝！”斯塔弗利博士把手往头上一按，表示难以相信。“你真相信那种幼稚可笑的论调吗？不光是安定这类药物。只要有公司推出一种重要的药，其他公司就争相仿制。这就是为什么药物研究必须由政府来指导和管理，可是费用得由医药公司来支付。” “我没法相信你说的这句话是认真的，”西莉亚说，“你竟然想让药物研究由那帮破坏社会保障法的政客来操纵把持吗？他们总是捞取政治油水，无力平衡预算，为了拉选票连最亲近的人都出卖。唉，要按那样安排，青霉素到今天也上不了市！好吧，就算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并不完善，但比起你那主张不知要好出多少，而且还更合乎道德一些。” 斯塔弗利好像压根儿就没听见，只顾往下讲。“你们那宝贝行业要等到挨规章条令当头一棒以后，才会把药品的禁忌标出来。甚至到了今天，你们拼命想使标出的信息越少越好，而且往往能得逞。不仅如此，一种新药上市之后，你们就对它的副作用闭口不谈，狠心地一抬手就把那些资料打发进公司的档案里。” 西莉亚争辩说：“这是胡言乱语！我们根据法律要求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药品的副作用，哦，或许会发生少量这种事，但那是由于有人疏忽了……” “就我们组织所了解的情况，这种事可实在不少。至于没了解到的，我敢说还有更多。这是非法隐瞒真相！不过会不会由司法部提出起诉呢？不会的，因为你们的人收买了大批在国会山活动的说客……” 好吧，西莉亚想，她是到这里来征求意见的，这不是有了吗？她索性听下去，偶尔插上一两句。就这样，原定的10分钟就成了1个小时。斯塔弗利曾提起西莉亚也知道的一场新近发生的纠纷。有家制药公司（不是菲尔丁–罗斯）生产的供医院使用的静脉注射液出了问题。该注射液应该是无菌的，但实际却发现有些注射液瓶的瓶盖有毛病，因此注射液里钻进了细菌，由此引起了败血症，造成几个病人死亡。 难办的局面是这样的：一方面，已知有污染的瓶子数量不多，把全部的坏瓶子清查出来也能办到，由于制造方面的问题既已发现又得到纠正，将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但另一方面，如果禁用医院药库里的这种静脉注射液，则会造成注射液严重短缺的局面，势必使更多的病人死亡。这个问题在医院、制药公司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之间争执不下已有好几个星期了。斯塔弗利博士批评她目睹的这桩事，说这是一个“不光彩的例子，证明制药公司故意拖延时日，不肯收回它的危险产品”。 “这件事我碰巧也知道一点儿，”西莉亚说，“对于这个问题，有关各方都在设法解决。就在今天上午，我听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决定禁用现有的这种静脉注射液，准备在周末前写好通知，星期一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斯塔弗利目光犀利地盯了来访者一眼。“你有把握？” “绝对有。”这消息是那个制药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讲的，西莉亚认为此人说话可靠。斯塔弗利把这事记在桌上的本子里。她们又继续交谈，最后话题转到了蒙太尼上。 斯塔弗利说：“我们这个组织即使到现在也要尽一切力量，阻止那种试验得很不充分的药上市。” 西莉亚听腻了这种单方面的指责，回了两句。“说蒙太尼试验不充分，简直是笑话！而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了。” “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撤销批准。” “为什么？” “澳大利亚有一个案件——”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澳大利亚的那个案子，我们知道。”接着，她阐述了医药专家们是如何驳斥了原告在法庭上的指控，讲了当地法庭以及澳大利亚政府为此举行的听证会所得出的结论，证明蒙太尼是无害的。 “那些专家的见解，我不同意。你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吗？”斯塔弗利说。 “我看过有关此案的详细报告。” “我没问那个。我是问，你可曾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 西莉亚只得承认说：“没看过。” “那就把它看看吧！等你看过了再来谈蒙太尼。” 西莉亚叹了口气。“我看我们再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正是一开始我就给你讲过的。” 她那咄咄逼人的眼睛中，总算第二次露出一丝笑意。西莉亚点点头，“而且你说对了，但不是在其他问题上，只是在这一点上。” 斯塔弗利博士已低下头，继续阅读西莉亚来之前她正在读的东西，最后只抬头瞟了西莉亚一眼。“再见，乔丹。” “再见。”西莉亚说完就往外走，她穿过那沉闷的办公室，再走到外面同样阴沉沉的大街上。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西莉亚由曼哈顿驱车返回莫里斯敦的途中，又开始思考斯塔弗利博士的性格。斯塔弗利当然很有献身精神，但也有点儿着了魔。同样清楚的是，她缺少幽默感，非让自己显得不可冒犯。西莉亚从前也碰到过这种人，要跟他们做认真而客观的交谈总是很难。 他们惯于绝对地、对立地看问题，什么事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没法让他们收起对立的看法，转而用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略带灰色的中间观点来看待问题。 另一方面，这位协会主席显然消息灵通，口齿伶俐，处事条理清楚，她机灵的脑子可能已达到出类拔萃的程度。她在医学上的资质使她具有一种身份，自然而然地有权要求人家听取她对处方药的意见。与西莉亚自己的见解相比，她的有些见解并无太大差异。西莉亚想起：自己14年前说到me-too那种药和“改掉一些分子结构”时，口气也跟斯塔弗利相近。今天下午，她用来对付斯塔弗利的论点，就是当年山姆·霍桑回答她时提出来的。虽说自己用了那些论点，但对它们的正确性仍不十分信服。 但是，斯塔弗利在强调制药业的缺点时，未免失之偏颇，无视这个行业在推动科学发展和增进健康方面做出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贡献。西莉亚曾听到有人把美国医药工业说成是“国宝”，她认为这个讲法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斯塔弗利竟有那种幼稚而荒谬的主张，要让政府来操纵医药界的科研工作；而且她对蒙太尼既有极大的误解，又有极深的偏见。 总之，斯塔弗利及其协会是强劲的对手，不能忽视或小看。 西莉亚的一处疏忽给斯塔弗利抓住了，使她想起来颇为懊恼：她没有看过澳大利亚审理蒙太尼案件的正式记录。这个疏忽她准备在下星期弥补一下。 后来，在当天吃晚饭的时候，西莉亚向安德鲁谈起她走访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的经过，也谈起自己的一些看法。安德鲁和往常一样，提供了颇为明智的意见。他说：“像莫德·斯塔弗利、西德尼·沃尔夫、拉尔夫·纳德之类的社会活动家，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很难相处，有时可能会对他们非常反感。但这类人真的少不了，你们的行业需要这类人，就像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公司在纳德出场之前就需要他这种人一样。因为纳德总在挑刺儿，这才使得汽车——供咱们大家用的——质量更好，更安全可靠。拿我来说吧，就对纳德感激不尽。现在，斯塔弗利和沃尔夫也正在使你们这一行的人头脑清醒。” “这点我承认，”西莉亚叹了口气，“但要是他们更客气一些、讲理一些，该有多好！” 安德鲁摇摇头。“人家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就当不了有成就的社会活动家了！还有一点，如果他们不顾情面，不讲道德，像他们有时表现的那样，这时你就该问问自己：他们那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亲爱的，答案是：从你们这样的大公司学来的。因为在没有人盯牢这些公司时，他们就不顾情面，不讲道德。” 西莉亚如果能目睹那天下午她离开以后，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她对安德鲁讲的最后那段话或许会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斯塔弗利博士把助手叫来问道：“刚才同我谈话的女人走了吗？” 听到“走了”的答复之后，她就吩咐助手，“明天上午我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能安排多早就多早。你通知他们，事情紧急，关系着医院和病人的生死存亡，务必请电视台和通讯社的人到场。会上要同时发布新闻，我现在就来起草。今晚必须有人来干活……” 简洁明快的指示不断地在发出，第二天上午10点记者招待会开始了。 面对着记者和摄像机镜头，斯塔弗利博士侃侃而谈，讲她头天和西莉亚谈过的静脉注射液的问题——瓶子被细菌污染，导致败血症，据信有几例病人因此死亡。但这位协会领导人既没有提到西莉亚，也没有提到西莉亚向她透露的消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决定禁用有关公司已生产的此种注射液，这一决定将在星期一宣布。相反，斯塔弗利声明：“鉴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生产出这种足可致命的东西的公司未对此事采取任何行动，本协会对之深表遗憾。而且，我们要求——对，是要求——停止使用这种静脉注射液的全部存货，并将其收回……” 效果立即显示出来。各大电视台在当天晚间的国内新闻节目里播出此事，第二天的星期日报纸以显著位置进行了报道，有不少报道还附有美联社拍摄的斯塔弗利讲话时的照片。因此，当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星期一公布它的决定时，大多数记者——懒得去核实——就写出了这样的报道：“今天，对莫德·斯塔弗利博士及其协会所提出的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做出反应，宣布各医院停止使用……” 对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此后不久，在吁请人们捐款的邮寄小册子上，非常突出地用上了这次胜利。西莉亚密切注意这件事的变化发展，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没有向任何人吐露她和此事的牵连。她受到了一次教育，她意识到那天她太不小心，太愚蠢，结果被一个谋略大师利用了。 第三部 1975~1977年 11 令西莉亚感到奇怪的是：在菲尔丁–罗斯总公司，竟找不到一份澳大利亚法庭审理有关蒙太尼的案件的正式公开的文本材料。公司负责法律事务的部门在美国也找不到这样的材料。引用该文本的报道倒是不少，不过西莉亚眼下要的是审理此案的完整书面记录。显然，莫德·斯塔弗利那里有一份，可西莉亚不愿去借阅。她指示公司负责法律事务的部门，给与公司有业务联系的澳大利亚的法律事务所发电报，请他们空邮一份过来。 与此同时，公司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办。由于蒙太尼二月上市的期限临近，推销蒙太尼的准备活动正热火朝天地加紧进行。西莉亚在其副手比尔·英格拉姆的协助下，已为此支出了几百万美元，还划拨出了许多钱以备今后几个月的开销。 精心制作的广告宣传文案——4页昂贵的彩色插页——登在许多医药杂志上，另外他们还将广告雪片似的直接发送给全国的内科医生和药房老板。寄出的宣传品中有盒式录音带——一面录的是勃拉姆斯的美妙的《摇篮曲》，另一面是如何服用蒙太尼的临床指导。不仅做广告和直接发信函，公司还派出男女推销员，把成千上万份蒙太尼的样品药送给医生们，顺便把带有“蒙太尼”字样的高尔夫球球座和球标放在他们桌上。 同每次开展新药推销活动一样，全公司上上下下笼罩着紧张激动又满怀希望的气氛。 此外，从设在英国的研究中心传来了消息，又在更大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希望。看来，皮特–史密斯领导的科研人员取得了成绩，突破了许久以来阻碍他们前进的技术难关。马丁的报告虽不详尽，写得简短笼统，但看来他们所克服的障碍正是拉奥·萨斯特里博士谈论过的那个。18个月以前，他曾向西莉亚讲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让我们突破难关，或许从现在起要花10年时间……” 西莉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高兴，至少为这一点高兴——萨斯特里错了，而马丁对了。 哈洛的研究中心的管理主任奈杰尔·宾利也来了信，美国公司这边才弄清他们在技术上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已从鼠脑中提纯出一种脑肽混合物，将它注射到白鼠身上后，再利用白鼠做迷路试验，结果表明：这种物质对改善老龄动物的记忆力有效。更多的试验还在继续进行。 显然，要制成能改善人们记忆力的药物，不知道还需多少年月，但同以前任何时候相比，这种可能性如今已大得多了。这个消息来得及时，它挫败了最近董事会里某些人的企图，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研究中心开销大又不出成果，主张将它关掉。既然现在有了积极的成果，这个研究中心和脑力老化的科研项目看来暂时可以保住了。 这一点也使西莉亚高兴，想到是自己一年半前建议不关闭该中心的，她格外得意。 12月中旬，西莉亚要的那份澳大利亚法庭审理记录文本已送到她办公桌上，这是长达几百页的厚厚的一本打印材料。当时西莉亚着急要办的事太多，只好把它搁在一边以后再看。到了来年一月初，她仍没读。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完全意外的事，读材料一事似乎更要推迟了。由于詹姆斯·卡特出人意料地将在今后4年入主白宫，新政府的几名干将已在急忙物色各部门的人选，以接替共和党人即将空出来的职位。在被物色的人当中，有一位是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分管销售业务的副总经理泽维尔·里弗金。 里弗金一直是民主党人，近年来积极支持卡特，为助其竞选耗费了时间和金钱。他与新总统曾一起在海军服过役，早已认识。由于之前所做的这一切，现在报偿来了——新政府请他出任商业部助理部长。 在菲尔丁–罗斯内部，泽维尔将被授予此职以及他愿接受此职的消息起先并未公开。山姆·霍桑同几位董事私下讨论了这事，认为他应接受这一职位。大家心里明白，在华盛顿的商业部里有位朋友，对公司没有坏处。鉴于里弗金在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后不久便会离开公司，于是公司悄悄地提前为他准备了一笔慷慨的特别退休金。 在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山姆把西莉亚找来，告诉她公司对里弗金的相关安排。对此，她先前并无所闻，而这个消息在一两天后也将尽人皆知。 “老实讲，”他说，“这事来得突然，包括我在内，谁都没有料到。不过，泽维尔一走，你就将升任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我已和同意对泽维尔做出相关安排的那几位董事讨论过你的事。我们明白这事发生得不是时候，在蒙太尼就要——”山姆停了一下，改口问道，“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西莉亚说。这时，他们两人还一直在办公室里站着说话，所以她问道，“我可以坐下吗？” “当然可以，请坐。”他挥手示意，让她坐到一张椅子上。 “请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冷静下来，”她的声音比平时沙哑一些，“你也许没意识到，可你的话简直是一声惊雷！” 山姆似有悔意。“啊，见鬼！我很抱歉！这事我本该找个比较正式的场合来讲。最近我总是这么着急忙慌，以至于——” 西莉亚说：“这个方式很好。其实什么方式都好。你在讲关于蒙太尼的事……” 这话是西莉亚下意识地说出来的。她脑子里呼呼直转，想起了17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公司在纽约召开销售人员大会，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欧文·格雷格森（如今早已去世）当着会上好几百人的面，怒气冲冲地命令她离开会场……是山姆给她解了围——把她从副总经理等人的盛怒下救了出来，而今又是山姆他……真见鬼！她告诫自己，我可千万不能哭。但她还是淌了点儿眼泪，待她再抬头，只见山姆微笑着递过来一块手绢。“这是你奋斗出来的，西莉亚，”他温和地说，“全靠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我现在要说本该早点儿说的话——祝贺你！在早餐时我已告诉了莉莲，她跟我一样高兴，还让我对你说，我们很快就该再聚一聚了。” “谢谢，”她接过手绢，把眼泪擦干后严肃地说，“请代我谢谢莉莲。我也谢谢你，山姆。现在谈蒙太尼的事吧。” “好吧。”他解释说，“因为你一直是负责蒙太尼上市计划的，熟悉整个情况。我和刚提到过的那些董事们都认为，在你接下更重大的责任之后，也希望你能把蒙太尼销售的事管到底。这意味着你的担子很重……” 西莉亚要山姆放心。“这不成问题。我同意把蒙太尼的事管下去。” “还有，”山姆指出，“你得考虑由谁接你的班当销售部主任。” “比尔·英格拉姆，”西莉亚毫不犹豫地说，“他很能干，又是现成的人选，整个蒙太尼的推销工作他也一直参与管理。” 她自忖，这种“把自己同别人的命运挂钩”的原则，她很久以前在度蜜月时就对安德鲁说过了。西莉亚跟着山姆升迁。她的计划完成得多漂亮！现在，比尔也在跟着晋升，还不知道谁已经把希望寄托在比尔身上了呢。西莉亚一时间思想开了小差，好不容易才结束了同山姆的谈话。 当晚，西莉亚向安德鲁讲了她即将升迁的消息，安德鲁拥抱了她，对她说，“我真为你骄傲！不过，我一向都为你骄傲。” “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她纠正他的说法，“但有的时候不是如此。” 他做了一个鬼脸说：“那已是陈年旧事了。”接着他只说了声“我离开一下”，就走进了厨房。一会儿之后，他拿着瓶世酿伯格香槟酒回来，后面跟着笑容可掬的温妮，她手里端着放有几个杯子的托盘。安德鲁宣布说：“温妮和我要向你祝酒，你要是高兴，就和我们干一杯。” 等三个杯子都斟满了酒，安德鲁举杯说：“祝贺你，我最亲爱的！为现在的你、过去的你和将来的你，干杯！” “我也祝贺你，乔丹太太，”温妮说，“上帝赐福给你！” 温妮抿了一口酒，然后看看杯子犹豫起来。“我不知道杯里的酒该不该喝光？” 西莉亚问：“为什么不该呀？” “嗯……也许会对小宝宝不好吧。”温妮瞟了安德鲁一眼，脸羞红了，接着咯咯地笑出声来。“我刚发现我怀孕了——这么久之后才怀上。” 西莉亚跑过去拥抱她。“温妮，这真是特大的喜事！比起我的更棒！” “我们都为你高兴，温妮，”安德鲁拿掉了她手里的酒杯，“你说的对，眼下你不能喝这玩意儿了。等孩子出生后，我们再为你开一瓶吧。” 后来，西莉亚和安德鲁准备睡觉了，西莉亚疲乏地说：“这一天真够热闹的。” “这是一个大家都称心如意的日子，”安德鲁郑重地说，“我希望一切仍叫人称心如意，没有理由不这样吧。” 他错了。 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就出现了情况不妙的兆头。 年岁渐长而仍带有孩子气的比尔·英格拉姆走进西莉亚的——即将成为他的——办公室。他用一只手抚弄着那不服帖的红发，同时说道：“我想你该看看这个东西，虽然我并不觉得它有多要紧。是巴黎的一位朋友寄来的。” “这个东西”是一张剪报。 “这是《法兰西晚报》上的一条新闻，”英格拉姆解释说，“你的法文怎么样？” “可以看得懂。” 西莉亚拿起剪报读起来，她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仿佛心跳也停了一下。 这篇新闻报道很短。 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法国小城努宗维尔，有一位妇女产下一个女孩，至今已满一岁。最近经医生诊断，这个女孩的中枢神经系统有缺陷，因此四肢永远不能正常活动。检查还表明，这个女孩的智力发育程度等于零，而且看起来也没什么治疗办法。如果要用可怕的字眼来形容的话，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植物人。据检查的医生估计，她将永远是个植物人。 孩子的母亲在妊娠期间服用过蒙太尼，现在她和她的家人都认为是该药造成了孩子的先天性缺陷。报道中并未提及医生们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法兰西晚报》上这篇报道的结尾是一句意思隐晦不明的话：在西班牙，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英文原版此处为法文：Un autre cas en Espagne，apparemment identique，a été signalé.）。 西莉亚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心里琢磨着刚念的那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显然，完全相同的一个病例在西班牙也出现了。比尔·英格拉姆安慰她说：“我刚才说过了，我看我们没有理由去担那份心。《法兰西晚报》毕竟一向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见称，不过要是登在《法国世界报》上就不一样了。” 西莉亚没回答。开始是澳大利亚，现在是法国和西班牙。没什么要紧的，也许还是比尔说的对，没有理由去担那份心。她回想了自己对蒙太尼的信心，法国制药方对之所做的艰苦研究，许多国家进行的长期试验，结果得到了当初所寻求的可靠保证，因此蒙太尼有着引人注目的安全记录。当然没有必要担心。 然而…… 她果断地说：“比尔，我要你尽快把这两个病例的情况打听清楚，然后向我汇报。”她晃了晃法文剪报，又把它放到桌上。“这个东西我留下。” “好的，你用得着就留着吧。”英格拉姆看了看表说，“我这就去给吉伦特公司打电话，今天还有时间。在他们公司跟我打过交道的人中，有个人的名字我还记得。不过，我看还是不要……” “去打电话吧，”西莉亚说，“现在就打！” 1个时后，比尔兴高采烈地回来报告。 “不用担心啦！”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刚才跟吉伦特公司的朋友谈了很久，《法兰西晚报》上提到的两个病例他都清楚。他说他们做过彻底的调查，不必为之惊慌，连怀疑都大可不必。他们公司派了一个医药科研小组去调查，先到努宗维尔，后来又乘飞机去了西班牙。” 西莉亚问：“细节对你讲了吗？” “讲了。”比尔查看了笔记本上的一页记录，“巧得很，看来这两个病例同澳大利亚的病例极相似。澳大利亚的那个病例后来证明有假，你记得吗？” “澳大利亚那个病例的报道我知道。” “那两个妇女——她们生下的孩子的中枢神经系统都有缺陷——在怀孕期间，都使用过其他乱七八糟的药，酒喝得也挺多，而且，法国那个孩子所在的家庭有先天痴愚症的家族史，西班牙的那个孩子的父亲和祖父都有癫痫病。” “但是，两位母亲都用过蒙太尼，对不对？” “对。我的这位法国朋友——他名叫雅克·圣–让，有化学博士学位——说，吉伦特公司起初也非常着急，跟你一样。他指出，他们公司在这个问题上担的风险不比菲尔丁–罗斯小，很可能还更大一些。” 西莉亚简洁地说：“接着讲！” “好。他们的结论是：两个孩子的先天性缺陷与蒙太尼绝对无关。药物学专家和医生们（包括参加调查的该公司以外的人员）都一致同意这个结论。他们倒是发现了问题，就是两个妇女用过的其他药里，有几种混合在一起就有危险，可能会……” “我要看那两份报告。”西莉亚说，“什么时候能收到？” “两份报告都在这里。” “这里？” 比尔肯定地点点头。“就在这栋大楼里。雅克·圣–让对我说，报告在文森特·洛德那儿，已寄来两三个星期了。这是吉伦特公司的一个方针，让有关方面随时了解情况。你要不要我去向文森特——” “不用了，”她说，“我会要来的。没你的事了，比尔。” “听我说，”他的声音有些焦虑，“你要是不见怪的话，我看你不该太担忧——” 西莉亚已控制不住她越发增加的紧张情绪，她打断他的话头说：“我说过，没你的事了！” 文森特·洛德问西莉亚：“你要看那些材料做什么？” 她到研究部主任的办公室，是向洛德索取新近的有关蒙太尼的报告——先前英格拉姆和她谈到的就是这个。 “因为我觉得与其听别人转述，不如亲自读读这方面的材料，这点很重要。” 洛德说：“如果‘别人转述’指的是由我转述，难道你不认为我更有资格读那些报告，然后做出判断吗？其实我已经做出判断了。” “你的判断是什么？” “那两个病例都不可能与蒙太尼有关系。所有的证据都支持这个结论，而这些证据又都是由有资格、有能力的专家们经过彻底调查研究得出来的。我补充一点儿看法——顺便说一下，吉伦特公司也有同感，这两家人就是想敲诈一点儿钱。这种事一向都有。” 西莉亚问：“有关法国和西班牙的这两件事的报告向山姆讲过没有？” 洛德摇摇头。“我没讲过，我认为这种小事犯不着去惊动他。” “好吧。”西莉亚说，“这会儿我不是来问你怎么判断这事。我还是希望亲自看看那两份报告。” 在这次谈话中，洛德近来对西莉亚越来越友好的态度明显冷淡了下来。他此刻有点儿尖酸地说：“如果你自以为掌握了科学知识，能自己做出判断的话，我得提醒你一下，你那微不足道的化学学士学位已年代久远，早过时了。” 研究部主任竟不愿把她要的东西给她，西莉亚对此虽感到惊讶，却不想为此争论。她平静地说：“我没有什么‘自以为’，文森特。但能不能请你把报告给我？” 接着发生的事又使她惊讶。她原想这类文件会放在总档案室里，洛德会派人去取。不料，洛德绷着脸掏出钥匙，把他办公桌那上锁的抽屉打开，取出一个文件夹，再从中拿出文件来交给西莉亚。 “谢谢。”她领了情，“我会还给你的。” 那天晚上，西莉亚回家时虽然已很疲乏，还是熬夜读了吉伦特公司的报告和从澳大利亚寄来的大部分审理记录。她最关心的是澳大利亚的材料。 审理记录中，有几个重要地方是她看过的简要本里没有的。 在简要本里，那位澳大利亚妇女被形容为品行不端，除蒙太尼外还大量使用别的药，并且酗酒成性，抽烟一支接一支。这一切都是事实。 但是，另个一事实在简要本中没有被提到：残疾婴儿的母亲情况虽如上述，但多位证人证明这位母亲本人聪明伶俐，而且家族史中未发现精神不健全或身体畸形的情况。 那位妇女以前还怀孕过两次，生下的孩子都健康正常。这是西莉亚了解到的第二个新情况。澳大利亚的简要本称该妇女搞不清谁是她新生儿的父亲。但从审理记录全文可以看出，她实际上知道孩子的父亲必在4个人之中，而负责调查的医生对那4个人统统做了调查，并没有发现他们和他们的家族有身心方面缺陷的病史。在从洛德处拿来的法国和西班牙的两例报告中，内容大都和白天英格拉姆讲的一样，其中具体细节也证实了洛德所说，该制药公司曾派出得力人员做过彻底调查。 不管怎么说，三份文件合在一起，不仅没有减轻西莉亚的不安，倒使她心里更加不踏实了。因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却抹杀不了这一事实：三个相隔万里的妇女生下了畸形的先天性痴愚的婴儿，而这三个妇女在妊娠期间都服用过蒙太尼。 西莉亚读过材料后拿定了主意：不管洛德乐意不乐意，她一定要告诉山姆，不光把调查出来的事实告诉他，还要讲出她本人对蒙太尼日益增强的不安情绪。 第三部 1975~1977年 12 第二天，傍晚时分。 西莉亚写的一份标有“急件”的报告在上午10点左右就送到了山姆手里。不久，山姆就通知下午4点30分召开高级管理人员会议。 当西莉亚走近总经理办公室的套间时，就听到门那边传来男人们兴高采烈的笑声，她觉得这种时候出现笑声很不和谐。 她走到外面的办公室，山姆那两个秘书中的一个抬头看了看，朝她笑笑说：“你好，乔丹太太。” “玛吉，听起来好像是在聚会。”西莉亚说。 “差不多就是，”那位秘书又笑了，用手指着另一扇开着的门说，“你为什么不进去看看？有喜事哦。我想霍桑先生会亲自跟你说的。” 西莉亚走进去，房间里弥漫着雪茄烟味，山姆、文森特·洛德、塞思·范戈尔德、比尔·英格拉姆都在，还有几位副总经理：负责制药环节的公司元老格伦·尼科尔森，评估新药安全性的斯塔巴特医学博士，负责公关的年轻的企业管理硕士朱利安·哈蒙德。大家都叼着雪茄，吞云吐雾，英格拉姆显然不大会抽，西莉亚以前没见他抽过烟。 “嘿，西莉亚来了！”有人叫道，“山姆，给她一支雪茄！” “不，不！”山姆说，“我给女士准备了其他的东西。”他满脸笑容地绕到办公桌后面，那边有一小摞盒装的巧克力——是Turtles牌的。他递给西莉亚一盒。 “为我的外孙庆祝生日，他——”山姆看一看表，“已经出世20分钟了。” 这时，西莉亚脸上那严肃的神情才消失。“山姆，真是一个好消息！恭喜你！” “谢谢，西莉亚。我知道，通常是做父亲的发雪茄、发巧克力，不过，我决定开创一个新传统，外祖父也要请客。” “真是个好传统！”管制药的尼科尔森说。西莉亚接了一句：“Turtles牌的巧克力，我最喜欢吃了，你考虑得真周到。”她注意到比尔·英格拉姆已经放下雪茄，脸色略显苍白。 她问：“朱丽叶一切都好吧？” “非常好，”山姆高兴地说，“就在你们进来之前的几分钟，我接到莉莲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喜讯，‘是男孩，3.1千克，母子平安’。” “我得去看看朱丽叶，”西莉亚说，“可能明天就去。” “好啊！我会告诉她你要过去。等这个会议一结束，我就去医院。”显然，山姆此刻心花怒放。 斯塔巴特博士问：“咱们为何不延期开会？” “不用，”山姆说，“还是把这件事了结为好。”他扫了一眼大家说：“我估计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吧。” 文森特·洛德说：“没必要开很长时间。” 西莉亚突然觉得心里一沉，知道这一切要出问题。在这种时候，把蒙太尼的问题跟山姆外孙的降生凑在一起，真是不能更糟糕了。山姆兴高采烈，在座的人也受到了感染，这使得这次会议的严肃性退居一边。 大家在山姆的带领下来到会议室，围着会议桌坐下，山姆坐在上首。他显然不想浪费时间，免去了开场白，马上就说起来。 “西莉亚，今天下午之前，我把你的报告印发给了到会的每一个人，也给了泽维尔·里弗金一份。他有事要去华盛顿出两天差，表示可以推迟行程以便参加讨论。但是我让他放心，说没那个必要。”山姆扫视了一圈。“西莉亚的报告，大家都看了吗？” 有人点点头，有人只是低声回答“看过”。 山姆确认道：“好。” 报告是她经过认真准备写成的。她很高兴大家都看过。她在报告里提到了澳大利亚法庭审理蒙太尼的案件，列举了她在审读案件记录时所发现的问题，而这些事实在公司早先传阅的简要本中没有提及。她还说了两件最近发生在法国、西班牙的事，结果都是指控蒙太尼。而此种指控经《法兰西晚报》登载，已经广为人知，很可能别的报纸也刊登了。最后，她解释了吉伦特公司的分析：这三起对蒙太尼的指控都站不住脚，大家不必惊慌。 西莉亚在报告里没有提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她想先在会上听听别人的看法，再谈这个问题。 山姆说：“我先说吧，西莉亚，你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注意，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事很重要，因为这种事别人也会听闻，所以我们就得先做好准备。三个星期之后，蒙太尼就要上市了。我们得向别人说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做出正确的解释。” 他探询地望着西莉亚：“我相信这是你的目的，是吧？” 这个问题有点儿突然，她尴尬地回答说，“嗯，那也是我的一个目的……” 山姆还是那么着急，他点点头，继续往下讲。“咱们先把另一件事弄清楚。文森特，你为什么没告诉我西莉亚提到的吉伦特公司发的通报？” 研究部主任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因为，山姆，假如我把出问题的产品的相关材料都送给你，那么，首先我没有对科学上的重要和非重要之事做出鉴别，那就是我没尽到职责了；再说，你的办公桌上如果有一大摞这类文件，那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看来山姆对这个解释感到满意，因为接着他又吩咐道：“那就谈谈你们对那些报告的看法。” “那两份报告本身就把问题解决了。”洛德说，“其内容透彻全面，我非常满意。这些材料表明：吉伦特公司的结论在科学上是正确的——那两件小事都与蒙太尼无关。” “那么澳大利亚的病例怎么样？西莉亚提出来的另外几点对原先的结论有什么影响？” 西莉亚想：即使与蒙太尼无关，我们坐在这里，随意地谈论着所谓的“小事”、“病例”和“结论”，但实际上这关系到终身都会成为“植物人”的婴儿。他们不能行走，不能伸展四肢，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运用自己的大脑。难道我们真的那么麻木不仁吗？难道因为害怕，我们就不去讲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了？要不然就是我们都心安理得，反正那些婴儿都远在天边，我们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们……不像山姆的外孙就在眼前，出生时我们会用雪茄和巧克力庆祝。 洛德在回答山姆的问题时，也没怎么掩饰他对西莉亚的不悦。“至于那几点新情况，你这么说是提高了它们的重要性，但改变不了原来的结论。其实，我就不明白提它们干什么。” 桌子周围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场，我也准备了一份材料，方便记录在案，”洛德继续说，“我已准备就澳大利亚、法国和西班牙发生的三件事，从科学方面做一个评论。”他犹豫了一下。“我知道大家很忙……” 山姆问：“你要用多长时间？” “我保证不超过10分钟。” 山姆看了一下表。“行，但是请不要超时。” 错得离谱！西莉亚在心里呐喊。整个问题很关键，不能这样草率了事！不过，她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思绪，先集中精力听洛德发言。 研究部主任的话很权威，又有说服力，让人听着很放心。他逐个剖析了三个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及其父母的背景情况，指出那里有太多破坏正常妊娠的因素，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胎儿造成危害，尤其是，“毫无节制地摄入大量化学物质，特别是酒精和各种药物”，这本身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悲剧屡见不鲜。 洛德争辩道，在这里分析的所有案例中，导致婴儿畸形的有害因素有很多，有些因素的危害性早有定论。所以，把责任归咎于蒙太尼是不科学的，毫无道理。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蒙太尼的使用记录无懈可击，而其他有害因素则很可能是罪魁祸首。他用“歇斯底里”和“很可能是欺诈”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那些把责任推给蒙太尼的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别有用心的宣传。 人们听得很认真，似乎被他打动了。西莉亚想，或许他们这样是对的。她希望自己能跟文森特一样信心十足。她真希望是这样！她也承认洛德远比她更有资格做出判断，但是直到昨天还一直坚决支持蒙太尼的她，现在实在没有把握。 洛德的总结很有说服力：“任何新药问世的时候，总会有人说它有害，说有害的副作用超过了它的效用。这种说法可能是负责任的专家提出来的，他们是出于真正的关切；但是这种说法也有可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没有什么资质的人瞎说的。” “每一种新药的推出，不仅要考虑公众利益，也要考虑到公司的利益，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是扛不住危险的药品所造成的后果的。要推出的新药必须小心加以研究，不能感情用事，只能科学地进行研究，因为——别搞错了——任何有关药品的抱怨和批评，大家都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当然，必须搞清楚的是：如果病人使用了一种药产生了不良反应，究竟是这种药本身造成的，还是另有原因。请记住，产生不良反应的原因非常多。” “对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几个病例，已经有人进行过最细致的研究了。从调查结果来看，所谓的不良反应，都不是蒙太尼造成的。” “最后，还有一件事必须记住：如果说一种药引起了所谓的不良反应，不让人们用它，而事实上这种药受到的是不该有的非议，那么无数患者获得相应治疗的机会就被无端地剥夺了。我觉得，患者得到利用蒙太尼进行治疗的机会也不应该被剥夺。” 这段总结陈词非常感人，西莉亚内心也承认。 “谢谢你，文森特。我想你让我们大家更加放心了。”当山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显然也表达了其他人的心情。他小心地把椅子往后挪动了一下。“我看不需要什么正式表决了吧。我很满意。继续推进蒙太尼上市的准备工作是绝对安全的。我想大家都同意吧。” 在场的其他男人都点头同意。 “好啦，”山姆说，“我想就这样吧。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对不起，”西莉亚说，“抱歉，我还有话要说。” 众人都转向了她。 山姆不耐烦地说：“是什么？” “我想问文森特一个问题。” “好吧……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 西莉亚低头看着她的笔记。“文森特，你说蒙太尼不是造成澳、法、西这三个国家的三个‘植物’婴儿的原因。我们应该切记，那些婴儿不能活动四肢，脑子没有正常的功能。”她已经下定决心了，如果别人是因害怕而不敢讲出这种不愉快的事实，她可不会怕。 洛德说：“我很高兴，我讲话时你有注意听。” 她没有理会洛德那令人不快的口气，问：“既然蒙太尼不是造成这三个婴儿畸形的原因，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也许众多因素中的一种导致了这种结果，甚至有可能是很多因素同时起作用而导致的。” 她追问道：“但是，是哪一个呢？” 洛德气愤地说：“我怎么知道？每一个病例的原因都可能不同。我只知道，根据各地专家所做的科学鉴定，原因都不是蒙太尼。” “所以，真实情况是，谁都没有把握说出到底是什么毁掉了胎儿，造成了这些先天畸形。” 研究部主任把双手一挥。“上帝啊，我已经说过了！我说的话也许只是用词不同，可是……” “西莉亚，”山姆插话了，“你究竟要说什么？” 她回答说：“我的意思是，尽管文森特讲了那么多，我还是不放心，因为没有人知道原因！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还有怀疑。” 有人问：“怀疑什么？” “怀疑蒙太尼。”这次轮到西莉亚来扫视周围人的脸了，“我有一种感觉——你们也可以说这是直觉——反正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尽管我们还不清楚是哪个地方。我还觉得，有些问题我们本来应该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洛德冷笑道：“我猜只是女人的直觉吧。” 她立即打断他：“女人的直觉，又怎么了？” 山姆赶紧命令道：“大家冷静点儿！”他对西莉亚说：“要是你有什么建议，说出来我们听听。” 她说：“我建议我们延迟蒙太尼的推出。” 她感到，室内的每个人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山姆抿了抿嘴唇：“延迟多久？为什么延迟？” 西莉亚谨慎小心地说：“我建议延迟6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可能不会再出现畸形儿，也可能还会出现。我希望是后者，不过要是出现了，就有可能了解到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的情况了，也许那个时候就能更加坚定我们推出蒙太尼的信心。” 大家很震惊，现场一片寂静，山姆打破了沉默：“你不是认真的吧！” “我非常认真。”她直视着他。她在说到这里之前，对自己的感觉还不大有把握。她虽然感到不安，但也只是因心情矛盾而产生了不安。现在，她不再感到矛盾，因为文森特那番话未免太过武断！那不但没有让她放心，反而加深了她的疑虑。 对，她自己也承认，她表明刚才的立场，依靠的只是她的直觉，仅此而已。但是，她的直觉在以前一向是对的。 西莉亚知道摆在她面前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她得说服大家，最重要的是还要说服山姆。但是，她必须说服他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推迟蒙太尼在美国上市的日期，最符合大家的利益：如果这种药有问题，从孕妇的利益来说，如果她们使用这种药，可能会危及胎儿；从菲尔丁–罗斯的利益上来说，这也符合在座的所有与会成员的利益，因为他们要对公司的行为负责。 “你知道不知道，”山姆问道，他仍然感到震惊，“若蒙太尼上市延期的话，那意味着什么？” “我当然知道！”西莉亚的声音变得激动起来，“有谁会知道得比我更多？有谁花在蒙太尼上的心血比我多？” “的确没有。”山姆说，“正因为这样，你说的话才让大家觉得难以置信。” “也因为这样，你们应该清楚，我不会轻易提出这个建议。” 山姆转过脸问塞思·范戈尔德：“如果蒙太尼延期上市，你估计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 这位老审计员看上去很为难。他是西莉亚的朋友，对科学方面的事情又不怎么懂，显然不想卷进这场讨论之中。比尔·英格拉姆似乎也有些狼狈。西莉亚觉察出他的内心斗争也很激烈：一方面是对女上司的忠心，另一方面是他对蒙太尼的看法可能和她不一样。是呀，西莉亚想，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难题。现在，我当然也碰到了我的问题。 不过，有个问题倒是解决了，大家不再急着马上散会了。大家显然接受了这个事实：西莉亚提出的这个问题，不管花多长时间，都必须解决。 范戈尔德低头用铅笔算着。他抬起头报告说：“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我们在蒙太尼上已经投入了3 200万美元，现在还没有花完，或许能收回1/4，但是我还没计算大量的一般性开支。至于延期后的实际损失，不可能估计出来，那得看延期的时间有多长，以及最后对销售额的影响有多大。”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可能的影响，”负责公关的哈蒙德说，“如果我们现在推迟蒙太尼的销售，新闻媒体会非常高兴，而蒙太尼会名誉扫地，可能永远也翻不了身。” 山姆承认道：“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在这个节骨眼上，延期上市，从某些方面来说，就跟取消上市没什么两样。” 他转向西莉亚，质问道：“如果我们就因为你的一个极其模糊的理由，按照你的建议办，你有没有想过董事们和股东们的质疑和愤怒？你考虑过我们的员工吗？他们可能得暂时失去销售工作，甚至可能永远失业。” “考虑过，”她竭力保持镇静，掩饰这些话给自己造成的痛苦，“这些我都考虑过。昨晚还有今天这大半天，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山姆充满怀疑地咕哝了一声，然后对范戈尔德说：“你的意思是，不管怎样，我们肯定要损失大约2 800万美元了，而这还不算延迟可能会造成的利润损失。” 范戈尔德抱歉地看了西莉亚一眼，说：“没错，这只是可能的损失数。” 山姆阴沉地说：“公司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吧？” 范戈尔德难过地摇摇头。“负担不起。” “可是，”西莉亚指出，“如果蒙太尼有问题的话，损失会更大。” 格伦·尼科尔森不安地说：“这一点的确要考虑。”这只是试探性的发言，但却是西莉亚听到的第一个支持意见。她感激地看了一眼这位制药方面的负责人。 洛德插话说道：“但是，我们不觉得会出问题。也就是说，除非你们”——他环顾四周——“想把这位女士当成咱们公司首屈一指的科学家。” 周围响起几声勉强的干笑，但是笑声马上就被山姆不耐烦的手势打断了。 “西莉亚，”山姆说，“请仔细听我讲。”他很严肃，但是比几分钟之前要显得更克制一些。两人再次四目相对。“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可能是你话说得太急了，做出判断之前你还没有全面考虑。我们在座的人也时不时地做出这种事。我也是这样，然后就不得不放下架子，改变之前的立场，承认自己出错了。如果现在你这样做，我们大家对你的看法是不会变的，这里发生的事就在这里画上句号。我担保，就像我刚才劝你改变主意一样，我们就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你看怎么样？” 她沉默不语，不希望不做思考就匆忙表态。山姆对人一向宽宏大量，现在又给了她一个台阶，她难道不顺着台阶往下走吗？她只需要说一个单词，说一个句子，就可以打破眼下的这种僵局，危险就会迅速被化解。这样的提议确实诱人。 在她回答之前，山姆又说了句：“你冒的风险相当大！” 她完全明白山姆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提拔她当销售部的副总经理的任命还没有正式确定，如果继续下去，结果恐怕自然就是这个任命永远得不到批准。 山姆说的对，风险相当大。 她又花了一点儿时间想了一下，然后平静而坚定地对他说：“山姆，对不起。我想清楚了，我确实知道我冒的风险有多大，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建议：我们要推迟蒙太尼的上市。” 木已成舟。她看到山姆的脸从阴沉转变成愤怒，她知道再不能回头了。 “非常好，”山姆的声音冷冷的，“至少我们知道了各位的立场。”他略微考虑了一下，然后说：“先前我还说今天不用正式表决了，算我没说。我想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记录下来。塞思，请记录一下。” 审计员仍是一副难过的神情，他拿出铅笔准备记录。 “我已经把我的观点说得很清楚了，”山姆说，“我，当然赞成，按原计划推出蒙太尼。我希望知道，谁同意，谁不同意。同意的请举手。” 洛德马上举手，接着举手的是斯塔巴特博士、哈蒙德和另外两位副总经理。尼科尔森显然克服了顾虑，也举起手来。比尔·英格拉姆还在犹豫，他看着西莉亚，像是无声地恳求她给出建议，但是她转过脸去，不给他任何指示。他必须自己做决定。过了一会儿，比尔也举了手。 山姆和其他人都看着塞思·范戈尔德。这个老审计员叹了一口气，放下铅笔，摇摇晃晃地举起了手。 “9∶1，”山姆说，“毫无疑问，本公司将按原计划继续推出蒙太尼。” 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显得有些尴尬，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或者应该说什么。这时，山姆站起身来。 “你们知道，”他说，“开会之前，我本来准备要去医院看望女儿和外孙，现在我要走了。”但是，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先前的那份喜悦了。山姆朝其他男同事点点头就离开了会议室，故意不搭理西莉亚。 她依旧坐着。比尔·英格拉姆站起身来，朝她走过来，“对不起……” 她挥挥手示意他不要往下说：“没关系。我不想听。” 忽然，她意识到她在公司里为自己经营起来的一切——她的地位、权势、声誉、前程——都快没了。现在，她连是否还能待在公司里，都没有把握。 比尔说：“我必须问一个问题，你准备怎么办？”看她没有回答，他接着说：“当然，既然你提了反对意见，既然大家都清楚了你对蒙太尼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继续领导销售吗？” 西莉亚现在不想做决定，无精打采地答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过，她知道今晚回了家，她得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处境。 塞思·范戈尔德对她说：“我很不愿意反对你的建议，西莉亚。但是，你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对科学上的事一窍不通。” 她怒视着他，说道：“那你为什么还要举手？你可以讲清楚，直接弃权好了。” 他遗憾地摇摇头，走了。 其余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只剩下西莉亚一人。 第三部 1975~1977年 13 “出什么事了吧，”晚饭时，安德鲁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说道，“我猜，不仅出事了，出的事还不小！” 他略加停顿，见西莉亚没搭腔，接着说：“从我回来到现在你都没说话，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没打扰你。不过你如果愿意说，而且需要我的话……那么，亲爱的，我一直在你身边！” 她把刀叉放在几乎没动过的饭菜旁，转过脸望着他，眼泪汪汪的。 “啊，亲爱的！我太需要你了！” 他伸手放在她的一只手上，温柔地说：“别着急，先吃饭。” 她说：“我吃不下去。” 之后不久，他们去了起居室。西莉亚一边抿着安德鲁为她斟好的白兰地，一边说起这两天发生的事，最后是当天下午的事，她没能说服山姆推迟蒙太尼上市的日期。安德鲁听得很仔细，只是偶尔问一句，听完后他说：“我看不出你还有别的选择。” “是没别的选择了，”西莉亚说，“但是，我必须决定现在该怎么办。” “非得马上做决定吗？为什么不先休息一下？我可以抽空，咱俩找个地方一起去放松一下，”安德鲁劝道，“一旦摆脱压力，你可以把一切问题都想清楚，回来的时候再按你认为正确的去办。” 她感激地笑了笑：“我也愿意拖一段时间再看看，但是这事不能拖。” 安德鲁走近西莉亚，吻了她，然后说：“你知道我会尽力帮忙。但是你要记住：我一直为你感到骄傲，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为你感到骄傲。” 西莉亚深情地望着丈夫想：要是一个格调低的男人，就会拿他们在旧金山的宾馆里的争论来说事。当时，安德鲁不肯让步，对蒙太尼持怀疑态度，不愿让孕妇服用任何药物。那时，西莉亚说——现在她觉得当时的话太伤人——安德鲁对医药问题的看法要么是带有偏见，要么就是过了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现在，轮到西莉亚持怀疑态度了。但安德鲁这样有格调的人，绝不会对她说：“你看，我早说过吧！” 她想，如果是安德鲁来处理目前两难的处境，他会怎么办？ 她根本不用问。她清楚。 她也记起多年前有人向她提过建议。 “你身上具有某种特质：一种天赋，一种本能，能判断是非……运用你的天赋，西莉亚。相信你自己的直觉。等你有权力了，要坚定地按你的信念去做事……不要让不如你的人动摇你……” 想起伊莱·坎珀当，她不禁激动不已。很久以前，那位菲尔丁–罗斯的前总经理临死前，在肯布尔山湖畔的家里对她讲了那番话。 安德鲁问：“白兰地还要吗？” “不了，谢谢。” 她喝完杯中的酒，迎着安德鲁的目光，果断地说：“我不能参加蒙太尼的推销。我要辞职。” 在菲尔丁–罗斯工作了整整24年，这次是她做出的最痛苦的决定。 西莉亚手书了一封信给山姆，信很简短： 怀着我最大的遗憾，我请求辞去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销售部主任的职务。 这封信将结束我和公司的关系。 你清楚我辞职的理由，我想应该无须赘述。 我想说，作为公司的员工，我一直心情舒畅，备受优待，特别是你的支持与友善。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我以后也不会忘记。 我的离开不带任何怨气。祝愿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和公司全体同事万事如意。 西莉亚托人把信交到总经理办公室，半个小时之后，她自己也去了办公室那边。她马上被带进里面，身后的门被人轻轻地关上。 山姆刚刚在读文件，他抬起头来，神色严峻，语调冷淡。“你要见我，为什么？” 她不太确定地答道：“我在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你的下属。我觉得不能说走就走……” 他打断了她，他如此生气的样子她从来没见过。“但是，你就在这么做！你离开了大家，离开了朋友、同事还有那些依靠你的人。你对公司不忠诚。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在药品将要推向市场的重要时候，在公司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要走！” 她争辩道：“我离开公司跟忠诚和友谊没什么关系。” “显然不是这样！” 山姆甚至没有请她坐下，她于是继续站着。 “山姆，”她恳求说，“请你理解我！我不能，绝对不能，帮助推销蒙太尼。这关系到良心问题。” 他反驳道：“你说那叫良心，我可以给它一些其他称呼。” 她好奇地问：“其他的称呼，比如说？” “比如，这是女人的歇斯底里；比如，这是虚伪、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由于别人没有按你的想法办事，所以你就心生怨恨，一走了之。” 山姆愤怒地继续讲下去：“看看那些在街上游行的女人，要么就是胸前挂着标语牌，要么就是手挽手连成人墙。你的做法，跟那些女人有什么两样？事实上，你上当了，你让那个什么也不知道的贱女人斯塔弗利愚弄了。” 他指了指当天早上的《纽约时报》，报纸摊开在桌上，朝上的一面是报道莫德·斯塔弗利博士发表声明的新闻。斯塔弗利博士也了解了法国和西班牙出生的畸形婴儿的案例，她发起了推迟蒙太尼上市的运动，现在就在利用这件事为运动造势。西莉亚早些时候，已经读过这篇报道了。 “你说的不是事实，”西莉亚继续坚持，“我也没有上当。”她决定不去理会那些攻击女权运动的言论。 他好像完全没听到西莉亚的否认，嘲笑道：“我想你现在就该加入斯塔弗利和她的团伙。” “不，”西莉亚说，“我不会参加那项活动，也不会见任何人，亦不会因为离开公司而发表任何声明。”她以尽量通情达理的口气补充了一句：“毕竟昨天我已经承认，我大部分的想法凭的是直觉。” 她从没见过山姆的情绪这么恶劣。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定再求求他，最后再试一次。 西莉亚说：“有件事我想提醒你一下，你曾给我讲过几句话，那时我刚在伦敦聘请到马丁·皮特–史密斯。” 今天一早，她在考虑同山姆的会见时，记起了当年山姆对她讲过的话。那时，山姆聘请马丁失败，是她设法使马丁进了菲尔丁–罗斯。事前，山姆曾告诫她不要向马丁提钱的事，西莉亚没有理睬，可后来倒正是因为钱才使马丁心中的天平倾斜了。身在博恩顿的山姆在电话里得悉这消息时，对西莉亚说：“如果今后，我们在重大问题上判断不一致，我要你提醒我，你的判断正确，而我的判断错误。” 现在，她提醒他了，可这就像是在对一座冰山说话。 “尽管你这么说，”他厉声说，“我可不记得了。但就算有这么回事，也只能证明你的判断如今已全然无益了。” 突然，一阵巨大的悲痛使她异常冲动，以至于张口说话都有困难，她好不容易才说出口，“再见，山姆”。 他没有理会她。 回到家里，西莉亚想到离开菲尔丁–罗斯竟那么简单，又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后来，她只是把办公桌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对她的秘书和另外几个人说了声再见就驱车离开了，她道别时有人还流了泪。她想，这次突然离职，从一方面看有点儿考虑不周，但从另一方面看又必须这样。近几个星期以来，西莉亚的工作重心便是蒙太尼上市一事。既然这项工作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干下去，再留在公司就失去了一切意义。再说，她的部门里一切事务都井井有条，因此，必将接替她的比尔·英格拉姆在几个星期后接手时，也能立即顺当地着手工作。 想到这里，她联想到自己再也不会升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了——一个眼看要到手的奖杯，这的确是一件憾事。但是，她提醒自己，这个遗憾将伴随她一生，她得学会忍受它。 这天，安德鲁给西莉亚打了两次电话，先是打到办公室，后来打到家里，得知她已辞职，他就说将早些回家。他回来时正赶上西莉亚准备好了下午茶。这种经历对她而言还是头一次。她想，今后她将经常做这类事了。两人见面时亲热了一番。随后不久，安德鲁一边抿着茶，一边轻柔地说：“你需要休息休息，别老是做什么决定了，因此我已为咱俩决定了几件事，其一就是你我将享受一下生活。” 他拿出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我回来时路过旅行社，停车去办了我决定做的另外一件事。我们要去旅游一番。” “去哪儿？” “到处都去，做一次世界旅行。” 她举起双手。“啊，安德鲁，你真是棒极了！和你在一起就是一种安慰。” “等咱们在船上，在旅馆里过上半年之后，希望你还能这样想。”他从信封里抽出一些小册子。“我看，咱们先飞往欧洲，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咱们无论是谁感兴趣的其他地方逛逛。然后，乘船穿过地中海……” 尽管西莉亚情绪低落了好几天，此刻一下就来了精神。周游世界的事他们常讨论，但总模模糊糊地把这看成将来的事。她寻思，那么何不趁现在呢？难道还会有更合适的时间吗？ 安德鲁——她深情地注视着他那股小男孩般的热心劲儿——正在把他们的想法说得生动鲜活，“我们应该去埃及、以色列，然后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停一下……印度自然要去……日本必须去，新加坡也一样……我们还得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在内……” 她说：“这个想法简直妙不可言！” “我还有一件事得办，”安德鲁说，“就是为诊所找一位临时替代的医生，在我外出时帮帮忙。这事多半要个把月才能安排好，那样我们在3月就可以出发了。”他俩都知道孩子那边没什么问题，因为丽莎和布鲁斯暑期都要出外打工。他们在继续交谈。西莉亚明白今天的痛苦必然还会回来，或许永远也不会完全消失。不过眼下有安德鲁的慰藉和鼓励，她成功地把它抛开了。那天晚上，安德鲁问她：“我知道问得早了点儿，不过既然你脱离了菲尔丁–罗斯，你有没有想过今后怎么办？我看你是不会永远待在家里的。” “不会的，”她说，“我肯定不会那样。至于别的，我就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需要时间想一想——亲爱的，你不是正在给我时间吗？” 那天夜里，他们恩爱一番，虽然并不狂热，却也温存甜蜜。西莉亚从中得到了慰藉。 辞职后的几个星期，西莉亚信守诺言，对她离开菲尔丁–罗斯的原因没有公开发表什么声明。毫不奇怪，她辞职的消息很快就在制药行业里传开了，商业界的报纸也知道了。但许多人的好奇心并没得到满足。《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纽约时报》都给西莉亚打电话，要求采访她，她一概拒绝了。 对自己的或安德鲁的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她也客客气气地回避。 西莉亚只向丽莎和布鲁斯吐露了详情，而且这还是在安德鲁的敦促下做的。他对她说：“你应该向他们讲。孩子们跟我一样钦佩你，他们理应搞清楚他们继续钦佩你值得不值得。不应让他们蒙在鼓里胡乱猜测。” 这就意味着，西莉亚要专程到孩子们那里去。去斯坦福找丽莎，去波茨敦找已是希尔中学三年级学生的布鲁斯。这也是散心，对西莉亚有好处，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忙碌紧张了。西莉亚手头的时间多得有点儿难以支配，她对这一情况的适应颇为不易。 丽莎对妈妈很同情，但她很实际。“妈妈，你要找些别的事做，不管是什么事都行。但是，眼下最好的事莫过于你同爸爸去世界各地旅游。” 但是，把当前处境总结得最恰当的还是布鲁斯。他具有一种超越他年龄的敏锐的悟性。他说：“妈妈，只要你觉得坦然……反正事情现在已经过去，只要你确信你做得对，那才是最最重要的。” 跟两个孩子谈过后，西莉亚断定自己是坦然的。在这种心情下，3月初的一天，她和安德鲁一道由纽约飞往巴黎，开始了他们那“把一切全抛在脑后”的旅程。 第三部 1975~1977年 14 在哈洛的住处，马丁·皮特–史密斯已经就寝，但他无法入眠。这是星期六，再过几分钟就是午夜了，这个星期发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事，而此刻便是其终点。 他认定睡眠不能强迫，就放松地躺在床上，任由思绪自由驰骋。 过了一会儿，他的头脑里就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有时候，科学就像女人，往往在追求者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她才会松口；到了这种时候，她突然回心转意，没有任何迹象就突然屈服，张开双臂，任由身上的衣服滑落，奉献出她的一切。 马丁继续往下想。奉献出她的一切，接着就是高潮（女人是不是会用“春心荡漾”这个词呢？），这样一来，越来越多、之前还不熟悉的、只在梦里出现的事便不断变得更加清晰。 “我这是怎么了，想的竟都是肉欲？”他自问自答道：你清楚得很！是因为伊冯。在实验室的时候，每当她走近你的身旁，你的念头就会转到别的事情上，那可能是生物学，但肯定不是科学。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采取行动？ 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等会再想吧。 现在，马丁的思路又回到对科学的追求，以及那了不起的科学进展上来，这个进展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噢，这个激动人心的突破开始出现的时间，仅仅是一年以前。 他陷入回忆，回想起那一刻以及更遥远的时光。 西莉亚·乔丹访问哈洛是两年前，那是1975年的事了。马丁依然记得，当时给她看色谱图的片子时向她解释道：“在出现条带的地方，就是肽了……你能看到两列深一点的线……至少有9种肽。” 但是当时存在着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首先从幼鼠脑中发现的肽混合物数量太少，以至于无法提纯进行试验。其次是这混合物中存在异物，这就是萨斯特里称之为“没有意义的”肽的原因。 提纯肽混合物的尝试仍在进行，但是其结果最多也只能说是杂乱无章，这似乎证实了萨斯特里的看法：提纯的技术，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哈洛的科研团队中，其他成员士气低落，对马丁提出的基本理论的信念也动摇了。 就在这个最低潮的时刻，事情有了转机。 经过耐心的工作，使用了大量幼鼠的大脑之后，他们终于纯化了部分物质。然后，这种新的浓缩混合物——相比之前，其中包含的肽较纯——被注入高龄白鼠的体内。 注射之后，那些高龄白鼠的识别力和记忆力几乎立刻就有了惊人的改善。迷宫试验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回忆到这里，马丁的脸上就露出微笑，他想起了实验室里的迷宫。 多少个世纪以来，迷宫都是供人消遣的。迷宫装置便是真实迷宫的微型仿制品。一般人进入迷宫后，不是转回原地就是走进死胡同，要折腾很久才能走出来。世界上最著名的迷宫，可能就是伦敦以西的汉普顿宫里的那个。那座迷宫建于17世纪，据说是为了英国国王威廉三世而建的。 在哈洛的实验室里，那个用胶合板制成的迷宫装置是汉普顿宫里的那座迷宫的缩小版，连细节处都极其相像，它是研究中心的一位科学家在业余时间制作而成的。当然，与汉普顿宫的迷宫不同，它是为白鼠准备的。 试验时，每次把一只白鼠放在这个装置的入口，必要时再戳它一下，让它自己找出口。出口处有食物作为奖励。观察白鼠获取食物的过程，并记录时间。 直到进行最近的一系列试验之前，其结果一直跟之前一样。不管幼鼠还是高龄鼠，它们第一次进入这装置后找出口都有困难，但最后总能找到。第二次重复这个步骤时，幼鼠能较快地出来吃到食物；第三次更快，依此类推。 显然，幼鼠每次都学到了一些东西，记住在哪儿该转弯，在哪儿不该转弯。 与此相对，高龄鼠要么是根本没记性，要么就是学起来比幼鼠慢得多。 在注射了最近获得的肽溶液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注射后，高龄鼠学习、记忆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它们第三或第四次进入这装置后，简直是一溜烟跑到底，很少有止步不前或走错路线的情况；而现在两组白鼠的表现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之后的试验都取得相同的结果，在一旁观察的科学家们非常激动。看到一只高龄肥胖的白鼠取得惊人的成绩后，有一两个科学家乐得叫出声来。拉奥·萨斯特里紧紧地握着马丁的手说：“天哪！你一直是正确的！你完全有资格对我们这些人说，我们是一群没有信念的人！” 马丁摇摇头。“我也快失去信心了。” “我才不信。”萨斯特里说，“你总是这样绅士，不过想让我们这些下属好受一点儿而已。” “不管怎样，”马丁乐滋滋地说，“我想我们总算有点儿东西值得向美国总部汇报了。” 报告送到新泽西州的菲尔丁–罗斯总部时，推销蒙太尼的准备工作正在全力推进，那是在西莉亚对是否应该如期推出该药提出怀疑之前不久。 但是，在新泽西州这边正审阅报告期间，哈洛那边就出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新问题。 尽管试验中有了转机，但是最新的那种肽混合物仍然存在问题。它跟以前使用的混合物一样，能得到的量很少。为了进一步提纯，也为了鉴别、分离出其中一种最关键的记忆肽，必须要有大量的肽混合物。 马丁准备利用抗体的特性来解决量的问题。这些抗体可以与所需的肽结合，使它同其他的成分相分离。要做到这一点，得改用兔子来试验，因为比起白鼠，兔子能产生更多的抗体。 中心来了一个叫格特鲁德·蒂尔威克的人。 她是研究中心的动物管理员，是奈杰尔·宾利新雇来的女技术员，40多岁，不苟言笑。她和马丁没有什么交集，只是因为这件小事才凑到一起。 按马丁的要求，蒂尔威克小姐提了两笼兔子去了他的个人实验室。马丁事先向她解释过，要把“辅药”——即肽混合物的油剂溶液——注射到兔子的脚掌里去。对兔子来说这个过程很痛苦，因此注射时不能让它动。 蒂尔威克同时还拿来一块上面系有4条带子的小木板。她打开笼子，抓出一只兔子，把它肚皮朝天按在木板上，随后迅速用带子把兔子的腿分别绑在小木板的四角上。 整个过程中，她动作粗鲁，态度冷酷。马丁在旁边正看得心惊，冷不防受惊的兔子尖叫起来——他以前还不知道兔子竟会叫，声音还如此凄惨。接着叫声消失了，等她把兔子的第4条腿绑好时，兔子已经死了。显然它是因为受到惊吓而死的。 马丁很少发脾气，这一次又为了动物的事动了肝火，他命令蒂尔威克离开实验室。 蒂尔威克小姐出去了。 马丁让人把奈杰尔·宾利找来，对他表示，凡是像刚才那位动物管理员一样，对动物的痛苦无动于衷的人，都不能继续在研究中心工作。 “当然，当然，”宾利认可道，“蒂尔威克必须离开。发生这种事我很抱歉。她在技术上倒不错，但是我没有探查她是否有爱心。” “是的，爱心正是我们需要的品质。”马丁说，“你能不能再派一个人来？” “我把蒂尔威克的助手派来，如果你满意，可以提升她当动物管理员。” 这一次过来的是伊冯·埃文斯。 伊冯25岁，身材略胖，活泼开朗。她有着长长的金发，天真的蓝眼睛，皮肤白里透红。她来自威尔士布拉克山区的一个叫布雷肯的小镇，说话带点儿当地口音。伊冯有着傲人的胸脯，很明显她没戴胸罩。 马丁从一开始就被她丰满的乳房所吸引，在她开始进行一系列注射时，他更是如此。 “先给我一两分钟时间。”伊冯对马丁说。她没有理会蒂尔威克的那块系着带子的木板。马丁准备好了皮下注射器在旁边等着，伊冯从笼子里轻轻地提起一只兔子，贴近她的脸颊，对它喃喃低语，哄着它，安慰着它。最后，她让兔子把头枕在自己的胸脯上，双手握着它的后脚掌朝向马丁：“到你了。” 很快，他给6只兔子注射完毕，每块肉趾上都注射了一针。虽然靠近她胸脯时马丁有点儿分心，希望枕在那儿的是他的头而不是兔子的头，但是他注射得很小心，和伊冯配合默契。 伊冯的抚爱，显然让兔子得到了安慰，但毕竟还是有些痛。不一会儿，伊冯问：“非得往肉趾上扎吗？” 马丁苦着脸说：“我也不愿往那儿扎，不过，那是产生抗体的理想部位。虽然注射很痛，而且还会持续疼痛，但是这种刺激会吸引产生抗体的细胞。” 这个解释似乎让伊冯感到满意。注射完之后，马丁说：“你很喜欢动物吗？” 她吃惊地望着马丁。“当然。”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你是说蒂尔威克？”伊冯皱了下眉头，“她连她自己都不喜欢。” “蒂尔威克小姐不会在这里工作了。” “我知道，宾利先生跟我讲了，他还要我告诉你，我的资历没问题，如果你对我满意，我可以当动物管理员。” “我满意。”马丁说。随后，连他也没料到是怎么回事，他加了一句，“我对你非常满意。” 伊冯咯咯地笑道：“我也一样，博士。” 第一次见面后，虽然由别人接替了他给兔子注射药剂，但是马丁在实验室附近经常能见到伊冯。一次，由于想接近她，马丁没话找话地问：“你既然这样喜欢动物，怎么没去学兽医呢？” 伊冯迟疑了一下，然后异常简洁地回答：“我本来想啊。” “然后呢？” “我没考上。” “只考过一次？” “嗯。” “你不能再考一次吗？” “我等不起。”她直视着他，他也只好回之以对视。 伊冯接着说：“我的父母没钱资助我，我只能自己谋生，所以当了动物技术员——这是除了兽医我第二喜欢的工作。”然后，她温柔地笑了。她发现，他的视线在看她的哪个部位，马丁也知道她发现了。 这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之后，马丁的心思一直放在其他的事情上。 实验室还要用计算机不断分析白鼠迷路试验的结果，分析表明先前的结果并非偶然，几个月内，分析结果始终如一。仅此一点就是极好的消息，不仅如此，肽混合物也成功得到了提纯，他们分离出了一种单一的活性肽。这种追寻已久的肽是在原来色谱图片上的第7条带状物，于是人们立即把它命名为7号肽。 两项成就都通过电报传到了新泽西总部，山姆·霍桑立即拍回贺电。马丁希望也能把这喜讯通知西莉亚，但是不久前，他刚听说西莉亚已经从菲尔丁–罗斯辞职了。辞职的原因他不清楚，但是这件事让他感到难过。哈洛研究中心以及这个科研项目都和西莉亚有关，这些成果也有她的功劳，如今她不能分享，这似乎不公平。马丁也清楚，他失去了一位朋友，一位伙伴。他不知道两人是否还会相见。看上去也不大可能了。 马丁躺在床上回顾着这一切，在科学方面，只有一件事让他感到痛苦，这与几个月以来一直定期接受肽注射的高龄鼠有关。 那些高龄鼠的记忆力的确改善了，但是它们的整体健康状况显然在恶化。这些动物的体重明显下降，瘦得几乎变了形。在最近取得巨大的突破之后，某些新的坏苗头不免叫人害怕。 7号肽会不会在改善智力的同时，对体质造成伤害呢？那些注射了肽的高龄鼠体重会不会继续减轻，变得虚弱，最后死掉？如果真是如此，7号肽就不能用了，动物不能用，人也不能用。那么迄今为止的全部研究，包括他在哈洛的4年，再加上他早先在剑桥的心血，都将可悲地付诸东流。 这种想法总是萦绕着马丁，挥之不去。他试着不去想，至少周末这几个小时不去想。 嗯，星期六晚上……不对！现在已经是星期天凌晨了……他把思绪又转回到伊冯身上，回到他之前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上：你为什么一直不采取行动？ 他想，可以给她打电话，他希望自己能早一些想到这一点。现在太晚了。真的很晚了吗？见鬼！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 出乎意料的是，铃声只响了一下就有人接了。 “喂？” “是伊冯吗？” “是我。” “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 “噢，”他说，“我正躺着，睡不着，想起……” “我也睡不着。” “我想明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见见面？” 她指出：“明天是星期一。” “也是。那今天怎么样？” “好。” “什么时候最好？” “现在不好吗？”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问道：“要我开车来接你吗？” “我知道你住的地方，我自己过来。” “你确定？” “当然。” 他觉得他必须说点儿别的什么。 “伊冯。” “嗯？” “你来我真高兴。” “我也一样。”他听见她轻声笑道，“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问我呢。” 第三部 1975~1977年 15 用马丁记得的一个书名来说，这是值得铭记的一夜。 伊冯的到来让他高兴，简单直接。她先和马丁热吻，又跟门厅周围的几只小动物亲热了一阵，然后问：“卧室在哪儿？” 他答道：“我带你去。”伊冯拎着小包——里面装着过夜用的东西——跟他上了楼。 在灯光柔和的卧室里，伊冯很快就脱了衣服，裸露出自己的胴体。而马丁在一旁看着，脉搏跳得飞快，特别是她那对极致的乳房，让他赞叹不已。 她和马丁爬到床上，无拘无束地、欢快地、爱慕地接近着彼此。马丁感到，伊冯内心有一种真诚、慷慨的爱，这爱源自她的天性。也许这是对生活、对一切生灵的爱，不过现在它表现为她那温热的舌头、柔软的双唇、扭动的身体。尽管今夜之前，他对这些都相当陌生，但是这些都让他突然做出了本能反应。 她喃喃地说：“别着急，请久一点儿。” 他耳语回应道：“我尽量……” 尽管这样想，可还没过多久，双方的渴望就把他们推向了高潮。随后，那种急切之感退去，马丁感受到一种以往很少享受过的宁静安详。 在这种时候，他那喜好探究的科学头脑思索着这种异常宁静的原因。他想，有这种感觉或许是因为自己日积月累的紧张得到了解除。但是，与科学无关的本能又告诉他，不止如此，还因为伊冯是一个罕见的女子，她天生有种内在的宁静，能把这种感觉传给别人……他这样想着，很快就睡着了。 他睡得很香，醒来时天已大亮，楼下厨房传来声响。不一会儿，伊冯进来了，穿着一件马丁的浴衣，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放着茶壶、杯碟，还有涂了蜂蜜的烤饼。屋里的动物，两只狗和三只猫，围绕着她。它们像是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马丁刚刚坐起身，伊冯就把托盘放到床上。 她微笑着拍拍身上的浴衣。“希望你不介意。” “你穿着比我穿着好看。” 她坐在床边给他倒茶：“你喜欢往茶里加牛奶，不喜欢放糖。” “是，可是你怎么……” “我在实验室打听过，以防万一。顺便说一下，你的厨房真乱。”她把茶递给他。 “谢谢。对厨房的事，我很抱歉，因为我是单身汉。” “今天离开之前，我会收拾一下。” 浴衣松开了。马丁说：“你说要走？我希望你别着急走。” 她任由浴衣松开，笑着说道：“拿着碟子，注意别把手指烫着了。” 他对她说：“我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在床上吃早餐，我好多年都没享受过这种奢侈的生活了。” “你应该经常享受这种生活。这是你应得的。” “但是，你才是客人。这种事应该让我来做。” 她宽慰他道：“我喜欢这样，还要茶吗？” “等会儿吧。”他放下杯子，伸手去够她。 伊冯耸耸肩膀褪下了浴衣，任它滑落到地板上，然后走向他。 他抱着她，这一次他不着急了，他滑动着双手，在她的胸部和腿部抚摸。 他一边吻，一边说道：“你的身体真美。” “太胖了。”她笑道，“我得减肥。”她伸手用拇指和食指在大腿上揪起一团奶油色的肉。“我想要一点那种7号肽，这样我就可以变得瘦一些，像那些白鼠一样。” “没有必要。”马丁的脸埋在她的秀发中，“我喜欢你的一切，你现在这样子正好。”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前一夜的激情现在又燃烧起来。马丁有了反应。就在马丁准备进入时，她急切地搂住他。 她催促道：“继续吧！” 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松开双臂。接着，他抓住伊冯的肩膀，将两人之间拉开一点儿距离。 “你刚才说什么了？” “我说，继续吧！” “不是，这句之前是什么。” 她恳求道：“马丁，别折磨我啦，现在我就想要。” “你刚才说什么了？” “见鬼！”她满是挫败感，双方的激情也没了，她往后一靠，“你为什么这样？” “我想知道你刚才说什么了，关于7号肽的。” 她生气地答道：“7号肽？哦，我说我要是能服用一些，我或许会像白鼠那样变瘦，但是你……” “我想的就是这个。”他跳下床，“快！穿衣服！” “干吗？” “咱们去实验室。” 她难以置信地问：“现在？” 马丁已经套上了衬衫，正忙着提裤子。 “对，就是现在。” 这是真的吗？马丁问自己。这可能是真的吗？ 马丁站着，俯视着12只轮流跑过迷宫装置的白鼠。根据他的吩咐，伊冯从动物房里取出了这组白鼠。它们接受部分提纯的肽混合物注射已有数月，最近又被注射了7号肽。所有的白鼠都很瘦，比注射之前瘦得多。这时，伊冯在把最后一只白鼠放回笼里。 还是星期日的上午。寂静的研究中心里，除了他们两人和他们进来时打过招呼的门卫，没有别人。 第12只白鼠，也跟前面那些一样，开始吃起笼子里盛放的食物来。 马丁评论说：“它们的食欲还不错。” “它们都这样，”伊冯表示同意，“现在，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了吗？” “好吧。因为注射了肽的白鼠体重下降，都变瘦了，有的瘦得可怕，我们这里的人都认为它们的健康状况变差了。”他懊恼地又补充道：“这个看法不太科学。” “科学的看法有什么差别吗？” “可能有很大差别。假设它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变坏，假设它们的状况一切正常呢？或者，比以前都好。假设7号肽不仅可以改善记忆力，还能起到健康减肥的作用。”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马丁说，“我们可能偶然发现了一种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一种使食物在体内代谢，却不产生脂肪的东西，这样也就不会增加体重了。” 伊冯听得目瞪口呆：“那可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了。” “当然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但是，那就不是你们之前寻找的东西了。” “许多发现都是科学家在探索别的事物时发现的。” “那你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马丁考虑了一下，说：“我要听听专家们的意见。明天我就安排他们过来。” “那样的话，”伊冯充满希望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回你家了吧？” 他搂住她：“这是最好的主意了！” “当然，我会把详细的报告送来，”前来拜访的兽医对马丁说，“里面将包括我的实验室对脂肪含量、血液化学成分和大小便等做出的分析。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它们是我迄今见到过的最健康的白鼠，在考虑到它们的高龄时尤其如此。” “谢谢你，医生。”马丁说，“我也希望是这样。” 这天是星期二。兽医英格索尔医生是小型哺乳动物方面的资深专家，他早上从伦敦乘火车来，下午回去。还有一位从剑桥来的营养专家，定于两天后到访哈洛研究中心。 英格索尔医生说：“我想你不会愿意确切地告诉我给白鼠注射的是什么东西，对吗？” “要是你不反对，”马丁回答说，“我其实不愿意讲，至少暂时不讲。” 兽医点点头：“我猜你会这么说。好吧，亲爱的朋友，不管那是什么，显然你们正在做一件有趣的事。” 马丁笑笑，不再吱声。 营养专家伊恩·卡瓦利罗在星期四讲的那番话更为诱人。 他说：“你们对高龄鼠做的注射可能改变了它们的内分泌腺或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或许把两者都改变了。结果，它们从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不变成脂肪而只变成热量。只要不走极端，这是不会有害的。它们的身体总能通过蒸发或什么其他途径，把过剩的热量散发掉。” 马丁在剑桥时就熟悉的卡瓦利罗博士是个年轻科学家，他是一位广为人知的营养学权威。 “新的资料表明，”他说，“不同的人，不同的动物在利用卡路里的效率上各不相同，有的卡路里变成脂肪，但有许多被我们看不见且摸不着的体内活动消耗掉了。比如说，细胞从自身排出离子——比如钠离子——让它们进入血液循环的活动。” 营养学家接着说道：“其他的卡路里必须转变成热量维持体温。但是我们已经发现：转变成热量，用于新陈代谢，以及转变成脂肪，这三者的比例差别很大。所以，就像你们正在那些动物身上进行的试验那样，你们如能改变或控制这三者的比例，那将是个重大的突破。” 马丁请来参加讨论的几个人有拉奥·萨斯特里、本所的另外两位科学家以及伊冯，他们都专注地听着卡瓦利罗的发言。 萨斯特里插话说：“脂肪、代谢、热量这三者的比例变化，无疑能说明为什么有些身形苗条的人吃得多却不发胖。” “正是这样，”营养学家微笑道，“我们都见过这种人，说不定还很羡慕他们。不过，对你们的试验白鼠起作用的也可能有别的因素——饱足感。” 马丁说：“通过中枢神经系统？” “不错。中枢神经系统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肽来调节的。你们说注射的物质对大脑起了作用，所以这些物质可能减少了脑传递的饥饿信息……不管是哪种情况，你们用的合成物显然有了令人满意的减肥效果。” 讨论继续进行。第二天，马丁在一份直接寄给山姆·霍桑的机密报告中，引用了卡瓦利罗博士的原话：“令人满意的减肥效果”。 “虽然用7号肽增强记忆力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研究目标，”马丁写道，“但是，对相关的副作用我们也会做相关的试验。初看起来，有一个副作用似乎很有前景，可能有临床价值。” 虽然报告写得节制，但是哈洛研究中心的人们已经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 第四部 1977~1985年 1 带着其他交通工具无法匹敌的威风，雄伟的货轮“圣伊莎贝拉”号沿着阿姆斯特朗堡海峡缓缓地驶向檀香山港。 安德鲁、西莉亚和其他乘客一起，站在驾驶舱下方的前甲板上。 拿着望远镜的安德鲁，扫视着进入视线的码头和港口建筑，他在有意识地搜索着什么。 阳光穿过夏威夷蔚蓝的天空把阿罗哈塔镀上了一层金色，当阿罗哈塔在前方若隐若现时，轮船平稳地朝右舷转舵，引得旁边的拖船碰来碰去。汽笛拉响了。“圣伊莎贝拉”号的水手们各就各位、准备靠岸。 放下望远镜，安德鲁偷看了一眼身旁的西莉亚。她跟他一样，肌肤被晒成了古铜色，看起来很健康。也许是过了几乎半年的悠闲生活，而且大半是在户外。他想起离家之前，她精神上有着日益沉重的负担，但看得出来，现在她既轻松又愉快。毋庸置疑，相对地与世隔绝，没有外界的压力，这次旅游对他们两人都有好处。 他再次拿起望远镜。 “你在找什么？”西莉亚说。 他没转头，回答道：“等看见了再告诉你。” “好，”她叹口气道，“难以置信，这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是的，在这次漫长的旅行中，他们走了15个国家，到此基本算是结束了。逗留几天之后，他们会从檀香山直接飞回家，准备重新投入原先的生活，不管将有些什么变化等着他们。虽然这种变化主要与西莉亚有关。 她不清楚将有什么改变。 自3月初离家开始，她刻意不去考虑将来，现在是8月中旬，必须得正视这个将要到来的问题了。 她碰了下安德鲁的胳臂，说：“在有生之年，我会记住这段时光，记住去过的地方，记住我们见过、做过的一切……” 西莉亚想，要牢记的事太多了。一幅幅画面在她的脑中回放：是呀，尼罗河中奇妙的月光，金字塔周围的沙子，还有那灼人的炎热……走在承载着900年历史的里斯本的阿尔法玛区里那迷宫一般的石路上，到处都是鲜花……在耶路撒冷——“那是离天堂最近的山，如果人站在这座山上，迎着风把手掌托在耳后，就能听见上帝的声音”……罗马那看似矛盾的俗世和天堂融汇在一起……希腊的岛屿，爱琴海的钻石，炫目的光芒、梯田般分布的白色村庄、群山、片片橄榄树林在回忆里构成了一组组蒙太奇……还有盛产石油、繁荣昌盛的阿布扎比，在那里西莉亚和她的妹妹珍妮特、妹夫以及他们的子女欢聚一堂……印度，那充满强烈对比的次大陆，一面是欢乐，另一面却是惊人的污秽和堕落。风景如画的斋普尔城是粉红色的……接着是大堡礁，澳大利亚的珊瑚之乡，那是潜水者们的幻想曲……日本京都附近，精致脆弱的、如梦境般美丽的修学院别宫是天皇的隐居处，那里充满诗意，旅游者至今仍不能观光……中国香港的节奏那样疯狂，好像时间就要耗尽，事实也是如此！……新加坡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简陋的饮食摊点在这个极度富有的国家随处可见，供应着肉焖米饭的“贪吃者之角”名副其实…… 在新加坡，安德鲁和西莉亚登上了“圣伊莎贝拉”号。他们要踏上一次从容的海上旅行，穿越中国南海进入太平洋，目的地是夏威夷。此时此刻，他们刚刚到达。船上有20多名乘客，大多数人都跟随着轮船从容的节奏，尽情享受着轮船所提供的舒适环境，又不受那种传统的客轮闹哄哄的娱乐活动所打扰。 随着轮船缓缓移动，西莉亚的思绪也飘荡着…… 尽管西莉亚一直尽量努力不去考虑将来，但难免会想起一些往事。尤其是这几天，她总是问自己：那么突然地离开菲尔丁–罗斯，到底有没有错？她辞职时很冲动，完全凭直觉。那样是不是不明智？西莉亚不确定，这些疑虑进一步使她怀疑自己：她会不会马上体验到悔恨和痛苦，那会比眼下的疑惑更令人难受吗？ 她的离去显然没影响到公司，对蒙太尼的上市也没多大影响。2月时，该药如期推出，显然十分成功。出发去旅游前，西莉亚和安德鲁从商业报刊中得知，蒙太尼一上市，马上在处方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大受欢迎，尤其是对于怀孕期间必须继续上班的妇女们。对她们来说，免除晨吐反应太重要了。显然，这种新药成了菲尔丁–罗斯的财源。 在法国，她还从报刊上了解到：最初研发蒙太尼的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也同样获利颇丰。看来，《法兰西晚报》上关于努宗维尔和西班牙的病例的报道，对蒙太尼的声誉没什么影响。在美国，莫德·斯塔弗利博士反对该药的观点也一样，既没什么人采信，也对药物的销售没什么影响。 等西莉亚回过神时，船已经快靠岸了。它正驶向十号码头，他们会在那儿上岸并办理报关手续。 安德鲁忽然在她身旁大叫：“在那儿！” “什么在那儿？” 他递给她望远镜，用手指着，“瞄准第二个大窗户，码头上面，钟楼左边。” 她满腹疑惑地照办了：“要我看什么？” “你看了就知道了。” 周围的乘客已散去。除安德鲁夫妇之外，只剩下两三个人，其余的乘客都回到船舱做上岸的准备。 西莉亚一边调着望远镜，一边来回搜索，不一会儿，她便叫起来。“我看见了，我不相信……” “你可以相信，”安德鲁说，“就是他们俩。” “丽莎！布鲁斯！”西莉亚兴奋地大喊着孩子们的名字。她一手拿望远镜，一手使劲地挥动。安德鲁也跟着挥手。他看到在那扇大玻璃窗后，丽莎和布鲁斯正笑着、激动地向他们挥动着手臂。 西莉亚疑惑道：“我不明白，我们没让孩子们来，他们怎么会来这儿？” “是我让他们来的，”安德鲁平静地对她说，“实际上，我安排了这一切。在新加坡，我打了几个电话，我趁你不在身边的时候打的，不过……” 西莉亚还是那么兴奋，似乎没听到。“当然啦，见到他们我很高兴，但是丽莎和布鲁斯暑假还有事情要做，他俩怎么走得开呢？” “那也容易——只要我给他们讲清楚我为什么要他们来这里就行了。”他把望远镜放回盒子里。 “我搞不懂，”西莉亚说，“是你要孩子们来这儿的？” “是，”安德鲁抚慰道，“这样，我就能履行我的承诺，那是我多年前曾许下的。” “对谁许下的承诺？” “对你。” 她困惑地望着他。 安德鲁温柔地提示道：“是我们度蜜月时候的事了。我们谈天时，你跟我说，为什么你喜欢在巴哈马度蜜月而不喜欢去夏威夷。你说夏威夷会让你难过。然后，你说你父亲在珍珠港牺牲，跟‘亚利桑那’号一起沉到了海底。” “等等！”西莉亚的声音小得就像是悄悄话，是的，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她确实又想起来了…… 在巴哈马海滩上度蜜月的那一天，她向安德鲁谈起她的父亲——讲了一点儿关于海军军士长威利斯·德格雷的事……“只要他回来休假，家里就会很热闹，大家会很开心。他是一个高个子，说话声音响亮，他会让周围的人很开心，他也喜欢小孩。他很强……” 从那时起，安德鲁一直很理解她，他当时曾问道：“你去过珍珠港吗？” 她曾回答：“虽然我自己搞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至今也不准备去……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到我父亲牺牲的地方去，但不是一个人去。我想带着我的小孩一起去。” 安德鲁那时就许诺道：“等我们有了小孩，等他们到了能明白事理的年纪，我会安排这件事的。” 这诺言……许在20年前。 “圣伊莎贝拉”号向十号码头缓缓靠拢，盘着的缆绳抛了出去，这时安德鲁悄悄对西莉亚说：“我们明天就去，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去‘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到你父亲牺牲的战舰那里去。并且按照你的愿望，让孩子们和你一起去。” 西莉亚的双唇颤抖着。她伸手紧握住安德鲁的双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抬头望着他的双眼。那眼神里的爱慕之情，别的男人很少见到过。等她终于说出话来时，她的声音由于激动而显得深沉，她说：“啊，真迷人，你这个充满魅力的男人！” 第四部 1977~1985年 2 上午10点，一个司机开着安德鲁预租的豪华轿车，停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门前等候他们一家。8月下旬，正值夏威夷人所谓的科纳天气——天气还很热，却不会让人感到气闷，时不时有南风轻拂而过。要是抹掉点缀在天空里的几片积云，可以称得上是万里晴空。 丽莎、布鲁斯和父母共进早餐。他们从舒适的套间里俯视着瓦亚拉高尔夫球场，往南看，能看到太平洋。今天和昨天，一家四口人一直兴高采烈地谈个没完，讲6个月以来的所见所闻，其间还有生动的问答。丽莎已经满怀热情，在斯坦福读完了第一年；布鲁斯马上要进入希尔中学的毕业班，他已申请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这所学院本身就有历史意义，与他一直以来的主要学术兴趣相一致。 既是因为本身对历史的兴趣，也是因为对今天的这一幕的期待，布鲁斯说，他最近完成了对日本人1941年偷袭珍珠港的研究。他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有任何问题，我想我都可以回答。” “你真讨厌！”丽莎对他说，“不过，既然你愿意免费讲解，我也不妨洗耳恭听。” 在早餐桌上，西莉亚尽量做到和家人一样谈笑风生，但她心中有种不同寻常的感觉，这种感觉难以用语言形容。好像就在今天，她过去岁月中的一部分似乎又回到了——或者正在回到——眼前。今天醒来之后，她就感到这是个重大的日子，她的穿着也与往日不同。她细心挑了件白色的百褶裙，一件海军蓝与白色相间的定制上衣，她穿上白凉鞋，准备再拿个白色的草编小包。她希望这身穿搭达到的效果是：不要随便，也不要太正式，而是要潇洒要……她能想到的词：要怀有哀思、要充满敬意。去和家人会合之前，她检查了一下自己，对父亲的思念油然而生。最开始，她还竭力控制自己不去想，接着她让这思念变得清晰起来：他要是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啊！他就能看到我——他的女儿——还有我的家庭了！ 像是预先感觉到西莉亚的情绪一样，大家穿得都不像平时那样随便。丽莎前一天穿的是牛仔裤，今天却是朴素漂亮的印花薄纱连衣裙，显出她的青春活力和照人光彩。一时间，西莉亚从丽莎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19岁，这已是她27年前的年纪了。 安德鲁选了一套轻便的西服，这些天来第一次系上了领带。西莉亚在想，丈夫马上要50岁了，他头发花白，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有风度。布鲁斯虽然一本正经，但仍带着孩子气；他穿一件印有希尔学校字样的夹克，里面是一件开领衫。 乔丹一家来到车边，司机用手碰了碰帽檐以示敬意，然后拉开了后车门。他问安德鲁：“乔丹医生吧？我想你们这是要去‘亚利桑那’号？” “对，”安德鲁看了看一张纸，“不过有人让我告诉你，先不去游客中心，先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CINCPACFLT）的专用码头。” 司机扬起眉毛：“您一定是一位贵客。” “我不是，”安德鲁朝西莉亚看看，微笑道，“我太太是。” 大家上车出发，丽莎问，“什么叫CINC——刚才那个单词是怎么说的？” 布鲁斯回答道：“那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简称。嘿，爸爸，你走后门了吧！” 西莉亚好奇地盯着安德鲁。“这一切你是怎么安排的？” “我用了你的大名，”他告诉她，“恐怕你还不知道，亲爱的，你的名字仍然管用，敬佩你的人还真不少。” 大家要他讲清楚，他才透露：“你们一定要弄明白的话，真相就是我给菲尔丁–罗斯夏威夷地区的经理打了电话。” 西莉亚插话：“田野赤村？” “对。他要我转告你，他们都非常想念你。而碰巧赤村的妻子的一个姐妹嫁给了一位海军上将，其余的事就简单了。所以，我们要乘上将专用艇去‘亚利桑那’号那里。” “爸爸，”布鲁斯说，“你安排得太棒了！” 他父亲笑笑：“谢谢你。” “谢谢你，”西莉亚说，然后又问，“你跟田野交谈时，有没有问起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安德鲁犹豫了一下，“你指的是菲尔丁–罗斯……关于蒙太尼的事？” “对。” 他本来希望她别问，但现在也只好回答：“显然很顺利。” “恐怕不止这些。”西莉亚坚持道，“把其余的都告诉我。” 安德鲁不情愿地补充道：“他说蒙太尼是巨大的胜利。用他的话说，‘销量好得要命’。” 西莉亚点点头。这种情况跟大家指望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出入，但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刚上市时所传出的有关蒙太尼的消息。然而，这种情况也确实加深了她最近的疑问：她辞职是否有些轻率愚蠢？接着她决心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一定要把这个想法抛开。 轿车飞速驶过鲁那里洛和摩亚那拉两条高速干道，穿过建有现代高楼的檀香山市区。约20分钟后，他们离开了在阿罗哈运动场附近的高速干道，不一会儿就开进美国海军专用的艾伊湾。小小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专用码头周围景色秀丽，军人家属区就在这里。 所谓上将专用艇是一条15米长的海军工作用船，它已开动了柴油机等在码头旁。这艘船由两名身穿白色制服的水兵驾驶，已有其他六七位乘客坐在主甲板的篷伞下面了。 两名水兵中的一名是年轻女子，她负责掌控“艇首锚缆”，乔丹一家上船后就她就解开了缆绳。在船中部驾驶室里的舵手将船缓缓地开离码头，驶入了珍珠港往来如织的航道上。 之前在陆上感到的微风，到海上就变得强劲了一些；海浪轻拍着艇身，水花不时溅到艇里来。港内的海水是暗淡的灰绿色，水下有什么东西，几乎一点儿也看不清。 船按逆时针方向环绕福特岛航行时，那个女水兵便开始讲解。安德鲁、丽莎、布鲁斯都听得很认真，唯有西莉亚沉浸在回忆中，思绪不在船上，只听到一些片断。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早上……日本人的俯冲轰炸机，辅之以鱼雷、战斗机以及小型潜艇发动了突然袭击……第一波攻击于早上7点55分开始……8点过5分，停泊区的战舰编队被炸得七零八落……8点10分‘亚利桑那’号的前弹药舱被击中，在爆炸后沉没……8点12分‘犹他’号被炸翻……‘加利福尼亚’号和‘西弗吉尼亚’号沉入海底……‘俄克拉何马’号倾覆……伤亡情况：死2 403人，伤1 178人……” 这一切都太久远了，她在想——36年，相当于一个人的大半辈子。直到这一刻，她和父亲才如此靠近。 海军船在珍珠港入口海峡附近的小湾里颠簸着前行，它绕过福特岛南端后便改变了航向。突然间，阳光下白色的“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出现在正前方。 这就是事件旧址。我终于来了。几行诗句浮现在西莉亚的脑海里：“请给我贝壳般的宁静……我将踏上征程。”她向船头前方眺望，突然一种不相关的想法冒了出来：这纪念馆跟她想象中的不一样，它像是一节长长的中间瘪下去了的白色火车车厢。 又是讲解员的声音：“建筑师说：‘中间内陷、两头坚挺有力的结构形式表现了最开始的失败和最终的胜利。’……”建筑师想到这一点是在设计之前还是设计之后呢？反正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战舰。现在这战舰的形状可以看见了——不可思议，它就在这灰绿色的海水下几英尺的地方。 “……纪念馆横跨在沉没的战舰上方。” 这是我父亲的战舰，离开我们的家，这里就是他的家，这也是他的葬身之处……那时，我才10岁，远在8 000千米外的费城。安德鲁伸手握住西莉亚的手，两人都没有说话。船上的全体乘客似乎都有些压抑，默不作声，仿佛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 舵手利索地把船靠在纪念馆入口处的浮桥码头，女水兵系好缆绳，乔丹一家与其他乘客一起下了船。他们朝馆内走去时，脚下不再有晃动的感觉，因为纪念馆建筑不与沉没的战舰相连，而是通过柱子固定在港口的基底上。 在靠近纪念馆的中心处，西莉亚、安德鲁、丽莎站在这水泥建筑的露天处，望着水下的“亚利桑那”号。那如今已清晰可见的主甲板，近得有点儿吓人。 我父亲的遗骨，或者只是残骸，就在我们脚下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是死得快没多少痛苦呢，还是经历痛苦后才死去的？唉，但愿是第一种！ 刚才走开的布鲁斯回来了，轻声说：“我找到外公的名字了，我指给你们看。”他父母和姐姐跟着他一直走到一群沉默的人旁边，他们站在大理石墙前面，大理石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姓名和军衔。 在日军猛烈袭击的几分钟里，单是“亚利桑那”号战舰上就有1 177人阵亡。由于无法把船只打捞上来，这战舰就成为一千多名死难者最后的墓地。 大理石上刻着： 纪念长眠于此的勇士们 布鲁斯指着大理石墙：“在那儿，妈妈。” 威·德格雷海军军士长 他们满怀敬意地站在那儿，各有所思。然后，西莉亚带头回到他们先前经过的地方，俯视上部结构早已被拆除了的船体。它是那么近，她看得入迷。正观看时，水下深处冒出一个油泡，它像花瓣漂在水面上似的在水面上散开。奇怪的是，过了几分钟，这种现象又重来了一遍。 “这些油泡来自油箱里遗留下的油，”布鲁斯解释道，“从船沉之日起，油泡就一直这样往上冒，没人知道会冒多长时间，可能会再冒20年。” 西莉亚伸手拍拍儿子。 “这是我的儿子，是你的外孙。他正给我讲你的战舰的情况。” “我真希望我见过外公。”丽莎说。 西莉亚正想说点什么，突然她感情的闸门毫无预兆地合不住了，情绪倾泻而出。丽莎那句纯朴而感人的话语似乎极轻，但却使本来好不容易平衡的天平倾斜了。悲伤此时吞噬了西莉亚。想起父亲她就感到悲痛，他同她相处的时间这样短暂，但她爱他，珍珠港更是让她触景生情，勾起了无限的回忆。联想起母亲去世至今已经10年，再加上西莉亚因为自己之前的失败而引起的悲痛，以至于她屈辱地结束了一生的事业，如今看来她的判断大错特错。6个多月来，她曾决心把这最后一种悲痛抛诸脑后，但就像欠下的账不管拖多久也总要偿还一样，眼下这些想法加深了她的痛苦，她终于支持不住了。她不顾一切地哭起来。 安德鲁见此情景，走向她身边，但丽莎和布鲁斯更快。两个孩子抱住母亲，安慰她，接着也毫无顾忌地哭了。 安德鲁温柔地伸出双臂搂住他们。 这天晚上，乔丹一家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餐厅进餐。 西莉亚坐下后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安德鲁，我希望大家能喝点儿香槟。” “当然。”安德鲁招呼斟酒的服务员，向他要了泰坦瑞香槟。他知道西莉亚最喜欢这种香槟，然后对她说：“今晚你的气色很好。” 她愉快地看着他们答道：“我也这样觉得。” 上午以后，他们就没怎么再谈论珍珠港之行了。西莉亚在纪念馆中哭泣的时候，旁边的人都有意看向别处。安德鲁知道，沉没的“亚利桑那”号勾起了许多来访者的伤心往事，有时候这样的回忆很悲惨，这种哭泣的情形自然也常见。 西莉亚睡了大半个下午，之后就去饭店的某个商店逛了逛，给自己买了一件光彩夺目的红白相间的夏威夷式长裙。她现在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妈妈，如果你哪天穿腻了这件衣服，”丽莎羡慕地说，“我会很愿意接着穿。” 这时，香槟送了上来。等各人的杯子里都斟好酒，西莉亚举杯说：“敬你们一杯！我深深地爱你们，感谢你们！我希望你们都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发生的事，不会忘记你们的安慰和理解。不过你们也要知道：现在我没事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感觉哭一场可以说是一个清理的过程，是一种——那个单词怎么说来着？” “Catharsis，”布鲁斯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希腊语单词，是净化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曾经用它来……” “哎呀，行了！”丽莎俯身越过桌面打了一下弟弟的手。“有时候你也真是够了！” 安德鲁哈哈一笑，其他人都跟着笑了起来，布鲁斯也不例外。 丽莎催道：“妈妈，你接着说。” “嗯，”西莉亚说，“我下定决心不再为往事难过，我要完全恢复原来的生活。这次假期过得不错，是最好的一次，不过只剩下两天就要结束了。”她深情地望着安德鲁。“我想你准备好回诊所了吧？” 他点点头。“准备好了，急不可耐。”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西莉亚说，“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不会在家待着的。我打算找工作。” 布鲁斯问：“你准备找什么样的工作？” 西莉亚抿了一口香槟，答道：“工作的事我考虑了很久，我向自己提出了许多问题，但问来问去，答案都一样：我最熟悉的是医药行业，应该继续做这一行。” 安德鲁赞同说：“对，确实是这样。” “你还能回到菲尔丁–罗斯去吗？”丽莎问。 西莉亚摇摇头：“我断了自己的退路。我确信，即使我想去，菲尔丁–罗斯眼下也不愿意要我。不回去了，我想试试别的公司。” “如果有公司不赶紧跳起来抓住你，那它们就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商业敏锐度了。”安德鲁说，“你考虑过去哪些公司吗？” “考虑过，”西莉亚接着说，“在所有的医药公司中，有一家公司我最敬佩——默克公司。如果你想在制药行业里找一家‘劳斯莱斯’，那就是默克了。所以，我会首先申请那里的职位。” “其次呢？” “我也喜欢葛兰素史克，还有普强药厂，如果能在这两家公司工作，我会引以为荣。至于排在它们后面的公司，如果有必要，我会列出一个更长的名单。” “我想你用不着往下考虑。”安德鲁举起酒杯，“这杯酒敬给那家获得西莉亚·乔丹的幸运公司！” 进餐时布鲁斯问：“我们明天干什么？” “既然这是我们在夏威夷的最后一天，”西莉亚说，“去海滩上好好地休息一天，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一天。 第四部 1977~1985年 3 清晨，在离六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乔丹夫妇套房卧室里的床头电话响起刺耳的铃声。铃声停了没一会儿又响起来。 西莉亚还在酣睡。不间断的电话声把她身边的安德鲁从梦乡中叫醒。 昨晚就寝之前，他们将阳台的玻璃推拉门敞着，时不时有轻柔的微风的声响和海水的低语声传来。现在正是黎明，屋外灰蒙蒙的，才刚刚能看得出景物的轮廓，仿佛有个舞台导演正控制着灯光让黑暗逐渐隐去，新的场景慢慢显露出来。再过15分钟，太阳就要从地平线上升起。 安德鲁坐起来，电话铃声使他睡意全无。他拿起话筒。 西莉亚动了动，迷迷糊糊地问：“几点啦？” “太早了！”安德鲁对着话筒说，“嗯——有什么事？” 一个接线员的声音说道：“有人要找西莉亚·乔丹太太。” “谁要找她？” 电话里换了另一个女子的声音。“是新泽西州菲尔丁–罗斯的塞思·范戈尔德先生。” “范戈尔德先生知不知道这里现在是几点？” “嗯，先生。他知道。” 西莉亚已坐起来，她现在也完全醒了。“是塞思？”看到安德鲁点头，她说，“我来接。” 他把电话递给西莉亚。接线员接通之后，西莉亚听到了年迈的审计员的声音。“是西莉亚吗？” “嗯，我就是。” “接线员告诉我，说我们把你们吵醒了，真抱歉。不过这里是中午，我们不能再等了。” 她不解地问：“你说的‘我们’是指谁？什么等不及了？” “西莉亚，我要告诉你的事非常重要，请仔细听。” 范戈尔德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她对他说：“请讲。” “董事会委托我，让我代表董事会给你打电话。首先，要通知你的是，你辞职的理由是对的——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而且其余的人……”他犹疑了一会，然后接着说，“我们这些人都错了。” 她糊涂了，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听错了，还是没完全睡醒。“塞思，我不明白，你难道是在讲蒙太尼的事？” “扫兴吧，我说的就是它。” “可是，就我听到的和从报上看到的消息来看，蒙太尼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还记得昨天安德鲁转述菲尔丁–罗斯夏威夷地区的经理田野赤村的话，他当时说的情况是那么好。 “直到不久以前，我们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一切都变了——变得太突然。现在，我们的处境很糟糕。” “请等一下。” 她捂住听筒对安德鲁说：“像是出了什么大事，我还不清楚是什么事。你去分机听一听。” 浴室里有电话分机。西莉亚等安德鲁走到那儿，才对着话筒说：“塞思，请继续讲。” “我刚刚给你讲的是第一件事，西莉亚。第二件事是：董事会想请你回来。” 她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你最好从头说起。” “好的。” 她可以感到塞思在组织他的语言。她一边等，一边却在纳闷：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山姆·霍桑给她打电话？ “你还记得关于受害婴儿的报道吧？那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和西班牙的报道？其中有植物婴儿——这个可怕的词。” “当然。” “这类报道又来了好多，除了刚刚提到的国家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这类报道太多了，以至于我们确信无疑的是：蒙太尼就是罪魁祸首。” “天哪！”西莉亚用一只手捂住了脸。受到惊吓后，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它成为现实！这只是一个噩梦，这件事没有发生。我不需要表明我是正确的，不要以这种可怕的方式证明我是对的。她透过浴室敞开着的门框，看到安德鲁脸色阴沉，她又望向外面，发现曙光越发明亮，她这才肯定，此刻发生的一切不是梦而是现实。 塞思继续说着，讲述着细节。“……两个半月前，我们零星收到一些报告……病例与以前发现的类似……接着数量增加了……最近，报告接连不断……所有那些母亲们都在怀孕期间服用了蒙太尼……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病残新生儿已经接近300例……显然还会增加，特别是在美国，因为蒙太尼只在美国上市了7个月……” 西莉亚闭上眼睛听着这件越来越恐怖的事。几百个新生儿本来应该是正常的，但是他们一辈子都不能正常地生活了，他们不会思考，没人扶着不会走，也不会坐……而且这样的新生儿还会增加。 她真想放声大哭，发泄自己的气愤和失望。可是，对着谁哭呢？她没法对着任何人哭。而且哭泣和生气，都没有用了，太晚了。 要是她之前多做点儿努力，是不是可以防止这可怕的悲剧呢？ 可以的！ 她本可以在辞职后大声疾呼，公开表明她对蒙太尼的怀疑，而不是保持沉默。但这能起到一点儿作用吗？人们会听她的吗？很可能不会听，但是总有些人会听的。只要救了一个新生儿，她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在8 000千米外的塞思好像猜透了她的心思，他说：“西莉亚，我们这里的人都责问过自己。我们夜不能寐，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良心不安的夜晚，我们所有人在进入坟墓的时候都或多或少要带着愧疚。但是，你可以问心无愧，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大家忽略了你的警告，你没有错。” 西莉亚想：接受这种观点很容易，也很舒服。但是她知道，自己到死的那一天也不会释怀。 突然，一个揪心的新问题闪现在她的脑海里。 “塞思，你对我讲的这些事是不是都公之于众了？有没有发紧急公告？你们是否已发出警告，让孕妇停用蒙太尼？” “嗯……没有完全以那种方式公告，只是零星地公布，不过这样零星的公告特别少。” 西莉亚明白了，为什么她和安德鲁旅行时，并没有听到任何对蒙太尼不利的消息，原因就在这里。 塞思接着说：“显然，新闻界至今还没人把这些碎片凑到一起来考虑，不过，我们担心过不了多久这就会成为现实。” “你们担心……” 她意识到，显然到现在为止公司也不准备将此事公之于众，这意味着蒙太尼还在市场上销售，还在被使用。西莉亚想起安德鲁昨天说的情况，用的还是田野评论蒙太尼的原话，“销量好得要命”。她打了一个寒战，问道：“在停售并且召回这种药方面，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塞思小心地说：“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通知我们，他们这个星期就要在法国召回蒙太尼。我听说，英国正准备发表声明，而澳大利亚政府已经禁止销售这种药了。” 她提高嗓门叫道：“我说的是美国。” “我向你保证，西莉亚，我们完全是按照法律要求在办事。菲尔丁–罗斯获得任何信息都会立即呈报给华盛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无一遗漏。文森特·洛德亲自处理这件事。眼下，我们正等待有关部门的决定。” “等待决定！上帝呀，还等什么？除了召回蒙太尼，还能做出什么别的决定来？” 塞思辩解道：“我们的律师们强烈建议我们，在这种时候，最好先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裁决。” 西莉亚就快要尖叫了，她克制住自己，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反应很慢，等它运转起来还要耗费几个星期的时间。” “我觉得也是。不过，律师们都坚持，如果我们自己主动召回药品，就等于承认有错，这样就等于承认我们应该负责。即便是现在，经济方面的后果……” “孕妇还在用蒙太尼，还谈什么经济？当未出生的婴儿……” 西莉亚不说了，她意识到争论毫无用处，争不出什么结果。而且她也奇怪：为什么和她谈话的不是山姆·霍桑，而是这位审计员？” 她坚决地说：“我必须跟山姆讲话。” “很遗憾，不可能，至少眼下办不到。”接着是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山姆他……唉，有些失常。他有点儿个人问题。这也是我们想要你——需要你——回来的原因之一。” 西莉亚厉声道：“说了等于没说，什么意思？” 她听到一声长叹。 “我本想以后再告诉你，因为我知道这会让你难过。”塞思的声音低沉而悲伤，“你还记得吧……就在你离开我们之前，山姆刚有了一个外孙。” “朱丽叶的孩子，我记得。”西莉亚想起山姆办公室里欢庆的场景，她也在场，但是接着，她就因为自己对蒙太尼表示怀疑而扫了大伙儿的兴。 “现在推测的情况是，朱丽叶怀孕时，晨吐得太厉害。山姆给她服用了蒙太尼。” 听到塞思的最后一句话，西莉亚浑身冰冷，预感到她下面将听到什么了。 “上个星期，医生们确诊朱丽叶的孩子已受到这种药的危害，并且不可救治。”塞思几乎说不下去了，“山姆的外孙神经受损，四肢不会动弹，跟其他受害的婴儿一样，将会是植物人。” 西莉亚试着抑制自己，但还是发出一声哀号。接着，她就怀疑地问道：“山姆怎么会做这种事？那时，蒙太尼还没有获准使用！” “你知道，内科医生那儿有样品药，山姆使用的就是这种样品药。除了朱丽叶外，他没对任何人讲过。我猜想他对蒙太尼深信不疑，认定它没有危险，这药跟他本人也有关联，或许是自豪感。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是山姆亲自从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弄来了蒙太尼的专利。” “嗯，我记得。”西莉亚脑袋里交织着沮丧、气愤、痛苦和怜悯。塞思打断了她的思绪。 “我说我们需要你，你看，西莉亚，我们确实需要你。你能想象，山姆因为悲伤和内疚有多痛苦，现在他不能尽责；不过，这也只是部分原因。这里全乱套了，我们像一条没有舵手的破船，我们需要你来估计它受损的程度，需要你接管它。一方面是因为，只有你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包括董事会——都敬重你的判断力，尤其是现在。对了，还有，你回来担任的是执行副总经理。我不想细谈报酬待遇的问题，他们会很慷慨的。” 菲尔丁–罗斯的执行副总经理，只比总经理低一级，比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高。如果她不辞职，也许会被提拔为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西莉亚想，要是在往日，获得这么高的职位，值得庆祝，她也会把它看成自己人生中闪亮的里程碑；可真奇怪，突然之间，这个职位变得无关紧要了。 “你也许已猜到，”塞思说，“我身边还有几位董事，他们在听这次谈话。我们都在这里等待，希望你的回答是‘同意’。” 西莉亚察觉到安德鲁在浴室那边给她打手势。于是，她又对着话筒说：“请等一下。” 安德鲁挂了电话，走出来。西莉亚像之前那样捂住听筒问他：“你怎么看？” 他对她说：“你得自己做决定，但是要记住：如果你回去，你是否辞过职、你之前在不在公司，就没什么区别了。蒙太尼的混乱局面还有相关的责任都会牵扯到你。” “我知道。”她思考着，“但是，我在公司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岁月很美好。现在他们需要我，我只有回去。不过，既然要我回去……” 她又对着话筒说：“塞思，你讲的话我听得很仔细了。我可以回去，但是有个条件。” “说吧。” “菲尔丁–罗斯必须从今天起就停止销售蒙太尼，公开声明它的危险。不要等明天，不要等下个星期，也不要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决定。今天……” “西莉亚，不可能，我已经把我方律师们的警告给你讲清楚了，这涉及罪责的问题。会导致几百万美元的诉讼费用，足以把公司搞破产。” “反正总会有诉讼的。” “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想把局面弄得更糟糕。召回蒙太尼这件事很快就会发生。这段时间，你先回来我们再商量……” “我不想商量，我要求你们办好这件事，我要你们今天就在电视、在广播上向全国宣布；我要24个小时以内，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每一份报纸上。我会收看、收听。如果你们不办，那么免谈。” 这次，轮到塞思说“请等一下”了。 西莉亚能听到电话那头低声的交谈，显然大家有分歧。然后，她听见塞思说“她很强硬”，过了一会儿她又听见，“当然，她就是说一不二。别忘了，是我们有求于她，不是她有求于我们”。 新泽西那边的辩论又持续了几分钟，大部分西莉亚都听不清。最后，塞思对着话筒说话了。 “西莉亚，我们接受你的条件。你坚持的事情，我们立刻办，1个小时以内就去办。我本人能担保。现在的问题是……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对塞思说：“我打算乘这里时间最近的一趟航班离开。明天，你在办公室就可以见到我。” 第四部 1977~1985年 4 他们设法弄到了4张联合航空公司波音747班机的二等票，下午4点50分离开檀香山。班机直飞芝加哥，接着他们会转乘另一班飞机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抵达纽约。西莉亚打算在旅途中睡一觉，然后在到达纽约的当天上午就去菲尔丁–罗斯总部。 丽莎和布鲁斯本来打算在夏威夷多玩两天，后来又决定随父母同机回去。如丽莎所说：“我和弟弟这么久都没见过你们，我们想尽可能地和你们待久一点儿。再说，要是就剩我自己，我想我也不会开心，想到那些可怜的畸形儿，说不定我还会哭。” 乔丹夫妇在套间里匆忙吃完早餐，期间接了几通电话，都是处理他们离开夏威夷的事宜。安德鲁之前给孩子们解释过那些畸形儿悲惨的情况。 “这件事我会讲的，”西莉亚曾跟孩子们说过，“不过，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暂时不想再谈起这件事了。我想你们可以说我被吓坏了。”即使是现在，她还不确定答应回去是否明智。她提醒自己，她在立即撤回蒙太尼这件事上的坚持，至少能使一些胎儿和母亲免遭厄运。 在他们刚要离开饭店去机场之前，菲尔丁–罗斯在是否实现对西莉亚的许诺这件事上显然有了答案。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中插入了一条特别的新闻简报，报道了从市场上召回蒙太尼的事，因为它“可能会产生危害，至于何种危害正在调查之中”，并且警告医生停止开这种药的处方，警告孕妇们停用这种药。 过了没多久，在日常的新闻广播中，菲尔丁–罗斯召回蒙太尼一事的详细报道成了头条。在机场，下午版的《檀香山明星报》在头版登载了针对这件事美联社所发出的消息。显而易见，新闻界的炮火已经点燃，并会继续下去。 对乔丹一家人来说，今天跟昨天的计划大相径庭。他们本来是准备在海滩上静静地歇上一天的。 机舱里很挤，好在他们四人的座位在飞机后舱连在一起，至少能讲点儿悄悄话。过了一会儿，西莉亚对其他三人说：“谢谢你们的耐心。现在，你们想问什么都可以。” 第一个提问的是布鲁斯。 “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妈妈，一种已经得到认证的药，怎么会突然有这么严重的副作用？” 她整理思路后才回答。 “首先，你要记住：一种药，任何一种药，对人体来说都是外部化学物质。人吃药——通常由医生开处方，目的是要治疗体内的疾病。药虽然有治病作用，但是也可能有害，这种有害的作用是副作用，当然副作用不一定都有害。” 安德鲁补充说：“还存在‘权衡利弊’的问题。医生必须做出用药判断，即为取得治病效果，值不值得冒险使用一种药物。有些药用起来风险比别的药要大，但即使是用成分简单的阿司匹林都有风险，有时可能是极大的风险，因为阿司匹林可以引发内出血。” 丽莎说：“但是，出售之前，医药公司肯定对药物做过试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理说也应该查清楚了它们有什么危险，或者有多大危险。” “是，这都是事实，”西莉亚承认说，“不过，人们不了解的是：目前，试验还是有局限性的。要试验一种新药，先得在动物身上做试验，如果动物试验的数据没有问题，就在志愿者身上做试验。这得要好几年时间。即使人体试验做完了，药物在各方面看起来都还行，但是也只是在几百人或许几千人身上用过。” 安德鲁说：“而且在这些人里面，可能谁也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反应的影响，或者说受到的影响很小、无关紧要。” 西莉亚点头同意，接着说：“可是药物上市后，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使用了，或许会有好几百万。不良反应可能会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出现，他们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极小，可能是试验中不能预见的一些不良反应。当然，如果不良反应出现的百分比很大，新出现的反应很严重或者造成了致命的后果，药品就必须收回了。关键在于，在经过广泛使用之前，无法断定一种药究竟有多安全。” 布鲁斯说：“那些反应，应该报道出来，是吧？” “是的，只要医药公司一听到任何反应，就要报告。在我们国家，法律要求我们把听到的不良反应报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常情况是这样的。” 丽莎皱着眉头说：“只是‘通常’吗？” 西莉亚解释道：“有时很难判断，不良反应的产生到底是因为药物，还是因为别的因素。这需要做科学判断，但只要是诚恳而真实的不同意见，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另外需要记住的是：仓促的决断可能会断送一种也许能救人性命的好药。” “但是，在蒙太尼这件事上，”安德鲁提醒大家，“情况正好相反。”他对丽莎和布鲁斯说：“对于那些有争议的反应，你们的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其他人的判断错了。” 西莉亚摇摇头。“也不完全是那样。我只是凭直觉，不是靠科学判断。直觉也有可能是错的。” “可是这回没有错，”安德鲁说，“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你很坚持，有勇气以辞职来维护自己的道德原则，这种事一般人很难做到。亲爱的，你所做的这一切，我们一家人都为你感到骄傲。” 布鲁斯应和道：“我同意！” 丽莎靠过去，吻了她的母亲一下。“妈妈，我也一样。” 饭端了上来。安德鲁没什么食欲，挑着他盘子里的东西，评论道：“对于飞机上的伙食能说的只有一点：它可以用来打发时间。” 过了不久，他们又回到大家都关心的话题上来。 布鲁斯说：“有件事实在难以置信，妈妈，报纸和电视台竟然不知道蒙太尼出了什么问题，至少不了解整体的情况，它们直到今天才知道。” 安德鲁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种事不稀奇，以前就出现过，几乎跟这次一样。那次是沙利度胺。我读过大量关于那次事件的报道。” 西莉亚这才露出了笑容，这是她在这几个小时里第一次笑。她说：“咱们家有两个历史爱好者。” 安德鲁说：“1961~1962年，美国新闻界忽视了沙利度胺在欧洲造成的灾难，甚至当海伦·陶西格博士——美国的一名内科医生——去国会放映了畸形儿的幻灯片，议员们看了之后也惊诧不已，但是，美国的新闻界还是只字不提。” “不可思议。”丽莎说。 安德鲁耸耸肩。“这取决于你对新闻界怎么看。一些记者就是懒。被派去参加听证会的那些记者没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事后也不看会议记录。不过，有个叫莫顿·明茨的人没有偷懒，他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把所有消息的碎片拼凑起来，第一个把沙利度胺的事捅了出去，震惊了所有人。这自然立即成为轰动新闻，就跟蒙太尼目前的情况一样。” “我应该告诉你们俩，”西莉亚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一直反对蒙太尼。” 丽莎问：“爸爸，是不是因为你认为蒙太尼会产生这些可怕的后果？” 安德鲁回答：“不是。只是因为我是医生，我认为不该为了一点儿不舒服，或者有一点儿自限性疾病就吃药。” 丽莎又问：“什么是‘自限性疾病’？” “怀孕期间恶心的症状就是一个例子。正常情况下，这种症状的发生时间集中在怀孕最初的几个月，不久就会消失，对孕妇不会留下任何危害。除非出现紧急情况，否则妊娠期间用任何药都是愚蠢的，总是会有风险。你们妈妈怀你们时就没用过任何药。对这事，我也是一再叮嘱。”安德鲁盯住他的女儿，“轮到你时，大小姐，如果你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什么药也别吃——不喝酒，也不要抽烟。” 丽莎说：“我保证。” 西莉亚听着，突然想到一个主意，或许这个主意最终能把菲尔丁–罗斯在蒙太尼上犯的错误变成好事。 安德鲁还在说话。 “我们这些医生，在用药上有不少毛病。比如说，我们开处方开得太频繁。有很多时候其实不必开处方；有些时候则是因为病人觉得，如果没拿到处方就离开诊所像是被医生给坑了；还有些时候，给病人开处方能很容易地把病人打发走，好让下一个病人进来。” “今天肯定是忏悔日。”布鲁斯说，“医生还会做哪些错事？” “我们的许多医生对药品的情况不太熟，至少没有达到其应该掌握的程度，特别是对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是药物与其他药物搭配使用时的相互作用。当然把药物的所有情况都装进脑袋里是不可能的，可是，通常医生不愿意当着病人的面查书，要么是怕麻烦，要么就是自尊心作怪。” 西莉亚说：“有的医生不怕当着病人的面查书，我就能指出一个又可靠又讲良心的医生。你们的爸爸就是一个。我亲眼见他这样做过。” 安德鲁笑了。“当然在药品方面我有些有利条件，因为我和你们的妈妈生活在一起。” “有没有医生在用药方面出过重大失误？”丽莎问。 “相当多。”安德鲁回答，“但是有些时候，警惕性很高的药剂师往往会对处方提出疑问，从而使医生免于出错。一般说来，药剂师对药物的了解要比医生深得多。” 布鲁斯机灵地问：“承认这一点的医生多吗？” 安德鲁回答说：“很不幸，不多。医生和药剂师本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医生往往觉得药剂师低人一等，不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同事。”他微笑着补充道：“当然，药剂师也会犯错误。有时病人自己也瞎掺和，他们实际用的剂量是处方上的两三倍，我听到有病人躺在救护车上辩解说，他们以为这样会更快看到疗效。” 西莉亚做了个决定，说：“我这个疲倦的医药人一天之内可对付不了这么多事情。我想我得先睡会儿觉。” 她说完就闭上眼睛，在飞机抵达芝加哥之前的剩余时间里她一直睡着。 在从芝加哥换乘去往纽约的班机上，没发生什么事——除了更舒服的座位，因为一家人订到了头等舱的座位，从檀香山出发是没法订到头等舱座位的。 到纽约后，出乎西莉亚意料的是，菲尔丁–罗斯派了司机和豪华轿车在肯尼迪机场接他们去莫里斯敦。那个她有点儿面熟的司机向她行了一个礼，然后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塞思·范戈尔德写的信。 亲爱的西莉亚： 欢迎你回国，欢迎你回公司！ 董事会赠予你一辆专车，并配上司机，方便你担任副总经理之后办公之用。 你的同事和下属——包括我本人——都期盼着在你休息之后与你相见。 你的，塞思 回到莫里斯敦的家中，乔丹一家和温妮、汉克又愉快地团聚了。温妮腹部高高隆起，再过几个星期就该分娩了。丽莎、布鲁斯拥抱了她，然后是西莉亚、安德鲁。温妮提醒说：“别搂得太紧，亲爱的，要不然这小东西就该蹦出来了。” 安德鲁大笑。“从我做实习医生开始——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从来没给人接生过。不过，我很愿意试一试。” 汉克不像他妻子那样爱说话，只顾一边冲着他们高兴地笑，一边忙着搬行李。 过了一会儿，厨房里只剩温妮、西莉亚和安德鲁三人在谈别后的情况，其他人在外面忙碌着，这时西莉亚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她怕去问，但还是说：“温妮，你怀孕这段时间，吃过什么药吗？” “你是指为治疗晨吐而吃的药吗？” 西莉亚更害怕了，应道：“不错。” “是像蒙太尼那样的药？”温妮指着摊开在碗柜上的今天早上出的《纽瓦克明星纪事报》。报纸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刊登着一篇关于蒙太尼的报道。 西莉亚傻傻地点点头。 “替我检查的医生给了一些样品药让我吃，”温妮说，“我本想要吃的，因为早晨总是感到很恶心。不过……”她看了安德鲁一眼，“乔丹医生，我可以说吗？” 他回应道：“可以。” “不过，在你们俩走之前，乔丹医生跟我说——他说这是他和我之间的秘密，他说如果医生给我开蒙太尼，不要吃，把它扔到马桶里。我照办了。” 温妮眼含热泪，瞅瞅报纸，再望望安德鲁：“我怀这个宝宝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啊，上帝保佑你，乔丹医生！” 西莉亚如释重负，满心欢喜，把温妮搂到怀里，搂得特别紧。 第四部 1977~1985年 5 山姆·霍桑像是行尸走肉。 回到菲尔丁–罗斯的第一天，西莉亚见到山姆的那副模样，简直吓得说不出话来。是山姆先开的口。 “噢，感觉怎样啊？凯旋了，你又对了，品行端正的人看到我们这帮人品行不端、错得离谱，感觉很好吧？” 这些不友好的话，用一种西莉亚已经难以辨认的沙哑的声音说出来，越发让她震惊。她已经有7个月没见山姆了，可是他看来起码老了10岁。他面容消瘦，脸色苍白，颧骨四周肌肉松弛；他双眼无神，眼睛像是陷进了眼窝，下面是乌黑而松弛的眼袋。他的肩膀耷拉着，瘦得太夸张了，使衣服显得很不合身。 “不，山姆，”西莉亚说，“我不好受，我也为大家感到难过，你外孙的事我也感到十分沉痛。至于我回公司，只是想帮帮忙。” “啊，是啊。我想你会找时间……” 她打断他。“山姆，我们是不是找个地方聊聊。” 他们是在走廊碰到的，交谈时还有人在旁边来来去去。西莉亚刚和塞思·范戈尔德以及另外几个董事开完会出来。 总经理办公室只有几步远。山姆不吱声地朝那边走去，西莉亚跟在后面。 走进办公室，关好外面的门，他扭身对着西莉亚，又是那种尖酸的腔调。“刚才我还没说完，我想你会找时间过来表示你很难过的，这太容易了。现在，你为什么不继续呢，说说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她平静地说：“你最好告诉我，你现在认为我在想什么。” “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你在想，我没等蒙太尼获批，就给朱丽叶用，这是不负责任，是在作孽；你在想，是我、是我自己把朱丽叶和德怀特的孩子、把我的外孙害到这地步——一个长得像人的废物，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山姆哽咽着说不出最后几个字，随即转过身去。 西莉亚默默地站着，同情和难过在撕扯着她的心。她考虑着说什么合适，最后她开口了。 “如果你想听真话，山姆——看样子现在时机正好，不错，我有那样想过，我想现在我还是那样想。” 山姆盯着她，仔细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她也看到山姆听得认真，就继续往下说。 “但是我们还要想想一些别的事。事后把问题看清楚并不难，我们大家谁都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你没有出错。这件事你没有判断错。即使犯一连串的错误，也没有我这一次的错误严重。”他的声音里依旧满是苦涩。 “我犯过别的错，”西莉亚说，“每个要承担责任的人都会犯错。往往是由于不走运，才让一些错误比别的错误后果更严重。” “我的错误属于最严重的错误。”山姆在桌后往椅子里一倒，“所有那些畸形儿，包括还没有出生的胎儿，都是我的责任……” “不对，”她肯定地说，“那不是真的。关于其余那些婴儿，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引导你的是吉伦特公司。其他有责任的人也和你一样痛苦。” “但你是例外。到底是什么让你这样特别，没有上当？” 她提醒他说：“我上过当，最开始的时候。” 山姆双手抱头。“啊，天啊！我把事情弄得有多糟糕啊！”他抬起头说，“西莉亚，我对你不公平，对你太刻薄，是吗？” “没关系。” 他的声音变低了，也不那么尖刻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想如果说实话，我会说我妒忌你。要是当初听了你的话、采取了你的建议该有多好。”接下去就是一些连不成句子的话了。“一直没睡觉，一连几个小时都醒着，想啊想，一直回忆，觉得我有罪。女婿不和我讲话了，女儿也不想和我见面，莉莲想帮忙，又不知道怎么帮。” 山姆停下来，犹豫了一会说：“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什么事我不知道？” 他扭过头。“我永远不会告诉你。” “山姆，”西莉亚坚定地说，“你要坚持住，你这样折磨自己，对你、对别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他仿佛没听见一样继续说道：“在这里我是完蛋了。你也知道。” “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想辞职。律师们说，我不能那样做，至少目前还不能。我必须留在这个位置上。”他冷冷地说，“我还必须维持门面，保护公司。不能给那些围猎我们的豺狼律师再提供攻击素材了。这便是我现在还是总经理的原因，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只是为了保住股东们的利益。” “真高兴听你这么说，”西莉亚说道，“公司的确需要你来管理。” 他摇摇头。“会让你来管理公司的。你难道没听说吗？董事会已经做了决定。” “塞思刚才是跟我透露了一点儿。但是，我需要你。” 山姆望着她，眼中满是无言的痛楚。 西莉亚突然做了一个决定。她走到办公室的外屋，把门的插销插上，又把通往秘书房间的门也插上，然后拿起电话说：“我是乔丹太太，我和霍桑先生在一起，请不要让别人来打搅我们。” 山姆仍然坐在办公桌前，一动也不动。 西莉亚问他：“这件事发生以后，你哭过吗？” 他像是感到意外，接着摇摇头：“哭能解决什么问题？” “有时候能解决一些。” 西莉亚走到他眼前，弯下腰，双臂环绕着他。“山姆，”她轻声说，“想哭就哭吧！” 山姆放松下来，他盯着她的脸看，困惑而犹疑。突然间，像是大坝决堤，他像孩子一样把头靠在西莉亚肩上哭了起来。 那一次跟山姆谈话之后，西莉亚很快就看出，山姆已经悲惨地垮掉了，他之前的精神已经消散，对公司的领导工作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西莉亚虽然感到不安，但也只能接受现实。 山姆每天还是会来上班，开着他的那辆银灰色的劳斯–宾利轿车，把车停放在车库的相应位置。偶尔他会与西莉亚同时到。西莉亚坐的是公司配的那辆有司机开的专车，对这种安排她心里很感激，因为这样一来，上下班的路上她就可以工作、可以看文件了。如果同时到达，她就和山姆一起去公司总部大楼，穿过玻璃隔成的走廊，再乘坐电梯，去领导人办公的第11层。他们有时会聊几句，但是如果说话的话，总是西莉亚先开口。 山姆一进办公室，基本上就不再出来。没有人打听他到底在干什么，反正送到他那里的都是一些内容不痛不痒的备忘录，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文件。虽然管理层会议都会在事前通知，但是山姆总是无所顾忌的缺席。 所以，从回来的第二天起，西莉亚无疑就坐上了头把交椅。 凡是需要领导层决策的最重要问题都交给她来办，其他一些搁置的问题也请她解决。她处理这些事情时机敏果断、合乎情理、目标明确，这已经成了她的标签。 和律师们一起开会占用了她很多时间。 蒙太尼和药品撤回事件公之于众之后，公司马上就迎来了第一批指控。有些案子看上去证据确凿。美国已经有一些畸形儿出生了，其中也有早产儿，其体态与其他国家服用蒙太尼的孕妇生下的畸形儿类似。 这样的案子势必会越来越多。公司内部估计，在美国由于蒙太尼而致残的畸形儿总数超过400例。这是按照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统计估算出来的，还考虑了蒙太尼在这些国家销售的时间、数量以及美国相应的情况。 在其他的诉讼中，有的是那些用过蒙太尼但还怀着孩子的母亲提出的；这些起诉者大多是担心以后产下畸形儿，因而指控菲尔丁–罗斯失职。有少数指控估计是由于一些人无聊或者试图欺诈，但是所有这些起诉都得认真对待——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钱财。 至于开支，这是西莉亚完全陌生的课题——她必须尽快了解，她发现，菲尔丁–罗斯有数额达1.35亿美元的产品责任保险。另外，出于同样的目的，公司还在内部储备了2 000万美元。 奇尔德斯·昆廷律师对西莉亚说：“1.35亿美元，听起来不少，也许够我们支付所有的赔偿要求。但是，我可不会全指望它，你可能还要从别处筹点儿钱。” 昆廷年逾古稀，白发苍苍，彬彬有礼，一派长者风范。他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专门从事医药方面的法律事务，特别善于为被追讨赔偿损害的被控方辩护。这家事务所受聘常年为菲尔丁–罗斯提供法律建议。 西莉亚了解到，昆廷在同事中以“庭外解决家”闻名。“庭外”指“法庭以外”。这是因为他谈判有术，知道如何可以不经过法庭程序，通过谈判就解决原告的诉求。按公司的一位律师对他的评价来说：“他像一个玩扑克的高手，有敢于下大赌注的胆量。” 西莉亚很快就认定奇尔德斯·昆廷值得信赖，她喜欢他的为人，这也是她信赖他的原因之一。 “亲爱的，你和我必须做的事就是，”昆廷像在对心爱的侄女讲话，“尽快解决索赔要求，既要合情合理，又要慷慨大方。这两点对于控制这种灾难性的局面至关紧要。说到大方，要切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一件与蒙太尼相关的案子到了民事法庭，如果被判决赔偿几百万美元的话，那会给接下来的案子设一个先例，这样赔下去，你们公司就得破产了。” 西莉亚问：“不经过法院，真的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可能性比你想的要大。”他继续解释。 “当孩子受到悲惨而无法挽回的伤害后——像蒙太尼造成的这种伤害，做父母的第一反应就是绝望，然后是愤怒。在愤怒中，那些父母就要惩治给他们造成痛苦的人，所以就会求助于律师。做父母的最想要对方——像俗话说的那样——吃官司。” “可是，我们当律师的很实际。我们知道，我们在法院打官司有时候会输，有时候输也并不是因为正当的原因。我们还知道，审判前有各种手续，法庭要处理的案子太多，忙不过来，还有当事人策划的拖延战术等，能让案子拖几年才开审。这样一来，即使我们打赢了官司，要是原告再上诉，还可以再拖几年。” “律师们也清楚，等他们的当事人度过最开始的愤怒阶段，接着就会变得厌倦，失望。审理前的准备工作开始主导他们的生活，消耗他们精力，总是勾起他们的伤心事。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巴不得快点儿解决问题，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是，”西莉亚说，“这些我能理解。” “还没说完呢。那些办理人身伤害案件的律师，也就是我们要对付的那些律师，不仅要照顾当事人的利益，也要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多承办这种案子的律师把赔偿金的分成当作佣金；如果官司打赢了，他们能得到1/3的赔偿金，有时候会更多。但是，律师有他们自己的账单要付，比如事务所的房租，孩子们上大学的学费，到期的抵押贷款，上个月的信用卡账单等……”昆廷耸耸肩。“他们跟你和我都一样，都希望快点儿把钱弄到手，不喜欢不确定的、遥远的未来，这正是问题得以解决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西莉亚刚才有点儿走神，这时她说，“回到公司以后，我觉得自己变得冷漠无情，斤斤计较，对蒙太尼以及所发生的一切，光从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 昆廷说：“我对你很了解，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而且，亲爱的，怕你有别的想法，我需要跟你明说，我对这场可怕的悲剧并没有无动于衷。是，我是得工作，我还要做好它，可是我也是一个父亲、是一个祖父，对那些一出生就被毁了的孩子们，我也感到心痛。” 经过这次和其他几次谈话，他们决定再追加5 000万美元，以备赔偿之需。 另外，还有一笔迫在眉睫的开支，估计要支付800万美元，才能将蒙太尼全部收回销毁。 当西莉亚把这些开支转告塞思·范戈尔德时，他只是严肃地点点头，似乎不像西莉亚估计的那样吃惊。 “年初以来，我们有两件事还算走运，”审计员解释说，“一件是非处方药的销售情况很好，销售量大大超过预期；还有，由于汇率波动我们意外地获得了一大笔‘一次性’的收益。当然，通常说来，有这两笔进账，股东们就能得到分红，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笔意外之财都得作为准备金归到额外追加的5 000万美元中去。” “好吧，咱们先感谢这两笔钱吧。”西莉亚说。她记得，她一度瞧不起的非处方药部门，已经不止一次帮助菲尔丁–罗斯渡过难关。 塞思接着说：“另外一件走运的事是，从英国传来了好消息。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嗯。我读过报告了。”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凭那些报告，银行也会贷款给我们的。” 西莉亚对哈洛研究中心取得进展感到高兴。那里研制出的新药令人振奋，看样子，肽7号不久就能问世。而所谓的“不久”，在药物研发的概念里，意味着还要等两年才能将药物送交药品管理部门批准。 西莉亚想把山姆重新拉回到公司的决策工作中，她还找他谈过英国传来的这个最新消息。 由于哈洛研究中心是按山姆的意见设立的，又是靠他的奔走努力，才得以一直获得经费，她估计如果山姆听到这个消息，会因为他的信念得到证实而感到高兴；而西莉亚也希望以此来安抚他低落的情绪。结果并不如意。山姆的反应很冷淡。西莉亚建议他和马丁·皮特–史密斯谈谈，以便对那个成果做出估计，但是这也被山姆拒绝了。 “谢谢，我不去，”他对西莉亚说，“我相信通过别的方法，你也可以了解到你想知道的情况。” 即使山姆态度冷淡，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哈洛研究中心对公司的未来至关重要。 还有别的好事。 文森特·洛德多年来一直在做一种研究，化学术语叫作“淬灭自由基”，这项研究如果成功，能把一些不良药物的危险副作用消除掉，使它们成为良药。这项研究终于有了积极成果，充分表明它有希望成为洛德多年梦寐以求的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所以，现在菲尔丁–罗斯在美国的研究中心把大规模的科研力量都投入其中，做最后的冲刺。 英国那里的肽7号显然会率先上市，而文森特·洛德的发明——暂时命名为“己菌素W” ——很可能只用再等一两年就可以上市。 第二项研究进展还起到了另外的作用。它使洛德在菲尔丁–罗斯的前途更有保障了。考虑到洛德曾强烈鼓吹过蒙太尼等原因，西莉亚开始还想过等有机会就把他换掉，但是他现在似乎对公司太重要了，不能失去他。 这样，出人意料地，尽管仍然笼罩在蒙太尼的阴影中，公司的处境却忽然变得光明了一些。 第四部 1977~1985年 6 在哈洛，伊冯·埃文斯和马丁·皮特–史密斯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 伊冯进菲尔丁–罗斯的研究中心工作时，就租了一套小公寓。尽管那套房子还没有退掉，但是她已经很少去那里了。每个周末和工作日的大多数夜晚，她都住在马丁家。除了满足马丁和她自己的身体需求之外，她也很乐意接管家务。 伊冯重新布置了厨房。经她收拾，那里变得整整齐齐，到处都亮闪闪的。她在厨房里做出的可口饭菜，仿佛出自一个多才多艺的厨师之手；她似乎有烹饪的天赋，她也以做饭为乐。每天早上在两人一前一后上班之前，她都会把双人床铺整理好，让床单干干净净。床单比过去换得要勤。她还给每天过来清扫房屋的女佣留下指示。最后，得益于伊冯细致的检查和督促，整个房子都变得一尘不染。 伊冯也改善了马丁养的小动物们的生活环境。 她带了一只自己的暹罗猫过来。有一个星期六，她正好闲着，趁马丁工作，她就拿出锯子等工具，在楼下的后门上用铰链装上了一扇活动的“猫门”，让猫可以随意出入。这对猫的健康和屋内卫生都有好处。 另外，如果伊冯夜里住在这里，第二天一早她会出去遛狗，作为马丁每天傍晚遛狗的补充。 马丁爱这一切。 马丁爱的另一件事就是伊冯乐呵呵的、东拉西扯的闲聊。她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不过没几件重要的事——上映的电影，明星们的私生活，流行歌手以及他们在台下的怪诞行为，哪家伦敦商店在大打折扣，她新近在“玛莎百货”里买的东西，电视节目，研究中心里谁订婚了、谁怀孕了、谁要离婚等闲话，除此之外，就是新闻嗅觉灵敏的英国报纸所报道的神职人员纵欲过度，甚至她还会讲一两件政治丑闻……伊冯就像一块海绵，把这类她听来的和读来的东西，统统都吸了进去。 奇怪的是，马丁不仅不厌烦这些闲言碎语，反而觉得这样的话很新鲜，是一种调剂，有时候还会觉得这样的话像是工作之余的背景音乐。 他想过这个问题，他觉得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大多数时间，他周围都是知识分子，谈的都是一些严肃的科学问题，没什么生活中的细碎之事，所以渐渐地，他感到疲倦。但是听着伊冯闲聊，他可以放空大脑，怡然自得。 伊冯对威尔士亲王很感兴趣，这几乎成了她的爱好。虽然这位王储被广为报道的个人情感故事有时也使她担忧，但是大多数时候都让她入迷。她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这些事。当时，常和查尔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卢森堡的玛丽–阿斯特丽德公主的名字。伊冯拒不接受这个传闻。“这门婚事绝对成不了，”她很有把握地对马丁说，“且不说玛丽–阿斯特丽德是一个天主教徒，她本身就不合适。” “你怎么知道？”马丁问。 “我就是知道。” 另一位颇受赞誉的王妃候选人是阿曼达·娜奇布尔女士。伊冯更喜欢她。“她还可以，”她说，“但是只要查尔斯耐心等待，我敢保证一定会有一个更适合他的人，甚至是完美的人出现。” “他可能自己也在犯愁呢，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他？”马丁建议道。 伊冯就像没听见，她若有所思，然后带着诗意说：“他需要的是一朵英国的玫瑰。” 一天晚上，两人亲热一番之后，马丁逗她道：“你是不是把我想成了威尔士亲王？” 她淘气地回答：“你怎么知道的？” 马丁发现，尽管伊冯爱讲些名人八卦，但也并不是没有头脑。她对其他的事也感兴趣，包括对脑力老化研究中心做科学研究所依据的理论。马丁曾耐心地给她讲解过，她似乎也听懂了。马丁非常热爱约翰·洛克的著作，伊冯对此很好奇。有好几次，马丁发现她在蹙着眉头专心阅读洛克的论文集。 “不容易懂。”伊冯承认说。 “是，这本书任何人看都不好懂，”马丁说，“你得下功夫。” 马丁相信，关于他与伊冯的关系，可能会有些流言蜚语。哈洛这个地方太小，不可能没有人在背后议论。不过，在研究中心时他们俩都很注意，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来往。此外，马丁认为他的私生活只是他个人的事。 他和伊冯的这种关系能维持多久，他没有想过。不过，从他俩平时随意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得出结论：双方都觉得这样的关系轻松，都没有考虑过长远的事。 他们两人共同关心的是研究中心里的科研进展。 在马丁难得给新泽西州的一份报告中，他写道：“肽7号的结构现在已经弄清，基因序列已经得到，并且已引入菌体，进行大量制备。”他指出，这个过程“很像最初制备人体胰岛素的生物工程”。 同时，他们继续在动物身上注射肽7号，试验药物的安全性及药效。通过积累而得到的动物试验资料，已经足以在几个月之后提出人体试验的申请。 研究中心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新闻界，这种情况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马丁谢绝采访，说此事见诸报端为时尚早。但记者们还是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消息，进行了报道。总体上说，那些报道还是准确的。报道不仅揣测“此药有显著的减肥效果”，并以很大篇幅推测，“该种延缓衰老的灵药正在进行动物试验”。这一切让马丁非常生气，因为显然是研究中心有些科研人员的行为不够谨慎。 宾利根据马丁的要求做了调查，但是没有查出是谁走漏了风声。 “其实，”宾利指出，“这事被大家知道也没什么害处，你正在研究的东西，科技界早就清楚了。还记得你请来做咨询的那两位专家吧？现在吊吊大家的胃口，将来说不定还有益于肽7号的销售呢。” 这样的话虽然没能说服马丁，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宣传招来一个令人讨厌的结果。“动物权利保护者”的信件、小册子和请愿书像雪片一般飞来。一些极端分子反对任何形式的动物试验。有的信里骂马丁和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是“虐待狂”“折磨狂”“野蛮人”“残忍的罪犯”等。 马丁在家里读了一些有恶毒攻击内容的邮件后，对伊冯说：“所有国家都有反对进行动物试验的家伙，但英国的这帮人特别恶劣。”他拿起一封信，然后又厌恶地放下，说道：“我也赞成把动物所遭受的痛苦保持在最小限度，而且我相信这也可以通过法律予以保证。可是，他们不只要求这样，他们要我们立即停止一定得进行的动物试验科研工作！” 伊冯问：“你说会不会有一天科研上完全用不着动物？” “也许有一天可以。甚至今天，也有一些以前一直用动物做试验的地方，已经改用组织培养、量子药理学、计算机处理来代替。但是，完全不用动物……”马丁摇摇头。“这有可能实现，但是估计还要好久。” “哎，别再纠结这件事了。”伊冯收起抗议信，把它塞回公文包，“还是想想咱们的动物吧。因为肽7号，它们已经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机灵了。” 她的话并不能改善马丁的情绪，最近的大批信件让他很是心烦。 总的说来，与早期的摸索阶段相比——那时工作没什么进展，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的，现在的情况好得多，以至于马丁私下里跟拉奥·萨斯特里说：“我很担心。如果事情过于顺利，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重大的挫折。” 他不幸言中了，而且挫折出现的比他预料的还快。 就在这个周末，星期日的凌晨，一点钟刚过，电话铃声吵醒了马丁。伊冯还在他身旁熟睡。 马丁拿起电话，是奈杰尔·宾利打来的。 宾利说：“我在研究中心，是警察把我叫来的，我看你最好也来一趟。” “出什么事了？” “恐怕是一个坏消息。”宾利的腔调听起来挺吓人，“不过，我希望你自己过来看一下，你能马上过来吗？” “我马上过来。” 这时，伊冯也醒了。马丁匆匆套上衣服，她也赶紧起床穿衣。 他们乘马丁的车一块过去。研究中心的门前已经停了一些车，其中有两辆警车闪烁着蓝色警示灯，第三辆闪着警示灯的车子是消防车，正要开走。研究中心的正门大开。 宾利在研究中心里同他们见了面，一个穿制服的警官跟在他左右。宾利一见到伊冯未免吃了一惊，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 “我们遭到袭击了，”他说，“是那些动物爱好者干的。” 马丁皱起眉头：“动物爱好者？” “情况是这样的，先生，”警官说，“做这事的人自称是‘动物援救队’的，他们以前就给我们惹过麻烦。”这位警官正值中年，神情中有无可奈何，也有讽刺，好像是对这类愚蠢行径见得多了，见怪不怪。 马丁焦急地问：“他们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破门而入，”宾利答道，“把研究中心里的动物都放走了。有些动物还在研究中心里，但大多被带到外面，被他们打开笼子放走了。他们还把找到的档案，拿到楼外，浇上汽油。” “他们点了火，博士，”警官说，“别的楼里的人看见了，打电话报了警。消防队赶来把火扑灭的时候，我们也到了。刚好抓到了两名嫌疑犯，一男一女。男的承认他以前因为这种事坐过牢。” “警察抓到的那两个人就扣在我办公室，”宾利接着说，“好像他们一共有6个人，他们把研究中心里的门卫抓起来，锁在柜子里。他们还知道怎样拆除防盗警报器。” “整个行动都经过精心策划，”警官说，“这是他们这帮人作案的一个特点。” 马丁没有细听，眼睛直盯着惊惶奔逃到接待室角落里的4只白鼠，蜷缩在那儿。现在它们听到人声，惊得从另一扇开着的门溜了出去。马丁跟过去，到了实验室和动物房。 眼前是一片混乱：放动物的笼子要么让人搬走了，要么就是空空如也；活页的参考书也不翼而飞；装档案的抽屉都被拉了出来，材料散落在地上。很多文件都找不到了，估计已经被那帮人拿到外面烧掉了。 宾利、警官和伊冯都跟在马丁后面。 伊冯喃喃地说：“哦，我的上帝！” 马丁情绪激动，感到绝望，他只是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警官建议道：“博士，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我们抓到的一男一女。” 马丁点了点头，没吱声。警官走在前面，进了管理主任办公室。那里，一个年轻的警察看守着两个人。 女的三十五六岁，高高瘦瘦的，鹰钩鼻，满脸傲气，头发剪得很短，嘴里叼着烟卷，吞云吐雾。她穿着紧身牛仔裤，短夹克衫，一双人造皮革质地的长筒靴。警官和其他人进去时，她态度轻蔑，好像对自己被拘一事毫不在意。 男的年纪和女的差不多，身材修长，要是在别的场合，别人还会觉得他温和顺从。他看上去像个小职员，有点秃头驼背，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他挑衅般对进来的人笑了笑。 警官说：“这就是那一对。我们已经提醒过他们有保持沉默的法律权力，不过他们似乎很想谈谈。他们还真是觉得光荣！” “我们就是觉得光荣。”那男的说着，声音尖细而发颤，他紧张地清了清嗓子，“我们做了一件高尚的事。” 马丁发火了，他几乎是在喊：“你们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吗？你们知道你们毁了、糟蹋了多么重大的成果吗？” “我们知道的是，”那女的说，“你们这些搞动物试验的人都是暴君，为了自己的利益拿动物当牺牲品，而我们救出了这些动物。” “如果你们真的那样想，只能说明你们是无知的蠢货。”马丁真想把面前这两个人暴打一顿，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你们放走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在笼子里出生的，在外面根本活不下去，它们会死得很惨。那些还留在房子里的动物也必须处理掉。” “即使那样，”那女的说，“也比受到你们不人道的残害要好。” “他没有不人道！也没有残害过动物！”说话的是伊冯。她气得满脸通红，嗓门也提高了。“皮特–史密斯博士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他喜欢动物。” 那个男的嘲笑道：“我觉得他是把喜欢的动物当成宠物吧。” “我们反对把动物当成宠物，”那个女的说，“那是一种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我们认为动物有与人平等共存的权利。而且，动物不应该受到限制，不应该被关起来。人类也不应该仅仅为了自己过得更愉快、更健康，就折磨动物。”她的语调抑扬顿挫，沉着自信，好像是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 那个男的说：“我们还认为，人不比其他物种高贵。” “我觉得要是以你为例子，”警官说，“这句话倒是对的。” 马丁对那个女人说：“你和你的那帮疯子同伙破坏了科研成果，我们要再做好多年才能恢复这些数据。在这些多花的时间里，你们剥夺了别人用药的权利，有几千甚至几十万的好人需要一种药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好，动物援救队干得好！”那个女人打断马丁的话，冲着马丁恶狠狠地说，“听到我们战绩辉煌，我太高兴了。你说的科学研究，在我们看来就是野蛮的暴行，要是你们再重复一遍，我祝愿你们不得好死！” “你这个疯子！”伊冯尖叫起来，伸手向前扑过去。有那么一秒，大家都呆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然后，才发觉伊冯扑向了那个女的，用指甲抓破了她的脸。 马丁和站在中间的警官连忙把伊冯拉开。 那个女人尖叫起来：“这是人身伤害！这是人身伤害罪！”她脸上出现了两条红色的指痕，一条已经渗出血来。她对两名警察叫道：“把那个贱人抓起来！必须告她有罪！” “抓这位小姐？”警官面露难色。他瞟了伊冯一眼。她在发抖，像是吃了一惊。“为什么要抓她？我没看见什么人身伤害。”他向另一位警察使了个眼色，“你呢？” 另一位警察答道：“我没看见，长官。我猜这个犯人脸上的伤是她打开笼子的时候，被动物抓伤的。” 马丁搂住伊冯。“咱们走吧，跟这种人说话完全是浪费时间。” 他们刚转身就听到警官在问：“现在理智一点儿怎么样？把你的同伙的名字告诉我。” “滚开。”那女人说。 宾利跟着马丁、伊冯走出去后，对他们说：“那两个人要坐牢的。” 伊冯道：“啊，但愿如此。” “会的，”管理主任宾利肯定地告诉她，“动物援救队已经有人坐牢了，他们会跟这些犯人关在一起。那帮家伙进行了这种非法的袭击，还自以为是殉道者。我读过不少关于他们的报道。估计他们在全国有好几百个信徒吧。” 接着，他愁闷地说：“对不起，我本来可以预见到这种事。” “我们谁都没法预见，”马丁叹口气说道，“明天我们开始清理吧，看看还剩下什么。” 第四部 1977~1985年 7 研究中心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来进行令人沮丧的清理工作。据马丁估计，这场“动物权利保护者”发动的袭击让他们的工作得再多花两年的时间。 从屋外被焚烧的档案和其他记录的灰烬中，他们抢救出一些分类资料，但是为数不多。后来，奈杰尔·宾利向马丁报告：“那些案犯显然知道他们要的东西，也知道那些东西在哪儿。这就是说他们在研究中心里有内线。据警方的判断，这与他们之前的袭击相同。警方还说，他们总是能说服清洁工和维修人员给他们通风报信。我要追查一下谁是我们中心的‘犹大’，尽管我不抱多大期望。” 也为今后中心的安全着想，宾利采取了一些虽然花费不菲但是有力的防范措施。他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以说是亡羊补牢，那些家伙自以为是，不会善罢甘休，难保不会再来。” 遇袭后的第二天，马丁向新泽西那边报告了情况。他是跟西莉亚·乔丹谈的。前几天，马丁高兴地听说西莉亚重返公司；现在却得向西莉亚道歉，说跟她的第一次通话就得报告这么坏的消息。 得知哈洛的研究中心遭受这么大的破坏，西莉亚非常震惊。最近肽7号接连取得令人振奋的进展，相形之下，这件倒霉事极不合时宜。她当即问马丁，耽误两年的估计是否准确。 马丁向她解释：“我们必须做的是把动物试验全部再做一遍，把数据补齐。当然，公司最后提出新药申请需要附上这些资料。这件事非常费时费钱，可找不出别的办法。” “两年，你有把握吗？” “那是最坏的估计。只要是能从两年里省出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定会争取。我们比两年前懂得多了，也许还会出现什么捷径。我们都将尽最大努力。” 西莉亚说：“我要你明白，肽7号对我们这里至关重要。你还记得我在你家里的那次谈话吗？你说过，只要给你时间，你就会研制出一种重要的药，让菲尔丁–罗斯获得巨大利润，这最后几个字是你的原话。” 在哈洛，马丁苦着脸对着电话说：“我想我没有忘。我那样说并不像一个科研人员，但愿我们两人的谈话不会外传。” “不会的。我重提此事是因为你预言的前一部分已实现了。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实现后者。” “要两年才能恢复，”马丁重申，“不管有没有捷径，也短不了太多。” 但是，这次谈话促使他加快了重建的步伐，迅即向供应试验动物的商店再订购补充的动物，等动物一到，研究中心里的人就着手照搬乏味的老一套，重复那早已开始的工作。结果，三个星期后，重建资料库的工作就全速展开了。 那夜遭袭击后的全部艰苦日子里，伊冯都在悉心照料马丁的身体和情绪。她替马丁安排好家庭生活，不对他有任何要求，大小杂事都由她干，以便他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在研究中心的工作上；在其他时候，她对他体贴关怀，似乎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该不声不响地照料他，什么时候该用有趣的闲聊逗他高兴。有一次，马丁筋疲力尽地忙了一天。临睡前，伊冯叫他脸朝下躺着，慢慢地给他做瑞典式按摩，让他一觉睡到天明。 第二天，马丁问她是怎么学会这本事的，她回答说：“我之前有一个室友，她是按摩师，是她教我的。” “我注意到你有一点，”他说，“你从来不放过学习机会。读约翰·洛克的书时也是这样。最近，你又读了他的文章吗？” “读了。”伊冯略一沉吟后说，“我发现他写的东西对那些‘争取动物权利者’来说倒很适合。那是一篇谈热情的文章。” 马丁好奇地问：“我恐怕记不起了。你能找来那一段吗？” 洛克的著作在房间的另一头，可是伊冯没有过去拿书就背了起来： 同乏味而又往往难以成功的严格论证相比，靠直接的启示作为人们言行的基础自然远为简便。无怪乎有人极善于假装受命于天并使自己相信他们的言行乃受上天的特殊指引…… 她显然是在背诵。马丁惊讶地注视着她。看到马丁这个神态，她脸一红，接着又背了下去。 心理既是此种状态，那么任何无稽之谈一旦进入其幻觉，便是上帝的意旨，立即具有神的权威；任何荒诞之事，只要他们乐于一试，那么此种冲动就被认为是直接来自上天的召唤…… 伊冯停下来，边咯咯地笑，边羞涩地说：“背得够多了。” “不够，不够！”马丁怂恿她，“请接着背！如果你记得。” 她有点儿疑惑：“你在取笑我。” “一点儿取笑的意思都没有。” “那行。”她又背诵起来。 ……热情虽非建立在理性或神启之上，却出自激动的或过于自负的头脑所产生的奇思异想……人们最急于听从自身的冲动……因为强烈的奇思异想犹如一种新原则，它一旦超出常识范围，不受理智约束，就将席卷一切…… 伊冯背完这段后就停下了，一对显得很天真的蓝眼睛盯着马丁，表明她对自己毫无把握，仍不知道马丁会有何反应。 他大惑不解地说：“我现在的确记起你背的这段了。我认为你一个字也没有记错。你是怎么做到的？” “哦……我就是能记住事情。” “什么都能记住？而且总记得这样详细？” “我想是这样。” 这使马丁想到：甚至在闲谈琐事时，伊冯似乎也总把细节讲得准确无误——姓名、日期、地点、消息来源、背景情况等。他以前只是下意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此刻他才重视起来。他问道：“你必须读几遍才能记住呢？” “大多数东西只读一遍。但是，记洛克的书得两遍。”伊冯还是一脸的不自在，好像马丁发现她隐瞒了什么罪过似的。 他说：“我想找篇东西来试试。” 他走到另一个房间，找了一本他确信伊冯没见过的书。那是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他翻到他曾做过记号的一页对她说：“读这段东西，从这里到那里。” “我可以读两遍吗？” “当然可以。” 她低下头，皱着眉全神贯注地读，金黄的长发垂在脸前。接着，她把书放下。马丁从她手里接过书吩咐说：“现在背背你读的那段。” 她背诵时，马丁逐字逐句地核对。 有一些基本真理奠基，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其他许多真理，而其内部具有连贯一致性。这些真理不断涌现，数量甚丰。人们用其武装头脑，而且，宛如天空的光，不仅本身美丽悦目，而且给其他事物带来光明并证明其存在；如果没有这光，其他事物就不可见也不可知。牛顿先生对万有引力的伟大发现即属此类…… 她又背了几段，马丁发现她背的与书上印的一字不差。背完以后，伊冯郑重地说：“这段真棒。” 马丁说：“你也棒，你的本事也棒，你知道那叫什么吗？” 她又不安了，犹豫了。“你告诉我吧。” “你有摄影机般的记忆力，那是一种特异功能。你一定听说过。” “可以那么说，但是我从来不想与众不同。不想做马戏团里的怪人。”伊冯说话时声音有变。自从马丁认识她以来，这还是他头一回觉得她快要哭了。 “上帝做证，谁说你是怪人了？” “我上学时，有一位老师这么说的。” 在马丁温柔地追问下，他才弄清事情的原委。 她曾参加过一次笔试。由于摄影机般的记忆力，她的许多回答和教科书上的内容完全相同，评卷的女教师便责备伊冯作弊。 虽然伊冯否认，却没人相信。她万般无奈，只得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记忆力，其做法就同刚才马丁目睹的一样。 女教师被证明错怪了人，却恼羞成怒，竟讽刺伊冯的这种能力，说她是“马戏团里的怪人”，说她这样背书“毫无价值”。 马丁打断她：“只要理解你背得出的东西，就不是毫无价值的。” “我确实是理解的。” “这点我相信。”他要她放心。“你很聪明，我领教了。” 但是，在和那位女教师发生冲突之后，她不仅掩盖她的天赋，而且试图把它丢掉。在学习时，她故意不记忆词句，这倒收到一定效果。不过这样一来，对于要求她学会的东西，她理解的质量也随之下降，结果她的考试成绩不佳，并在那次可通向兽医学院的考试中落榜。 “教师可以做许许多多好事，”马丁说，“但愚蠢的教师也会做出特蠢的事。” 伊冯沉默不语，回忆起往事，神情凄然；马丁也出神地在思考着什么，一时寂然无声。 马丁终于开口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或许，我倒也可以为你做点儿什么。你还愿意当兽医吗？” 这话问得让她意外。“这有可能吗？” “很多事都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你想不想？” “当然想。我一直就向往当兽医。” “那我先去了解了解，”马丁说，“咱们看看结果怎样。” 了解并没有花费多久。 两天后，在家里吃过伊冯准备的晚餐，马丁说：“咱们坐下谈谈吧，我有话对你说。”在小小的起居室里，他舒展地坐在单人皮沙发上，伊冯蜷曲着身子坐在他面前的地毯上。尽管她想苗条一些，却仍没有减掉身体上多余的重量。不过马丁早就说得明白，他不嫌她胖，倒喜欢伊冯丰满的躯体和线条，而此刻他正多情地凝视着她。 他对她说：“你可以报考兽医学院，考取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你所需要的合理生活费用，也可能甚至很有希望得到研究中心的资助。万一得不到资助，我相信我还可以想办法。” 她说：“但是，我得首先做好别的，再通过考试这一关。” “是的，我已打听到你需要做的事，你得先通过三门A级考试——一是化学，二是物理，三是动物学、生物学或植物学。拿你的经验来说，考动物学最明智。” “说的对，”她有点儿犯疑，“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放弃工作？” “在你准备A级考试时不用放弃工作。你可以在晚上和周末学习。我可以帮助你，咱俩一起来。” 伊冯激动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她说：“难以置信。” “你会相信的，只要发现有那么多事需要你去做。” “啊，我一定好好做。我保证。真的一定好好做。” 马丁笑了。“我知道，有你那么好的记性，你会成功的，会顺利地通过考试。”他停下来思索着。“有一点你必须知道，别照搬课本上的文字，免得试卷上与书上的文字雷同。何必让阅卷人同你的那位老师一样产生怀疑呢。不过，你在考前练一练就行了。要通过考试有点儿窍门，我也可以教给你。” 伊冯蹦起来，张臂搂住他。“啊，亲爱的，你真好！这个主意真叫我激动！这准是我一生中最走运的事。” “哦，”他说，“既然你提到这一点，我也一直觉得碰到你，是我一生中最走运的事。” 第四部 1977~1985年 8 西莉亚重返新泽西州的菲尔丁–罗斯后，人们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欣喜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 马丁从英国报告了动物遭难的消息，这首先打击了那种情绪。接着，总公司里突然发生了另一场大悲剧，投下了一片笼罩住了一切的阴云。 那是一场事故——至少博恩顿警方后来把它归到“事故”一类，它正发生在西莉亚回公司的第三个星期的一个工作日。 离上午9点还差几分钟时，西莉亚那辆配有司机的公车开上了公司停车场的最高层，开到连通着办公大楼的玻璃天桥入口附近。西莉亚的司机紧靠天桥左侧把车停下，因为——据他后来说——车还在行车道上时，他已从后视镜里发现了霍桑先生的劳斯–宾利在他后面不远处。司机知道总经理一向把车停在靠外墙的老地方，位于他停车处的右侧，所以给他留出了通道。司机拉开了车门，西莉亚下了车，这时她才看到山姆的车。 她先是看到那与众不同的车头正沿下一层停车场的坡道向上驶来，到驶抵最高层时才看见了整个车身。 西莉亚准备同往常一样，与山姆一起走过去乘专用电梯，于是就停步等着。只见那漂亮的车——这山姆多年来引以为傲的心爱之物——正平稳地缓缓驶来。接着，出事了。 突然，车上那大功率的劳斯–罗伊斯发动机一声吼叫，轮胎刺耳地发出吱的一声，那沉重的车子顿时向前猛冲，其速度之快是低端车无法办到的。只见银闪闪、灰乎乎的一团从西莉亚和司机的身旁一掠而过，越过山姆平素的停车处，直向前面的墙上冲去。那齐肩高的墙上方没有遮挡，墙是唯一把停车场在空中围起的东西，墙头离地面大约15米。 轰然一声巨响，墙被冲破，车子飞出去消失了。 随后的这一瞬间对西莉亚来说似乎长极了，什么声音也没有。接着，从下面看不到的地方传来重物落地的砰然一声，以及金属断裂、玻璃粉碎的声音。 司机冲向围墙的豁口边。西莉亚的第一个冲动是要跟去，但控制住了自己，一转念便回到车里，用车上备的电话报警。她报了出事地点，要他们火速派来警官、消防车和救护车；然后打给公司的总机，要已来上班的医务室医生立即去停车楼底层西边。做完这些，西莉亚才走到被山姆的车撞出的豁口，向下张望。她见到的景象使她毛骨悚然。原先的豪华轿车已翻了个底朝天，全毁了。车子显然是头先着地，从15米的高处掉下，车头被撞进了车身里，变了形的车子翻了过来，车顶也瘪了。虽然没有起火，却在冒烟。一只扭曲了的车轮还在乱转。 幸而车子掉下的地方是一块空地，当时下面没有人，除了一些灌木和青草外，没有其他可损坏的东西。 这时，有几个人朝摔坏的车跑来。西莉亚听见一些警报的嘶鸣声越来越近。然而，劳斯–宾利已摔成这样，看来车里的人难以幸存。情况就是如此。 消防队的营救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山姆弄出来。这项工作叫人很不好受，但他们做得不慌不忙，因为有个医生进车看了，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估计——山姆已当场死亡。 指挥人们处理这事的西莉亚给莉莲挂了电话。尽可能婉转地向她通报了这一噩耗，同时劝她不要到现场来。 “要是你愿意，”西莉亚主动说，“我马上就过来。” 没有回话。过了一会儿，莉莲说：“不必了，我需要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她的声音听起来飘忽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她已备受痛苦，此刻又失了丈夫。西莉亚在想，一个女人需要承担多少痛苦啊！ 莉莲说：“过一会儿我来看山姆。你们把他送到什么地方，请通知我一声。好吗，西莉亚？” “好。我来接你，要不就在那里等你。” “谢谢。” 西莉亚给朱丽叶挂电话，接着又给朱丽叶的丈夫德怀特打电话，但都没有找到人。接下来，她把负责公关的副总经理朱利安·哈蒙德召到办公室，指示说：“立即在报上登出山姆去世的讣告。说这是一次不幸的事故。我要强调‘事故’这个词，免得别人胡乱猜疑。你不妨说可能是加速器出了故障，导致车子失去了控制。”哈蒙德提出异议说：“没人会相信这话的。” 西莉亚这时真想哭了，她差点儿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把对方顶了回去，说：“别争了！照我说的去办。立刻就去！” 哈蒙德离开后，她想她要为山姆办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只要她能办到——保住他的面子，不让人说他是自杀。 但对于和山姆相熟的人来说，自杀是一目了然的。看来，很可能是山姆在蒙太尼问题上感到绝望和内疚，最终被这个思想负担压垮了，见到前面停车处的墙，突然想到不如一死了之，就将油门一脚踏到底，朝那不怎么结实的护墙冲去。据山姆的朋友私下议论，这符合山姆的特点：他记得停车处下边是一块空地，摔下去也不会伤着别人。 西莉亚心里还有点儿不踏实，感到内疚。她不清楚，是否山姆早有轻生之念，而前几次只不过让理智占了上风？他那天把车开上坡道看到西莉亚——西莉亚信心十足，管理着公司，行使着职权；而如果客观情况没使两人的地位突然这样颠倒过来，那职权本应属于他——是不是山姆当时……？她不忍心问到底，也永远问不出个答案。 她的脑子里还不断出现他另一个想法：那是她回公司第一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对她说，“……还有一件事，那事你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又说：“我绝不会告诉你。” 山姆的另一个秘密是什么呢？西莉亚猜不出。不管是什么事，山姆既然死了，这事也就无从知晓了。 应死者家属要求，山姆的丧事只有亲友参加。公司去的唯一代表是西莉亚，由安德鲁陪同。 在殡仪馆的小教堂里，西莉亚坐在很不舒适的折叠椅上；一个不认识山姆的态度殷勤的牧师单调地说着他那一行的陈词滥调。 她极力想抹掉现实，回忆那丰富多彩的桩桩往事。22年前——山姆让她当新药推销员……山姆参加她的婚礼……她选定山姆，准备跟在他后面在公司里一路晋升上去……在纽约的销售工作会议上，山姆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为她辩护：“我站在这里，是要你把我也算上一个……如果我们让她以这种方式离开这间大厅，我们就都是目光短浅的傻瓜”……是山姆力排众议，把她安置在快速通道上……擢升她先到非处方药部门，后来又让她负责拉丁美洲的业务：“将来的销售就靠国际市场了”……山姆在议论他自己的晋升和他的两位秘书时说：“我猜想，她们大概打一封信都得两个人一起，一个人念、一个人打字。”……山姆这个英国迷对在英国设立研究中心很有远见，他说：“西莉亚，我要你成为我最得力的臂膀。”……山姆因判断失误，已赔出了声誉，现在连性命也搭进去了。 她感到安德鲁在她身旁动了一下，递过一条叠好的手绢。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已泪流满面。 也是应死者家属的要求，只由莉莲和朱丽叶两人送山姆的灵柩到墓地。西莉亚离去前和她俩讲了几句话。莉莲脸色苍白，似乎已气息奄奄；朱丽叶的面容和眼神显得很倔强，看来在整个仪式中没有哭过；惹人注意的是德怀特没有出席。 随后几天，西莉亚力争把山姆的死因正式宣布为事故。她成功了，据她向安德鲁讲，原因主要是“似乎谁也不忍心为此争辩。再说，山姆没办人寿保险，不牵涉经济赔偿问题”。 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葬礼的阴霾中过去，公司董事会要遴选新的总经理。人们认为这只是走走形式，西莉亚一定会当选。 董事会结束才几分钟，塞思·范戈尔德就来到西莉亚的办公室，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我受命通知你，”他说，“其实我真不愿意来，但是还得说，总经理一职不准备给你。” 西莉亚没反应，他接着说：“你可能不相信，这确实不公平。可董事会里仍有几个人就是不喜欢让女人当家。” “这我相信，”西莉亚说，“有些女人工作了一辈子才发现这一点。” “会上争论了好久，有时争得不可开交，”塞思说，“董事会分成两派，有几个人大声疾呼，坚决要选你，但反对者毫不退让。后来只好妥协。” 据塞思透露，已任命了临时总经理。他叫普雷斯顿·奥哈洛伦，是一个退休的银行总经理、菲尔丁–罗斯多年的董事。他已78岁，走路要靠手杖。他虽是受尊敬的理财专家，可对医药行业所知甚少，主要只限于在董事会上了解到的一点点。西莉亚见过奥哈洛伦几次，但了解不多。她问道：“这‘临时’二字是什么意思？” “奥哈洛伦答应至多干半年。在这段时间里，董事会要正式任命一位总经理。”塞思苦着脸说，“我还是告诉你吧，有人提议到公司外去物色人选。” “明白了。” “我想我本不该说。不过老实讲，西莉亚，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一定说，‘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然后拂袖而去——一分钟也不耽搁。” 她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我要是那样做，别人会说，‘多像女人所为！’而且，我答应回来做善后工作，我要做下去。等做完了，反正……嗯，咱们到那时再说吧。” 这次谈话使她记起多年前山姆和她的一次谈话。当时，让西莉亚担任推销业务训练部的副主任而不是正职。据山姆说，原因是“公司里有的人接受不了，现在还是接受不了”。 她想起一句话：事物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 “你觉得受到了很大伤害吗？”安德鲁在晚餐桌上问。 西莉亚略一思索后回答：“我想是这样，老觉得太不公正。不过，奇怪的是，我又觉得不像前几年那样难受了。” “我也是这样看的。要不要让我告诉你是什么缘故？” 她笑了。“请讲吧，医生。” “因为你已是实现了自己抱负的女人，亲爱的。你在哪个方面都是这样。你是男人可能得到的最贤惠的妻子，是最慈爱的母亲；你机灵、负责、干练，超过大多数的男人。你已千百次证明了自己出众，所以不再需要什么头衔，因为了解你的人都了解你的价值——包括菲尔丁–罗斯董事会里那些大男子主义的蠢货在内，他们中谁也顶不上你的一个小手指头。今天的事不应当引起你丝毫不快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做出这个决定的人十分失策，他们迟早会发现这点的。” 安德鲁停下了。“对不起，我并不想大发议论，只不过想摆一摆事实，或许会使你高兴起来。” 西莉亚站起身，伸出双臂搂住他，在亲吻他时说道：“如你所说，你真的已经使我高兴起来了。” 第二天，温妮生了一个儿子。这件喜事不仅使温妮和汉克高兴，乔丹一家也很高兴。丽莎从加利福尼亚州，布鲁斯从宾夕法尼亚州打来电话，向温妮热烈祝贺。 温妮和往常一样，大大咧咧、从容不迫。“就像我中了头彩似的。”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心满意足地说，“或许汉克跟我下次该生一对双胞胎。” 第四部 1977~1985年 9 文森特·洛德这些年像是变了一个人。他精力充沛，喜形于色。 他致力于科学上的一种猜想，追求一个除他以外只有很少人相信的梦想——发明能淬灭自由基的药，近20年后，这个梦想终于成了现实。长期的专心致志就要获得报偿。目前，只需按法律要求完成动物和人体试验，就可制出一种药，从而使至今仍有风险的药变成安全的良药。 己菌素W——洛德对其发明定下的临时名字被沿用了下来——在制药界内被热烈地议论着，虽然它的详细情况仍是菲尔丁–罗斯的秘密。经常打听专利项目情况的其他医药公司了解这药的特殊意义，已表示对该药很感兴趣。 有一家公司是菲尔丁–罗斯主要的竞争对手，其负责人给西莉亚打电话说：“洛德博士看起来已经办到的事，我们自然希望我们的研究人员也能办到。不过，他们既然没有办到，我们就希望你们准备谈生意的时候，把我们公司排在第一位。” 这种新药有两种用法，这也同样使人感兴趣。在配制别的药物时，它既可作为有效的成分加进去——也就是制成复方药；又可单独制成药片，与其他药物同服。因此，己菌素W将是一种“全面的”药，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药物学家的药，供研制其他药物的专家使用，且会由许多公司经销而不是由一家公司经销。其他公司要获准后才能经营，但需要付给菲尔丁–罗斯巨额费用。 己菌素W的主要受益者将是关节炎和癌症患者。虽然治疗这些病已有了很多强效的药，但因为它们有危险的副作用，处方上用得很少甚至干脆不用。有了己菌素W，那些副作用和危险性就可完全消除，或者显著减少。 在一次销售计划会议上，文森特·洛德向西莉亚等人解释了这种药对关节炎的作用。他用的不是专业语言。 “病人的关节发炎之后，就不能活动，引起疼痛。这是因为得这病时会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又会吸引白细胞。白细胞一增多，就会引起炎症并使之恶化。” 洛德继续说：“但是，己菌素W可以阻止自由基的产生，因而白细胞就不致被吸引过去。结果，炎症就不复存在，疼痛也随之消失。” 洛德的解释引来几位听众的掌声。他乐得满脸绯红。 他还补充说，由于有了己菌素W，其他轻一些的病痛也可以采用新的疗法。 文森特·洛德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三个月前实现的。它标志着经过大量艰辛而令人厌烦的试验和失败，他才取得这令人满意的光辉成就——在这历经反复失败的过程里，伤心泄气是屡见不鲜的。 这个过程本身也是衡量洛德成就的另一标志，因为目前有些人认为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已过时了。 简单说来，这是利用有机化学的原理，由旧药制成新药的方法：以一种现有的活性化合物开始，改变其化学成分，然后再改变……再改，再改，再改，必要时就一直改下去。这样做为的是凭旧药找出一种没有毒性或毒性很低的有效新药。洛德回顾往事，记起两年前已试过近千种不同的化合物而一无所获，但他发誓绝不放弃试验。 另一种方法则比较新，葛兰素史克公司的杰出研究员詹姆斯·布莱克爵士以此方法研制出泰胃美。那是先确定什么样的生物机能失常可用药物治疗，再研制一种全新的药物。而马丁·皮特–史密斯在哈洛采用的遗传学方法就更新一些。但即使用这两种新方法试验多年，还是可能以失败告终，当然一旦成功，必然会研制出崭新的良药。但洛德早就认定那种较老的方法，更适合他的目的和脾性。他欣慰地提醒自己，瞧！事实证明他完全对了。 使洛德更加高兴的是，有一支专家队伍在菲尔丁–罗斯和他一起攻关，同事们发挥了各自的才智，把己菌素W做到完善。他们里面有化学家、生物学家、内科医生、临床药理学家、生理学家、毒理学家、兽医、病理学家以及统计学家。 即便如此，由于动物及人体试验的计划比较繁复，他们还需两年时间才能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推出己菌素W。听说皮特–史密斯的肽7号计划遭受挫折，洛德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高兴。因为哈洛那里耽误两年，就意味着己菌素W可能率先上市。 洛德的心情一好，就决定主动与西莉亚言归于好；在她重返公司后不久就到她办公室，祝贺她出任新职，并说：“见到你回来，我很高兴。” “倒是我该向你祝贺，”西莉亚说，“我刚刚看过关于己菌素W的报告。” “我估计这会被看成20世纪的重大发现之一。”洛德郑重其事地说。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使其老成一些，但他那自视甚高的傲气并未削减半分。 交谈中，洛德在蒙太尼问题上不愿承认西莉亚对，而他错了。他的理由是：西莉亚只不过是毫无科学根据地侥幸猜对了，因此，她跟手里拿到一张中奖彩票的人一样，在学识上并不值得信赖。 尽管他试图和西莉亚改善关系，而山姆死后她并未当上总经理，他暗地里松了一口气。他想，这次董事会总算还明智，否则他可受不了。 世界进入新的一年。在1978年里，己菌素W仍是菲尔丁–罗斯寄予最大希望的东西。 临时任命普雷斯顿·奥哈洛伦为菲尔丁–罗斯的总经理，对西莉亚担负的责任和日常工作可以说没什么影响。在董事会特别会议开过后的第二天，奥哈洛伦就坦诚地向她说明了。他们的会见——只有他们俩——是在总经理的办公室里。 见到新换了的主人，想到不久前这里还是山姆用的，西莉亚不禁为其去世而悲痛，对他已死的现实仍难以适应。 老奥哈洛伦说话很有教养，带有新英格兰口音。他审慎地说：“乔丹太太，我希望你了解，我并不坚决反对你当总经理；我同样坦白地承认，我没支持你当选。但要是多数人投票赞成你，我会随大溜。这一点，我甚至告诉了别的董事。” “听你把这说成‘甚至’，真有意思。”西莉亚的话语里有掩饰不住的些许酸涩。 “回得好！”老头笑了。她想，这人起码还有幽默感。 “好吧，奥哈洛伦先生，”西莉亚继续很快地说，“这样，咱们都了解彼此的立场了，对此我很满意。此外，我需要听取你的指示：你要我怎样做？咱们如何分工？” “熟人都叫我斯诺（snow，意译为雪）。”又是一个苦笑。“得到这个外号是因为我年轻时贪玩，老是滑雪。我倒愿意你就这样叫我，或许我也可以叫你西莉亚。” “好！叫你斯诺，叫我西莉亚。”西莉亚答道，“现在来研究如何分工吧。”他知道她的话里有怨气，但他也不在乎。 “这好办。希望你照旧，我知道你的能力强，办法多。” “那你呢，斯诺？算我有能力、有办法，你干什么呢？” 他和颜悦色地责备道：“总经理不必向常务副总经理汇报工作，西莉亚，应该倒过来。这样，咱们之间先把话说明白。我承认自己在医药业务方面的知识绝对比不上你，实际上差得远。我懂得比较多的——几乎肯定比你懂得多的——是公司财务方面的事。目前这方面的问题需予以特别关注。因此，在我坐这把交椅的半年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要用大部分时间来考虑公司的资金问题。” 西莉亚心想，人家对她彬彬有礼、颇有耐心，也就比之前高兴了一些。“谢谢你，斯诺，我一定根据安排，尽力做好我分内的工作。” “我相信你会的。” 新总经理并不每天都来上班。他只要来了就会编制菲尔丁–罗斯今后5年的整体财务规划。塞思·范戈尔德向西莉亚描绘这个规划，说它是一个“宝贝，真正有所贡献”。 这位审计员又说：“怪老头子走路倒要根手杖，可他的脑子不需要外力帮忙，还锐利得像把剃刀。” 在这一段时间里，西莉亚本人也逐渐对他产生了感激之情——他支持她所做的一切，始终对她很有礼貌。她记起一句过时的话来形容他，他真像“一个老派绅士”。 因此，在1978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她得悉他患流感后卧床不起时，感到十分担心；一个星期后，斯诺·奥哈洛伦死于冠状动脉大面积梗死。她真心为此悲伤。 这次任命接替人的问题没有拖上两个星期，在奥哈洛伦葬礼后的第二天就解决了。 临时总经理原来同意的任期是半年，虽然他工作已有4个多月，但公司外并无合适人选出现。 可供选择的人只有一个，董事会选了她，在一刻钟内做出了本该是去年9月就做出的决定：西莉亚·乔丹将成为菲尔丁–罗斯的总经理兼总裁。 第四部 1977~1985年 10 西莉亚最初产生这个不成熟的想法，是在去年8月从夏威夷回来的航班上，那个想法来自安德鲁的一句话。 当时，他对西莉亚、丽莎和布鲁斯说：“我觉得不能因为一点儿不舒服，或者一点儿自限性症状就吃药。”当时的讨论由蒙太尼造成的灾难引起，话题有关孕产，那时他们大家都刚听说那场灾难。 安德鲁还告诫自己的女儿：“轮到你时……如果你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什么药也别吃——不喝酒，也不要抽烟。” 这些话是西莉亚现在提建议的基础，她准备建议公司确定一条固定方针。她给这个方针取个名字：菲尔丁–罗斯信条。 在担任常务副总经理期间，她就考虑过早一点儿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可是因为担心遭到否决，这个想法就搁置了。 即便是被任命为总经理之后，她也只是在等待时机，因为她知道她打算做的事需要经董事会批准。 如今到了9月，7个月已经过去，她准备行动了。 比尔·英格拉姆最近刚晋升为分管销售和营销的副总经理，他参与起草了菲尔丁–罗斯信条。草拟的前言如下： 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 庄严宣誓： 第一条 凡供妇女妊娠期间使用、旨在治疗正常妊娠中出现呕吐、恶心等自然的或源于自身局限性症状之任何药品，本公司概不直接或间接地研究、生产、零售或经销。 第二条 菲尔丁–罗斯将通过一切渠道，积极倡议：对正常妊娠期的孕妇，不以处方之便使其获得并直接使用第一条所述的药品或通过其他来源获取的这类药品。 第三条 菲尔丁–罗斯建议：在整个妊娠期，孕妇不要服用本公司与其他医药公司的处方药或非处方药。因医疗上特殊需要由内科医生开具处方所用之药除外。 第四条 菲尔丁–罗斯将进一步积极倡议：孕妇在整个妊娠期戒酒戒烟，避免吸入别人喷出的烟雾…… 不止这几条。另有涉及内科医生的条款——大致是支持医生、病人之间建立咨询与信赖的关系。这是怕得罪有处方权的医生们——菲尔丁–罗斯的大主顾。还有涉及特殊情况的，例如医疗上出现紧急情况时，用药就可能成为压倒一切的必要之事。 正如比尔·英格拉姆所说：“西莉亚，信条全文比我长期以来看到的所有此类文件都有意义得多。咱们医药界多年前就该有人做这件事了。” 在西莉亚辞职前的那次关键性会议上，英格拉姆和她的意见相反，赞同如期推出蒙太尼。因而在西莉亚重返菲尔丁–罗斯时，他很后悔，又忐忑不安。几个星期后他吐露说：“出了这些事后，我真不知道你是否还要我在这里工作。” “答案是肯定的，”西莉亚告诉他，“我了解你工作努力，也清楚我可以信任、依靠你。至于过去的事，你判断失误。这种事有时人人都会犯。倒霉的是，这个失误最终造成极严重的后果。不过，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想你已经从中吸取教训了。” “唉，我受了教训！我特别痛苦！真恨不得我有那份聪明和胆量，当时能跟着你。” “不一定要跟着我，”她劝他，“即使现在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也会有办错事的时候，假如你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告诉我。” 西莉亚升任总经理后，对人事做了一些调整，有几人调升了职务。这些人里面就有比尔·英格拉姆。他在晋升后的新岗位上干得非常出色。 西莉亚现在已是董事会的正式成员。董事会将开会讨论她提出的菲尔丁–罗斯信条，为此她认真做了准备。 她没有忘记山姆曾对她谈起他在董事会上的难处，也记得多年前山姆要在英国筹建研究中心时，管理层对那个计划曾有争议，在董事会里还遇到阻力。因此，西莉亚估计会有反对意见。使她惊奇的是，这次竟没什么反对意见，几乎没人反对。 董事艾德里安·卡斯顿是金融托拉斯集团的主席。这个思维缜密的人提了个问题：“把我们自己和医药的一个方面永远断开，这样做是否明智和必要？有朝一日在那个方面研制出了利润巨大且更安全的新药，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的会议在总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举行。西莉亚朝胡桃木的长会议桌那头看去，回答说，“卡斯顿先生，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必须办到的。这样做也是为了使我们自己以及将来接替我们的人不受诱惑，不至于去碰运气或冒风险，以免把我们卷进另一场蒙太尼事件中去。” 她往下讲，大家聚精会神地静静听着。“记忆淡化得很快。现在，许多年届育龄的妇女已经不记得沙利度胺了，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过不了多少年，她们对蒙太尼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那时医生开什么药，孕妇就会用什么药。但如果发生那样的事，咱们可和它不沾边儿。要记住，因用药而影响了正常妊娠的整个历史是充满灾难的。” “时间和经验都已证明：妊娠期是一种独特的身体状态，最好顺其自然。我们菲尔丁–罗斯的人经历过一场妊娠期药物的灾难，正为之付出沉重代价。今后，我们要在道德与经济方面更努力一些，从别的方面去开发财源，而且敦促其他公司也这样去做。” 西莉亚原来估计老资格的董事和律师克林顿·埃瑟里奇会跟她唱反调，可他这时却发言支持她。“谈到财源，我赞成乔丹太太的主张，把蒙太尼的灾难变成在商业上有利的好事。恐怕你们有的人还没注意到，这份所谓的信条”——这董事把它举起来——“是非常聪明的主意，它是我们推销其他药物的一篇顶级的宣传文案，会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我想，这一点到时候我们会发现的。” 西莉亚心里一怔，接着提醒自己不妨接受这个支持，即使他支持的理由不妥。同时，她纳闷：埃瑟里奇明明是文森特·洛德的朋友和后盾；很久以前山姆就发现，这人有时会把研究部主任的观点带到董事会会议上来。洛德是知道菲尔丁–罗斯信条一事的，也知道今天董事会要讨论它，几乎可以肯定他和埃瑟里奇商量过这件事。因此……她眼下接受的这一支持，是否间接表明洛德向西莉亚承认他在蒙太尼问题上的歉意呢？她认为，这点她永远不得而知。 董事们主要就如何实施这一信条提出问题来讨论。但最后，做结论性发言的是电视广播网的巨头欧文·诺顿。诺顿在几天前刚庆祝过他自己的82岁大寿，他这时从长会议桌的另一头望着西莉亚，干巴巴地说：“乔丹太太，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终于尊重你的女性判断力了。我和跟我一样的其他人只能抱歉地说，我们拖得太久了。” 西莉亚诚挚地说：“先生，你的话使我感到非常愉快。” 接下来是投票表决。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一信条定为公司的正式方针。 菲尔丁–罗斯信条的影响巨大，但对一般公众而言，其影响并不如西莉亚所希望的那样大。医生当中除少数人例外，其余人大都喜欢它。一名妇产科医生来信说： 请费心再寄给我几份，我将给其中一份配上镜框，挂在我诊室的墙上。我认为，孕妇不宜使用某些姑息剂，所以，如果她们因我不开姑息剂处方而说我服务不周时，我当以此信条示之。 我们不相信对每种症状都有药可用。你们站在高度职业道德的立场，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祝愿贵公司日益兴隆！ 公司给这位医生和许多其他来信索取的医生又寄去了若干份。持异议的医生的反对理由是，应由他们向病人建议什么时候该用或不该用什么药，而不应由制药公司说三道四。不过，从来信的数量看，这样的医生只占极小的比例。菲尔丁–罗斯信条由公司用广告形式大量登出，但只登在医药及科学杂志上。最初，西莉亚主张在报纸上和一般刊物上登，但被劝阻了，理由是这会引起医药同业公会的对立情绪，他们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样，对于医药公司在处方药问题上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不满。 或许就因为没有这样做，报纸对菲尔丁–罗斯信条不很重视。 《纽约时报》在金融消息版刊登了仅有短短两段文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则在后面不显眼的栏目里登了同样的报道。其他报纸只将其用作补白。电视方面，尽管公司的公关部门设法请电视制片人加以宣传，他们却不予理会。 比尔·英格拉姆向西莉亚发牢骚说：“如果我们上市的药出现了事前未料到的有害副作用，那些电视新闻的典范人物就要扒我们的皮。可我们做这类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时，得到的却只是几声哈欠。” 她回答说：“那是因为电视新闻本身过于简单化。电视从业人员受的训练是寻找震动大、效果快的消息，所以避免需要动脑思索的新闻，因为那要占用太多的播映时间。不过别着急，那方针有时对我们有用处。” 英格拉姆有些怀疑，说道：“届时务必告诉我一声。”其他医药公司对菲尔丁–罗斯信条的反应各不相同。 经营孕妇用药品的公司持公开敌视态度。一家这类公司的发言人就公开说，那信条“只是花一点点小钱买名声的拙劣宣传”。 其他一些公司的看法是，菲尔丁–罗斯一心想“比尔等圣洁”，说不定这已损害了制药业，但并未说明在哪方面造成了损害。然而也有一两家竞争对手公开表示赞赏。一位在制药业中颇受尊敬的领导人对西莉亚说：“老实讲，我真希望是我们公司先想到这一点。” “这些反映不说明任何问题，”西莉亚私下向安德鲁吐露，“只证明一条：你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 他鼓励说：“耐心些，你做了件好事，激起的涟漪正在扩散。总有一天你会为这涟漪扩散之远而惊奇。” 另外的涟漪是由蒙太尼激起来的。其中的一阵涟漪发源于华盛顿的国会上。 资深国会人士——丹尼斯·多纳休参议员——的助手们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注意蒙太尼的问题，如今断言这是一个理想的题目，可供他们的上司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瞄准。“理想的”在这里是指公众会感兴趣，情况已大量披露，而且几乎肯定会有电视报道。正如这位参议员总爱提醒那些政治上附和他的人：“咱们千万别忘记，电视就是群众和选票的所在。”于是，以多纳休为主席的参议院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宣布，将于12月初开始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听证会。该参议员在10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已传证人届时出席。直接了解情况的其他人也应邀与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联系。 西莉亚一听到这个报道就打电话给华盛顿的昆廷律师。 “这真是坏消息，”他断言，“恐怕你们公司，很可能还有你这位公司的主要发言人乔丹太太，要有一段不好过的日子。如果你愿意听听意见，我劝你现在就为这次听证会做好准备，找辩护律师协助。我知道那些听证会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你保证，那群参议员会把他们能搜集到的一切最难听的传闻和事实都发掘出来公之于众。” 第四部 1977~1985年 11 “蛊惑民心的政客”这个词语即使没有因为古希腊的政客克里昂而产生，也会因要形容美国参议员丹尼斯·多纳休这个人而被创造：多纳休就是此类人物最突出的代表。他出身于有钱有势的人家，却装模作样经常自称是“普通人家的儿子，是‘土生土长’的平民百姓”。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准确的了。但谎言重复得多了，许多人就会接受下来，信以为真。 这位参议员还喜欢被标榜为“穷苦百姓的发言人，替穷苦之人与压迫者斗争的人”。究竟多纳休在灵魂深处是否真正关怀穷苦人，只有他自己清楚。反正，这类雅号他可以充分利用。 如果国内哪个地方发生了《圣经》所记载的那种大卫对歌利亚式的战斗，只要有新闻价值，多纳休一定会火速赶往现场，嚷嚷着支持大卫们，哪怕有时在明眼人看来，显然是歌利亚有理。他的助手有一次不小心说漏了嘴：“大卫总是多数，到选举时，他们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也许出于同样的理由，多纳休在劳资纠纷中总是支持有组织的劳工，即使劳工的要求过分，他也绝不为资方说话。他早就发现，对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有失业者和工人的场合是肥沃的土壤。因此，在失业率较高的时期，这位参议员不时会和求职者一起出现在职业介绍所门外和失业者攀谈。 他诡称这是“亲自去看看，了解一下失业者的想法”——这高尚的目的，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不能反对。然而有趣的是，新闻界总能了解到这位参议员的动向，电视台人员和新闻摄影记者早已候在那里了。于是，他那张人们熟悉的面孔带着和失业者交谈时关怀备至的神情，就会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和次日的报纸上出现。 至于其他“平民百姓”的问题，最近收到效果的一个是，这位参议员反对商人乘飞机头等舱可享受税率打折的优待。 他争辩说，如果人们要享受头等舱的特权，就应该自己掏腰包，不能让别的纳税人来贴补他们。于是，他在参院提出议案：为增加税收，对头等舱机票不得打折。但他完全清楚，这个提案肯定会在立法过程中夭折。 在此期间，对此事的报道很多。为使这一蛊惑惹人注意，他自己乘机时总坐经济舱，而每次出发前都向新闻界打招呼。然而，在飞机后部的经济舱中，他比头等舱的乘客受到的照顾还要周到。有一件事他从不公开提起：他大都乘舒适的私人飞机做空中旅行——不是用家族信托基金包的飞机，就是由朋友提供。 从外表看，多纳休矮而壮，胖乎乎的脸使他显得年轻，不像已49岁的人；他的体重虽超过标准但不显得肥胖，自诩“填得厚实倒也舒服”。绝大部分时候，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显得亲切友好，满脸含笑。他的衣饰、发式故意弄得不那么整洁，以符合“平民百姓”的形象。 虽然以客观眼光看来，多纳休是一个投机家。但许多人确实喜欢他，喜欢他的不光是和他一伙的人，甚至还有他的政敌。原因之一是他颇有幽默感，经得起别人开他的玩笑。其次，他是一个好伙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有趣。 后一个特点使一些女人觉得他很有吸引力。多纳休以善于利用这个特点著称，但是他的婚姻关系稳定，也常在妻子和10多岁的儿女们的陪伴下出现。12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的上午10点刚过，在参议院的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纳休参议员敲响小木槌要大家安静，宣布议程将在他简短致辞后开始。这次会议选了个招摇的地点，在原参议院办公大楼的SR–253室举行。主席和其他参议员坐在高高的U型台子后，面对证人和听众。从三扇大窗户那里可俯瞰参议院的花园和喷泉。室内有个大理石壁炉，哔叽窗帘上面印有美国的国徽。 多纳休照着准备好的稿子开始念了。“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发生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可怕悲剧。据说悲剧所涉及的孩子们的智力和其他正常生理机能受到某种药物的破坏。在我国，那种药前不久还有人开具处方和出售，药名为蒙太尼。” 这位参议员说话有力，派头十足。室内的上百个人都在静悄悄地听；各电视台摄像机的镜头都对准了他。除多纳休外，在座的还有8名参议员，其中5名属于多纳休所在的多数党，其余几人属少数党。 主席的左侧是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律师、原波士顿的地方检察官斯坦利·乌尔巴赫。参议员座席后面是小组委员会的15名工作人员，有的站着，有的坐着。 多纳休继续说：“此次听证会是要调查这一系列事件的责任，看是否……” 西莉亚被排定为第一个发言的证人，她听着主席以她预想到的言辞在继续其开场白。她坐在一张铺有绿呢台布的桌子前，旁边是她的律师奇尔德斯·昆廷。可敬的昆廷总算被她请来，接受了这个额外的任务。她是这样求他的：“对蒙太尼的情况，眼下没有别人比你更了解，而且我信得过你。” 昆廷关于今天会议的意见明确而直截了当。他坚持要西莉亚做到“尽可能把全部情况老实、清楚、简要地讲出来。别想耍小聪明，也别想驳倒丹尼斯·多纳休”。 昆廷之所以提出后一点，是因为西莉亚打算摆出一件明显的事实：两年多以前，有人认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拖延批准美国引进蒙太尼没有道理，对监督管理局提出了抗议。多纳休曾是抗议者之一，指责拖延一事“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荒谬可笑”。 昆廷坚决反对说：“千万别那样做！首先，多纳休一定还记得他的话；即使不记得，他手下的人也会提醒他，因而他一定已准备好对策。他很可能会说，他受了医药公司宣传之害等。其次，这样做，他会和你结仇，那是极不明智的。” 接着，昆廷向西莉亚概述了一些华盛顿生活中的现实。 “在美国，参议员有很大的权势，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总统还略胜一筹，因为他们施展权势不易被察觉。对政府的任何部门，他们都能钻进去搞点儿名堂，只要不过分、不违法就行。政府内外的重要人物也迫不及待地去讨好参议员，即使损害了别人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交易机制。根据这个机制，参议员的权力——既可用来成全人，也可用来祸害人——是最大的交易筹码。因此，要同参议员为敌的人肯定是傻瓜。” 西莉亚记取了昆廷的忠告，告诫自己在同多纳休交锋时要记住这点，尽管对这个人她已感到厌恶。文森特·洛德也陪同西莉亚前来，现在坐在昆廷的另一侧。在西莉亚代表菲尔丁–罗斯发言并受到盘问时，这位研究部主任的唯一任务是根据需要来回答问题。 多纳休结束了开场白，略微停顿后宣布说：“我们的第一个证人是新泽西州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的总经理西莉亚·乔丹太太。乔丹太太，你愿意介绍一下你的同事们吗？” “好的，参议员。”西莉亚以寥寥数语介绍了昆廷和洛德。 多纳休点点头。“昆廷先生我们很熟悉。洛德博士，我们很高兴你能到会。乔丹太太，我想你有个发言，请讲吧。” 西莉亚仍坐在证人席上，对着面前的扩音器讲了起来。 “主席先生及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们：多纳休参议员在几分钟前把那件事正确地称为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悲剧。首先，敝公司谨向这场悲剧中的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惋惜和同情。虽然尚缺乏完整的科学证据，而要汇齐这种证据可能要花若干年的时间，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孕妇子宫里的胎儿受到损害，肯定是蒙太尼造成的。只是受害者在整个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小，而且此种情况难以预见，尽管该药先是在法国等国，后又在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前，都被广泛试验过。” 西莉亚的声音清晰，但调门不高，她故意不讲得铿锵有力。她的讲稿虽经过多人仔细推敲加工，但主要是她和昆廷两人的成果。她发言时没有脱稿，只在适当的地方偶尔加上一两个短语。 “敝公司还想指出：有关蒙太尼的一切事宜——各阶段的试验、分发、报告——都是按法律规定进行的。实际上，当人们对该药产生严重怀疑时，敝公司在法律上并无此种要求的情况下，不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决定，就主动撤回蒙太尼。” 西莉亚继续讲：“现在，我愿意回头来谈谈蒙太尼在法国原产地的情况。这药是由法国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研制成功的，这家公司历史悠久，声誉卓著……” 她的发言不仅内容准确，而且不牵涉个人情绪。这种讲法上的确定性，也经过菲尔丁–罗斯总公司以及昆廷在华盛顿的事务所的讨论。 昆廷问过西莉亚：“你打算怎样提你为蒙太尼辞职的事？” 她曾回答：“根本不提。辞职是我个人的事，凭的是直觉和良心。既然我已回来，又代表公司，就只报告公司做的事。” “那在公司做的所有事情上，你的良心摆在哪里？” “仍然完好无损，仍然没动地方，”西莉亚断然回答，“他们若问起我辞职的事，我会如实回答。我只是不打算主动提这事；只为让自己的面子好看，我是不提它的。” 西莉亚还提醒昆廷说，她辞职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当时，她就知道这是一个弱点，这也是她没有将辞职之事公之于众的原因。此刻，她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说：“对蒙太尼的安全性，直到1976年6月接到澳大利亚的一份报告之前，都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甚至接到后也似乎没有理由为之操心，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的调查……” 她把蒙太尼事件从头开始一步步讲来，讲了40分钟。在结束时，西莉亚说：“敝公司遵照小组委员会传票上的要求，提供了证实我这段发言的各项材料。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乐于合作，乐于回答提问。” 提问立刻开始。第一个提问的是小组委员会的律师斯坦利·乌尔巴赫，他长脸薄唇，给人的印象是难得有笑容。“乔丹太太，你提到了最先的那份澳大利亚报告，说是它有可能引起人们对蒙太尼产生怀疑。这是贵公司开始在美国推出这药之前七八个月的事，对吗？” 她心算了一下：“对。” “你在发言里提到另外两次不利的报告，分别来自法国和西班牙。这两次也都发生在贵公司在美国销售蒙太尼之前，对吗？” “不完全对，乌尔巴赫先生。你说它们是不利的报告，而事实上——在那时——那些报告是吉伦特公司的文件，他们说经过调查而得出的结论是：对蒙太尼的指责并不确凿有据。” 乌尔巴赫律师打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要是咱们抠字眼的话，那我这样问：那些报告是不是有利呢？” “不是。或许我可以节省咱们的时间，在制药行业里，‘不利的报告’有其特定意义。照那意义看，那两份报告都不属于这一类。” 律师叹了口气：“叫它们‘关键的报告’，证人看行吗？” “我看可以。”西莉亚已感到情况将难以对付，她已面临严峻的局面。 多纳休参议员插话说：“律师提出的这一点非常清楚：你们这些人——你们公司——在将蒙太尼推上美国市场之前，是否就知道那三份报告？” “我们知道。” “但你们还是照样推出此药，照样售卖？” “参议员，对任何新药总会有否定意见的。我们对所有的意见都必须仔细审查并做出评价……” “请注意，乔丹太太。我并没请你讲解制药行业如何行事。我的问题只需要你回答‘是’与‘否’就行了。我重问一遍：既已知道有那几份报告，你们公司是否仍在继续推出此药，把那药卖给美国的孕妇？” 西莉亚沉吟不语。 “我们在等你回答，乔丹太太。” “是的，参议员。不过……” “‘是的’这回答就够了。”多纳休朝乌尔巴赫点点头，“继续问吧。” 于是，那位律师问道：“菲尔丁–罗斯要是对那几份报告多做点儿调查研究，把蒙太尼的上市日期推迟一下，岂不更为恰当、更为慎重吗？” 西莉亚有苦难言，因为这正是她坚持的论点，后来并曾为之辞职。但她记起了自己在这里的身份，回答说：“事后想想，是这样的，是该推迟一下。不过在当时，公司也是根据来自科学方面的意见办事的。” “是谁的意见？” 她回答前先思考了一下。意见自然是洛德提出的，不过她要讲公道。“我们研究部主任洛德博士的意见。但他提得有根据，因为吉伦特公司的资料看起来可信。” “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问洛德博士。同时……”乌尔巴赫查看笔记。“你们决心推出，而不推迟蒙太尼上市日期，尽管有那些不利的……请原谅，我是说那些关键的报告。这样做是不是和指望赚取利润有关？” “嗯，利润总归是一个因素……” “乔丹太太！是，还是不是？” 西莉亚暗自叹息。有什么用？每个问题都是圈套，全都设计好了，让你一步步钻进事先定好的结论里去。她只好说：“是。” “那笔利润对你们公司非常非常重要吗？” “人们是那样看的，是的。” “那笔利润你们估计有多少？” 别有用心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无情逼来，可她仍在内心的一角问自己：这些问题的内容都非常接近事实，难道真的就那么包藏祸心？不久前，她自己不也想提出这些问题吗？这些问题本应向山姆·霍桑提出，可他死了，现在却由她来顶，这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吗？自离开夏威夷以来，她第一次记起了安德鲁当时的告诫：“如果你回去……蒙太尼的混乱局面就将由你来收拾。”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安德鲁说对了。 由于午餐时休会，西莉亚的苦难也就暂停。多纳休参议员通知她说：“乔丹太太，你可以离开证人席了，不过等会儿请到场，还有问题要问呢。”他接着宣布：“午餐后的下一个证人是文森特·洛德博士。” 第四部 1977~1985年 12 昆廷和西莉亚是在一辆豪华轿车的后座上用午餐的，有三明治和保温瓶里的咖啡。车子一直在原参议院办公大楼外面等候他们。“在车里吃既省时间又无人打搅，比去别的地方强。”昆廷解释了他的这一安排。现在车子停在杰斐逊车道上，离史密森学会不远。身穿制服的司机在车外来回走动。 他们曾邀请文森特·洛德一同在车上进餐，但被他谢绝了，因为他已另有安排。 “你今天被弄得很难堪，我是指把你个人弄得很难堪，”停了一会儿后，昆廷又说：“对那一套，你觉得怎样？” 西莉亚苦着脸说：“还能怎么样？我烦死了。” “他们运用的是一种战术。”律师抿了口冒着热气的咖啡。“这类调查会是一种政治把戏，需要有个坏蛋亮亮相。你既代表你们公司，正好就是一个。不过，我可以想办法改变这局面。” “什么办法？” “让我先把一些背景情况给你说说。多纳休和他手下的人了解你在公司里反对蒙太尼的立场，也知道你为此而辞职。他们什么事都打听得出来，都是一些精细人。他们也很可能了解你回公司时坚持的条件，而且肯定还知道有个菲尔丁–罗斯信条，也知道其发起者就是你。” “那为什么……” “听我把话说完。而且要尽量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昆廷见到一群过路的游客向车内窥视，就向他们点了点头，然后收回注意力继续对西莉亚说，“多纳休那帮人为什么要为维护你的形象操心？要是为此操心了，他们的锋芒还能指向谁呢？肯定不能指向一个死者吧，对死者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我想你讲的我全明白，也知道你说这是政治把戏的意思。”西莉亚应道，“不管怎么说，难道事实就毫不重要了？” 昆廷说：“如果我是对方的律师，我可以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是的，事实总是重要的。但是，从蒙太尼的情况看，事实在于你们公司做了些什么。因为菲尔丁–罗斯推出了蒙太尼，就应该承担责任。至于你本人——不错，你当时辞职了。但是，你又回来啦。既然回来，也就得在蒙太尼问题上承担你应负的责任，尽管这是在既成事实之后。”昆廷苦笑了一下。“当然，我可以完全从另一个方面来争辩，照样有说服力。” “这些律师！”西莉亚干笑一声，“他们还有信仰吗？” “他们尽力想有，但矛盾心理永远是这一行的障碍。” “你刚才说你有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这个小组委员会里，”昆廷指出，“有几位少数党的成员对你们这一行业是友好的。还有一个少数党的律师。他们都还没有发言，也可能不会发言了，因为一发言就可能被误认为是支持蒙太尼的——这是不可能采取的立场。但如果我请他们中的一位帮帮忙，那人可以提些问题，让你带出你本人的履历，这就使你脸上有光，不至于那么难堪了。” “如果那样做，对菲尔丁–罗斯有啥好处？” “没好处，可能还适得其反。” 西莉亚认命地说：“既然如此，咱们就不管它了吧。” “你若执意如此，”这位律师忧伤地说，“可要倒大霉的。” 下午的会开始后，文森特·洛德把证人用的话筒挪到自己面前。 率先发问的仍是乌尔巴赫。他要洛德先报告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资历，然后小组委员会的律师问起蒙太尼最初阶段的情况。洛德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时，信心十足，轻松自如。大约一刻钟以后，乌尔巴赫问，“蒙太尼就要在美国上市时，你们公司知道了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的那些报告。那时，你是否建议过把上市时间推迟？” “没有，我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在那个时刻推迟上市，这个决定应当由行政管理人员去做。我是研究部主任，只管科学方面的事。” “请解释清楚。” “我这就解释。我当时的职责是：对手头的和由吉伦特公司提供的资料做出科学评估。根据那些资料，我没有理由去建议推迟上市。” 乌尔巴赫追问道：“你用了‘科学评估’一词。除了科学以外，对那三份报告你有没有感想或直觉之类的东西？” 洛德这是头一次犹豫以后才回话。“按理会有。” “是按理会有，还是确实有？” “噢，我当时有点儿不安，不过，那没有科学根据。” 一旁听着的西莉亚本来很放松，这时马上集中心思听了。乌尔巴赫继续问：“洛德博士，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当时是否有点儿左右为难？” “噢，是的。” “一方面是科学，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又有你的‘不安’——我用的是你的原话——因此你为难了。这样说对吗？” “我想你可以那么说。” “这不是我想你想的问题，洛德博士，也不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的问题。而是你想怎么说。” “那……好吧，我想你刚才说的对。” “谢谢。”小组委员会的律师低头看了一眼笔记本。“博士，作为正式记录，我要问：在你看到我们说起的那些报告之后，你有没有支持过如期推出蒙太尼？” “没有，我没有支持过。” 这一连串的回答使西莉亚大吃一惊。洛德在撒谎！对如期推出蒙太尼的计划，他不仅支持，还在山姆主持的会议上投了赞成票，对西莉亚的疑虑和她要求推迟的主张嗤之以鼻。多纳休参议员凑到话筒前说：“我想问证人这样一个问题：洛德博士，如果你负有行政管理之责，而不光是负科学方面的责任，你会不会提出推迟的建议？” 洛德又犹豫了。然后，他断然回答说：“会的，参议员，我会提的。” 这个混蛋！西莉亚气得给昆廷匆匆写了字条：他说的不是事实……她停笔不写了。这有什么用？假如她指责洛德不老实，两人争辩起来，一个指责，一个否认，能争出什么名堂呢？在这听证会上，这毫无用处。她带着厌恶的心情把刚写了几个字的便条揉成一团。 又向洛德提了几个问题以后，律师对他提供的证词表示感谢并请他自便。洛德当即离开了会场，既没有向西莉亚说一声，也没有朝她那边看一眼。 传唤的下一个证人是莫德·斯塔弗利博士。这位“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的主席从后排座位大步向前走去，显得信心十足。她走到放着话筒的证人席，离西莉亚和昆廷的座位有一点儿距离。她没有往他们那个方向看。 多纳休参议员很热情地欢迎这位证人。之后，斯塔弗利博士宣读她准备好的讲话稿。其内容有4部分：她在医药方面的资历，她那设在纽约市的协会的组成情况，该协会对各医药公司所持的否定态度和该协会早就反对蒙太尼。 虽然西莉亚并不喜欢她发言中的重点和一些暗含的意思，内心还是承认斯塔弗利讲得在理、感人。跟两年前她们两人初次见面时一样，这位协会负责人仍很漂亮利落，今天穿的是一套合身的栗色套装，朴素优雅。 关于蒙太尼，斯塔弗利说：“我们的抗议不幸因为缺乏资金而受阻。我们协会没有巨大的财力，不像菲尔丁–罗斯这样的公司能拿出几百万美元搞销售宣传，蒙蔽医生和公众，让这些人相信蒙太尼这药安全可靠。可他们明明知道——对蒙太尼，他们就是知道，有很多迹象表明并不是那么回事。” 见到斯塔弗利略一停顿，丹尼斯·多纳休就插话进来。“博士，在蒙太尼问题上，自从证明了你们的看法正确以来，我想你们的组织获得的捐款已增加了。” “确实增加了，参议员，我们希望这次听证会——我们欢迎这样的会——结束后，捐款还会大大增加。” 多纳休笑而不答。斯塔弗利继续发言。 西莉亚感到不安，因为斯塔弗利把她去该协会总部的事也抖了出来，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而她本想避免这点。 在乌尔巴赫盘问斯塔弗利博士时，此事又被提出。小组委员会的律师问道：“乔丹太太是哪天去你们协会总部的？” 斯塔弗利查看了下笔记。“1978年11月12日。” “当时，乔丹太太说过她拜访你的目的吗？” “她说她要和我谈谈。谈的问题之一是蒙太尼。” “那时，蒙太尼已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不过尚未正式销售。我这样说对吗？” “对，是这样。” “而且，那时你们协会正在活动，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消该项批准，这也对吧？” “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正力图争取这一点。” “你们力图阻止蒙太尼上市，这种努力是不是看起来使乔丹太太犯愁了？” “噢，她确实不怎么高兴。她为蒙太尼辩护，说它安全。我当然不同意她的看法。” “她说过，她认为那药很安全的理由吗？” “我记得很清楚，她没说过。当然，在医学上她没资格做出那种判断，但这并没阻止乔丹太太之类热心于做买卖的人，他们照样在做出判断。”斯塔弗利的言语中流露出蔑视，接着又补充一句，“反正，当时我很吃惊，她了解的情况竟如此之少。” “你能把你吃惊的原因说得具体些吗？” “可以。你该记得，当时澳大利亚那件指控蒙太尼的案子已经发生，已受到广泛的关注。对吗？” 乌尔巴赫有礼貌地笑笑。“提问题的该是我吧，博士？”斯塔弗利也回他一笑。“对不起。我要说的是，乔丹太太连澳大利亚那个案件的正式审理记录都没看过。她承认没看过，我就劝她回去看看再说。” “谢谢你，博士。那么在谈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乔丹太太是代表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来找你的？” “我敢肯定是这样的。” “再谈你们协会积极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蒙太尼撤销批准一事，你是否有此印象：菲尔丁–罗斯对你们的行动焦急不安了，才派乔丹太太来求你手下留情？” “噢，我有过这印象，但不能证实。不管怎么说，如果那就是她找我的目的，她一定马上就能看出来：绝无发生这一情况的可能。” 西莉亚边听边注视着她，心想：斯塔弗利不像洛德，倒是没有撒谎。可是，那断章取义，那讲话的语气，以及带有倾向性的强调要点，能使任何谈话的本来面目全然转变！ 多纳休参议员拿着一张纸，对着面前的话筒说：“斯塔弗利博士，我手里有一份叫作‘菲尔丁–罗斯信条’的材料。如果你没有见过，我可以把这份递给你。” “我已看过，参议员，看一遍就足够了。” 多纳休笑笑。“我料想你会有看法，我们希望听听。” “我认为那所谓的信条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毫无廉耻的促进推销的宣传品。它利用了这场可怕的悲剧。它对那些遭受蒙太尼之害的婴儿和家庭，简直是一种侮辱。” 西莉亚气昏了，正想跳起来说理，感到昆廷的手按住她胳臂，要她克制。她这才强忍着没站起身，脸却气得通红。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少数党参议员贾菲温和地说了一句：“说实在的，斯塔弗利博士，如果一个公司实际上承认了错误，又保证今后要……” 斯塔弗利打断他的话头说：“是征求我的意见我才讲的。要是那些转移人们视线的东西骗了你，先生，它可骗不了我。” 多纳休参议员似笑非笑地放下了他手里的文件。 斯塔弗利博士又回答了几个问题，随后接受了提问人的谢意，退出了会场。主席宣布，第二天出场的第一个证人将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吉迪·梅斯博士。 那天晚上，西莉亚在她下榻的麦迪逊饭店的套间里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话的人是朱丽叶·古德史密斯。她说她就在楼下的大厅里。西莉亚请她上楼来。朱丽叶进屋后，西莉亚非常亲热地拥抱了她。 西莉亚想，山姆和莉莲的女儿很显老，不像是只有23岁，但这并不使她惊奇。她看来还瘦了些——瘦得挺厉害，这倒使西莉亚想留她共进晚餐，但遭到了拒绝。 朱丽叶说：“我只是来看看你。因为我正好在华盛顿，与朋友住在一起。我看到了这次听证会的报道。他们对你不公平。在那肮脏的药品的事情上，公司里只有你一个人行得正、站得稳，其他人个个都贪婪腐败；而今，却让你代人受过。” 她们两人面对面坐着。西莉亚轻声细语地说：“事情的过去和现在，并不完全是你说的那样。” 她向朱丽叶解释，她是公司的高层代表，也就成了多纳休参议员及其手下人直接攻击的目标；另外，在推出蒙太尼的问题上，她个人的言行当时也没起作用。 西莉亚说：“问题在于，多纳休想把菲尔丁–罗斯弄得像一个大众公敌。” 朱丽叶说：“也许他是对的。这家公司是大众的公敌。” “不对，我不同意这点！”西莉亚断然说，“在蒙太尼问题上，公司犯了严重错误。但过去，它做过许许多多好事，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做好事。”甚至此时此刻，西莉亚还非常乐观，激动地在想着肽7号和己菌素W。 “还有，”西莉亚接着说，“不管你的父亲犯了多大的错误——他已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完全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既不‘腐败’，也不‘贪婪’。他是一个正派人，做的是当时他认为正确的事。” 朱丽叶反驳说：“这我怎么能相信呢？他给我吃那些药片，却不对我说明那是一些还没有获得批准的药。” “尽力原谅你父亲吧，”西莉亚劝她，“如果你不原谅他，他现已死去，你恨他有什么好处呢？徒然折磨你自己罢了。” 见朱丽叶在摇头，西莉亚又说：“到时候你会原谅的。” 她是明白人，当然不会打听朱丽叶儿子的情况。她的儿子快两岁了，正在残障儿童收容所里，并将在那儿度过一生。她只是问道：“德怀特好吗？” “我们在办理离婚手续。” “啊，不会吧！”她的惊讶和焦急都出自真心。记得在朱丽叶和德怀特的婚礼上，她曾深信他们的婚姻将是牢固持久的。 “到孩子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为止，一切都美满幸福。”朱丽叶的声音因灰心丧气而无情低沉。“等我们发现孩子的情况不妙并得知原因后，似乎一切都再也不起作用了。德怀特怨恨我父亲甚至比怨恨我更深。他要控告菲尔丁–罗斯和我父亲，要在法庭上跟他们算账，他要亲自办这案子。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 西莉亚说：“不行，那样会把一家人拆散的。” “那以后，我们试着去弥合，”朱丽叶忧伤地说，“可没有效果。我们都不再是原先的自己了。那时，我们才决定离婚。” 看来没什么好说的了。可西莉亚在想：蒙太尼除了带来那明显的灾难外，还给人们带来多少暗藏的伤心事和悲剧啊！ 第四部 1977~1985年 13 在参议院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调查蒙太尼一事的听证会上，吉迪·梅斯博士是所有出席做证的证人中最难熬的一个。 在盘问梅斯的过程中，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多纳休参议员用像是上帝耶和华的声音，指着梅斯训斥道：“你代表的是政府，代表政府规定的所有防范条款，可你居然把那些怪物放出来去祸害美国的妇女和无助的婴儿。所以，你别妄想你能毫发无损地离开这里，你会一辈子背负责难，你会一辈子良心不安。” 而几分钟之前，梅斯的发言让在场的人都无比震惊。他承认，在他提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蒙太尼以前，他就因为澳大利亚最早的相关报告而对该药产生过严重的怀疑，之后他一直都很怀疑。 盘问他的乌尔巴赫一听到这句话，都快尖叫了。“那你为什么还批准？” 梅斯虽然回答得很动感情，却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我……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算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回答了。这个回答引起会议室里的听众一片惊呼，声浪中包含着听众的不信任和恐惧。多纳休紧接着就开始控诉。 在此以前，梅斯虽然紧张，倒还算能控制自己，还能解释他作为一个监督管理局审查员，是怎样负责审批蒙太尼的新药申请的。最开始，他做了简短的说明，说送上来的资料卷帙浩繁，有125 000页、307卷之多。他对资料中的数据做了很详细的质询，所以拖延了药品的审批。后来，这些质询的问题都得到了令他很满意的答复。但是，他没有提那份来自澳大利亚的报告，那是后来别人问梅斯，他才说的。 当涉及关于澳大利亚报告的事情时，梅斯就变得激动不安起来，像是突然崩溃垮了一样，所以才冒出那句糟糕的回答——“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西莉亚虽然意识到梅斯有不对之处，但依旧对他表示同情，觉得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太大。后来，她跟奇尔德斯·昆廷也谈到过这一点。 “像这种时候，”昆廷律师评论说，“英国的药物批准制度倒是显得比咱们国家的好。” 西莉亚问他为什么，昆廷做了一番解释。 “在英国，是由药物安全管理委员会向卫生大臣提建议，然后由卫生大臣颁发新药许可证。当然了，向大臣提建议的是公务员，但是责任在大臣身上。出了问题就由他，而且只由他一个人去面对议会，只有他一个人受到责难。” “英国政府的大臣倒不会像我们这里的官员一样没胆量到——让梅斯这样一个公务员上国会山来承担责任、当替罪羊。如果我们也有那样强大的道德规范，那么面对多纳休的质问的应该是美国的卫生部、教育部和福利部的部长。但是，现在这位部长在哪里呢？可能正躲在他的办公室里，也可能已经出去风流快活了。” 昆廷认为，美国的药物审批制度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 “你现在看到的情况，会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会变得极其谨慎，不愿意被拉到国会小组委员会，不愿意来受这种磨难。所以，他们不会及时批准那些本应该放行的药，而是扣下来，先等着，有时会拖得非常久。显然，对待新的药物，要谨慎一点儿——应该说要非常谨慎，但是太过分就不好了，那样的话会延误医药研究的进步，好的新药会让医生、医院和病人受益，但是这样一来，他们都得不到新药的帮助了。” 等到梅斯的苦难终于结束，工作人员宣布休会时，西莉亚才替他松了一口气。由于她原先对他有些同情，这时便站起身走到他面前。“梅斯博士，我是菲尔丁–罗斯的西莉亚·乔丹，我只想说一声……” 她惊愕不安地打住了。因为一提起菲尔丁–罗斯，梅斯的面孔就变了样，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满是仇恨的恶狠狠的脸。此刻他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地压低声音说道：“离我远点儿！听见了吗？永远，永远不许再靠近我！” 没等西莉亚定下神来答话，梅斯已转身走开了。就在她身后的昆廷好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颇为震惊的她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一提到公司的名称他就这样了，好像气疯了似的。” “是吗？”昆廷律师耸耸肩。“梅斯博士不喜欢制造蒙太尼的公司，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不会光为这事，我敢肯定。” “我就不去操这份心了。” 不过，那满脸仇恨的表情，后来一整天都在西莉亚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使她困惑不安。 文森特·洛德在华盛顿多逗留了一天，西莉亚就他头天下午所做的证词跟他摊了牌。谈话是在她下榻的饭店套间里进行的。她直率地责备他撒谎，问他：“为什么？” 令她吃惊的是，这位研究部主任对她的指责并不争辩，而是悔恨地说：“对，我是撒了谎。很抱歉。当时我很紧张。” “你当时看起来并不紧张。” “不一定得表露出来。那些问题都打到我的痛处。我弄不清乌尔巴赫那个家伙已经知道了哪些事。” “他可能知道哪些事？” 洛德犹豫着要如何回答。“我猜想，不至于超出我们知道的那些事吧。反正，我当时考虑的是：我那样回答可以尽快地结束他们的盘问，让我离开。” 西莉亚对此并不信服。“为什么偏偏你就要比别人更快地离开呢？不错，这件事对大家来说，包括我在内，都是不愉快的。我们都该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但在蒙太尼问题上，我们从没干过违法的事。”她停了一下，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难道干过吗？” “没有！当然没干过！”可是，这回答却是一小会儿之后才给出的，慢得太明显了一些。山姆的话，就像上次那样又回到西莉亚的耳边：“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她探询地盯住洛德。“文森特，关于蒙太尼和菲尔丁–罗斯，有没有瞒着我的事？究竟有没有？” “我对你发誓——没有。会有什么事呢？” 他又在撒谎，她知道这一点。她也知道，不管山姆心中藏着的是什么，这个秘密并没有随着山姆的死而无从得知——那件事情里有洛德的份。 但眼下，她不能再追问下去。 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开了4天。出席做证的其他证人中有两个医生——他们是神经病理学家，检查过受蒙太尼损害的婴儿。其中一位曾去欧洲对病例做过调查，现在他把那些婴儿的幻灯片放给大家看。 光看外表，幻灯片上的这些孩子个个都和正常的孩子毫无差别。不过，他们大都是躺着的。据这位专家说：“除了最简单的动作外，其他任何动作他们都得靠人帮忙才能完成。而且，在胎儿时期，这些孩子的大脑就受到了严重损害。” 有几个小孩的脸蛋很可爱。有一个——比其他小孩大——是两岁的男孩，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撑着他，一对好像很懂事的眼睛正对着镜头，但他脸上却毫无表情。 “这个小孩，”神经病理学家对室内沉默的观众讲解，“永远不会像你我一样地思考，而且，对他身边发生的一切，他几乎肯定不会有任何感觉。” 这个孩子稚嫩的小脸使西莉亚清楚地记起布鲁斯两岁时的样子，那已过去16年了。就在几天前，正在威廉姆斯学院上学的布鲁斯还来过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学院好极了！我爱这里。我最喜欢的是，它让你思考，思考，再思考…… 西莉亚庆幸放幻灯片时室内的灯光被调暗了，后来她才发现用手绢擦眼泪的人不光她一个。 医生讲完后，多纳休参议员似乎连说话都有点儿困难了。西莉亚想，是啊，尽管他哗众取宠、玩弄政治手腕，可到底也还是有感情的。 听证会进行到第四天的最后一个下午时，西莉亚再次出席做证，多纳休一度有过的软心肠已无影无踪了。甚至在和手下人员交谈时，他似乎也很没有耐心，烦躁易怒。西莉亚被叫起来之前，昆廷轻声对她说：“当心，听这大人物的口气，好像他午餐吃的东西很不对劲儿似的。” 小组委员会律师乌尔巴赫向她提问了，问的是之前其他证词中与她有关的事。 文森特·洛德曾做证说，他如负有责任定会推迟蒙太尼的销售。当律师问起此事时，她回答：“我们事后交换过意见。我所记得的情况与洛德博士的有所出入。不过，我看为他说的话争论并没有意义，就那样吧。” 关于她走访“争取公民安全用药协会”总部一事，西莉亚回答说：“对事情的解释各有不同。我拜访斯塔弗利博士是一时心血来潮，是抱着友好的意图去的。我以为我们可能学到对方的一点儿什么，结果未能如愿。” 乌尔巴赫问：“你去的目的是不是要谈蒙太尼的事？” “并不是很明确。” “可是，你们确实是谈了蒙太尼吧？” “是的。” “你当时是否希望说服斯塔弗利博士和她的那个协会，使之停止或暂缓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蒙太尼撤回批准的运动？” “我没这样希望。根本没有这样想过。” “你的访问是否是正式的，代表你们公司的？” “不是。实际上，菲尔丁–罗斯里根本没有别人知道我想去访问斯塔弗利博士。” 坐在乌尔巴赫旁边的多纳休似乎很不高兴。他问道：“你的回答全是真话吗，乔丹太太？” “我的回答统统是真话。”她这时已怒不可遏，又补了一句： “你要不要给我用测谎仪呢？” 多纳休脸色一沉。“你不是在这里受审。” “对不起，参议员，我并不觉得！” 多纳休怒目圆睁地示意乌尔巴赫继续往下问。 问题转到了菲尔丁–罗斯信条上。 “你已听到斯塔弗利博士的证词，她把这文件说成是‘毫无廉耻的促进推销的宣传品’，”乌尔巴赫说，“你同意这个评价吗？” “当然不同意。这一信条只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明确目的——规定我们公司今后的方针。” “啊，原来如此。那么你是否认为它根本不会有促进推销的宣传价值呢？” 西莉亚觉察到圈套正在设下。她一定要高度警惕。 “我没那么说。但如果——既然这是一份包含了真心实意的宣言，它最终出现了那样的价值，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多纳休烦躁起来。乌尔巴赫转过身去探询地招呼道：“参议员？” 这位主席似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插进来。随即他绷着脸说：“这都要看怎么解释了，对吗？我们究竟该相信斯塔弗利博士那样有献身精神、毫无私心的人，还是该相信一家企业的女发言人呢？这家企业财迷心窍，以至于事先明知有的药物不安全，还仍会销售它们使人丢掉性命或变成残废。” 听众席上发出阵阵惊叹声。连多纳休手下的人员也显得不安，觉得他太过分了。 西莉亚不顾一切地尖刻问道：“这个问题是冲着我来的吗，参议员？要不然，来看看它是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极有偏见、未经证实的言论，暴露出这场听证会不过是拙劣地装装样子，而结论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做好了，对吗？” 像之前对梅斯那样，多纳休指着西莉亚说：“我要警告证人，这儿有一种罪名，叫作藐视国会罪！” 她什么也不顾了，立即顶了回去。“你别惹急了我！”参议员吼道：“我命令你把这话讲清楚！” 西莉亚已经气得不想克制自己了。她几乎没听见昆廷的低声恳求，甩开他的手，一下子站了起来。“我讲。我要指出，你今天在这儿审判蒙太尼，审判菲尔丁–罗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两年前同样是你，曾经抱怨过监督管理局迟迟不批准蒙太尼的事，并说那是荒谬可笑的。” “撒谎！现在你犯了藐视国会罪，太太，我从来也没说过这种话。” 西莉亚感到格外地高兴和满足。多纳休忘记了。这没什么奇怪的——他在那么多事情上发表过那么多的言论，哪能全记住！即便他手下的人知道他说过这样的话，反正也没有提醒过他。在这两点上，昆廷都估计错了。 西莉亚带来了一个为防万一的文件夹，一直放在身前，到这时她才把它打开。 她从中取出一沓订在一起的剪报，选了最上面的一张。 “这是从1976年9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剪下来的。”她在念的时候仍然站着。 蒙太尼是为孕妇准备的药，目前正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查过程中。今天在问起这事时，丹尼斯·多纳休参议员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迟迟不批准的行为形容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荒谬可笑”。 她继续说：“在其他报纸上也有同样的报道。” 西莉亚停了一下。“参议员，还有别的东西。”她从文件夹里又选出一张剪报。 多纳休的脸色已红得像一块深红色的砖头，他伸手去拿小木槌，可少数党的贾菲参议员喊道：“别，别！让这位女士把话讲完。我要听。” “你指责我们这个行业害死了人，”西莉亚对多纳休说，“可从你18年前进入国会开始，对于烟草补贴一事，你每年都投赞成票。我这里有你的投票记录，参议员。这些年来在你赞成票的帮助下，害死了多少得肺癌的人——比制药业这么多年以来害死的人要多得多。” 最后几个字被淹没在一片混乱的喊叫之中，这也包括多纳休敲下小木槌时的叫嚷声。他宣布：“本次听证会现在休会。” 第四部 1977~1985年 14 对西莉亚说来，这次听证会以倒霉的经历开始，却以个人的胜利结束，或者说看上去似乎是结束了。 就在她和多纳休参议员爆发冲突的当晚，在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的晚间新闻中，几乎都播放了当时戏剧性场面的全过程。一位评论员后来写道：“戏剧效果奇妙，实况录像极佳。” 第二天，各报也同样突出地刊载了这则新闻。《纽约时报》的标题是： 勇敢的女士击败参议员 《芝加哥论坛报》的标题是： 多纳休参议员刁难乔丹 但在事后此公追悔莫及 报纸还强调了另外一点。 原来在这件事上，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们都曾做过准备，找过材料。正如一位记者对朱利安·哈蒙德所言（哈蒙德又把这些话转告给了西莉亚）：“我们大多数记者都了解到：乔丹太太曾为蒙太尼一事辞职，在重返公司前曾坚持不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决定便立即撤回该药。但对于如何利用这点背景材料上，看来谁也没有把握，因此我们没把这些发表出去。事情的结果证明，暂不发表的效果更大。” 于是，在亮出底牌后，多数报道使西莉亚在两个方面的形象变得高大。首先，她一出一进菲尔丁–罗斯这一现已被公开的事实，表明她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准则的人。其次，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她不愿为了自己的面子好看而牺牲雇主，这种行为表现出了可贵的忠诚。 《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的开头处写道： 在通常情况下，商界里所具有的荣耀感多于其受到的赞誉。因此，能使某种荣耀不仅清楚地表现出来，而且还被大家认可，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 西莉亚从华盛顿回来几天之后，朱利安·哈蒙德来到她的办公室。这位负责公关的副总经理高兴地拿来新收到的一批剪报，摊在西莉亚的办公桌上。不一会儿，秘书通报昆廷已到。 自从国会山最后那一天以后，西莉亚还没有见过华盛顿的这位律师。他此刻前来是要同她一起，对后来提出的某些解决蒙太尼诉讼的办法进行审查。 西莉亚叫秘书请他进来。 寒暄时，她觉得他面有倦容，情绪不高。她请他坐下。哈蒙德说：“我正要走，昆廷先生。”他指着那些剪报说：“我们刚才在品尝胜利的果实。” 昆廷显得无动于衷。“你就这样称呼它们？” “当然啦！”副总经理似乎很惊奇。“你不会吗？” 昆廷的回答颇带着一点儿脾气。“如果你们认为是那样，那么你们两人都目光短浅。” 一阵沉默后，西莉亚说：“好吧，律师。你看清了事理，请你告诉我们。” “所有这些东西，”昆廷指了指剪报，“还有你们看到的电视报道，都是令人飘飘然的玩意儿，可是过不了几个星期，大部分就会被人遗忘。这些宣传也就一点儿都不重要了。” 哈蒙德发问了：“那什么才重要呢？” “重要的是你们公司——还有你西莉亚本人——招来了一个可怕的敌人。我了解多纳休。你使他出了丑。更糟糕的是，你是在参议院，在他的地盘上干的，而且后来还让千百万人看见了这场面。他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绝对不会的！只要今后他有机会整治菲尔丁–罗斯，或整治你西莉亚，他就会兴高采烈地下手。他甚至可能想方设法地去整治你们，而美国的参议员——像我有一次告诉你的那样——有的是动用权力的办法。” 西莉亚心想，这一席话对她而言就如冰水浇头，突然而至。她明白：昆廷是对的。 她问道：“那么，你认为我们该怎样呢？” 这位律师耸耸肩。“暂时倒没什么事。将来嘛，尽量提防着点儿。你自己——或者菲尔丁–罗斯——千万不要有什么把柄让多纳休参议员抓住。” 第四部 1977~1985年 15 “乔丹太太是怎样一个人？”伊冯问马丁。 他想了想才回答说：“漂亮，坚强，聪明，特别精通自己的业务；她坦率、正直，所以你要是和她打交道，总能理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们就要见面，可现在我已经感到紧张了。” 他笑道：“没有必要的，我料定你们会彼此喜欢的。” 这是7月里的一个星期五的傍晚，两人都在哈洛的马丁的住宅里，伊冯完全搬过来住已经快一年了。她已把原来住的那套小公寓房间退掉，因为那似乎是一项不必要的开支。 此刻在起居室里，到处都摊放着书籍和纸张，显得杂乱无章。这是因为伊冯正在学习，以便参加A级考试，而现在离考期只有6个月了。这个情形已持续了一年半。当初在马丁的鼓动下，她挑起了边工作边学习的重担。他们期望这样最终会使她考上兽医学院。 学习进展顺利。伊冯喜欢这样的生活，感到了未曾有过的幸福。她的欢乐情绪使整个屋子都喜气洋洋的，连马丁也被感染了。她白天照常在研究中心上班，有些晚上和周末还要到外边去接受教师的指导。马丁也像他保证过的那样帮助伊冯，用他的实际经验辅导她学习。 他们快乐的另一原因是研究中心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从受到“争取动物权利者”进行的那场灾难性袭击后，重新收集资料的工作比估计的要快许多。现在，不仅损失的全部资料已完全补齐，而且在肽7号的研制上，已进行到可供管理部门做成品审查的阶段。 因此，西莉亚将于下个星期三带人从新泽西州来哈洛。然而，此刻马丁想到西莉亚就分了心。马丁几分钟来一直皱着眉头，继续看一本教科书——默里的《有机化学原理》。 “自从我开始学习这本书准备学位考试之后，他们已把它改写过了，一些新的东西虽没有实用价值，你也要记住，考完就不用管它了。” 伊冯问：“你是说那些系统的化学分类的名称吗？” “当然啦。” 日内瓦命名系统中的化学制品名称是由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编定的。该联合会的英文名称缩写为IUPAC（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读作“尤帕克”。该系统意在明确任何化合物的名称应同时表明该化合物的结构。因此异辛烷就称作2,2,4–三甲基戊烷，醋酸（即普通的醋）又叫乙酸，普通的甘油又叫丙烷1,2,3–丙三醇。倒霉的是，那些本该使用IUPAC名称的化学家其实很少用它，但是主考人还要求用。这样，伊冯就得为应付考试而记住新名；为今后实验室的工作记住旧名。她问：“你在实验室用IUPAC的名称吗？” “不常用。我们大多数人都记不住它们，而且那也不实用。不管怎样，两种名称我都要考考你。” “考吧。” 马丁一连说出了20种化学制品，时而用旧名，时而用较新的代号。伊冯每次都能毫不迟疑地一口气背出它对应的新名或旧名来。 马丁把书一合，摇摇头。“你的记忆力仍使我叹服，但愿我也有这样的记忆力。” “是因为我的记忆力，你才不让我试用肽7号？” “那只是部分原因，主要是我不愿让你冒风险。” 一个月前，马丁曾在研究中心里贴出通知，标题是：征求志愿者。 通知说明，要在健康人的身上做首次系统试验。研究中心里的工作人员，凡是愿意注射肽7号的，可在通知的下方签名。 试验目的与可能冒的风险均逐条详细列出。通知贴出前，马丁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拉奥·萨斯特里立即跟着签了名。几天后，签名的又增加了14人，包括伊冯在内。 马丁从全部的签名人中挑了10名志愿者，伊冯不在其内。 她问起原因时，马丁敷衍她说：“以后再说吧，这次就算了。” 人体试验的初期目的，不是研究肽7号的积极效果，而是想发现有什么不良副作用。马丁当时给西莉亚打电话时是这样说的：“在英国，允许我们自愿做这种试验，但在美国，你们就需要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批准了。” 志愿试药者每天接受注射一定剂量的肽7号。经过连续20天的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马丁很高兴，但他也知道还需要做大量的人体试验。 伊冯叹息说：“我真希望马上用些肽7号，说不定这是我减肥的唯一办法。顺便告诉你，我买了一些熏鲑鱼明天吃。”马丁笑了，对她说：“你真是一个天使。”熏鲑鱼是马丁在周末最喜欢吃的早餐，因为那时候他能慢慢享用。他的话严肃了一些。“明天我要去看我母亲。今天和父亲谈过，他告诉我，医生说她没有多久了。” 马丁母亲的健康状况虽然恶化得缓慢，但阿尔茨海默病却仍在无情地发展。几个月前，马丁已把她送进剑桥的一家疗养所，现在她已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了。马丁的父亲仍住在那栋舒适的小平房里，那还是马丁进菲尔丁–罗斯不久就为他父母租下的。 “我很难过。”伊冯伸过手去，同情地抚摸他的手。“是的，我会陪你去，只是请你别介意我在车里看书。” 他们商定明天吃过早饭就走。马丁想顺路在他办公室稍事停留。 次日上午在研究中心里，马丁浏览着邮件和头天由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伊冯却信步走进了动物室。稍后，马丁在动物室里找到了她。 她站在一个装有几只白鼠的笼子前面，马丁听见她在叫喊：“你这个老色鬼！” 他觉得有趣，问道：“说谁呀？” 伊冯转过身，随即指着笼子说：“这是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好色的小动物。只是最近，它们好像彼此没个够，宁肯不吃东西也要交配。” 马丁一看，伊冯刚骂过的那只白鼠仍在同一只顺从的雌鼠交配，同时旁边笼子里也有一对白鼠在兴冲冲地交配。他看了看挂在两个笼子上的说明卡片，注意到所有这些白鼠都注射过最近提纯的一批肽7号。 “你说它们‘只是最近’才好色起来，你指的是什么？” 伊冯犹豫一下，然后转过脸盯住他。“我想是……自从它们接受注射以来。” “它们都不是小白鼠了吧？” “它们要是人的话，都该领养老金了。” 他笑了，说：“没准儿是巧合吧。”然后，心里却嘀咕起来：是巧合吗？伊冯似乎看到他心里去了，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星期一，我请你检查一下注射过肽7号的白鼠的繁殖率情况，告诉我是正常还是高了。” “不需要等到星期一，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大大高过正常情况。可是，此刻以前我一直没联想到……” 马丁严厉地说：“别瞎联想！胡乱假定可以把人引入歧途。只要把你得出的数字告诉我就行。” 她顺从地说：“好的。” “然后，你另选一些雌雄搭配的高龄鼠，编成分开的两个新组，但要雌雄一笼。一组注射肽7号，另一组不注射。我要用计算机来算出这两组白鼠的交配特性。” 伊冯咯咯地笑道：“计算机是算不出多少次的……” “我想也算不出，不过可以记下产了多少窝幼鼠，这就行了。” 她点点头。这时，马丁感到她在想别的事情，就问：“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昨天买熏鲑鱼时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米基·耶茨是你那些志愿试药者之一，对吗？” “对。”耶茨是实验室的技术员，是志愿接受注射肽7号的试验者中年龄最大的。几年前，在西莉亚跟前对白鼠做断头操作一事后，他便开始曲意讨好马丁。志愿接受肽7号的试验是其最近的一次贡献。 “噢，我在市场上见到了他的太太，她说，米基的工作使他觉得自己返老还童，这有多好呀！” “这指的是什么？” “我问了她。她脸红了，说最近米基都觉得非常‘精神，有劲’——这两个词是她的原话——他在床上不让她闲着。” “她是指最近？” “我敢肯定是这样。” “他以前没有这样过？” “据她讲，几乎没有过。” “我真吃惊，她会提起这种事情。” 伊冯笑道：“你不怎么了解女人。” 马丁若有所思，接着说：“咱们上车吧，在去剑桥的路上咱们再谈。” 开始，他们一边开车，一边听新闻广播，多半是政治方面的消息。在英国，这是满怀希望、激动人心的一段时期。两个月前的大选，选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来掌权。现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她的政府正在给英国注入一种新的进取精神，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就一直苦于缺乏这种精神。 新闻播完后，马丁关上了收音机，又继续思考起那更急迫的问题来。 他说：“我很担心。我们今天上午谈到的问题，我希望不要成为大家的话题。你给我讲的那些白鼠繁殖的事，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另外，不要对人讲起新研究的问题，那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尽管我不喜欢那个设想。不过，在检查结果交给我之前，一定要锁好，也别再讲米基和他老婆的事了。” “我全照办。”伊冯说，“但我不明白你在担心什么？” “那么，我告诉你吧。因为我们已研制出一种药，我希望它具有重要意义，能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能与疾病抗争。但是，如果消息传出去，说它有某种春药的作用——还有减肥效果一事，这究竟是否是好事：让人真没把握——那将最糟糕不过了。那就会使我们的一切努力落个不好的名声，会使我们显得又像在搞万灵药似的。” “我想我明白了。”伊冯说，“既然你已把道理讲清楚了，我绝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别人的嘴很难堵得住。” 马丁神色严峻地说：“我怕的就是这点。” 他们抵达剑桥时已是上午10点左右。马丁把车直接开到母亲接受护理的疗养所。她躺在床上。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必要时看护人员才把她抬出去一下。她的记忆力已完全丧失，连最简单的事也记不住，而且跟多年来的情况一样，当马丁走到她身边时，她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认出儿子的迹象。 马丁和伊冯并排站在床前。他在想，他母亲似乎眼见着一天天衰弱下去。她已骨瘦如柴，双颊深陷，头发越来越稀少。 早几年她刚垮下来时——大致在西莉亚去他们在凯特的旧居的时候，还可依稀看出她年轻时的美貌。但如今，连这点也已不复存在了。 看来，阿尔茨海默病不仅侵蚀着他母亲的大脑，也在吞噬着她的身体。 马丁轻声对伊冯说：“为找出一种多少可以防治这病的药尽点儿力，这一直是我的梦想。当然，要过若干年我们才能了解这梦想是否实现。然而，我们对人脑老化的研究十分重要，所以我不愿意让任何东西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变得庸俗。” 伊冯说：“我确实明白了，特别是现在。” 以前，马丁也带伊冯来看他的母亲，每次伊冯都要握住老太太的手默默地坐在那里。虽然谁也说不清楚，可马丁总觉得她那样做能给他母亲以安慰。今天，伊冯也握住她的手，但是，此刻连心灵上那种微弱的交流也察觉不出了。 从疗养所出来，他们驱车去看马丁的父亲。马丁给他父母租的那套房子在城的西北部，离格顿学院不远。他们在屋子后面的一小块工作区找到了老皮特–史密斯。那里到处都扔着他那老行当的工具。他正用木槌敲打凿子，试着凿一小块大理石。马丁对伊冯说：“我想你是知道的，我父亲过去是石匠。” “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您现在还能干这种活，皮特–史密斯先生。” 老人说：“不行啦，手指头都僵了。但是孩子，我想给你妈妈的坟做一块墓碑，这是唯一还能替她干的事。”他询问地望着马丁。“这样可以吗，眼看她还活着时就做？” 马丁搂住了父亲的双肩。“可以的，爸爸。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我需要一大块大理石。可是很费钱呢。” “你不用担心费钱，你需要多大的就订购多大的，让他们把账单送给我。” 马丁朝伊冯望去，她已泪流满面。 第四部 1977~1985年 16 “我完全同意你关于性刺激作用的看法。”西莉亚对马丁说，“如果肽7号被人看成某种春药，那它作为具有重大意义的药就会声名狼藉了。” “我想不让外界知道这件事，这有可能办到。”马丁说。 “我没这么大的把握，”西莉亚承认，“但我希望你能办到。” 这是西莉亚来到研究中心的第二天，正在马丁的办公室和他单独谈话。早些时候，马丁正式告诉她：“我可以向你报告，我们试制出一种看起来能延缓大脑老化、促进思维敏捷的补药，这两种功效同时存在。一切迹象都表明情况良好。” 西莉亚想，当年她曾根据山姆的指示来到哈洛，考虑关闭这个研究中心，到现在已过去很长时间了。而且，如果从山姆、她本人和马丁在剑桥那令人难忘的初次会见算起，时间就更长了——已有7年之久。 她说：“看来没什么疑问，你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他们相处时彼此都觉得轻松愉快，如果有一方不时回忆起他们那一夜的风流韵事，反正也绝不提它。显然那只是一时冲动，是一段插曲，已完全过去了。 西莉亚与马丁商谈的同时，从菲尔丁–罗斯总公司陪同她来的6名行政人员也在分别就各专业环节与相关人员讨论多肽7号的前景。 这涉及的项目有制造、质量控制、材料来源、成本核算、包装、产品营销。这些将构成总计划的各个方面，以确定该药将如何推出并进入世界市场。拉奥·萨斯特里、奈杰尔·宾利以及哈洛的其他人员都到场了，回答了美国来的小组提出的有关问题。 尽管肽7号还需要经过一年以上的临床试验，之后还需获得政府的批准，但是许多将来的问题现在就必须做出决定。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确定菲尔丁–罗斯新建一个制药厂的投资金额，这既可能是一场白耗了高昂成本的赌博，也可能是信心十足的精明成功之举。 该药将以何种方式让人使用，这问题也很重要。 马丁对西莉亚说：“我们研究这问题时可谓绞尽脑汁，现在建议把药喷入鼻腔。这是即将流行的现代用药方式，今后将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用药方式。” “我知道。人们正在议论胰岛素也准备以这样的方式喷入。不管怎么说，我得谢谢你们没有把它制成注射剂。” 他们俩都知道，同那些病人可在家里直接取用的药相比，任何注射类药剂的销量都要差得多。这是制药业的基本常识。 “如果从鼻腔喷入的话，”马丁解释说，“肽7号必须溶解于掺有净化剂的中性盐水里。净化剂可保证最佳吸收率。” 据他透露，已经试验了好几种净化剂，找到了一种最佳的方案，它既无毒，对鼻孔内黏膜也不产生刺激，而且是最近在美国上市的菲尔丁–罗斯的新产品。 西莉亚很高兴。“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全靠本公司来制成这药？” “正是，”马丁微笑道，“我知道你会满意的。” 他继续解释道，这药的常规剂量是一天两次。它在英国的临床试验即将开始，并由最近进入研究中心的两名医药博士协同负责。“我们的试验对象将集中在40~60岁的人群，不过在特殊情况下，上下限都可以有所变化。我们还要让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患者试用该药。它不会根治这病——那是毫无指望的，却可能抑制其发展。” 接着，轮到西莉亚报告在北美进行试验的计划。“我们想尽可能早些开始，但因为有一些准备工作还需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我们会比你们稍晚一些，但不会晚太多。” 他们继续讨论那充满希望而又激动人心的计划。 哈洛会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肽7号的理想容器是一种顶部带喷压装置的小塑料瓶，用手指一按就可喷出合适的剂量。 这种容器为生产精美诱人的包装开辟了途径。菲尔丁–罗斯看来多半生产不了这种容器，不过可外包给专业厂商。当然，这还得由新泽西那边做决定。 西莉亚在哈洛期间，马丁请她吃饭，由伊冯陪同。西莉亚认为马丁显得很敏感，因为他没请她去教堂门饭店，而是去了新开的萨克逊饭店的餐厅。 开始，两个女人好奇地打量对方，但没过多久，而且尽管年龄差距比较大——西莉亚已48岁，伊冯才27岁，可她们两人似乎自然而然地就相处得十分友好了。这也许是他们两人都与马丁极亲密的缘故。 西莉亚对伊冯决定申请进兽医学院表示赞赏。伊冯说自己如果被录取了，她的年龄比大多数同学都要大一些。西莉亚鼓励她说：“正因为这样，你会学习得更好。”然后，她告诉马丁：“我们公司设有一笔基金，是用来资助职工进修的。我想我们可以把规定适当变通一下，给伊冯提供一点儿经济上的支持。” 马丁扬起眉毛：“伊冯，这样你的生活费就有了着落。” 伊冯表示了谢意。西莉亚摆摆手笑道：“据我所知，肽7号能有今天的进展，你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稍后，伊冯离开了餐桌一会儿。这时，西莉亚对马丁说：“她可亲又可爱。有件事本同我无关，马丁——你要是愿意你也可以这样说我，不过我还是想问一句：你打算不打算跟她结婚呢？” 这个问题使他大吃一惊。“这绝不可能。事实上，我敢肯定，我们两人都没有想过这问题。” “伊冯可想过了。” 他不同意。“她怎么会？她前途无量。那将把她带进完全不同的天地，她会遇到年龄和她相近的别的男人。而我比她大12岁。” “大12岁不算大事。” 马丁固执地说：“如今可算大事，正好差一代。此外，伊冯需要自由，我也一样。目前我们有一个对彼此都合适的状态，不过这也会变的。” “男人啊！”西莉亚说，“有些男人确实善于利用这种‘状态’，但你们男人也可能是睁眼瞎。” 伊冯回到餐桌，这场讨论也就中断了。之后几天，在西莉亚和她的小组返回新泽西州之前，他们再也没提起这问题。 西莉亚离开英国的那天，马丁的母亲去世了。她平静地撒手而去，没有任何征兆。后来疗养所的医生对马丁说：“她如同一叶小舟随波漂去，漂进夜晚宁静的大海里。”马丁既悲戚又宽慰地想，这种宁静出现在他母亲身上未免也太久太久了。因为正是大脑的剧烈活动而不是安谧宁静，才赋予生活以激情。夺走他母亲生活激情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想到这里，又再次唤起他对肽7号未来的憧憬。 只有马丁、他父亲和伊冯三人参加了那简单的葬礼。然后，老皮特–史密斯回家，接着去凿几天前送来的那块他订购的大理石。马丁和伊冯驱车回哈洛，路上两人默默无言。 以后几个月里，新泽西的菲尔丁–罗斯做出几项重大决定。其间，总公司人员多次来往于大西洋两岸。 作为肽7号主要成分的粉末状白色结晶体，将由建在爱尔兰的新厂生产。该厂厂址已选好，建筑师的设计图正在加紧完成，这将是菲尔丁–罗斯生产分子生物学方面药品的第一家专门工厂。这里还将留出地方，以便今后生产己菌素W中的化学主剂。 生产肽7号的最后工序，是把液态药剂注入容器。这将在波多黎各的一家现有工厂中进行。容器则按原计划由其他公司制成后运至该厂。比起在美国国内生产，这种海外安排在税收方面有很大好处。 总计划牵涉巨额投资。董事会对此曾疑虑重重，多次讨论之后才通过。一天，吃晚饭时，西莉亚给安德鲁讲那些疑虑时说：“我们缺的是资金，一切都靠贷款。如果资金白搭了进去，菲尔丁–罗斯也就完蛋了。不过，我们一致认为只有这样干。我们把公司赌了进去，而且大家都有一种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的心情。” 另外还有一些决定，涉及面虽小却相当重要，其中包括为肽7号确定商品名称。 承办菲尔丁–罗斯广告业务的，仍是纽约的夸德里尔–布朗公司。它不吝花费开始了彻底的研究，对现有的大量药名做了审查，对建议采用的新名进行了推敲，否定掉一大批名称。这样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在菲尔丁–罗斯总公司召开了最高一级的药名审定会。公司方面出席的是西莉亚、比尔·英格拉姆和其他6名职员。 广告公司来了一小批人，由夸德里尔–布朗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布莱登率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赴会“主要是为了往日的情谊”。会前，西莉亚、英格拉姆和布莱登回忆了他们16年前的相会，那次会议的结果是为“新他健康”推出了“快乐妈妈”计划，如今该药在非处方药中仍长销不衰，是公司固定的收入来源。董事会会议室里竖起了广告板和黑板架。有8个建议采用的药品名称，每个名称都用几种不同的格式书写，依次在板面上展现。广告公司的客户业务经理宣布说：“经过我们筛选之后，可供选用的几个名称都和大脑与人的理解力有关。”它们依次是“早知晓”“增智灵”“促尔敏”和“健脑乐”。前三个名称分别由“知觉”“理解”和“敏悟”三词化用而出。 比尔·英格拉姆提出，第四个名称与一种常见的家庭用品名称相似。于是，“健脑乐”的名称立即被取消了。 “我真的不好意思，”布莱登说，“我们怎么都忽略了这一点，我简直弄不清楚。不过这没什么可解释的，我道歉。” 接下去的两个名称，据那位客户业务经理说，是“表示明亮的意思——因睿智而闪光”。它们是“智慧光”和“心明亮”。 最后两个名称是“健尔脑”和“补脑灵”。有人指出，后一个名称暗示此药可以“补偿”不用药时会失去的东西。 随后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讨论。比尔·英格拉姆喜欢“早知晓”，不喜欢“心明亮”，对其余名称则不置可否。菲尔丁–罗斯医药公司方面有三个人赞成用“智慧光”。布莱登自己表示主张用“补脑灵”。 西莉亚听着别人发言，任其争论下去，自己却不表态。有一阵子她想：为定名一事也要花费好几千美元。 布莱登终于问她了：“你的意见如何，乔丹太太？过去总是你提出一些绝妙的主意。” “哦，”西莉亚说，“我在琢磨，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就把我们的新药叫肽7号呢？” 英格拉姆笑出声来，因为这里只有他的资历较深，对西莉亚也非常了解。 布莱登犹豫了一下，接着脸上也慢慢绽开了笑容。“乔丹太太，我认为你的这个想法简直高明极了。” 西莉亚挖苦地说：“只因为我把自己当成顾客，所以想出来的名称并不高明，只是一目了然罢了。” 经过进一步的简短讨论，大家同意：由肽7号制成的药品定名为肽7号。 转眼一年又过去了。 肽7号的临床试验进展之快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它在英国和美国都被证明异常成功。已过中年的患者用药后疗效显著，没出现任何副作用。现在资料已全部汇集起来，送到了伦敦的药物安全委员会和华盛顿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在哈洛和博恩顿两地，经马丁·皮特–史密斯、文森特·洛德和西莉亚等人认真讨论后，决定不将肽7号的减肥作用正式列入“适用症”里。这意味着：尽管已知该药有减肥效果，尽管这一效果在向医生介绍药性时予以透露，但他们并不推荐它作为减肥药。 当然大家也知道，有些医生可能开出该药用于减肥，可是如果他们那样做，将由医生自己负责，与菲尔丁–罗斯无涉。至于该药的性刺激作用，尽管在动物身上的反复试验证明的确存在这个效果，但在进行人体试验时排除了这方面的试验，而且在所有的上报材料中，这一点尽可能被放在了不显眼的地方。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着眼点仍然是：肽7号是有重大意义的药，用于延缓大脑的老化。其任何不值一提的用途都将贬低该药的重要作用，有损它的声誉。 临床试验的结果既无懈可击，又不用寻求该药的额外适用症，看来对肽7号的正式批准不大可能久拖下去。 与此同时，爱尔兰新厂的建造和波多黎各旧厂的改建工程也已接近尾声。 在哈洛，马丁对临床试验的结果虽然极感兴趣，却把细节问题交给研究中心里的医务人员去办，自己则在肽7号上进一步下功夫，探索制造其他脑肽的前景。这是由他之前的研究成果开辟出来的一个领域。 马丁与伊冯仍然住在一起。1980年1月，伊冯参加了A级考试；使她和马丁欣喜万分的是，各科成绩都是A。她也同时参加并通过了剑桥大学的考试，因为她申请进入该校的露西·卡文迪许学院。根据考试成绩，学院接受她入学。入学通知书的说明上提到该院是一个“女校，对那些曾耽误学习或中途辍学的女性特别关照”，这使伊冯非常高兴。 9月，伊冯辞去在菲尔丁–罗斯研究中心的工作，开始在露西·卡文迪许学院学习，攻读兽医学。 这时已是10月，她已习惯于每天驾车往返于住地和剑桥之间，路上需要一小时。 除学习以外，伊冯对英国王室里正在发展的一段浪漫故事也颇感兴趣，因为威尔士亲王正与被英国人称为“戴小姐”的姑娘相恋。伊冯不停地和马丁絮叨这件事。她说：“我一直就在讲，只要他等一等，他会找到一朵英国玫瑰的。瞧，他果真找到了！” 马丁照旧深情地倾听着伊冯说的各种琐事趣闻，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如今谈话里又添上了剑桥大学的内容。 第二年1月，正是美国的里根总统在6 400千米之外的地方就职之时，英国卫生大臣签发了销售肽7号的许可证。两个月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宣布：批准该药在美国使用。加拿大则一如既往，跟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后行事。 在英国，该药预计4月将投放市场；美国和加拿大则定在6月。 可是在3月——这时该药尚未在任何地方上市，发生了意外事件。这就证实了人们之前的担心，并似乎使肽7号的整个前景处于危险中。 事情始于一次电话。伦敦《每日邮报》的记者给研究中心打电话，要找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或萨斯特里博士。在听说那天上午这两人都不在后，他留了言并由秘书打字记录下来，放在马丁的办公桌上。内容如下： 本报得悉，你们即将推出一种神奇药品，它能使人春情荡漾、精力旺盛，有减肥之效，使中老年人有恢复青春之感。我们要在明天报道此事，望贵公司今天尽早对此发表意见。 马丁看到这份留言时，还差半个钟头就中午12点了。他的反应是既惊又怕。凭一家只想登轰动一时的新闻的该死的报纸，难道就将毁了他的一切努力和梦想？ 他当即想到给西莉亚去电话，一回家他就把这事办了。莫里斯敦这时是上午6点30分，西莉亚正在淋浴。马丁焦急地等她擦干身子，穿好浴衣。 一听见西莉亚的声音，马丁立刻陈述了事情经过，并将记者留言念给她听。听得出他的声调异常焦急。西莉亚很重视，她也和他有同感，但同时也很实际。 “这么说来，肽7号的性刺激作用被捅出去了。我总认为这事难免要发生。” “我们能设法制止吗？” “显然办不到。人家的报道有事实根据。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否认。此外，任何一家报纸一旦弄到这消息，都是不会放弃的。” 马丁的声音听来异常惶恐可怜。他说：“那我在这儿，该怎么办呢？” 她告诉他：“给那位记者回话，如实地回答他的提问，当然要尽可能简短。务必强调该药的性刺激效果仅在动物试验时观察到，这正是我们没有推荐该药可用于激发人们性欲的原因。对减肥效果，也可这样解释。”西莉亚又补充说：“或许这样一来，他们就只会发一条简讯，不至于引起读者对其他事的注意了。” 马丁沮丧地说：“我不大相信。” “我也一样。但试试看吧。” 马丁打来电话三天之后，哈蒙德向西莉亚汇报了新闻界对肽7号的关注状况。这位公关负责人说：“英国报纸的第一篇报道就像冲开了防洪闸门。” 《每日邮报》的报道用了如下标题： 科学大突破 一种神奇新药即将问世！ 让你激情四射，年轻苗条 报道接着在认定肽7号有性刺激作用这点上大做文章，但对这一作用只在动物试验时有正式记录的事实含糊其辞。 对“春药”一词，马丁和菲尔丁–罗斯的其他人都很害怕，但文中却多次出现。从公司方面看，更糟糕的是，报社记者似乎打听到了米基·耶茨这个人，并对他做了采访。有一幅照片的说明是：“谢谢，肽7号！”照片上是老耶茨，他在夸耀过他性功能已经恢复后，满面笑容，身旁是他的妻子不自然地在笑，她刚证实过丈夫的话不假。 报道中还提到了菲尔丁–罗斯的高级职员先前不知道的事，就是哈洛的其他几个志愿试药者也体验到了异常的性刺激，而且提到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引用了他们的谈话。 西莉亚曾抱一线希望，只求那篇报道局限于一种报纸上，但结果证明那仅仅是希望而已。结果，《每日邮报》上的报道不仅被英国的其他报纸和电视台转载转播，而且所有的新闻通讯社都向海外发出了电讯。这在美国立即引起了大众的兴趣，大多数报纸都提及了肽7号的性刺激作用和减肥效果，甚至连电视台也在讨论此事。 这个消息在美国一经传开，菲尔丁–罗斯的电话交换台就忙得不可开交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询问关于肽7号出笼的详情。尽管公司方面感到，新闻界的这种一窝蜂扑上来进行耸人听闻的报道的行为有弊无利，不想理会，但别无良策只有如实作答。 打电话来的人里面，只有极少数的人问及此药的真正目标：延缓脑力老化。 新闻界的电话高潮之后，又来了第二波高潮：公众开始提问题了。大部分人都在询问关于药物的性刺激和减肥方面的特点。对这些人，公司会给他们听一个简短声明，大意是并未推荐肽7号做上述之用。接线员汇报说，看起来这答复并不能让对方满意。 有的电话显然是一些怪人打来的，另一些电话则来自淫荡好色之徒。正如比尔·英格拉姆的评论：“突然间，我们仔细安排好的一切成了马戏团的一场杂耍了。” 正是这种杂耍般的效果使西莉亚最担心。她想，这药的名声已受累了，医生会不会不想同这药有牵连，从而干脆不开肽7号的处方呢？ 她向安德鲁请教，他证实了她的担忧。“很抱歉，我只有说实话，不过相当多的医生是会那么想的。不幸的是，经报纸这么一宣扬，人们可能会觉得：肽7号跟苦杏素，茴香烈酒和斑蝥粉等东西是一路货。” 西莉亚不高兴地说：“你这样讲，我真后悔刚问了你。” 这样一来，本来以为肽7号将作为有重大意义的好药问世的，却在距这一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西莉亚对之已感到消沉、不安和担心了。在英国，马丁更是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第四部 1977~1985年 17 西莉亚很久以后还会回忆说：“结果证明，肽7号上市后的最初几个月，我们真的碰到了麻烦，而且麻烦还非常严重。在我们菲尔丁–罗斯，所有的负责人都度过了不少紧张和焦虑的日子，我们咬着手指甲，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然而，怪就怪在麻烦的问题跟我们原先估计的并不一致。”说到这儿，她常哈哈一笑，之后又说了下去：“这一切清楚地说明：对任何事情，谁也说不准人们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西莉亚所说的麻烦是指药品供不应求。 肽7号一上市——就是说，凭医生处方，可在药房买到该药，一连有好多个月供货量始终满足不了空前惊人的需要。药房柜台前面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顾客后来散开只是因为该药已经卖完，他们要另找药房去排队。 后来才弄清楚，原因在于——这次引用比尔·英格拉姆的话——“那些该死的医生和药房老板不仅自己用这些药，还截留下一些给自己的亲友”。 缺货现象有一阵子还极其严重，美国缺货，英国也是一样。公司里的老职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结果，当时新泽西、爱尔兰、哈洛、波多黎各、芝加哥、曼彻斯特之间的电话没完没了——芝加哥和曼彻斯特是生产塑料容器和装配手压喷头的地点。特别在波多黎各，据菲尔丁–罗斯的一个采购代理人说：“那个地方老是叫嚷着容器供应不上。只要容器一到，人们就尽快装好药，把药运走。” 在爱尔兰和波多黎各的工厂，生产加班加点，昼夜不停。与此同时，公司也多次包租了喷气式飞机，载上肽7号的宝贵的主要成分从爱尔兰直飞波多黎各。 在这段困难时期，承受最大压力的是英格拉姆，所有的安排都由他监督实施。用他的话说，那时“我们勉强应付着，凭现有的产量妥善安排，尽量使想要买肽7号的公众满意”。 现在回顾那段紧张的日子，焦虑早已成为过去，他也会笑吟吟地说：“不过，要感谢大家！我们都干得挺卖力，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连那些变得讨人喜欢的医生和药房老板也都帮了忙，使肽7号取得了金光闪闪的胜利。” “金光闪闪”一词用得再恰当不过了。这种新药简直就像在制药业刮起了一阵龙卷风。一年后，《财富》杂志刊出一篇特稿报道，冠以这样的标题： 菲尔丁–罗斯认为 财富更可贵 据《财富》估计，肽7号第一年可创收6亿美元。 这个估计和之前的一些估计使菲尔丁–罗斯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暴涨；用一位经纪人的话说，是“上涨得穿破屋顶直冲平流层”。药品刚刚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在一个月内就涨了两倍，一年内又翻了一番，随后8个月又翻了一番。这以后，董事们投票决定：将每股股票分割成五份，将股票价格维持在合理的交易范围以内。 即使这样，会计师们结算完毕时，发现《财富》的估值还少估了一亿美元。《财富》还说：“自从1976年葛兰素史克公司研制出著名的抗溃疡药物泰胃美以来，还没有一种药可与肽7号创造的盛况相比。” 成功并不限于金钱方面。 成千上万的中老年男女都用这种药，一天两次把它喷入鼻腔，并宣称他们用后感到有效果，记忆力更好了，精力比较充沛。如果有人问，“精力”是否包括性功能，一些人会坦率地回答说“当然”，另一些人则微微一笑，说那是他们的私事。 药物专家们认为增强记忆力是该药最重要的作用。饱尝健忘之苦的人用了肽7号之后，记事更清楚了。很多人过去常常想不起别人的姓名，用药后发现没有这种问题了。电话号码不用费劲儿就能记住。以前健忘的丈夫，现在开始记住了妻子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一位老先生说，他不知不觉就记住了当地公共汽车的行车时刻表；当朋友们考问他时，证明他说的是事实。发明“用药前与用药后”测试法的心理学家们满意地证实：肽7号效果显著。 该药的减肥作用虽然被认为不如增强记忆的作用重要，但这一点很快变得确定无疑，且对人大有益处。肥胖的人，包括年龄较小的人用药后，都减去了多余的体重，增进了身体的总体健康情况。这一效用很快获得广泛承认，因此菲尔丁–罗斯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申请将减肥一项正式加进“适用症”中，作为肽7号名正言顺的另一用途。看来这项申请无疑会获得批准。 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加快步伐，赶紧批准使用肽7号并进口这种新药。 至于该药是否能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现在还不得而知。要弄清这个问题得再过若干年，但是那却是许多人寄予希望的。 有人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肽7号目前的情况是否像从前其他药品发生过的情形：被医生们用得过滥？答案可以说是当然如此。不过，肽7号和其他药有所不同，人们即使不需要用它，用了也没有坏处，不至于上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说该药有不良反应的报告几乎没有。 有个妇女从得克萨斯州来信投诉说，每次她按剂量用过药，晚上到行完房事之时却总是头痛。这个报告循例是由菲尔丁–罗斯转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查。当他们发现那妇女已82岁时，就不理这事了。 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男人到小额赔偿诉讼法庭去，要求菲尔丁–罗斯为他重置四季衣裳，这是因为肽7号使他掉了12公斤的肉，之前的衣服全不能穿了。这一要求已被驳回。而问题比这严重的报告却一份也没有。 至于医生，他们对这药的热情似乎没有止境。他们向病人推荐肽7号，说它安全、有效，是医药史上的又一次大进步。医院也在使用这种药。那些喜欢社交的医生，无论是去赴宴还是参加鸡尾酒会，难得不在口袋里装上一叠处方笺。因为他们知道有人会要他们开这药的；而满足主人或其他人的要求后，这些人下次又会邀请他们了。 在谈到医生这个话题的时候，西莉亚对安德鲁说：“这一回你可错了，那些舆论并没有使医生们打退堂鼓，实际上倒推动他们了。” “是我错了，”丈夫承认说，“你也许今后会老提醒我这件事。但是我错得高兴，特别是为你高兴，我亲爱的。因为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你，当然还有马丁。” 舆论的宣传似乎经久不衰。西莉亚认为，这也许是由于肽7号使那么多人重新获得欢乐。报纸上经常提及这药的效用，电视里也不时谈论它。比尔·英格拉姆提醒西莉亚说：“从前你对我讲过，电视自身的特性总有一天会对我们有用的。果然这样。” 英格拉姆一年前已被提升为常务副总经理，分担了很大一部分西莉亚原先的担子。现在，西莉亚的主要任务，是考虑如何处理正大量流入的和预计将越积越多的钱财。现已退休的塞思·范戈尔德还保留着顾问的身份，偶尔露露面。肽7号在美国上市一年半之后，他见过一次西莉亚，并告诫她说：“在怎样用掉一部分现金的事上，你得早拿主意，否则税收将会吞掉很大一笔钱。” 花掉现金的办法之一是买下其他公司。在西莉亚的催促下，董事会同意买下芝加哥那家生产肽7号容器的公司。接着又买了亚利桑那州一家专搞新药运输的企业。公司还在谈判以买下一家光学材料公司。另有好几百万美元将用于筹建新的遗传工程研究中心。公司还准备向海外扩展。 建设新的公司总部也在酝酿之中。因为博恩顿现有的大楼已不够用了，有几个部门安置在租用的房子里，离得较远。新建筑将造在莫里斯敦，附设一个旅馆，作为整个菲尔丁–罗斯高层综合大楼的一部分。 公司还买进了一架喷气式飞机——是一架湾流Ⅲ型客机。西莉亚和英格拉姆就是乘坐该机在北美来来去去，因为公司业务扩大，出差已日益频繁。 上次塞思和西莉亚会晤时，他还悄悄地说：“这大笔进款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解决对那些因蒙太尼而致残的可怜孩子的赔偿问题。” “我也为这点高兴。”西莉亚说。她早就知道，为处理蒙太尼善后事宜而交给奇尔德斯·昆廷的那笔专款快用光了。塞思忧伤地说：“在蒙太尼问题上，我的内疚是永远也摆脱不掉的，永远也摆脱不掉。” 在与塞思共同清醒地回顾这一往事时，西莉亚想：在医疗效果和经济效益都很可观时，有必要记住制药业的历史上也有过可怕的失误，有必要以此为鉴。 在肽7号取得辉煌成就的整个过程中，马丁·皮特–史密斯也像老话说的那样，登上了九重天。此前，即使在他最乐观的时刻，他也从未想到自己对大脑衰老问题的研究会有如此成就。如今他已大名鼎鼎。人们崇拜他、尊敬他、需要他。颂扬和褒奖纷至沓来。他被选为英国最古老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会员。其他学术团体请他去演讲。有人说下回该给他颁诺贝尔奖。还有传言说他将被封为爵士。 在万众瞩目之下，马丁总算还保留了一个小小的清静的去处。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更换了，并且没有被列入电话簿。在研究中心里，凡不是最重要的电话和来访者，奈杰尔·宾利都替他挡掉。即使如此，马丁先前那种不被人注意的生活显然再也过不成了。还有别的变化。伊冯决定不再和马丁同居，而是搬进了剑桥的一个公寓。 他们两人没有吵架，也没有什么矛盾。她只是不声不响地悄悄决定分开，另走自己的路。近来，马丁经常离开哈洛，把她一人留在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她每天往返于哈洛和剑桥之间看起来毫无意义。当伊冯向马丁这样解释时，他表示理解，毫无异议地同意了。伊冯原以为马丁至少会为了面子与她争一下，见他并没这么做，她便也没流露出什么失望情绪。他们商量好今后会不时见见面，继续做好朋友。 只是在即将分手的时刻，伊冯才明白她的内心有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她提醒自己，她目前学习兽医学的环境是多么幸福。她刚上三年级。 两人刚一分手，马丁就外出了一个星期。他回来时，只觉得家里黑乎乎、空荡荡的。家里这个样子已是5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可不喜欢。一个星期过去后，他更不开心了。他感到寂寞，想见到伊冯的身影，想听到她那乐呵呵的絮叨。一天晚上就寝前，他觉得他生活中的一盏明灯像是突然熄灭了。 第二天，西莉亚从新泽西州打来电话商谈公事。谈话快结束时，西莉亚说：“马丁，听声音你好像不大高兴，出事了吗？”话说到这里，他才突然完全没有保留地向西莉亚吐露了心事，说他想念伊冯。 “我真不明白，”西莉亚说，“你为什么让她走呢？” “这不是让不让的问题，她是自由的，她已决定了。” “你有没有劝过她，要她别走？” “没有。” “为什么不劝呢？” “那似乎不公平。”马丁说，“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西莉亚同意说：“她是有她自己的生活，而且从那个生活中，她想得到的东西无疑比你给过她的要多。你是否想过要再给她一点儿东西——比如说向她求婚？” “说实话，我还真考虑过，就在伊冯离开的那一天。但我没有说，因为那似乎……” “啊，上帝，帮帮忙吧！”西莉亚的嗓门提高了，“马丁·皮特–史密斯，如果我在你那里，我就要把你猛摇一阵，让你清醒清醒！一个发明了肽7号的聪明人，怎么竟笨成这样？你这傻瓜！她爱你！” 马丁不相信地问：“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女人。因为当时我见她还不到5分钟我就全明白了，就像明白你眼下的呆头呆脑一样。” 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西莉亚问：“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不算太晚的话……我就向她求婚。” “你怎么去求呢？” 他迟疑着：“哦，我想可以打个电话去。” “马丁，”西莉亚说，“在公司里我是你的上级。现在，我命令你马上离开办公室，开着你的车，不管伊冯在哪里都要找到她。找到以后怎么做就是你的事了。但我要劝告你，有必要的话，就跪在地上告诉她，你爱她。我给你讲这些，是因为我怀疑你今后是否还能找到比她更适合你、更爱你的女人。哦，对了，你在路上可别忘了下车买些花。至少你知道花的作用，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给我送过花呢！” 几分钟后，研究中心的几个职员吃了一惊，因为他们看到主任飞跑过走廊，冲过外门厅，跳上他的汽车后迅速开走了。 安德鲁夫妇送给马丁和伊冯的结婚礼物是一个雕花银盘。西莉亚让人在盘里刻了几行《献给新娘》中的诗句，那是生于埃塞克斯郡的17世纪诗人弗朗西斯·夸尔斯写的： 愿你的全部欢乐犹如五月， 愿你的一生犹如新婚之日； 愿悲伤、疾病、痛苦、烦恼统统与你无缘。 接下来便是己菌素W了。 它预计在一年后上市。 第四部 1977~1985年 18 在己菌素W的临床试验中，当该药同其他选定的药物一起使用时，它对患者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这样一起用药是要通过淬灭自由基而获得高效药物。从零星送来的报告看，有人恶心和呕吐，另一些人腹泻、头晕或血压上升。这种种现象不算异常，不值得惊慌。这类症状不严重，在用药的病人中占的百分比也很小。任何药物都免不了有点儿副作用。肽7号是明显的例外。 己菌素W的试验已进行了两年半，由文森特·洛德亲自监督执行。为此，他把其他事务交给下属，自己腾出手来做这个需要全力以赴的工作。在这攸关成败、接近完成目标的阶段，他不能让自己的心血结晶出现任何差错，不容许因别人工作上的疏忽和无能，影响他在科学上的光辉成就。 眼看肽7号那经久不衰的巨大成功，洛德心情复杂。一方面，他有点儿妒忌皮特–史密斯；另一方面因为有了肽7号，菲尔丁–罗斯如今的实力更加雄厚，从而为研制另一种药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而这种药看来可与肽7号一样成功，甚至更为成功。 己菌素W的试验结果使洛德非常高兴，因为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有害副作用。与该药积极而优越的效用相比，那些轻微的副作用有的可加以控制，有的则无关紧要。 在试验的第三阶段，用药的都是病人，其用药条件与预想中今后的用药条件相似。试验结果也始终良好。有6 000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用这药，许多病人是在医院有控制的条件下使用的——这是达到试验目的的一种理想的安排。 与大多数的第三阶段的试验比较而言，6 000人这个数字颇大，不过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必须对己菌素W与其他各种药物一起用时的效果进行研究，而那些药物以往单独服用都是不安全的。 跟事先所希望的一样，关节炎的患者用药后效果特别好。他们不仅可以单独用己菌素W，还可以将它和其他强效消炎药一起用，而强效消炎药以前是不能单独使用的。 在几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协同进行药物试验是非常庞杂的任务，为此要在公司内外聘用额外的帮手。不过这事现已办妥。 大量的试验资料汇集到菲尔丁–罗斯总公司，在以新药申请的形式送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之前，这些资料由洛德尽量做些复核工作。 因为事关他个人利益，洛德在复核过程中大多数时候都心情愉快。不过，当他看到一组病例报告时，愉快的心情顿时消失。洛德把刚才看的东西再又仔细地看了一遍，开始只是不安，继而困惑不解，最后勃然大怒。 这组报告由亚利桑那州的一位耶米纳医生送来，他在该州首府菲尼克斯市行医。洛德不认识此人，但对这名字还算熟悉，对这医生的背景也略知一二。 耶米纳是内科医生。他有自己业务繁忙的诊所，还在两家医院兼职。和其他许多参加己菌素W试验任务的医生一样，他也受雇于菲尔丁–罗斯，研究一组病人服用该药的疗效——由他负责的病人共100名。在研究开始前，需要先征得病人的同意，不过一般说来这并不难。 这样的安排很正常。凡要对新药进行使用试验的公司，常是这样安排的。耶米纳医生过去就为菲尔丁–罗斯等公司工作过。 为做这类事而签约的医生们喜欢这种安排，原因不外乎下面两点：确实对研究有兴趣；有一笔可观的收入——这是所有医生都喜欢的。 一个医生只需在几个月时间里额外花点儿工夫，就可按每个病人500~1 000美元的标准收取试验费，具体金额则因制药公司及所试药物的重要性而异。以这次己菌素W的试验而论，耶米纳可收入8.5万美元。而医生为这工作所花的开支却不多，因此，这笔钱大部分是纯收入。 但是，这样安排有一个缺点。 由于做这种工作收入高，少数医生容易不顾其实际可能而多揽试验任务。这就会导致浮皮潦草的报告和做假的资料，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情况还很常见。 一言以蔽之：欺骗。 洛德肯定，耶米纳医生在送来的己菌素W效果试验报告中犯了欺骗罪。 至于他怎样欺骗，有下面两种可能：他没有对他列入名单的病人做理应做的调查研究；他所列出的100名病人中，有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并不存在，只是医生虚构出来的。他编造出他们的姓名、病情以及试验“结果”。 根据经验来推断，洛德认为，第二种猜测是对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洛德是怎么发现的呢？ 原因之一是，耶米纳在做假报告时匆匆忙忙，很不细心。最先引起洛德注意的是不同日期的病人报告表上，填写的笔迹极为相似。一般说来，填写这些项目不仅会笔迹不同，而且用的笔也会不同。即使医生都每天使用同一支圆珠笔，这支笔写出来的字也难得完全一样。 光凭这一点还不能得出定论。耶米纳有可能先做了记录，然后又耐心地把它们一一重新誊写成比较整洁完善的报告。但是，一个繁忙的医生不大可能这样做。这促使洛德进一步地仔细查找证据。 他找到了。 对用试验药的病人所做的检验中，有一项是检验尿的pH值——酸度或碱度指数。一般人的化验结果是在5~8这个范围内的。但化验的日期不同，其结果往往也有不同，而且通常是有变化的，即：倘若一个人在星期二测得的结果为4，那么在星期三就不一定是4了。换句话说，在连续的5天中，pH值完全相同的情况只可能有一次，但可能性极小。 然而从耶米纳医生的报告上看，病人的pH值记录每天都一样。即使是同一个病人，这也是极不可能的。而洛德从耶米纳的报告中查出了15个病人是这种状况，这就简直不可能了。为了做到绝对有把握，洛德又另选了15个病人的验血报告做了同样的审查。这里也有数字相同的情况，且这种情况的出现频率高得异常。 没有必要做更多的复查了。根据已查出的情况，任何医药检查人员都可断定这是弄虚作假的证明——而这里的弄虚作假是犯了欺骗罪。 洛德怒火中烧，默默地诅咒着耶米纳医生。 耶米纳交来的总报告倒是把己菌素W说得完美无缺。不过，那是不必要的。因为从洛德审查过的所有其他报告中，都已证明己菌素W这药大体是不错的。 洛德知道应该怎么办。 他应立即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把一切情况向他们和盘托出。这以后，耶米纳医生将受到官方的调查，而且也肯定会对他起诉。过去也有些医生做这种事，有的就被关进了监狱。如果耶米纳被查明有罪，他也会蹲监狱的，或许还会吊销他的行医执照。但是另外一点洛德也清楚。如果把耶米纳的欺骗行为捅了出去，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干预此事，这样的话，这部分试验就必须全部重做，就必须重新安排。 这估计要花一年时间，即己菌素W的上市也将相应地推迟一年。 对于耶米纳的愚蠢和由此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局面，洛德不禁又诅咒起他来。 怎么办呢？ 如果这件事关系到某一尚有疑问的药品，洛德自忖，他才不会犹豫呢。他会把耶米纳抛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那帮无情的家伙，并愿意在审讯耶米纳时前去做证。 但是，对己菌素W是没有疑问的。不管有没有这份假报告，它都将是一种有疗效的好药。 因此，为什么不把这假报告和那些真报告混到一起去呢？ 这个小小的风险可以冒一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不会有人注意的；光是那浩繁的新药申请材料，就使人难以注意到此点。如果监督管理局的审查人员忽略了耶米纳的报告，就没有理由去设想这欺骗行为会被查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文森特·洛德那样善于发现问题的。 洛德本想把耶米纳的试验报告剔除不要，但他知道这办不到。因为在上报监督管理局的其他材料里，已列有耶米纳的姓名。他也不甘心让耶米纳做了坏事就这样混过去。可是，似乎又别无他法。 那么……就这样，放过去吧！洛德就在耶米纳的试验报告上签了字，把它放在已审查过的一堆报告上。 但是，洛德发誓，绝对不能再让这混蛋给菲尔丁–罗斯干活了。他这里有耶米纳的档案。洛德找出档案袋，往袋里塞进他自己写的几张草稿纸——就是他用来断定有伪造行为的那几页纸。这样，一旦他需要这些材料时，就可以确切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了。 事后证明，洛德对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 新药申请材料送上去之后，令人满意的是不长时间就获得了批准。 只有一件事使洛德紧张了一阵子。在华盛顿特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全国药物和生物制剂中心——即原先的药物署，吉迪·梅斯博士这时已当上了副主任。和当初相比，梅斯变好了，既严格做到了滴酒不沾，也有了美满的婚姻，工作上也受到尊重。看来，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那次不幸经历没给他带来灾难。实际上，听证会后不久他倒获得了晋升。洛德风闻梅斯对己菌素W颇感兴趣，尽管他与己菌素W的申请并无直接关系。看来，凡是由菲尔丁–罗斯送到该单位的材料他都关心。几乎可以肯定，梅斯对这家公司仍然耿耿于怀，总希望有朝一日报仇雪恨。 不过，梅斯的兴趣并没有引出下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己菌素W投放市场之后，洛德的紧张情绪也就烟消云散了。 己菌素W与肽7号的情况相似，决定也用其研制阶段的名称作为其正式名称。 “这个名称念起来顺口，而且印在包装上也好看。”西莉亚在最后需决定名称的时候表态说。 比尔·英格拉姆表示同意，还说：“但愿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和上次一样的好运气。” 不管是不是运气，反正己菌素W一上市就大获成功。医生们，包括在享有盛名的医学院附属医院里的医生，都交口称赞它是医药史上的一大进步。为治疗重病患者开创了新疗法。 各种医药报刊对该药和文森特·洛德都极力称道。 许多私人诊所的医生已在给病人开己菌素W的处方，其中也有安德鲁。他对西莉亚说：“看来你们公司有了一种有用的药。我认为这跟当年的洛特霉素一样，也是一个突破。” 由于越来越多的医生谈论己菌素W，由于病人对该药为他们解除了痛苦深表感谢，己菌素W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销售量直线上升。 其他制药公司，其中有些起初是抱谨慎态度的，也开始根据许可证使用该药，并将该药与他们自己的产品配在一起用，以增加其产品的安全性。有几种药多年前就研制出来了，却因毒性过大未能上市，如今也从架上搬下，加进了己菌素W再进行试验。 其中之一是治疗关节炎的关节消炎灵。它的专利所有者是克利夫兰的埃克塞特–斯托制药公司，该公司的总经理是西莉亚比较熟悉的亚历山大·斯托。斯托原来是搞研究的化学家，10年前他和一位伙伴办起这家公司。该公司规模虽然一直不大，却在生产处方药品上以质量优良而享有美誉。 在许可证问题的谈判达成共识后，斯托亲自来到菲尔丁–罗斯总公司。他50多岁，为人和蔼可亲，一身皱巴巴的衣服，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看样子有点儿心不在焉，其实却并不如此。他在会晤西莉亚和洛德时说，“我们公司已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将把关节消炎灵和己菌素W合成复方药进行试验，由于这两种药都有抗关节炎的性质，我们对复方药的结果寄予很大的希望。当然，我们会随时把试验结果通知你们的。” 这件事发生在己菌素W上市6个月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西莉亚和安德鲁为向文森特·洛德表示祝贺，在莫里斯敦的宅邸举行星期六晚宴，丽莎和布鲁斯也回家参加了这次盛会。 西莉亚认为，现在该是她个人向洛德有所表示的时候了。只要能清楚地表明她重视洛德为公司做出的杰出贡献，表明他们两人间的敌对情绪已不复存在或应该不复存在就行，晚宴只要有这效果就圆满了。 晚宴非常成功。西莉亚从未见过洛德如此轻松自在，喜气洋洋。他那瘦削而颇有学者风度的面庞，在一片赞扬声中显得容光焕发。他始终挂着微笑，自在地与客人们周旋。这其中有菲尔丁–罗斯的行政领导，莫里斯敦的各界名流，也有特意从纽约赶来的客人，而马丁则是西莉亚请他专程从英国飞来赴宴的。 宴会上最后的一个环节使洛德格外高兴。那是应西莉亚之邀，由马丁致的祝酒词。 “一个从事研究的科学家，”马丁等人们静下来时大声说，“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挑战和激奋之情，但是，也有失败时的苦恼岁月，绝望时的难熬日子，还有不时出现的孤独之感。只有尝过这些辛酸滋味的人，才能理解洛德在探求己菌素W过程中所忍受的磨难。然而，他的天才和献身精神高于这一切，才迎来了我能荣幸参加的这个庆祝会，我——还有你们大家——向我们时代的重大科学成就举杯致敬。” “讲得动人极了。”丽莎在客人们都已离去，只剩下乔丹一家人的时候议论说，“如果把今晚关于公司成就的全部言论披露出去，一定会使菲尔丁–罗斯的股票价格再上涨一个点。” 丽莎即将过26岁的生日。她已经从斯坦福毕业4年了，目前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里做金融分析工作。不过，今年秋天她要离开金融界，去沃顿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布鲁斯劝他姐姐：“你应该做的是，下个星期一建议你的顾客卖掉菲尔丁–罗斯的股票，到星期二再向通讯社透露，说肽7号的发明者皮特–史密斯博士对己菌素W非常乐观。” 她反驳说：“这么干可不道德。难道出版人也对这种事操起心了？” 布鲁斯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后，这两年来一直在纽约一家教科书出版社工作，在那里的历史部担任编辑。他也有自己未来的计划，打算去巴黎大学深造。 “我们一直关心道德问题，”他说，“所以，出版人才没有搞投资的银行家挣的钱多。” “你们两人能回家，真叫人高兴，”西莉亚说，“我也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人都没怎么变。” 西莉亚发现，尽管她已是一个业绩斐然、资本雄厚的公司的总经理，她还是排除不了高层管理上的困难。和之前公司穷困的时期相比，如今的困难同样不少，有时还更多些，只是两者的性质不同。此外，公司现今是人人欢欣鼓舞，人们兴奋得有些飘飘然了。这局面是以前不曾有的，而西莉亚却是在那种时光里升迁上来的。 紧接着那次为祝贺洛德而举办的宴会之后，西莉亚为公司财政和组织方面的问题不得不东奔西走，忙得要命。因而，过了快三个月后才有机会再见到洛德，跟他谈起和埃克塞特–斯托公司在己菌素W上的合同问题。洛德本是为别的事去她的办公室，她顺便问起此事：“关于己菌素W和关节消炎灵的试验，亚历山大·斯托讲过什么吗？” 洛德回答：“他们的临床试验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一切看来没问题。” “总的说来，有没有对己菌素W不利的报告呢？我在办公桌上连一份也没有见到过。” “我一份也没有给你送过。”洛德说，“因为没什么重要的事，说‘没什么’是指没有和己菌素W直接有关的。” 西莉亚如今变得非常习惯于听好消息，这时她的思想已很快转到了别的事情上，因而没有注意到洛德最后那句话有个含糊其辞的附加语。后来，她每想起这点就后悔，责备自己竟会忽略过去。 而洛德呢，早在西莉亚认识他之前，多年来一向如此，这次也照样不把事实和盘托出。 第四部 1977~1985年 19 坏消息是静悄悄地被披露出来的，让人误以为事出偶然，人们甚至当时还拿不准那是不是坏消息。西莉亚事后觉得，灾难似乎是蹑手蹑脚走来的，开始没受到注意，是因为它藏在一个平凡的剑鞘中，但之后一抽出来却是把寒气逼人的利剑。 先是有电话找西莉亚，可她刚好不在办公室。她回来后看到有几张字条，其中之一说的是埃克塞特–斯托公司的亚历山大·斯托先生来过电话，并请她回个电话。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是一件急事，她就先处理其他几件事情。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西莉亚让秘书接通斯托先生的电话。不一会儿，秘书通知她已接通。 她摁了下电话机的按钮，对着话筒说：“你好，亚历山大。今天上午我正在念叨，不知道你们那关节消炎灵和己菌素W的试验计划进行得怎样？” 片刻沉默之后，传来了对方吃惊的声音。“4天前，我们已取消了和你们的合同关系，西莉亚，难道你不知道？” 现在轮到她吃惊了。“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如果你告诉你们的负责人要取消合同，你肯定他们已经办妥了吗？” “是我亲自办的。”斯托答道，显然仍旧迷惑不解。“我直接和文森特·洛德谈的。今天，我才想到还没跟你说一声。出于礼貌我想我该跟你讲，这才给你打了电话。” 一些本该早让她知道的事却现在才知道，这使西莉亚非常生气。她回答说：“这事我要问文森特的。”她停了一下。“你们取消合同的原因是什么？” “这……坦白讲，我们对那些死于感染的情况不放心。我们观察的用药病人中已经死了两个，虽说看不出关节消炎灵或己菌素W是直接的死因，可有些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对此我们感到不安，所以决定不再试验了，特别是鉴于其他地方也死了人。” 西莉亚吓了一跳。从通话到现在，她第一次周身战栗起来，顿时预感到将有更多她不愿听到的事会接踵而至。 “其他的死亡情况怎么样？” 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你的意思是，那些情况你也一无所知？” 她不耐烦地说：“亚历山大，要是我知道，何必问你呢？” “我们已确认这里已有4人死亡。虽然具体情况不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所有死者都在服用己菌素W，并死于不同类型的感染。”斯托停了停再往下讲时，显得字斟句酌，严肃认真。“西莉亚，我想提个建议。请不要因为这是你们自己公司的事，就怪我放肆。不过，我认为你需要和洛德博士谈谈。” “对，”西莉亚同意，“我也这么认为。” “洛德对这里死了人的事完全了解，包括我们这里的和别处的，因为我们讨论过这些事。另外，他一定有详细报告以便上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一次迟疑。“我真诚希望，为了你们公司和大家的利益，监督管理局已经收到了报告。” “亚历山大，”西莉亚说，“看来我了解到的情况有一些漏洞，我想马上去把这些漏洞补一补。感谢你对我说的一切。另外，似乎这场谈话再继续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斯托说，“不过，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话，或其他方面用得着我时，请随时给我来电话。对了，我打电话的真正用意是想向你表示，对我们迫不得已取消合同，我深感抱歉。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度合作。” 西莉亚的心思早已转到下一步必须做的事情上去了，只是机械地答了一句：“谢谢，亚历山大，我也有此愿望。” 她摁下按钮挂断了电话，接着正想摁另一个按钮以便和洛德通话，却临时改变了主意。她要去和他面谈。这就去。 早在己菌素W上市的两个月后，就有一份死亡报告送到了菲尔丁–罗斯总公司。死者是一位使用该药的病人。和往常一样，报告送到洛德博士那里。他读完后，决定完全不予考虑。这份报告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一位内科医生寄来的。报告表明：死者同时用己菌素W和另一种药，致死的原因是发烧和感染。洛德认为这一死亡与己菌素W无关，就把报告丢到一旁。然而，那天晚些时候，他并没有将那份报告按常规归档，而是放进文件夹，锁到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两个星期后来了第二份报告。这是由菲尔丁–罗斯的一个新药推销员寄来的，付邮前他还与密歇根州绍斯菲尔德市的医生交谈过。这名推销员相当认真细致，把他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都写进了报告里。 各种药物的副作用报告，包括对有害副作用的报告，从不同渠道汇总到各制药公司。有时候医生直接写出报告，有时医院循例写来报告，认真负责的药剂师把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寄来，偶尔也有病人自己写来的反映。还有，各家公司的男女新药推销员也根据指令，把听到的关于药品的反映报上来，不管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的反映也不会忽略。 法律明文规定，任何制药公司都应将有关其药品的副作用的信息汇集起来，按季度上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法律还规定，任何严重反应，特别是新药的严重反应，都必须在获悉情况后的15天内上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标出“紧急”字样。不管该公司是否认为严重反应由其药品引起，都必须按这规定执行。 那名新药推销员从绍斯菲尔德市寄来的报告又是洛德看的。报告表明：病人用了己菌素W和一种治疗关节炎的药品后，死于大面积肝脏感染。这已从尸体剖检中得到证实。洛德又一次认定己菌素W不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他把这份报告也放进那文件夹里，和第一份夹在一起。 一个月过去了，同时从不同的地方寄来了两份报告，死者是男女各一人，两例都是在用己菌素W的同时用了其他药。女性逝者是老人，在家不慎划破了脚，引起严重的细菌感染，按紧急处置切掉了。但是，细菌感染迅速扩散，最终死亡。男性逝者本来身体状况就很差，死于特别严重的脑部感染。 洛德的反应是对这两名死者十分恼火：他们反正会死于他们那该死的病，其死因明明与己菌素W无关，为什么偏要把这药扯进去？尽管这样想，积起来的几个报告亦使他烦恼，也使他担心。 到这会儿，洛德才意识到之前没按联邦法律将死亡病例上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危险。眼下，他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如果他把最近的两份报告送上去，势必不能漏掉之前的报告，而那两份报告早已超过规定的15天期限。假如他全报上去，菲尔丁–罗斯和他本人都将因违背法律而被认为有罪。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一想到吉迪·梅斯博士，他就不自在，说不定那人正等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里，瞅准这个好机会扑过来呢。洛德把这两份最近的报告也放入了那个文件夹里。他提醒自己，不管怎么说，他是唯一知道总数的人。每份报告都是分别送来的，写报告的人并不知道其他人也写了报告来。 到了斯托打来电话，要求终止他们公司使用己菌素W的合同时，洛德那里已积压了12份报告，他正处在心惊胆战之中。他还得知——这更使他焦虑——斯托不知怎的也知道了4起与己菌素W有关的死亡事件。洛德没有告诉斯托确切的数字应当是12起再加上斯托直接获知的两起，这两起洛德还是第一次知道。 既然洛德在法律上不能不理睬斯托说的两例，那么他已知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4人。第15份报告是在斯托给西莉亚打电话的同一天收到的。到这时候，尽管洛德并不情愿，但科学上的事实已经无法回避，他终于对病人——即使不是全部15名，至少也是大部分——的死因有一定的看法了。 几个月以前，人们在西莉亚的办公室里开销售计划会议，洛德在会上的发言曾获得大家的掌声。当时他这样描述己菌素W的作用：“……制止自由基的产生，这样，白细胞就不至于被病灶吸引过去……结果——炎症不复存在……疼痛消失。” 这一切都是事实。 但根据推理，根据一些在仓促情况下进行的新试验，另一种机理也逐渐明朗起来。排除白细胞后会出现一个缺陷：易受损害。一般情况下，病灶处的白细胞可以淬灭异物——细菌。因此，白细胞虽引起疼痛，却也有保护作用。若是没有了它们——因淬灭了自由基所致，细菌和其他有机物就大量繁殖，在人体的各部位造成大面积感染。 接下来是死亡。 尽管这种情况还有待证明，但洛德确信，不管怎么说，己菌素W至少是12个病人的死因，或许还不止。他还认识到——但为时已晚，于事无补——己菌素W的临床试验计划是有缺陷的。受他们观察的病人多数住在有严格控制条件的医院，这种地方比较不容易发生细菌感染。而他那份文件夹里记录着的死者不同，他们都死在医院之外，不是死在家里就是死在其他没有控制条件的环境中，这些地方细菌容易滋生…… 就在西莉亚到来的几分钟以前，洛德得出这一结论——承认自己失败了，梦想破灭了，眼下只有越来越绝望的恐惧。他现在很清楚，己菌素W必须撤回。他绝望地意识到他犯了隐瞒罪——由于隐瞒真相而造成许多本可避免的死亡事件。这样一来，他就会名誉扫地，就会受到起诉，也许还要蹲监狱。 奇怪的是，他这时忽然回想起27年以前……在伊利诺伊大学，在厄巴纳–香槟，在院长办公室里，那时他曾要求早日晋级，但遭到拒绝。当时他就感到，院长一定认为他文森特·洛德的性格中存在某种缺陷，使他显得美中不足。此刻，洛德头一次层层深入地挖掘自己的灵魂，他问自己：难道院长当时就看准了？ 西莉亚没有敲门就走进了洛德的办公室，随手把门关好。她一点儿也不浪费时间。“埃克塞特–斯托公司4天前取消了合同，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 洛德被突然进来的西莉亚吓了一跳，尴尬地说：“我正打算向你报告，一直没抽出时间来。” “如果我不来问，你还想拖多久？”没等回答，她又说了下去，“我居然得从外界得知有不利于己菌素W的报告。为什么这些事不通知我？” 洛德硬找借口说：“我一直在研究……在核对材料。” 她命令道：“拿给我看。每份都要，现在就给我。” 这会儿，洛德知道什么也瞒不住了。他掏出一串钥匙，打开办公桌上的一个锁着的抽屉。 看到这个动作，西莉亚想起了7年前的一件事。那次她也是到这里来，查看一些对蒙太尼提出疑问的早期报告。当时洛德不愿给她看，经她坚持，他才像刚才一样拿出了钥匙，而打开的也正是这个锁着的抽屉。她当时就惊奇地发现，那些报告没有放在通常存档的地方，没有放在别人也能接触到的地方。隐瞒手段一模一样。 西莉亚感到痛心，她本该从那次事中吸取教训。因为她没有吸取，这一种组织上的漏洞就一直在公司里存在着。她作为总经理，对于这种漏洞是负有责任的。负有双重责任——因为她明知洛德有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明知他会隐瞒他所不喜欢的真情，可她却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洛德递给她一个鼓鼓的文件夹。西莉亚一看文件夹里的东西竟如此之多，她先是一惊。接着，顾不得洛德在一旁不吱声地看着，她逐页翻着报告往下读，这时她感到恐惧了。她数了数有多少份报告，15例死亡，而死者都用过己菌素W。 看完后，她向他提了那个必然要问的问题，虽然事先她已知道了答案。 “我们是否将所有的报告或是其中的有些报告上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洛德回答时脸上的肌肉在抽搐。“没有。” “你当然知道法律，知道规定的期限是15天？” 洛德慢吞吞地点点头，没有吱声。 “不久前我曾问过你有没有不利于己菌素W的报告，你对我说没有。”西莉亚说。洛德拼命想挽回一点，他回答：“我并没说没有报告。我说的是，没有和己菌素W直接有关的。” 西莉亚吃惊地想起来了。一字不差，那是他的原话。这是个闪烁其词的回答，是洛德的拿手好戏，他这一套西莉亚27年前已领教过了。 既然早就知道，她本该辨得出那话里的意思，从而追问下去。如果她当时那样做了，那些不利的报告几个月前就会给捅了出去，就不至于出现今天这么多的死者，因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立即采取行动，发出警告的……可她没那样做！她当时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之中，陶醉于第二次巨大的成功之中……先是肽7号，接着是己菌素W……她以为一切都不会出问题的，可是终于出了问题。而今，洛德的事业就要土崩瓦解，她也逃不脱。 她虽然不指望得到什么合乎情理的回答，还是问道：“你为什么做这种事？” 洛德说：“我相信己菌素W……” 她摆摆手不想听下去。“算了。” 西莉亚把那些报告放回文件夹后说：“这些我要拿走。复印件今天就送到华盛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标上‘紧急’字样，派专人送去。我准备跟局长通电话，以保证这些报告得到应有的重视。” 她沉闷地又加了一句，其实多半是自言自语。“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回复。” 第四部 1977~1985年 20 几乎可以肯定，正由于西莉亚决定直接通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监督管理局才反应迅速：发出暂时撤回己菌素W的命令。“暂时”二字说明该药今后还可能重新上市，但要用较有限制性的标签。然而即使如此，有一点已很清楚：己菌素W满天飞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这事真是遗憾，”不久后，亚历山大·斯托和西莉亚在一次谈话中说，“己菌素W仍是一种好药，是一项科学成就，这一点应和文森特个人把事情搞糟的情况区别开来。”他又苦着脸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问题在于人人都要求用药毫无风险，而你我都知道，那种药根本不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从他们最近有了共同的经历以后，西莉亚已养成习惯，经常要和斯托谈谈。对她而言，他日益显得像是一个明智的知己朋友。“你一定会看到己菌素W重返市场的，”他坚持说，“也许那时有较为保险的用法，或者有所改进了。自由基是需要淬灭的，即使冒点儿风险也是需要的。这种技术正在医药方面发展起来，今后几年内，我们会越来越多地读到这方面的报道。到那时，西莉亚，你就会振奋起来，因为那里面有菲尔丁–罗斯的心血。你们是先驱。” “谢谢，亚历山大。”她说，“此时此地，任何令人振奋的想法都来得正好。” 尽管己菌素W被撤回一事带来了忧郁气氛，但事情本身进展得还算顺利。西莉亚早有预见，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命令颁发之前就已下令做好准备，一等命令颁发，有着“亲爱的医生”称谓的信件就会立即被寄发给所有内科医生，建议他们不要再开己菌素W的处方。两个星期不到，该药已从药店的货架上消失。西莉亚本想把撤回己菌素W一事作为公司的主动行动，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反对，坚持要行使该机构的权威。由于晚交报告的问题尚悬而未决，律师们建议西莉亚不要去争了。 关于晚送报告这问题，没有直接听到任何消息。不过几星期后，华盛顿出版的一份制药业周刊《平克新闻》这样写道： 关于菲尔丁–罗斯和己菌素W一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把所谓晚交不利报告的违法事件的调查提交司法部。但据了解，对于是否应组成大陪审团来处理此案，监督管理局并未提出建议。 在有英格拉姆和公司内一名律师参加的电话会议上，昆廷对西莉亚说：“我从秘密渠道打听来的情况是，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对你们的问题有两派不同意见。” 应西莉亚请求，昆廷一直通过他在首都的众多关系，到处伸出触角探听情况，并定期把他了解到的用电话转告。刚才的电话是他看了《平克新闻》的评论之后打来的。昆廷继续说：“一派包括局长等人，他们倾向于从缓进行，因为他们知道起诉和组成大陪审团靠不住；如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被认为有玩忽职守的过失，就可能反倒害了自己。另外一点，西莉亚，由于在未及时交报告的问题上你对局长老老实实，他非常感动。”昆廷停顿了一会儿。“然而，监督管理局还有以副局长为首的另一帮人，他是握有实权的官僚，局长去职之后他还会长期留在局里。这位副局长是被一个叫吉迪·梅斯的人催逼着的，而梅斯这人大吵大嚷要采取强硬措施。你大概还记得他吧，我们都在国会山上照过面。” “我当然记得。”西莉亚说，“梅斯博士似乎对菲尔丁–罗斯怀有怨恨，可我不明白为什么。” 比尔·英格拉姆问：“在司法部那边，对于现在已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有什么事可做吗？” “有的，”昆廷说，“就是坐着不动，耐心等待，指望好转。在华盛顿，有些事你可以去插一手，有时插了手还太平无事。不过如果真由大陪审团来办这事，那就绝对不能插手了。” 于是，他们把事情搁下，等得灰心丧气。更使人灰心丧气的是，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带着搜查证来到菲尔丁–罗斯总公司。搜查证是由离博恩顿最近的联邦法院——美国纽瓦克联邦法院签发的。 10月初，己菌素W就已从市面上撤回。11月中旬，美国新泽西地区的司法局局长奉司法部指示，取得联邦地方法官的批准，去“搜查和收缴与己菌素W药品有关的一切备忘录、信函和其他文件”。 这是一次单方面的行动，菲尔丁–罗斯事先一无所知。因此，在申请和签发搜查证的时候，并无公司代表在场。 这次搜查与收缴行动对西莉亚等人震动极大。而且，那些法院执行官在公司搜查了好几天，最后用卡车拉走了12纸箱文件，其中有研究部档案柜里的各种材料，文森特·洛德办公室里那档案柜里的材料也在其内。 洛德曾对那些人闯入他办公室一事想抗议，人家向他出示搜查证，并命令他回避。 从西莉亚在洛德办公室发现他非法扣下的不利报告那天起，这位研究部主任就尽量避免与公司的领导人物接触，特别是躲着西莉亚。凡是有关的人都清楚，洛德在菲尔丁–罗斯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同样清楚的是，在晚交对己菌素W不利的报告一事解决之前，全公司包括洛德在内，除了显出团结一致以外没有其他选择。这次文件被收缴带走后，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因此公司里呈现一种互不相扰的不安局面。 在洛德疏远大家的同时，西莉亚在酝酿改组科研机构的方案，准备由一名部门经理全面负责，另有若干领导各专家组——包括新建的遗传工程研究中心——的副经理对其负责。至于由谁来领导遗传工程研究，她心里已有所考虑。 自11月中旬被搜查之后直到年终，倒是未再听到有关此案的消息。圣诞节前不久，昆廷报告说：“官方的调查仍在进行，但是司法部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干，己菌素W不在他们的第一个油锅里。” 英格拉姆又和西莉亚一起在听昆廷的电话。他说：“我看这场官司越往后拖，出现严重局面的可能性就越小。” “那样的结果倒也听说过，”昆廷说，“反正还是别抱着希望为好。” 元旦那天传来一个好消息。原先就传说马丁·皮特–史密斯将被封为爵士，现在这已成了现实，因为马丁的名字出现在女王的授爵名单上。《泰晤士报》报道说，这是褒奖得主“对人类和科学做出的杰出贡献”。 对马丁·皮特–史密斯的授爵仪式将由女王陛下在白金汉宫主持，时间定于2月的第一个星期。西莉亚在打电话向马丁祝贺时得知这一安排，她对马丁说：“在仪式举行前一个星期，安德鲁和我要到你那里去，等你去过王宫以后，我们要为你和伊冯举行招待会庆贺。” 因此，1月底以前，西莉亚和安德鲁就到了伦敦，同行的还有经西莉亚劝说后一起来的莉莲·霍桑。在山姆死后的7年半期间，莉莲已习惯了独居，很少外出旅行。但西莉亚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此举可算是对山姆的一种纪念，因为在哈洛建研究中心是山姆的主意，而马丁又是山姆选定的该中心负责人。 西莉亚、安德鲁和莉莲下榻在一个新建的时髦的地方。这是专供阔气游客消费的——伦敦西区花园街47号。这里兼有旅馆的方便和豪华公寓的僻静之优点。莉莲来年即届花甲之龄，但看上去还是非常漂亮。他们三人来到哈洛参观研究中心时，萨斯特里显然被她迷住了，尽管两人相差20岁。萨斯特里特地领着她去各实验室参观，然后两人一块外出午餐。听说他们已安排下星期将去伦敦吃饭观剧，玩一个晚上。西莉亚觉得这很有意思。 在离授爵仪式还有两天的星期一，西莉亚接到英格拉姆从大西洋彼岸打来的电话，这位常务副总经理说：“很抱歉，有坏消息要打搅你，是昆廷刚来电话讲的。华盛顿那边的魔鬼似乎全出笼了。” 他解释说，消息涉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吉迪·梅斯博士、司法部、丹尼斯·多纳休参议员和己菌素W。 英格拉姆说：“昆廷是这样讲的：梅斯认为司法部迟迟不行动，很不耐烦，就不经官方，自己把所有关于己菌素W的文件拿到国会山，交给了多纳休的一个助手，助手给多纳休看后，他就紧紧抓住这事件，仿佛它是圣诞节礼物似的。据给昆廷报信的人说，这位参议员的原话是‘我一直等的就是这类东西’。” “嗯，”西莉亚说，“我能想象出来。” “第二件事，”英格拉姆继续说，“多纳休给司法部部长打了电话，要求他采取行动。自此之后——还是用昆廷的话吧，多纳休每个小时都给司法部部长挂电话催一次。” 西莉亚叹了口气。“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坏消息，还有别的吗？” “很不幸，还有不少呢！首先，现在已毫无疑问，将组成大陪审团，调查己菌素W晚送报告一事及另外新发现的问题。此外，由于多纳休的影响，司法部部长个人对此事也产生了兴趣，他明确说了他可以提出起诉。” “控告谁？” “当然是文森特·洛德。不过很遗憾，西莉亚，我得告诉你，还会控告你。他们要把这件事的责任往你身上推——而这全是多纳休怂恿的。据昆廷说，多纳休要让你身败名裂。” 西莉亚明白个中奥妙。她想起那次参议院听证会之后，这位华盛顿的律师曾经警告她说：“你使他出丑了……只要今后他有机会整治菲尔丁–罗斯，或整治你……他就会兴高采烈地下手。” 接着，她又记起英格拉姆刚才说过的话，于是问道：“比尔，你刚才说‘另外新发现的问题’，是什么？” 这次是英格拉姆叹气了，接着，他说，“这事挺复杂的，不过我试着说得简单些。我们把新药申请送到华盛顿时，附有对己菌素W的临床试验数据。这里面包括对此药研究的全部资料，而其中有一份是菲尼克斯市的耶米纳医生送来的。现在查明，耶米纳的研究报告是伪造的，他名单上的病人根本不存在；他的大部分数据也是骗人的。” “听到这件事，我真遗憾。”西莉亚说，“不过，偶尔是会发生这种事。别的公司也有过同样的问题。但是只要发现弄虚作假——如果发现的话——就可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他们就会追究那医生的责任。” “是这样。”英格拉姆附和道，“然而，在发现材料造假之后，就不可以放进新药申请材料里去了，对吧？” “当然不可以。” “但文森特就是这样干的。他在耶米纳的报告上签了字，放过了它。” 西莉亚问：“可别人怎么知道文森特清楚……” “我这就要讲了。”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讲吧。” “当联邦法院那些执行官在我们公司搜查和收缴文件时，从文森特那里拿走了档案。这里面有个档案袋是装耶米纳医生的报告的，档案袋里有文森特亲笔写的几张草稿纸，说明他在将其报告送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之前，已发现该报告是伪造的。现在，文森特写的那几页纸和伪造报告的原件都在司法部。” 西莉亚沉默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她真纳闷，这种丑事还有没有完呢？ “我想，就这些了，”英格拉姆说，“只是……” “只是什么？” “这……是关于梅斯博士的，他的反应好像是非常怨恨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你曾说过，你不明白为什么。” “至今我仍然不明白。” “我想文森特一定明白为什么，”英格拉姆说，“我有这种直觉，我也观察过文森特，看来只要提到梅斯的名字，他就怕得要命。” 西莉亚在思索她刚听到的话。突然间，英格拉姆的话跟另一次谈话联系了起来。那是在参院听证会时她和文森特的谈话，她当时曾指出他在做证时撒了谎，还有……西莉亚当即做出决定，说道：“我要见他，就在这里。” “见文森特吗？” “对。告诉他这是命令。他必须尽快来这儿，哪一班飞机有票就坐哪一班飞机来。一到就来向我报告。” 现在两人面对着面，西莉亚和文森特·洛德。他们是在乔丹夫妇下榻的伦敦西区那所公寓的起居室里。洛德看起来很疲倦，显得已不止61岁似的，神情也很紧张。他瘦了，因而脸比以前更瘦削；那张脸上的肌肉以往只会偶尔抽动，如今抽动得更加频繁了。 西莉亚回忆起之前她当销售训练部副主任时的一件事。那时，她常去向洛德请教一些技术问题，为了表示友好，她曾建议两人互相以名字相称，可是洛德不高兴地回答说：“乔丹太太，时刻记住我们两人地位上的差异，对我们更好。” 是啊，西莉亚想，这一次她倒要接受他的忠告了。 她冷冰冰地说：“我不想和你讨论耶米纳那件丢人的事，洛德博士。我想说的只是：这件事给公司一个机会，和你一刀两断。一切问题由你自己去辩护，费用也由你自己支付。” 洛德的眼神略露得意之色。“你不能那么做，因为你也要受到指控的。” “我要是愿意那么做，就能做到。至于我怎样给我安排辩护，那是我自己的事，与你无关。” “你要是愿意……？”他似乎大惑不解。 “我不会做出任何许诺的，这一点你要明白。不过，如果要让公司帮你辩护的话，我就必须了解一切情况。” “一切情况？” “过去有件事，”西莉亚说，“那件事你很清楚，但我毫不知情。我认为那一定与梅斯博士有关。” 两人本来一直站着，洛德这时指了指椅子问道：“我可以坐下吗？” “坐吧。”西莉亚也坐了下来。 “不错，是有件事，”洛德说，“不过，你不会喜欢听的。等你听明白了一定要后悔的。” “我等着听，讲下去吧。” 他对她讲了。 一切都和盘托出，从过去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吉迪·梅斯的第一次纠葛讲起。讲了梅斯的心胸狭窄，对洛德的侮辱，无理地长期拖延批准心得宁——结果事实证明，那是救人性命的良药……后来他就想找梅斯的短处，终于在乔治敦一家同性恋者聚会的酒吧里，洛德约见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技术员托尼·雷德蒙，从他的手里买到梅斯的罪证。支付的2 000美元，是由山姆批准的。后来，山姆同意不把这个情况泄露给执法机构，但将那些材料秘密保存着，这使山姆在这件事上成了洛德的同谋……两年后，梅斯又拖延监督管理局对蒙太尼的批准，山姆与他共同决定对梅斯进行要挟……要挟奏效了，尽管梅斯对有关蒙太尼的澳大利亚报告感到不安，尽管他确实对该药抱有怀疑……原来做的是这件事。现在，西莉亚全明白了，正像洛德所估计、所希望的那样，她但愿自己不知道这件事。不过，她还是明白，因为身为菲尔丁–罗斯的总经理，了解这事对她今后如何决策有很大影响。 同时，好多事情清楚了：山姆的绝望和内疚，他自杀的真正内在原因……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梅斯博士的失常，还有，被问及为何批准蒙太尼时，他那悲哀的回答，“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梅斯对菲尔丁–罗斯和它的一切都深恶痛绝。 西莉亚想，如果我是梅斯，我也会恨这家公司的。 西莉亚既已知道了这件令人遗憾、难受的事，下一步怎么办呢？她的良知告诉她，应该做的事只有一件：向有关部门报告，公之于众，讲出实情。让有关各方——文森特·洛德、吉迪·梅斯、菲尔丁–罗斯和她本人——听天由命吧。 但是，她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各方的前途将如何？洛德和梅斯当然会身败名裂——对这个想法她倒并不在意。她关心的是公司将会怎样？她认识到，公司会声名狼藉，也会垮掉；而公司不止纸上的两个字，它意味着公司里的人，包括广大雇员，领导人员，股东以及除洛德以外的科研人员。说不定只有她自己面子上好看点儿，然而那是最不重要的。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她把事情公之于众，会有什么好处呢？答案是：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什么好处也没有。所以，她将不去做那件“合乎良知的事”了，她不准备将事情公之于众。对于这一点不用再想了，她清楚，她也要保持沉默，和那些人同流合污。她没有别的选择。 洛德也清楚这点，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露出一丝冷笑。 她鄙视他。这是她一生中最讨厌的一个人。 他毁了他自己，毁了梅斯，毁了山姆，眼下又毁了西莉亚。 她站起身来，激动得几乎前言不搭后语地嚷道：“我不要看见你！滚！” 他走了。 安德鲁参观伦敦的一家医院去了，洛德离去一个小时后他才回来。 西莉亚对他说：“出了一点儿事情，我必须在宴请马丁和伊冯之后立即赶回去，也就是说乘后天的飞机走。如果你想多住些日子——” “我们一块儿走。”安德鲁说完后，又平静地加了一句，“交给我来安排好了。我敢肯定你有满腹心事。” 没过多久，安德鲁就回来讲情况了。星期四飞纽约的协和飞机机票已预售一空，但他总算弄到了英国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上的两张头等舱的票，星期四下午他们将飞抵纽约，然后再去莫里斯敦。 第四部 1977~1985年 21 伊冯几乎无法相信这一切。她真的是在白金汉宫吗？这真的是她自己吗？在皇家舞厅里，和那些就要获得殊荣的人的配偶或子女坐在一起——他们全都怀着不同程度的激动心情——盼望女王驾到？这是真的，还是一场梦而已？ 即使是梦，也是令人高兴的梦，是有音乐伴奏的梦，因为在室内演奏台上，有英国冷溪近卫团军乐队在奏乐。演奏的曲目为《一天清晨》，曲调欢快悠扬。 不对，这不是梦。因为她是同她亲爱的马丁一起进入白金汉宫的。此刻他正在前厅，等仪式开始后他将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进来。在一位身着上校军礼服的王室总管的指导下，马丁已排练了一会儿。突然间房间里寂然无声了，接着是一阵骚动。乐队停止了演奏，音乐顿时中止，其余的活动也都停了下来。演奏台上，指挥把手中的小棒举在空中，等待着重新开始的信号。信号来了。当身着制服的侍卫打开两扇大门，女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军人们立正行礼，全体来宾也都站起身来。指挥棒猛地挥动，国歌那雄壮悦耳的旋律随即充满了大厅。 女王身穿翡翠色的丝绸衣服，面带笑容，来到舞厅中央，后面跟着毕恭毕敬的宫廷大臣和内政大臣，两人都穿着晨礼服。授爵仪式开始了，乐队轻柔地奏起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仪式进行得庄严、紧凑、高效，不浪费一点时间。但在场的人多半不会忘记当时的场面。 伊冯把每一个细节都牢牢记住了。 不久，在获得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的第二级爵士之后，轮到了马丁。他按照指示走进大厅，向前走三步，鞠躬……再向前走到跪垫处……屈右膝跪在垫上，左脚踏在地板上……马丁跪下后，女王从侍从手中接过一把剑，用它先后在马丁的双肩轻轻一点。马丁站起身来……向右跨出半步，再向前迈一步……马丁站在女王面前，微微把头低下。女王取过一枚系在金红两色缎带上的金质勋章，挂到他的脖子上。 女王对每个受勋的人都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伊冯觉得，她对马丁讲话的时间似乎要长一些。然后，马丁倒着后退了三步，鞠了一躬就退下了。 几分钟后，他静悄悄地走过来坐在伊冯身边。她轻声问：“女王说了些什么？” 马丁含笑轻声回答：“女王知识广博。” 伊冯知道，过一会儿她就能问出女王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了。伊冯唯一感到失望的是没见到，也没碰上威尔士亲王夫妇。她之前就听说，他们两人多半不在宫里，可她仍抱着希望。不过，说不定有一天会见到他们的，她现在嫁给马丁了，什么好事都可能出现。在马丁的爵士头衔公布之后，伊冯只对一件事觉得别扭，那就是不习惯被称为“夫人”。哈洛和剑桥的人，甚至连露西·卡文迪许学院的传达室领班都这样称呼她。她曾叫他别这样，可他总是不听。她想，过些时候她也许会适应这称呼和其他变化的。伊冯突然又想到：反正不用多久，农民就会来请她这位叫作皮特–史密斯夫人的兽医，去给他们的猪和牛治病了。 西莉亚和安德鲁借用多切斯特饭店，为马丁爵士和皮特–史密斯夫人举行了招待会。招待会很成功，从上茶点的时刻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其间陆续来了将近100人，哈洛研究中心里的大部分高级职员都来了。拉奥·萨斯特里也在其中，他一直陪着莉莲，两人似乎很开心。不过，西莉亚有两次看到他们在交头接耳，显然在谈什么要紧事情。西莉亚知道拉奥现在单身，据马丁说，他从没结过婚。 伊冯看上去很可爱，容光焕发，身体已不显得胖了。她向西莉亚吐露，马丁终于答应她用肽7号。这药对伊冯和其他人一样，有减肥作用。 招待会上，西莉亚悄声对马丁说：“安德鲁和我明天一早就要走，招待会结束后，我希望就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多待一会儿。” 招待会终于结束了。客人们愉快地向主人告别，纷纷散去。 多切斯特饭店离花园街47号不远，西莉亚、安德鲁、马丁和伊冯步行回去时，天色已暗。2月的天气虽然寒冷，但那天的天气却十分清朗，令人精神抖擞，直到晚上仍是晴空万里。 现在，他们愉快地在乔丹夫妇下榻处的起居室里休息。“马丁，”西莉亚说，“我开门见山，因为忙了一整天，我想我们大家都有点儿累了。你知道，菲尔丁–罗斯正在建设一个遗传工程研究中心，在新泽西州，离我们新的莫里斯敦公司本部不远。我们正一心一意把各实验室装备得一应俱全，好让研究遗传工程的专家高兴。” “这件事我已听说了一些，”马丁说，“人们都说你们建设中的东西质量很高。” 西莉亚继续说：“我讲这些话是要引出一个问题：你和伊冯愿不愿意来美国居住，你愿不愿意接受公司副总经理兼新研究中心主任的职位，领导遗传工程研究？不管你认为我们的科研方向应该是什么，我都保证让你放手去做。” 一时之间马丁沉默了。然后他说：“你这个提议很不错，西莉亚，我衷心感谢你。但是，我的答复是否定的。” 她劝说道：“你现在不必急于答复。为什么不从容地想一想，跟伊冯商量一下？” “恐怕答复是不会变的，”马丁说，“只能这样，因为我有别的事要告诉你。本不该这时来谈它，不过现在谈了也罢。我准备向菲尔丁–罗斯辞职。” 西莉亚听了这话不胜惊讶。“啊，不会的！不会是真的。”随即，她逼视着对方说：“你打算去别的制药公司？是不是别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因为，如果那样……” 他摇摇头。“我不会对你做出那种事情的，至少不会事先不跟你商量。我打算做的事就是重新回到旧情人那里去。” “他指的是剑桥，不是指别的女人，”伊冯说，“我们打算住到那儿去，他的心在剑桥大学。” 西莉亚心里在想，在你认识他之前，我就是从那儿把他拉出来的。 她对这事毫无思想准备。但她本能地意识到，她是劝阻不住马丁的，所以她也就不再说了。剑桥在召唤，而他就像一只鸽子，应召飞回家园。瞧，13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她战胜了剑桥大学，赢得了马丁。后来证明，那是一次非常值得的全面胜利。可是，时过境迁，现在轮到剑桥大学占上风了，而西莉亚和菲尔丁–罗斯成了失败者。 安德鲁开口了，他对马丁说：“我一直在想，总有一天学术界是要把你召回去的。你要去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吧？我忘了好像在什么报上看到，有一些院长的职位是空着的。” “是有一些空缺，”马丁说，“但不是留给我的。我才46岁，当院长还太年轻，也许等我年纪更大一些，白发更多一些，更有成就一些……” “老天爷，”西莉亚喊起来，“你还要有多大的成就？你已在科研中取得重大的突破，受到全世界的赞扬，荣膺爵士称号。” 马丁笑了笑。“剑桥对这类事情见得多了，这所大学可不会那么容易就赏识一个人。不，我要回去加入一项‘血液研究新计划’中去。” 他解释说，那是一个政府资助的项目，进行的是几种新的前沿学科的研究，而他将在其中担任一个研究部门的副主任。新职务的薪金不会优厚，一开始年薪还不到一万英镑，可在学术界往往就是这情况。然而，由于马丁在肽7号上获得了相当大一笔收入，他们夫妇的日子仍会过得很舒服。他还说他肯定要动用那笔收入的一部分，去补充他那个部门的研究基金。几个月前，菲尔丁–罗斯的财务部门和新泽西州的律师们为马丁做出一项安排，这项安排曾先后经西莉亚和董事会批准同意。 根据英国1977年的专利法，马丁可以向法庭申请他发明肽7号的补偿费，但他不愿去法庭，哪怕不是打官司也不去，菲尔丁–罗斯也不愿去。 因此，在双方同意下，200万英镑以海外信托基金方式存放在巴哈马，由那里定期向马丁支付现款。这笔款项因有层层的法律保护，英国那种充公式的税收制度对之也无可奈何，正如西莉亚所言，“无法掠夺马丁的合理报酬”。 她现在甚至有点儿懊恼地想到，正是这笔合理报酬为马丁重返剑桥开了方便之门。不过，西莉亚又寻思，不管有没有肽7号这笔钱，马丁都会有同样的抉择。在马丁和伊冯要驱车回家之前，西莉亚说：“菲尔丁–罗斯会惦念你们俩的，但我希望我们四人的亲密友谊始终保持下去。” 他俩表示一定会的。 西莉亚和安德鲁离开英国前，安排好最后一件事。 送走马丁和伊冯后又过了几个钟头，已近乔丹夫妇的就寝时间。他们套房的外门上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莉莲。安德鲁感觉到她想单独和西莉亚谈话，就知趣地避开了。“我真高兴你劝我来到了英国，”莉莲说，“你可能已注意到我玩得很痛快吧。” “当然，我注意到了，”西莉亚脸露笑容地说，“看到拉奥也玩得挺开心的，我真高兴。” “拉奥和我都发现我们很喜欢彼此，甚至不只是喜欢。” 这位老妇人迟疑着。“我想你会认为，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仓促，以我现在这样的年纪，我大概是有点儿愚蠢……” “我可从没有那样想。我想的是，现在该是你重新获得欢乐的时候了，莉莲，你应当按你喜欢的方式去享受人生，如果这还包括拉奥·萨斯特里在内，那就好极了！” “你这样想真让我高兴。我正是为此来找你的，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西莉亚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 “嗯，拉奥希望去美国，他说他早就想去了。我也喜欢他的这个主意。而如果他有可能在菲尔丁–罗斯工作……” 话没说完，西莉亚就给补上了。“这对你们两人都方便。” 莉莲笑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西莉亚说：“我敢肯定，在新的遗传工程研究中心可以找到一个位置。事实上，你可以告诉拉奥，这事我保证办到。” 莉莲满面春光。“谢谢你，西莉亚，他一定会高兴的。他希望的正是这个。他对我说，他知道自己不具备马丁那样的领导才能。但他是一个能当好助手的科学家……” “这点我知道，所以安排工作比较容易，”西莉亚说，“但即使他比现在还差些，我也要帮他忙的。多年以前，你曾帮过我大忙，亲爱的莉莲，这只是一点儿小小的报答。” 老妇人呵呵笑道：“你是在讲我们第一次相会的那天上午吗？当时你走进屋子，那么年轻，那么冒失，想让我影响山姆，劝他答应你当新药推销员，是这事吧？” 接着，她不说话了，嗓子眼堵住了。因为对她俩来说，一时间那么多往事都如潮水般地涌现出来。 第二天一早，一辆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载着安德鲁和西莉亚到了希思罗机场。 尾声 在波音747客机的头等舱里，午餐已经全部撤下了。安德鲁离开了一会儿，现在又回到座位上来。 他对西莉亚说：“刚才我在想，”——他伸手指了指客机洗手间的方向——“我们认为许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飞行员查尔斯·林白成为第一个成功飞越大西洋的人——那并不是太久以前的事，但是，他那个时候还不得不一直待在座位上，把尿撒到瓶子里。” 西莉亚笑了。“我很高兴发生了这么多变化。”她探询地望着丈夫。“就这些？我以为你从里面找到了什么哲理。” “没错。我一直在想你们的行业——制药业。我有一两个想法，可能会让你感到振奋。” “那我倒可以用一点儿。” “像你这样的人，总是有很多压力，”安德鲁说，“我觉得你们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太过专注，以至于有时候——就像你现在这样——往往会只看到暴风雨前的乌云，而忘记雨后的一道道彩虹。” “提醒我一下有哪些彩虹。” “这很容易。我们俩开始一起生活的时候，你就给我乌云般的处境带来了一道彩虹——洛特霉素。它现在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仍然跟你让我最先使用它的时候一样好——它有效、能救命，是医生工具箱里的必备良药。当然，现在没什么人再谈论洛特霉素了——它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它存在的时间太长。但是从洛特霉素开始，算上其他的药物，到现在为止你们已经获得了药品大丰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药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真称得上是医药界的一场革命。而我亲身经历了这场革命，见证了它的发生。” 安德鲁思考了一下，继续说：“我从医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七年，大多数时候，当我们遇到病人时，往往只是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就只能抱着希望，站在旁边等着。疾病太多，而医生手里却没有武器和它们进行斗争，这样的情况让人很难受。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一座弹药库来和疾病斗争，治愈病患。这些药品是你们制药业提供的。” “我像是在听音乐，”西莉亚说，“再说一点儿。” “好，以高血压为例，20年前，只有几种治疗方法，它们常常还不见效。很多时候，高血压会成为致命的杀手。如今，通过药物来治疗高血压的疗法多得都数不过来，而且还很让人放心。由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病患减少了一半，而且还在减少。药物已经可以防止心脏病发作了，还能治好结核病和溃疡，能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生活。在其他疾病领域也是这样。那么多好药，我每天开处方都会时不时地用到它们。” “说一些听听。” 他飞快地背出一大串药名：“纳多洛尔，硝苯地平，消炎痛，甲糖宁，氯丙嗪，泰胃美，速尿，丙咪嗪，肼苯哒嗪，心得宁，猛多力，强的松，左旋多巴，环磷酰胺，异烟肼，肽7号。”安德鲁停下来问：“你还想听吗？” “我想够了，”西莉亚说，“你想说明的是什么呢？” “我要说明的是，成功而有效的药，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失败的药。每诞生一种失败的药——如沙利度胺，替尼酸，蒙太尼，苯恶洛芬，镇吐灵，以及其他你在电视新闻和‘60分钟’电视新闻杂志栏目里听到的药——就会有100种成功的药出现，而且受益的并不仅仅是制药公司，还有普通人。这些药不仅让人们远离病痛，还把一些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安德鲁沉思片刻，又补充道：“如果我要发表演讲——亲爱的，我想我现在已经在对你这个唯一的听众发表演讲了——我会说一说，你们制药业所做的事，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尽管它受到各种批评，但是它为人类带来了福祉。” “停！”西莉亚说，“话说得非常漂亮！非常正确！再多说一句都可能会搞砸。你已经哄我高兴了。”她笑了笑。“现在我得闭上眼睛好好想想。” 她这么说着也就这么做了。 10分钟后，西莉亚睁开眼睛说：“安德鲁，亲爱的，我要说几件事。”她稍作停顿，开口道：“对我来说，你不仅仅是丈夫，现在你还是我的神父，要来接受我的忏悔。首先，对于己菌素W引起的那些不幸，我有责任。对这点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早点儿行动，可能会避免一些死亡。在应该严厉追问的时候，我没有那样做。有些事，我的经验本来在提醒我不能听之任之，可是我却又觉得理所当然。我变得很轻率，在权力和成功面前变得有些陶醉——先是肽7号，后是己菌素W，我有点儿飘飘然了，以至于忽略了一些十分明显的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跟山姆在蒙太尼事件上发生的情况类似，现在我更理解那件事了。” 安德鲁说：“我希望你没有打算在法庭上把所有这些事都讲出去。” 西莉亚摇摇头。“我要是那样做就太蠢了。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我被人指控，被带上法庭，我一定会斗争。可是我必须向某个人承认我的罪过，这就是我要对你讲的原因。” “那么，文森特·洛德呢，假如他也被起诉的话？” “我们会给他提供法律帮助，这我已经决定了。不过，在其他方面，就只能祝他好运了。” 安德鲁温柔地说：“尽管我听了你讲了所有这些事——而且我承认大部分都是事实，我还是要说：你不要对自己太严厉，你跟我们其他人一样，也是人。没有毫无瑕疵的人。你比大多数人都要好。” “但是还不够好。我知道，我能做得更好。这样的教训对我很有帮助。”西莉亚的语气又恢复了往日的那种干脆利落、一本正经，“这是我想继续做下去的原因，也是我愿意做的理由。我现在才53岁，在菲尔丁–罗斯，我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你一定能，”他说，“你总能想出办法。” 两人都沉默了。片刻之后，安德鲁往身旁看去，发现西莉亚又闭上了眼睛，像是睡着了。 她一直睡到飞机降低高度准备降落的时候才醒。醒来之后她碰了碰安德鲁的胳膊，他转过头来。 “最亲爱的，谢谢你，”西莉亚说，“所有的好事都得谢谢你。”她笑着说：“我想过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能挺过去。我会胜利的。” 安德鲁没有说话，只是握住她的手。直到飞机在纽约着陆，他的手都没有松开。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